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业型大学在中国实践的三个阶段

现代教育管理•2020年第12期
论创业型大学在中国实践的三个阶段①
付八军1,王佳桐2
(1.绍兴文理学院，浙江绍兴312000；2.国立群山大学，韩国全罗北道群山54150)
摘要：创业型大学在中国的实践，既可能失败也或许成功。

创业型大学在中国的实践主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传统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这是创业型大学在中国实践不可逾越的初级阶段。

当应用型大学能够凭借人才培养质量与科研成果效应而不是政府的文凭保护获得办学资源后，创业型大学在中国实践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自力更生阶段。

当传统院校普遍转型为该种精神特质的大学，或者创业型大学的办学理念成为一种高等教育的常识，那么“创业型大学”这个概念就可以因为完成“唤醒与启蒙”的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在大学转型过程中被“内容指向一致”的其他概念所替代，这便是创业型大学在中国实践的第三个阶段。

关键词:创业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自力更生;概念消退；高等教育常识
中图分类号:G647:G6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485(2020)12-0049-07
DOI：10.16697<j1674-5485.2020.12.008
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achnology)、斯坦福大学(Atanford Univer­sity)>英国的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德国的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at Miinchen)、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University of Singapore)>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韩国高等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芬兰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新西兰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hland)等全球一大批创业型大学创造佳绩之际，中国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高校转型之路却是阻力重重，出现中西创业型大学南橘北枳的现象。

要走出中国创业型大学建设的发展困境，就要从寻找创业型大学的中国发展道路出发，探讨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发展阶段，做好“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创业型大学在中国实践的“阶段论”，是学界尚未触及的研究主题。

基于阶段特征与功能使命,创业型大学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可以分设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初级阶段：传统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
中国传统本科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传统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

建设应用型大学，是创业型大学在中国实践不可逾越的阶段;建设创业型大学，是中国应用型大学充分彰显办学活力的前进方向。

国内有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应用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重要
收稿日期：2020-03-11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大学教师学术创业研究”(BIA180207)。

作者简介:付八军，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王佳桐，国立群山大学技术融合创业学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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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层级性。

有文指出，创业型大学为中国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⑴;推动应用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有利于提高大学科研实力与科技成果转化率，增进区域科技发展水平和国家综合竞争力⑵;应用型大学选择适宜的创业型大学范式,能够解决应用型大学的诸多问题。

⑶但是,鲜有学者看到建设应用型大学是创业型大学中国化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从而就难以理解创业型大学在中国实践是一个持久、渐进、自然的进化过程，这可谓创业型大学建设本土化的中国特色模式。

推进创业型大学的中国实践，之所以要以应用型大学建设作为第一个发展阶段，主要缘于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由于缺乏相应的办学自主权，中国传统本科院校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型为创业型大学,它需要寻找一个过渡性的大学实践模式。

政府与大学的平行并列主体关系，是创业型大学成功实践的前提条件。

无论伯顿・克拉克还是埃兹科维茨，这两位创业型大学理论鼻祖均坚持这个观点。

如伯顿•克拉克认为创业型大学更加倾向于“自我驾驭”而不是“国家引导”⑷,政府过多的参与会导致“奖励变成惩罚,,［5］。

埃茨科维兹从三螺旋创新理论出发，更加强调大学与政府的平等主体关系,并认为等效并重叠的机构三重螺旋模型是最理想的。

同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要“切断政府直接干预和管理大学的脐带,……让大学回归大学”切是难以实现的。

第二,地方本科院校迫切希望向创业型大学转型，成为创业型大学中国实践的建设主体⑷，但这些院校当前服务社会的能力有限，难以凭借自身实力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从而首先要以应用型大学作为建设目标，不断提升自身服务社会的能力。

确实,由于先天身份、所处区域、发展基础等原因，地方本科院校相对于老牌本科院校而言，在面向政府竞争各种资源上处于不利地位。

于是，勇于探索的地方本科院校积极寻找出路,希望另辟蹊径，迈入创业型大学道路。

但是，这些院校当前“办学基础薄弱，教师转型困难”⑼，“服务地方能力不强”血〕，面向社会竞争资源的能力同样很弱。

而且,这些院校对创业文化的认同感尚未形成,现有办学条件不能满足创业文化的需要。

⑴］因此，地方本科院校首先要建成名副其实的应用型大学，然后再寻求向创业型大学转型。

第三，应用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内在基因，它们均坚持学以致用而不是学以致知的应用学术观,只不过，创业型大学是更为彻底的“应用型”。

