关于地方志体裁的探究

关于地方志体裁的探究
提要：新时期两轮地方志编修，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体裁。

其中“述”为地方志所特有，以叙述与议论为主要表现形式；“记”应属于一种篇目名称，包括大事记、附记、杂记等文章样式，大事记为编年体体裁，附记与杂记应属纪事本末体裁；“志”是由述体、纪事本末体、说明文体、图、表等多种体裁形式完成的；“传”体裁包括人物传及人物简介；图照运用广泛，但呈泛滥趋势；表的大量运用有助于文约事丰，但缺乏规范；第二轮修志以来，对“录”体裁的概念认识及运用发生了偏颇。

地方志的体裁具有明显的独特性。

关键词：地方志体裁研究
体裁为文章或作品的种类和样式，也有的认为还包括文章的结构及文风词藻。

地方志的体裁，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综合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文选等多种体裁之长，同时兼得地志、图经之要，形成以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文章样式为基本体裁，并且作为地方志法规规定内容，为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所接受，普遍运用到修志实践之中，成为地方志理论和编修实践的重要成果。

但是，由于地方志百科全书内容及其独特的体例、结构，决定了地方志的体裁有些是地方志书独有的，有些是其他体裁直接拿来为地方志所用，还有的是对传统体裁的改造。

于是，形成了地方志独特的体裁形式。

而在志书编修中，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对这些体裁的概念、特性认识上的模糊和运用上的盲目性，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一、“述”是地方志独创的一种体裁
地方志的“述”为七大体裁之首，是志书独特专用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

没有述体便没有志书的著述性、思想性、整体性、科学性等。

志书的述体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一）“述”是体裁而不是篇目名称
旧志无卷首概述，但各个门类一般都有无题序言。

民国时期，黄炎培主纂《川沙县志》，将各分志之前的序言标目“概述”，为地方
志“概述”名称之始。

其内容“重在简略说明本志内容之大要”，使读者“竟不及读全文而大致了了。

” （1）首轮修志，1981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制定《新编县志基本篇目》，设计“概述”篇，于是，在首轮志书设卷首概述普遍开来，是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的一个创举。

当时的概述，既是篇目名称，又是一种区别于正文的体裁形式，但在首轮志书所谓的“述”皆指卷首大概述，是一个篇目名称。

进入第二轮修志以来，许多地方志工作者认为，各专业志及其以下章节的概述（或称综述、小序、无题序等）也与这种体裁相一致。

因此，地方志的“述”便成为一种体裁而不再仅仅是篇目名称。

（二）述体的概念应指卷首大概述（或称总述）和门类综述
因为二者的基本特性是一致的。

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十一条：“述，根据志种和内容层次的不同，合理设置，概述事物发展全貌和特点等。

”志书实现整体性、著述性，仅靠卷首大概述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并且一个门类即一个相对独立的事物，适宜和方便撰写综述，二者构成了志书的“述”体。

而章、节、目中间层次的无题序（或称小序、小概述），笔者认为不宜再运用述体体裁撰写，因为一事物层层议论难免语言重复，也没有必要，而是以综合性资料为主的面目出现，少有议论或基本不议论，不包括在述体体裁概念范围之内。

（三）地方志的述体应该是记叙与议论并重的一种文体
志书对于述体所赋予的功能作用，是将横向门类的多种事物通过述体形成整体概念，解决地方志内容横剖而缺乏统一与中心的问题，既要概括地情，又要彰明因果、揭示变化规律。

要实现这一目的，夹叙夹议的形式是最为恰当的方法和手段。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地方志述体所赋予的功能与作用。

而许多述体的撰写，却明显地偏向记叙而少有议论，概述写成了概况，论述如蜻蜓点水，使述体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二、“记”应属于一种篇目名称而不是体裁
一般观点认为，地方志的“记”包括大事记、附记、杂记3类。

其原因是这3类的名称都带“记”字，所以归为“记”类。

其实大事
记与附记、杂记的体裁是不同的，“记”在地方志体例中更接近为一种篇目名称，用不同的体裁形式来表现。

两轮修志，存在着对“记”类的概念模糊、混淆、运用不当等问题。

（一）对大事记体裁认识有误
自首轮修志以来，志书中大事记的体裁，在方志界普遍认为：将记述当日、当月、当年发生并完结的事条叫做编年体；把当日、月、年发生但未完结而集中一处记述的事条叫做纪事本末体；或把记述内容单一简略的事条称之为编年体，将具有综合性事物、记述较详细的事条叫做纪事本末体；在一部志书的大事记中这两种形式混合运用的既叫做“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或“以编年体为主，兼以纪事本末体”。

