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 抗金名臣袁可立简介

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抗金名臣袁可立简介
本文导读：
明朝万历十七年进士，初任苏州府推官。

二十三年升山西道监察御史，五月初九日因直谏罚岁俸。

二十四年正月初十被罢官回籍二十六年。

泰昌元年八月十七日起尚宝司司丞。

天启元年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同年七月十六日晋太仆寺少卿。

天启二年三月初七日升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经筵，同年三月十四日，充廷试读卷官，同年四月初十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

天启三年十月初六日晋兵部右侍郎，天启四年三月初三日七上疏予告归。

天启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兵部添设右侍郎。

天启六年润六月初九为右侍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转左侍郎，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廷推南京户部尚书，十二月初一日加兵部尚书致仕。

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功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三上疏辞。

“公自此绝意仕进”居家不出。

南都以子枢赠光禄大夫。

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
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为官不阿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曾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

清兴“文字狱”，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

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岳鄂王精忠祠记》同时遭满清封杀令。

相距五百年，两位抗金名臣在此不期而遇。

其灵位被祀于苏州府、登州府名宦祠及河南睢州乡贤祠。

生平成就
职微犯巡抚昭雪太守冤
万历十九年八月，进士及第后的袁可立正任苏州府推官。

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

苏州自古江南重地，是当朝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无不是如履薄冰。

座师陆树声谙熟江南官场，对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担忧。

“即座师陆公为公虑之”。

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

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

……(知府)‘倚公如左右手’”。

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因按治豪横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李涞诬劾太守。

万历十九年五月，“中丞劾其不职。

得旨，下所司堪问。

”石昆玉“以强直失当途欢。

中丞台以乘墉而攻，无弗胜者。

竟夺于，清议咋舌。

(李涞)自免去。

”李涞迫害石昆玉的由头是“擅动吴县库银”，案情惊动皇帝，查了一两个月，结果是子虚乌有，于是公论汹汹。

南道御史李用中指斥申时行和李涞挟私报复。

万历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申时行上疏自辩：“臣何能私臣家人申炳?……若抚臣李涞之参石昆玉以钱粮，而臣之行勘昆玉正以显明其心迹”，说查处石昆玉有县令和巡抚的举报材料，我不过秉公执法而已。

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因李涞与宰辅申时行、王锡爵交厚，有司惧其威，无敢问者。

“事下四郡，司礼皆知诬陷，相顾愕盱。

”江南四郡的大僚惧怕惹祸上身，推来推去没人接案，最后把这个烫手
山芋推到袁可立手里。

袁可立“以锄奸为己任”，百辩雪其冤。

“四郡推公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

同列为缩项。

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

中丞愧甚，举屏自障。

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

” 李涞以万历十八年四月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至十九年九月去官。

历史记载是首辅申时行仅仅离职四天后，“应天巡抚李涞准回籍。

”
“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权势，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成就他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楷模。

” 此后袁可立成为苏州府名宦祠中与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的清官廉吏，更是明清两代近二百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的。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

”问案释疑，理雪冤狱，“给谏公(袁可立)李七年，而出人死罪者以数千计。

按部所过，囹为之空。

”
重案惊朝野推官审大案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结了一场轰动大明朝野的江南重案，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董范之变”，又称“湖州案”。

董份，浙江乌程县(属湖州)人。

明嘉靖进士，官终礼部尚书。

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诏黜为民。

董份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

“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
邑，殆千百顷。

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利息数百万。

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

董份之孙董嗣成本想让贫苦小民低价赎回自己的田地，以为善举，未曾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聚众哄抢闹事。

又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

“遮道陈牒”，“填塞途巷”。

七月，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按临湖州，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不堪其辱自缢而死，子范汝讷服毒而亡。

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范妻吴氏赴京诉冤。

“上见疏大怒”，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谪应望戍烟瘴，应参为民”，王汝训等俱削籍为民。

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均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处理官员级别之高“举国惊叹”。

从抚按到知府衙役，几尽塌方式被问罪，所涉大小衙门官员无敢再有过问此案者，而百姓状告不止，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风险。