创业型大学以应用性知识作为生产原点，以此来培养创造性人才并尽可能致力于科研成果转化，体现鲜明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

应用型大学将以科研转向作为其制度创新的路径,逐步推动学校走上学以致用的办学道路,最终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与开展应用型科研作为学术追求。

至于应用型大学是否要以此从社会上争取办学资源,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由于缺乏相应的办学自主权以及学术能力，当前还无法跨越学术资本积累阶段而直接步入创业型大学轨道。

可见,应用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处在同一个轨道，朝着同一个方向迈进，只不过，应用型大学是创业型大学的奠基阶段，地方本科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第一站便是应用型大学。

定位于应用型高校已经成为广大地方本科院校的战略选择〔⑵，但这些院校离真正的应用型大学相距甚远。

若要致力于创业型大学建设，这些应用型高校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推动科学研究的转向。

基础研究瞄准学科高峰，不追求成果的应用价值;应用研究瞄准行业需求,关注服务社会的可能性与市场性。

应用型大学的科研要通过科研管理与评价机制，实行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向。

这种转向的要旨，在于激励教师从生产生活实践乃至具体的人才培养活动中提取问题,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寻找理论,强化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或者说“知识创价”⑴啲意识与使命，最终以解决问题或者社会反响作为检验成果的唯一标准。

第二,提升人才培养效果。

科学研究与教学育人是“源”与“流”的关系，不同价值追求的科学研究,必定培养不同规格的人才类型。

倡导应用性研究，在人才培养观上正是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

在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上，学界取得诸多共识。

如在指导思想上，培养“能就业、好就业、就好业”的毕业生是应用型大学的根本任务，也是应用型大学赢得社会声誉的根本保证;在人才定位上，要为工业4.0时代区域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经济结构调整服务，培养具有较强知识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在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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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上，要与企业协同开发课程资源,开发知行体系应用型课程,强化实践课程体系；第三，增强行政管理效率。

当前，地方本科院校存在官本位色彩较浓、成本意识薄弱、创新创业动力不足、行政管理工作效率较低等问题，距离创业型大学所要求的精简高效、求真务实的办学文化相距甚远。

因此在政策与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应用型大学需要探索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培育与践行成本意识,提高工作效率与效益。

二、成熟阶段：凭借学术从市场上获取办学资源
当应用型大学具备较强的社会服务能力，以其教学服务与应用性科研成果的质量能够从社会上竞争到办学资源,应用型大学就自然进入到创业型大学具有“自力更生”能力的展现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业型大学。

处于这个阶段的创业型大学具有如下特征：
（一）在人才培养上，凭借教学服务质量而不是国家文凭效应赢得生源
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BConant）曾说,“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这句话适用于古今中外一切大学，创业型大学亦不例外。

不过,创业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不是依靠国家文凭效应来保证，也不完全依靠优秀生源来成就,而主要凭借良好的教学育人效果，能够将基础不那么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为相应领域或岗位上具有竞争力的优秀人才，明显地实现接受高等教育期间个人在知识、能力与素质等方面的增量。

这个“增量”能让教育的消费者、人才的消费者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也正是创业型大学依此赢得社会各界支持的力量之源。

当前，中国大学生厌学现象较为普遍，“教者无乐趣,学者无兴趣”预示着大学课堂存在“教学危机”［⑷。

课堂教学仍然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与主渠道,课堂教学的危机预示着人才培养质量的危机。

只不过，高等教育以及人才市场发挥的人才选拔功能,催生学习者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高校在人才培养上的缺位或者疲软。

钱学森先生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⑴］这个问题，其实正要从课堂教学危机的角度寻找答案,从提高人才培养适切性的层面推进改革。

需求是高等教育变革和进步的根本支撑点〔阁,也是激活课堂教学活力、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动力源。

社会上大量需要的人才，不是传统的理论型人才,而是“懂技术、会应用、能应用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切。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对思辨能力与理论素养的培养，这与“分析与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培养”不仅没有对立,而且是相辅相成甚至完全融合的。

可以说，越是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对相应问题理解得更加透彻，其思辨能力与理论水平就会越高。

创业型大学正是从这个角度为社会培养需要的应用型人才，遵循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基本要求，解决“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劣质产品供给过剩、市场供需不相匹配、部分教育产能过剩等”［阁问题。