还有的称之为“浓缩式纪事本末体”。

并将之写入志书的凡例之中。

如《正定县志（1986―2005）》（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万全县志（1988―2005）》（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

殊不知，这是对大事记体裁认识上的错误。

文章体裁的不同是文章的表现形式（种类和样式）不同，与记述内容、时间跨度、内容繁简无关。

按中国史学著述分类，编年体最显著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发生年月日记事，诸事并列，每事以年月日时间打头。

如《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纪事本末体则是以事立目，一事一篇，各篇又以时为先后叙其始末、发展、经过，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事件为中心，以篇目名称打头。

如《左传纪事本末》《左传事纬》《通鉴纪事本末》等。

在中国史学著述中，也不存在两种形式结合与混用的情况。

地方志的大事记以时间为重心，应该是正宗的编年体体裁，与纪事本末体无关。

（二）附记体裁的继承与创新
“附”指附在某事物的后面，“记”为记述，“附记”即附在某事物后面的记述文字。

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附在各专业志的章节之后（非全书之后）；二是编纂者之言（编者自己写的而不是收录他人的原文）。

收录内容是本题目不应包含、或不能全部包含，而其他地方更不合适的事情事物。

如首轮市县志《气候》篇附记《气象谚语》，《自然灾害》篇附记《1963年抗洪纪实》，《中国国民党》篇
附记《三民主义青年团》等。

第二轮修志以来，提倡体裁创新的重点集中在专业志的附记之类，先后出现了附“专记”“特载”“调查报告”“分析研究”“相关链接”“延伸阅读”等体裁和形式。

这其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专记与特载。

“专记”即专门记述；“特载”为对某一事物的特别记载。

从标题上看属报刊性质的栏目，也有的收录的是原始文件，混同了附录。

也有的认为，原始文件缺乏长久保存价值，正文中完全可以记述，没必要再增加专记、特载。

因此，200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强调：“慎用'特载’'专记’等形式，必须运用时应处理好与正文的关系。

”从中可以看出，“特载”“专记”不提倡运用。

二是“延伸阅读”与“相关链接”。

即将事物向纵深引进和更广泛联系的意思。

也是从报刊栏目名称而来。

如有一部第二轮志书“公检法司”篇延伸了《刑事案例》《民事案例》《经济案例》《2000―2005年交通事故情况分析》；一部第二轮志书“信访接待办理”篇相关链接了《信访双向责任制》等。

这种形式既不是“记”体裁，又不属于篇目名称，引入志书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三是“调查报告”与“分析研究”。

如有的二轮市县志在相关篇目下附记了《改善代表结构的专题调查》《农村农民生活能源变迁的调查》《××县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分析》《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及成因》等。

“调查报告”是对某项工作、事件、问题，经过调查后进行分析研究，形成的一种文书，有没有必要很难说；分析探究纯属论文体裁，为志书之大忌。

这些内容虽能使志书资料丰富，但却与志书“记”体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种局面是“创新”还是“滥用”体裁，在方志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至今仍无定论。

笔者认为志书编修仍坚持和规范附记的概念及其特性，对于该体裁的运用、防止混乱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附记与杂记体裁的混淆
首轮修志，附记与杂记在传统体裁的基础上形成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的形式。

二者既有共同点又相区别：一是虽然表现为不同的篇目名称，但都是设题立目完整记述某一事物的纪事本末体裁，体裁形式及功用、写法等都是相同的。

二是附记与杂记的区别在于二者设置的
位置，一些事物“无类可归只好列入'杂记’” （2），即有类可归的为附记，无类可归的为杂记。

也就是说附记在专业志之后，杂记无类可归，而置全书之后设专门篇章收入。

三是附记为附件特征，根据表现内容需要而设；而杂记设立专门篇章，编排次序，为志书正文。

（四）附记的泛滥与杂记的萎缩
一是许多志书将一些本应该入正文的内容却作了附。

如有的市县志于“乡镇概况”篇附《河南五乡镇》，“文明村镇创建活动”篇附《文明生态村北孙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篇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选介》，“招商引资”篇附《三资企业选介》等。

这些内容本应该属于正文，将其作附，既造成了正文资料层次深度不够，又形成了附件内容的混乱不堪现象。

二是附记内容大量增加。

统计《深县志》等10部首轮志书，平均每部市县志书的附记不过5篇上下，是一个比较弱小的体裁；而据10部第二轮志书的统计，平均每部市县志的附记在30篇左右，最多者达上百篇。

