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唐代铜镜的装饰纹样特征

品唐代铜镜的装饰纹样特征
铜镜，又名照子、青铜镜或铜鉴，是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颇具特色的一种门类。

据考古发现最早出在商代，后直至元代玻璃普及，前后共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铜镜不断演变装饰纹样中折射出了不同历史进程中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迁。

本文以铜镜发展最为鼎盛的唐朝为代表来做分析。

唐朝的建立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繁荣富强的极盛时期，不仅政治稳定，而且市场经济发达，传统铜器的生产，到唐代大部分品种已趋于衰落，原有的一般日用品铜器，此时已渐被轻便使用，易于清洁的陶瓷器所取代，而美观盖亚的漆器与华丽富贵的金银器在生活中的地位，更使传统铜器无法望其项背。

因此，唐朝时期的日用铜器变渐渐减少，只有用于宗教的铜制法器还相当程度的保留了传统工艺的精细加工。

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铜镜是人们日常起居必备的器物，它的功能则非漆木或陶瓷、金银可替代。

因而，唐时期虽然其它传统铜器逐渐式微，而铜镜却由于受到外来文化和其他工艺品种的滋养和补充，其艺术面貌愈渐华美，成为唐金属工艺中能够令人瞩目的品种之一。

加之铜镜与时盛行厚葬之风的唐代必不可少的随葬品，因而铜镜的铸造、装饰、造型别具一格。

中国新兴镜类的序幕由此拉开，其间丰富多彩且别具特色的装饰纹样，更是唐文化的直接写照。

唐代历史发展，从文学史看，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几个阶段。

而作为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演变，则大体上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前期只初唐、盛唐时期，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中唐、晚唐是它的后期。

前后的工艺美术生产具有不同的特色。

首先，铜镜的装饰纹样逐渐由神秘走向世俗，是唐朝人们思想开化和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

目前商代铜镜共发现无冕，铜镜的装饰也极简略，如平行纹、叶脉纹等。

至汉代，正面磨光技术得到了解决，铜镜开始大量流行，成为铜镜的第一个高潮，背面的装饰纹样也大大丰富起来，创造了许多圆形适合纹样，并开始向装饰绘画演变，并能把幻想与现实放在平等的位置，但仍有大量神话题材占主导地位，诸如传说中的东王公、西王母神仙、羽人等。

发展到唐代，无论造型、装饰、铸造工艺都别具一格。

其中纹样内容的取材变得更为广泛、形式更为活泼、内容更加丰富，完全摆脱了神秘感。

大量的社会生活题材纷纷登上了装饰舞台，最常见的题材有骑士打马球、狩猎或女子梳妆图等等。

狩猎题材的大量出现，则生动地反映了唐朝人们业余面貌。

据载，狩猎乃是唐朝统治者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唐太宗还将其与国家的统一、国泰喻为三大乐事之一。

狩猎场面在当时的许多艺术品种都有体现。

例如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东壁的出行狩猎图，它由四十多个骑手、两只骆驼及树林、青山组成，骑马者有的抱狗，有的驾鹰，骆驼驮有铁锅、林柴等，再现了浩浩荡荡的狩猎场面。

神龙二年懿德太子墓，有湖人牵着猎豹、男侍牵犬驾鹰等内容。

例外，打马球也是唐代十分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深得皇帝和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喜爱。

子软也也成为铜镜中取材的内容。

在《封氏闻见记》中华就记在了唐太宗曾与侍者谈论打马球的事情：“闻西蕃人好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

”同书海记载了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赐观打球，临淄王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等四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的情景。

其次，铜镜纹样逐渐由动物纹向花鸟纹和植物纹转变，不仅反映出当时人们追求艺术之心更为超功利而且也从侧面反映出唐朝的民族大融合。

唐朝时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的社会特点，可以有“统一、上升、自信、开放”八个字来说明。

所谓统一，就是疆域的扩大和政令的统一。

它重视民族间的和睦与合作，例如西北的突厥、回鹘，西南的吐蕃、南诏，东北渤海等少数民族证券案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都十分频繁。