因此，处在这个阶段的创业型大学，已经具有培养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它不仅能让在校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从能力提升而不是文凭获取角度来学习，而且还能让大量社会人士为获取高质量的教学服务而购买该校的各种课程教学资源。

（二）在科学研究上，根据社会实际贡献而不是传统量化考评赢得尊重
毫无疑问，科学研究是创业型大学学术创业的前提,具有应用价值和商业潜力的科研成果是创业活动的基础。

［⑼但是,在创业型大学中科学研究只是一种手段,不是学术追求的最终目标。

也就是说,科学研究是创业型大学教师提升教学服务水平、推动成果转化以及获得学界声誉的内在追求与自觉行为。

在这种科研价值观的指引下，创业型大学不会对任何形式的传统科研成果予以任何形式的直接奖励,“在行政化的导向下,职称评聘标准逐渐形成以发表论文数量和论文刊物级别高低决定评聘资格的一票否决制，这种做法助长学术界令人诟病的造假抄袭和学术腐败之风〔如”，在人才培养效果评价的基础上，如浙江省原省委书记夏宝龙指出的“以转化实绩论英雄”⑵］。

“对于贴近市场的高技术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而言,知识的商业潜能及产生资源的能力被看得同知识对于发现的意义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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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待遇既是高校吸引并稳定优秀教师的重要条件,也是激励大学教师热心从教并开拓创新的关键因素。

在我国众多高校乃至应用型大学中，传统学术业绩奖励成为大学教师收入天平的重要耘码，这是当前我国高校普遍重研轻教的重要诱因。

创业型大学虽然关闭传统学术业绩的奖励偏门,但为教师打开从社会上获取财富的正门O 从国家的政策动向来看，创业型大学教师实现知识转移转化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优惠。

如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鼓励科技人员创业;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允许教师适度兼职兼薪;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将成果转化作为项目和人才评价重要内容;2017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更是提出，鼓励事业单位人员在职创办企业。

当然，对于创业型大学教师的学术创业活动而言，“它们的底线是声誉,而不是金钱利润。

”凶同时，政府在“鼓励”的前提下，通过“鼓励+规范”逐步消解商业文化对学术文化的冲击，实现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学术文化与商业文化等的相得益彰。

正如有学者指出，“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没有硅谷,斯坦福的光环会黯淡许多。

两者的繁荣至少证实,知识创造与价值创造绝不是割裂的，可以进行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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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办学经费上，依靠政府但不再主要依靠政府的核心资助而运转
钱是大学的生命滋］,制约地方本科院校发展最根本的因素仍是办学经费问题。

地方本科院校要实现“弯道超车”，建成一流应用型大学,则不能仅将“应用型”作为战略目标,更要将“应用型”作为转型手段，以此来改变对于政府核心资助严重且单一的依赖，拓宽融资渠道以实现办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事实上，通过各种途径融资，以此来反哺学术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向与普遍现象。

如，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英国大学获得的政府基金急剧减少,这导致许多大学不得不寻求多元化的融资途径。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务长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均表明，他们的学校必须在市场竞争中才能生存与发展，“学术界曾认为企业家的野心必然是邪恶的，而它现在却成了一种美德。

”滋〕哈佛大学不断扩大其办学基金,“高额学费与高比例奖学金资助是哈佛大学成就精英教育在财政方面的典型做法。

”⑵］曾有一项关于美国大学校长“最花时间的四项工作”的调查，发现有50%以上的大学校长被占用工作时间最多的依次是筹资、规划和预算三项工作。

其中,公立大学校长花在筹资上的时间占44.2%,私立大学校长花在筹资上的时间占77.0%丿28］在澳大利亚,大学校长鼓励教学科研人员充当创业家。

⑵］总体来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越来越关注办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由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

相对于传统型大学依赖政府拨款与政策优惠的生存方式，创业型大学更应该“自我依赖、自力更生，寻求不断扩展的外部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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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业型大学注重办学效率与效益，并且开辟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其经营特征的内部管理文化就呈现出来。

到了这个阶段的创业型大学，校长的“官味”与“级别”越来越淡;无论教师还是职员，均以能力与业绩获得报酬并委以重任,人与人之间的依附或者从属关系淡化,“双创时代拒绝所谓的'背景'”［如;大学对政府严重单一的依赖状况大大改观,能够从社会获取较大比例的办学经费;等等。