董氏一案让当地主政官员大伤脑筋，“中丞惶遽无措”，召集浙江两台商议，最后决定征召袁可立前往处置。

“公至，即博收讼牒往各邑理之，以杀其势”。

又查得董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

但董、范两家仗着万岁爷开了金口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参与打砸抢的乱民。

袁可立顶住压力，认为法不及众，劝董、范两家见好就收，竭力保护弱势民众，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巨
魁势孤就擒，一指顾间而变定”。

其余均以民事分发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经过退还和平价赎回，董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贫民获益者颇多，董家从此一蹶不振。

不久，董份及长孙嗣成、次孙嗣昭三人“相继下世”。

转眼间人财两空。

说来董份和袁可立座师陆树声是同年，算袁可立的师叔辈，又是当朝正副宰相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座师，新任抚按和两台把这个震惊全国的棘手大案推给袁可立处理，其风险之高不言而喻，几百年后观之仍觉惊心动魄。

时也命也!
巡海问琉球断案奇如神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千余人，至殃及株连老幼无辜。

于是他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

上半年，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精美异常，袁可立致谢后将刀奉还。

但凭经验发现这并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属国琉球。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十三日，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为之震动，南大司马周世选于六月二十四日上报至京师。

并夸张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还有大量物资船械。

急于报功的
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推官袁可立在审验时发现没有战俘的任何口供，坚持不可草菅人命。

袁可立接手时，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且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偶有能语者“皆鸟语不可辩”。

袁可立据理力争，主张将人犯缓死暂系吴县监狱。

重新查验所缴获的物品，竟惊讶地发现三把“倭刀”很是面熟，仔细勘验后发现就是千总在数月前让自己看过的那三把“倭刀”，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其中。

于是顿觉案件大有蹊跷，推翻前案进行重审，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盛气凌人，死不承认诬良为寇，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你袁推官爱咋地咋地。

十一月二十五日，琉球贡使来中国转至南都，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请他们过来指认，“倭寇”见贡使至，大哭，贡使一眼就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国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来的，贡使所述人数特征完全相合。

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国与妻子团聚。

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公尝查盘海上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不纳，然心识其为琉球物也。

不数月，海上报擒活夷二十口，夷器若干。

巡抚檄公查验，而二夷已毙杖下，其十八人皆鴃舌不可辩，夷器中三刀即公所掷还者也。

公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

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
纵之还。

夷感其德，民服为神。

”
结果上报京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帝令“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

”
倭警相倾轧明察辨秋毫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

事起于万历二十一、二年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朝，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

秦灯是无锡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喜欢听曲唱戏。

和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甚相投。

“王能文章，秦能说善论，乔善书能武，各有时名。

”壬辰(1592)、癸巳(1593年)年间发生的一个事件，酿成了后来三人灭顶之灾的“乙未事”。

起因就是三人顺应当时的形势，招募乡兵御倭保家，年轻气盛，有一个叫赵州平的恶少混迹进来，一来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户结下梁子。

“鲜衣怒马，瞠目语难，招摇都市，遂有告其谋叛者”仇家举报说他们大肆招兵买马，企图聚众谋反。

指控说三人在一酒楼内指天划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称“朕”大逆不道。

福建巡抚许敬庵接报后大惊，立即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朱弘谟本就对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不懂戏文，立刻兴大狱将三人做实。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事件惊到了身居九重内的万历皇帝：“朕意此恐风闻，若擅发行必骇众听，惑乱人心”，三司大惊。

“错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抚按会勘。

”兵部尚书石星感到事情重大，一旦坐实就不是三个人头落地的事，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实。

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吏科给事中耿随龙曾上奏说“丹阳县民赵州平等恶少酒狂，初非倡乱不得误入。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奏疏被压了下来。

巡抚朱弘谟担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抢先定调判决，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

人犯被押赴刑场，大声喊冤不止，袁可立觉得疑点重重，不顾巡抚阻扰，不同意草率处决人犯，请以乌纱前程作保暂缓处决。

后经袁可立多方查证，发现他们的招供状全是子虚乌有错讹百出，最终洗清了冤屈。

“公独谓是狂生，无他”。

而所谓的“称‘朕’”，不过是王的一个家丁好说书，给大家说讲赵官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哄堂大笑，秦灯口无遮拦学说对答即兴称“朕”。