三是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是杂记。

杂记本来是志书传统篇目，亦称“丛谈”“志余”“杂志”“外编”等，是一种非常正规的体裁，为“虽事属琐屑而不可或遗者”（3）而设，收记无类可归而又有重要价值的事物编纂成文。

前面提到的10部首轮市县志书有8部设置了杂记编或章，收入杂记41篇；而10部二轮市县志书，唯有《大城县志（1989―2006）》设置了“杂记”篇，收录了《大城弹药库枪支被盗始末》等5篇杂记文章，而其他9部市县志书，虽然没有“杂记”的篇目名称，但有许多“杂记”内容编入了“附录”（志余）。

许多二轮志书编纂的《历史要事述略》《古迹考》《限外大事记》等都是以附录、附记的形式出现的，均可入杂记编。

这部分丰富多彩，前景广阔，增辉不少。

三、“志”是由多种体裁完成的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三条：“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

”并且这一观点在方志界形成了共识，几乎每部志书都在《凡例》里写了这句话。

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地方志的主体是志体”。

再者，地方志作为史学类的一种体裁形式，在大的概念范围来
说，区别于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实录、杂史、笔记、史考、丛书、地理、制度史、古史类等，在这一系列中，地方志是一种独立的体裁形式。

而地方志中的“志”直接指的是各专业志，指的是门类或篇章，所以从理论上讲，地方志的“志”属于篇目名称而根本不是体裁。

并且，专业志内容繁杂，无论是从反映地情的客观需要上还是从编纂实际上看，专业志所需要和运用的体裁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纪事本末体裁是专业志最主要的体裁形式
我国自先秦以来至北宋，史书的编纂，一是采用编年体，二是采用纪传体。

这两种体裁虽然都产生过不朽的名著，前者如《左传》《资治通鉴》，后者如《史记》《汉书》。

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编年体以年为经，突出以时间为中心的历史发展顺序，可是记事却前后割裂，破坏了史事的完整性，一桩完全的史事，被年、月、日分割成许多碎片，往往造成“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 （4）；而纪传体以人为主，它虽是综合性的体例，有传、志、表等手段可以运用，对于时间、事类和人物等各方面都能够兼顾到，但存在着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和脱节的缺点，结果也是“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5）。

总之，编年体和纪传体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共有的缺点。

为解决这一问题，南宋袁枢将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成为《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按内容分类重新编排，标立题目，每件事都按时间次序叙述得有头有尾，使人一目了然，于是创立了纪事本末这种史学编纂体裁。

其后至清代，又先后产生了《左传纪事本末》《左传事纬》《宋史纪事本末》等十三种纪事本末史籍，形成了中国历史编纂学上的一大流派。

地方志体例是编、章、节、目层层设题立目，特别是条目体的形式，以事立目，一事一篇，各篇又以时为先后叙其始末、发展、经过，完全与纪事本末体裁的形式相吻合，也可以说是纪事本末体裁在志书中的运用，因此，专业志的主体部分都是纪事本末体裁。

（二）说明文是专业志不可缺少的体裁
说明文体裁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来介绍反映某一事物的形状、
构造、性质、成因、类别、关系、功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

由于地情的“百科全书”和地方志记述地情“历史与现状”特性，决定了说明文体裁与专业志的密切关系。

一是专业志中大量固体物记述都应该是说明文体裁。

地情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事情事物，用纪事本末体裁；一类是固体物，用说明文体裁。

如厂矿企业、学校、景物、建筑物（桥、涵、公路、变电站、气象站、商场、文物古迹等）等，虽然也记述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但无疑属于地地道道的说明文体裁。

这一类在专业志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二是一些篇章本身就直接是说明文体裁撰写而成的。

如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就是我国最早的说明文体裁。

新编志书专业志中的“历史沿革”“气候”“地质地貌”“野生动植物”“水文”“土壤”“文物古迹”等整个篇章都应该是说明文体裁。

三是历史与现状的“历史”是动态的事物，采用纪事本末体裁；而“现状”内容则属于静止的事物，应该属于说明文体裁的范畴。

四是说明文体裁本来含介绍事物的形状、构造、类别、关系、功能等和解释事物的原理、含义、特点、演变等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志书只作具体说明，而忌讳解释概念。