中国的创业型大学难以像莫纳什大学那样强化学术创业的任务，例如，该大学根据二级学院院长们在推进创业型大学目标上前进多少来评价他们的绩效⑶］，但是，设立与运转“处理专利和授权事务的办公处”，同样是大学获得经济效益、反哺学术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总之，中国特色的创业型大学建设与发展，同样要以充裕的办学经费作为手段,但绝不是以经济效益与利润回报作为目的，最终也必须依靠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的社会声誉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三、消退阶段:"创业型大学”成为高等教育的常识
在我国只要有一所传统本科院校成功转型为创业型大学,便会在榜样示范的作用下推动更多传统院校迈向创业型大学的行列。

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传统院校转型成为创业型大学之后，作为一个概念的“创业型大学”也就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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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静悄悄地退出历史舞台。

这就好像随着师范学校的消失，“师范教育”在发达国家的有关文献和研究资料中已经绝迹，许多人现在已经不理解“师范(normal)”有“教师教育”的含义了。

列到了“创业型大学”概念的消退阶段，许多人也不知道身边形形色色的大学，正是以往学者努力描绘与建设的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o那么，学者苦心孤诣构建起来的创业型大学理论大厦，为什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坍塌并且灰飞烟灭？明白其理由，也就明白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对此,我们可以从理念与实践两个层面解析。

从理念层面而言,创业型大学理论研究传达的最强信号就是告诉传统院校，应该逐渐减少对于政府过多过强的物质依赖,应凭借人才培养质量与成果转化效益走上自力更生的办学之路，当这种理念与意识成为大学的一种常识，“创业型大学”这个概念也就失去研讨的价值与意义。

“创业型大学”的概念20世纪末首先诞生于美国，随后在美国掀起创业型大学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研究热潮很快转变为“渐弱型前沿”［如。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创业型大学研究由热点主题、最新前沿很快转变为渐弱性前沿，重要原因在于该概念所传达的理念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

从某个角度而言,伯顿•克拉克与埃茨科维兹提出并论证的这个概念,最初由于回应了高等教育实践中一些颇具重大意义却又缺少发现或者归纳的现象，从而引起学界的极大热情与研究兴趣，但当社会各界认识到其成为常识问题之际，创业型大学的理论研究自然少了许多探索者与欢呼者。

对于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以“政治论哲学”［迪作为高等教育决策基础的国家而言，创业型大学的实践才刚刚开始，其理论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甚至还要与各种传统的保守观念对峙与交锋。

在这样的国家,创业型大学概念的溯源性诠释与理论大厦的本土化构建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

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社会变革的发展趋势。

随着西方创业型大学成功案例的不断引入以及中国创业型大学建设的成功实践，创业型大学在国人心中的形象也将由一个“异端'逐渐发展成为“类型”，最后变成一种“常识”。

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学界对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也会像美国那样逐渐从热点主题变成“渐弱型前沿”，最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学者的视线中。

“距离产生美，距离也产生真。

任何对于历史(事件、事实)的回顾与反思，总是基于一定的距离进行。

咱C站在美国的立场回望其“师范教育”概念的诞生与消亡，能够深刻地领会师资培养的发展进程。

事实上，当前站在中国立场也能感受“师范教育”概念的冷却与隐退。

若干年之后,我们再来回望“创业型大学”概念的诞生与消退，其感受也是完全-样。

从实践层面而言，创业型大学是人们为了指引高等教育变革而创设的一个概念，当实践层面的创业型大学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作为一个具有指引价值的概念必然会失去价值，无须研讨并且走向消退也就是自然归宿。

创业型大学研究在美国之所以走向渐弱型前沿，这与美国创业型大学实践已经获得蓬勃发展密切相关。

美国不仅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一批被学界推崇备至的创业型大学典范，而且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等大量公立大学⑶〕,都被伯顿•克拉克视为创业型大学的新案例。

创业型大学的理论研究在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译介阶段，甚至其学术观点不时受到学界围攻，同样与中国缺乏成功的创业型大学实践案例密切相关。

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有助于创业型大学本土化实践。

如在1985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了要“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998年公布并于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均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现民主管理”；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提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

除了前文提到近年密集发布地鼓励学术创业的政策夕卜,201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在推进高等学校教师薪酬制度改革上，要建立体现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扩大高等学校收入分配自主权。

……高等学校教师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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