真是谋反哪有如此大张旗鼓的。

秦、王
先后毙死狱中。

当乔一琦从死牢中被解救提出时，天空无云而雷，吴中传为“雷鸣案”。

最终活下来的乔一琦于万历三十一年从军报囯，“思奇功雪前耻”，后在明金萨尔浒战役中身陷重围，壮烈殉国，从死者四十二人，祀忠义祠。

“王士骕、乔一琦等，吴中狂生也。

会闻海上倭警，因招集乡勇，挟弓矢以自卫。

修郄者以谋逆中之，抚按为之色变。

公廉其无他，百口保焉。

后会鞫，果不得实。

而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

”
抗旨斩弄臣万民呼青天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冬，连审惊天大案的袁可立治行报到吏部尚书孙丕扬那里，以政绩第一拟擢升给事中，受到万历帝特别召见，“内召当锝谏省”。

时有吏科都给事中林材者巡苏州，官员们都畏惧他，行跪拜大礼，独袁可立按法定礼节“长揖不拜”，林材就此怀恨，挟私报复阻遏，当地驻军为袁可立鸣不平汹汹不已，袁可立作长揖平息事端。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从容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

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将罪行张榜于五都衢，“重棰问抵” 。

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

”遂将说者逐出门外，众阉恨之切齿。

然而，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

“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为动。

”袁可立不给皇帝面子，毅然抗旨将弄臣正法。

京师称“真御史”。

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臣，凡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

“迨奉命巡城，而持斧埋轮，贵戚敛手。

”万民呼“袁青天”。

泰昌皇帝赞扬他“详刑惟允，执法有闻”。

雷震景德门建言罢官籍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初九日，御史袁可立请录谪
臣，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

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

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

疏上，夺俸一年。

九月，雷震景德门，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

袁可立再次上疏：“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

”。

又尖锐指出时局之艰危：“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并直接把矛头指向万历皇帝：“郊视不亲，朝讲久废。

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

是非倒置，贤奸混淆。

□使忠者含冤，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

疏上，触帝怒，继忤次辅沈一贯，“乃于(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降三级调外任用。

因吏部疏捄，于丙申(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奉(旨)降杂职边方用。

因辅臣疏捄，奉旨革职为民”，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

“公方与同官奕，闻报，从容敛枯棋入奁，起无变色，策蹇出长安门，众共惜之”。

史称“震门之冤”。

“及抵里萧然，图书数箧”。

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二十六年间，三次即家征召“御史”，并不赴。

“而公雅尚高洁，其视一官若敝屣也”，终万历一朝不复出。

罢官期间，袁可立与文友结联诗社，教化地方。

礼贤父老，调停事务，代民请减赋税徭役。

与同里大司农李汝华丈量厘清睢州田赋。

又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力请大修睢郡城池，自此“新旧两城屹立如金汤”，“贼不敢窥”。

二十年后的崇祯八年，睢阳卫战败而亡，其子袁枢赖此城破家募勇御顽敌，完保睢城一郡生灵。

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

“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协济三百名。

公曰：‘民力竭矣’。

即白之卫辉何守。

寻得减免，人人感恱。

”袁可立罢官后从不出入公府，这次亲自出面去卫辉府为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见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关外战事起条陈上方略
泰昌元年(1620年)，袁可立沉冤得以昭雪，八月十七日起尚宝司司丞，天启元年(1621)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三月二十日奉旨遣祭历代帝王及孔子祖陵，五月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七月十六日在河南睢州家里就地晋升太仆寺少卿。

泰昌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

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

天启元年，封疆多事，辽沈、广宁相继失守，全辽沦陷。

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

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向天启皇帝大胆提出七项建议：“一收残兵，以省调募。

河西之兵虽败，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

若拒之不纳，必为(虏)用，是籍□兵也。

近复议调西兵，旷日持久，何资涸辙，宜数容其入□，驭以□威，稍汰老弱，收转败为功之效。

一出奇兵，以图制胜。

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

宜急勅登莱抚臣督兵过海，□乘虚捣，绝其饷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胜深入。

法曰：攻其必捄也。

一明赏罚，以振法纪。

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

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

威克厥爱，兵家所违。

且论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职，国法谓何?
所当急斩逃臣，还逐臣。

则赏罚大明，而戡乱之策可次第举也。

一慎防守，以固封疆。

寻诸者言，敌与西合一片石。

桃林古北喜峰诸隘口，公奏宜守御筑墉。

河西既失，则之门户当严。

本兵既出视师，当遂驻镇，□ □调集附近诸军列营口外。

又自抵都门，置重兵数处势相联络，如常山率然以便策应，则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摇也。