此外，“述”体是专业志不可缺少的重要体裁形式；专业志的附记属于纪事本末体裁；图、表属说明文体裁；专业志中的人物简介属纪传体裁。

四、人物传与人物简介（传略）的关系及其运用
从名称上说，“简介”与“传略”同义。

相对于人物传来说，只不过是详略的问题，都是正宗的纪传体体裁。

只是在第二轮修志中，人物简介被赋予人物篇与人物传并列记述生人的概念，并且开展了设与不设的讨论。

一方面强调生不立传千古定理，一方面强调在世杰出人物的重要性，一度争得面红耳赤。

一些法规规定也出现了设和不设反复的情况。

其实，人物简介作为一种体裁早在首轮修志中就已经普遍运用，如许多志书教育篇设置了“优秀教师简介”等。

二轮修志以来仍有广泛的运用。

专业志的人物简介与人物篇的人物简介，体裁相同，写法一致，功能作用一样。

如果人物篇不设置人物简介而在专业志中设人物简介，既坚持了生不立传的原则，又实现了突出杰出在世
人物的事迹，丰富了专业志内容，何必计较设在何处呢？因此，志书利用好纪传体裁，于人物篇设置人物传记故人，在专业志设置人物简介记生人。

如“文化”篇设置“优秀文化工作者简介”“工业”和“商业”篇设置“优秀企业家简介”，卫生、教育、科技等领域均可设置“优秀××工作者简介”。

这样，既增强了以人系事，又不违背生不立传体例，可谓一举两得。

五、图照的相关问题
地方志图照的泛滥曾有许多提醒，但仍有许多地方志工作者热衷于此。

章学诚说：旧志附图，“诸图开方计里，义取切实有用，不为华美之观。

”（6）批评那种“流俗相沿，苟为悦人耳目之具”（7）。

早在1986年，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的地方志还不必去看它的本文，就使人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宣传色彩。

打开这本书后，首先出现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录，首先是大批的题词，以及选得不适当的照片。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格式就不合乎地方志的规范。

”（8）今之许多志书所附图照，有些正如其所批评的那样。

（一）许多示意图不够科学
第二轮修志以来，在专业志中附示意图呈逐渐发展势头，虽然收到了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之效，却也产生了泛滥成灾、混乱不堪之忧。

表现为简单的事物文字或表记述一目了然，无需再做什么示意图，如有的市县志设置的《农村人口文化结构示意图》《党员结构示意图》《财政收入比例示意图》等；复杂的事物用示意图表示很困难，或绘制示意图不科学，结果适得其反，使人看不出是什么意思来。

如一部县志设置的《2005年××县各行业企业所占企业总数比例图》，一个圆形图案，黑白深浅19种颜色，线条弯曲难辨，文字密密麻麻，既无比例数额，又无坐标显示，图例说明19项，图中文字280余，占据1000字的篇幅，只显示各行业所占或多（同一颜色多些）、或少，没有具体数额，看后不知所云，或者说这种图不适用于志书。

（二）照片过多过滥
照片清晰、逼真、征信、可靠，谓“无言之史”。

首轮志书普遍
运用于卷首，二轮修志以来，照片运用快速发展，大多进入专业志中。

但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许多照片价值太小，过多太滥。

有些是一般工作活动的照片，如一市志书采用的《学习资料》（一个全国发行学习资料书封面的照片）、《广电职工线路维护》（一个人正向电线杆上爬的照片）、《国税局领导在办税大厅指导工作》等，更多的是一般性会议的照片，如《庆“八一”军地座谈会》《抓教学上质量教师教学大会》《县政府召开再就业工作会议》等。

有一部二轮县志采用图、照达603幅。

按每幅图、照占0.1个版面计算，需占据五六十个页码、10余万字的篇幅。

其中有大量价值不大的，与志书“文约事丰”“惜墨如金”的体例风格特点大相径庭。

一般说来，照片比示意图的价值大。

而照片的价值，首推建筑物、重要物件、有重要意义的活动等。

至于一般性会议的照片，宣传、检查、正常工作的照片，其价值必然大打折扣，还不如不用。

六、表体裁的广泛运用及发展
表是地方志的传统体裁，并在长期的修志实践中发展和完善。

地方志表的类别可分为数据表、人名表、事物表3类。

对于表体裁的运用，还存在许多有待探讨和明确的问题：一是列表标准不统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如市县区志或专业志的体例结构、记述内容、体裁运用等具有一定的相同性特点，但表格的设与不设殊甚大，虽不能要求绝对化，但应有一定的共同性特点及规律。

二是表格内容主次不分、没有抓住重点。

如市县区志书设置的“政协提案征集情况表”，多数栏目只是“会议（或时间）、提案件数”两个栏目，没有抓住事物的主要内容，如果设置为“会议、提案件数、重点提案、承办单位、提案人”，重点就突出出来了，明显地增强了资料性。