一实京营，以固根本。

养马增士卒，习骑射。

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

按籍而数之，营兵不可谓不多矣。

然为役占为包揽，聚如乌合，散若鱼惊，其精强可用者十之一二耳。

宜及此设法核其实数，分为上、中二，严加训练。

上者以战，中者以守。

饷以因之，庶□ 缓急可赖也。

一多储资粮，以防未然。

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

城守之计，以食为本，则粮饷之储不可不预目。

今宜寻访于忠肃公故事，通州之储悉运入京师。

而又谕令在京勋戚巨室之家各庄盖藏，母置城外。

即有不测，城守固矣!
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

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悬官之空乏。

自东事屡败，而文臣武臣相继陷没，主爵者苦于无人可用。

臣□ 读圣谕，以公侯悬赏，欲得出奇建功之人,洋洋圣谟，急于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况下僚伏，草莽如田畴、魏胜者更夫不少，若循资以求，则真才安得脱颖而出?今吏、
兵二部宜出招贤文榜，令各陈所长，赴部实騐，果异赝鼎，列名上闻，群策并举，无难灭矣。

”
疏上，帝一一嘉纳允行。

天启二年三月初七日，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三月十四日“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

” [106-108] 取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三十六人为翰林院庶吉士。

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孙承宗一道担任殿试考官外，还成为天启皇帝讲述经史的帝师，“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这为日后袁可立出镇登莱、晋位中枢奠定了基础。

授命立危疆节镇抚登莱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后，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

有识之士纷纷出谋献策：“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

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

”此时的登莱已成了与后金占领的辽南一水相隔的前沿，担负起了光复辽东的重任，同时也是辽海前线的后勤转输和练兵基地，而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则刚刚因贪赃被免，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

朝野震动，京师戒严。

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先后将孙承宗和袁可立两位帝师忍痛推出赴边。

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天启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

”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使持节视师海上”。

“公受上眷知亦深矣“
袁可立拜命就道，从河南睢州出发路经金乡就遇到了白莲乱军，袁可立带领家丁冠带披甲直冲敌垒，连自己60岁的夫人都亲上战场擂鼓助阵。

“公填抚登镇，适莲妖东奴交讧，而夫人从公戎马，亲抱桴鼓不以为惧。

”“公出登莱时，莲贼初在金乡，猝与遇，单骑麾之，败麇散去，徐用登师捣其后，是以有兖东之功。

”袁可立又檄令发登兵“七千余名”与山东巡抚赵彦调兵剿而抚之“，严缉首者，胁从不问，令流民各自还乡生产。

袁可立抚登三载，坐临登莱，开创东江，厉兵秣马，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军队，与枢辅孙承宗、津抚李邦华、
毕自严、总兵毛文龙、沈有容等戮力策应。

“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

”而兵戎之盛甚称规模：“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

”
袁可立锐意规划，整肃军纪，操练水师，打造战舰。

沿海增置炮台，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海岛基地，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

袁可立拓地筑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难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

“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

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

”
袁可立抚登期间，市农工商安居乐业。

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

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时出现了“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

有明一代，登莱巡抚计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为，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登莱巡抚。

造就了登州水城的兵戎最盛时期。

天启三年四月，上“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

”
首辅孔贞运赞叹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
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

抚登数载，“海无传烽，亭有息鼓”。

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

枢辅孙承宗评价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
海陆相犄角奇兵复辽南
袁可立受命赞理东征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

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沈有容和张盘飞船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战线绵延至千余里，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

天启二年(1622年)十二月，袁可立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再次向朝廷奏报，要求拨付足够的费用“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

”“更呼吸岛帅(毛文龙)，驶千帆继其糒”。

时后金“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

”袁可立在“去鼍矶岛四百里”的水域广布水师，“逾铁山联广鹿岛”，又“于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

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

制炮设墩，旌旗相望。

”“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

”“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

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各分讯地，侦逻于广鹿诸岛之间，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