三是设置位置、层次不合理。

有的设置在概述上，有的设在章节综述（无题序）上，有的在章下设，有的在节末，有的在目末，有的在条目末，有的设置在文字记述中间等，缺乏规范及合理性。

笔者认为数据表设在低层次优于高层次，最好设在倒数第一二个层次上。

因为高层次综合性强，不宜那么具体；设在最低层次必定内容单一而形成表格细碎。

四是表格式不科学规范。

常见的有标题要素不全、缺计量单位、不编制统一
的序号、表形式欠佳、眉目不清、缺少注与说明等问题。

七、录体裁的概念及运用
录为抄写、登录之意。

设置附录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著述和资料的矛盾问题。

根据章学诚提出的志书“三书体”之说，以“志”为著述，“掌故”和“文征”保存资料。

新方志的附录，当起章氏所设“掌故”和“文征”的作用。

（一）录体裁的基本特征
首轮修志，强调附录为与当地有关且有史料价值的原文、原件。

《中国方志大辞典》解释说：“附录是附于志后以原原本本保存地方文献和珍贵资料的汇录。

”“'附录’与'附记’不同，'附录’为原文照录，'附记’为编纂者之言。

”（9）“凡非志书编纂人重新编写，全系抄录他书旧文的篇目，均称为录”（10）。

即附录是原文、原件、原始资料，是照录、照抄，是出自他人之手，并非编纂者自己撰写。

因此，首轮志书，附录部分大多是《古代诗文》《旧志序跋》（11）《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献》《诗词选辑》（12）等。

录既可附于全书之后，也可附于各专业志之后。

第二轮修志以来，一些志书附录篇除收录原始资料外，将一些新编写、本应为杂记的篇目充斥附录之中，如某县志附录的《前志简述》《前志勘误》《历史要事述略》《古迹考》《限外大事记》等。

从体例上讲，修志时新编写的篇目与现成的“重要文献资料”完全是两类东西，显然很不协调，并且将杂记的体裁也搞乱了。

所以，这实际上是附录与杂记体裁的混淆。

（二）录体裁的运用现状
录作为志书七大体裁之末，在首轮志书尚可独立完整，但在第二轮修志中却遭遇了凄惨的命运：一是许多人认为原始文件缺乏长久保存价值，可以将之内容择其重要运用于正文，附录资料资源被堵截。

就《栾城县志（1993―2005）》等10部二轮志书统计，仅有3部设置了附录篇，专业志中只有1部有少量录体裁的影子。

二是有的市县志虽然设置了附录篇，但收录内容却是附录与杂记内容的混合。

如某县
志附录（称志余）收录《××县志补正》《资料辑存》《清康熙、乾隆碑碑文》等驻正定单位等文章。

三是一些志书所谓的“附录”实际上根本就是杂记的内容。

如许多市县志附录收录的“大事年表”“历代志书简介”“县志编修始末”“奇闻轶事”“限外辑要”“古迹考”“前志订正”“部分机构简称、缩写语与全称对照表”等等。

四是许多志书根本没有录体裁的运用，却在凡例中仍称“采用记志传图标录等7中体裁”。

看来人们对录体裁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三）录体裁仍有较强的生命力
附录是地方志传统体裁，又是新时期编修地方志的“法定”体裁，具有正宗、法定的效义，同时也是保持和发扬丰富地方志体裁的需要。

许多二轮志书运用附录体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如《万全县志（1989―2005）·附录》收录了《万全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全县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等17篇文件，对于一些重大事件了解当时背景、佐证采用资料、深入记述层次、保存历史文献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已经成书的新编方志中的附录，历史地理学家、方志专家陈桥驿指出：“一部方志的优劣，当然要从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但这一部分内容（附录），实在最足以估量修纂者的水平。

”（13）总之，地方志的体裁具有门类折叠的特性，因为文章体裁有类别的概念，又有具体样式的概念，因此有概念上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体裁大的类别概念上划分，一般认为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论说文、应用文、文学5个大类。

进一步划分，这5个大类中又含有编年体、记述本末体、杂文体、图、表、录等。

狭义的体裁有时是“文体”的同义词。

地方志体裁的概念及其意义，是体裁大门类概念及样式小概念的混合。

如述体为记叙文与论说文的结合。

“记”使用了两种体裁：一是大事记为记叙文中的编年体；附记、杂记为记叙文中的纪事本末体。

专业志正文由记叙文之纪事本末体、说明文体、图表等构成。

人物传、人物简介为纪传体体裁。

图、表为说明文类体裁。

录本身为一种体裁形式，但所录文章应该不限文体。

此外还有凡例、索引等说明文体，序跋等文学类杂文体裁。

地方志的体裁，是随着地方志反映地情的多样性，以及广大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