最能体现唐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代表就是大量葡萄纹镜的出现。

葡萄，早在汉武帝时就有张骞从西域待会，并引种成功，在新疆就发现了汉代鸟兽葡萄纹绮和鸟兽葡萄纹绣，也许是因为“异国别情”的图案更适合外销，葡萄纹才大量的出现杂i汉代外销的丝绸纹上，却并没有波及到其他工艺品上。

至唐代葡萄的种植及以它为文艺的装饰图案已经升为流行了。

流入，白居易《和盟友春诗百首》中“带紫葡萄，花红石竹”、李瑞《胡腾儿》中“葡萄长带一边垂”，都是形容丝织品上葡萄纹。

隋和初唐年间仍是盛行瑞兽镜。

并有一突出的贡献就把西域的配套纹饰与西汉晚期以来铜镜中就盛为流
行的瑞兽图案相结合。

瑞兽葡萄纹，是有瑞兽镜增加劲枝柔蔓和飞禽葡萄花叶而来。

在中国有一个发展似的阶段，最早，铜镜的内区饰以奔驰的瑞兽，没有配套职业，外区出现葡萄纹；其次，内区出现瑞兽和葡萄的组合，但瑞兽仍然呈绕钮奔驰形态‘最后成为瑞兽攀援葡萄纹的典型瑞兽葡萄纹镜。

例如，在西安出土的配套铭纹镜及两件瑞兽葡萄镜。

其中瑞兽葡萄镜的背面纹饰为浮雕式“瑞兽葡萄纹”，内区饰以瑞兽绕钮奔驰，间以枝蔓叶实得葡萄与瑞兽攀援两者浑然一体。

达到成熟期的瑞兽镜，镜区内瑞兽多达十几个，与肉长的枝条、舒展的花叶、丰硕的果实构成一幅富有魅力的图案。

瑞兽葡萄镜，在铜镜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日本也有发现，日本的学者称从天井的造型与纹饰的优美与和谐的样式来看，整个铜镜流行变化趋势，同金银器一样明显地揭示了在原有艺术样式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并加以融合过程，但铜镜的发展也明确地展示了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强有力而持久的影响。

尽管表现形式发生复杂多样的变化，但终不能移去其中原汉民族文化长久积淀的审美习性。

就有的因素与新的外来艺术式样的结合中完成了自己的再生。

将中华民族固有的审美特性顽强的延续下去。

因此，尽管有当时多种文化渠道的影响，尽管有临摹，仿制和吸收艺术养分的漫长过程，但最终显露的确实在充分保留民族特性，已火速风格和传统审美内涵之后的崭新融合。

这不仅偶还是隋唐时期铜镜艺术的特点，也是此期金属工艺的共同特征，这种特征经过不停的强化，成为中华文化艺术重要的发展规律之
一。

第三，对神话传说的再创造也反映了唐人独特的思想文化结构。

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仙骑镜、飞仙镜、月宫镜都是流行于唐玄宗至唐德宗时期的典型镜型。

其中月宫镜竟把传说的因偷食不死仙丹而变成了难看蟾蜍的嫦娥描绘成了一个美貌的女子，这表明唐人摒弃怪诞神话的题材模式，追求与现实生活的和谐。

在此，我们也不妨将之看做为日后中国小说的一贯采取的皆大欢喜、大团圆结局的先奏。

第四，唐镜中铭文的反映出唐代诗歌的发达，铭文，是铜镜发展中出现最为频繁的装饰题材，无论是汉代，还是唐代，铭文都占据了大量的比例。

而唐镜除了常有的诸如“长宜子孙”
“君宜高官”、“寿如山石”等吉镜外，还有很大突破，那就是融如了诗歌。

众所周知，唐代的诗歌空前繁荣，唐文精，就恰似一个诗文宝库，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歌。

如唐代葡萄铭文镜中有楷书：“照日菱花发，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口，妾点庄。

”素月镜中有：“光流素月，质禀玄清，终古用固，莹此心灵。

”这些诗句读来朗朗上口，意境深远，同时也让观者联想出一幅少女在闺阁中变整状变朗诵诗文的魅力图画。

另有用来赠别纪念的诗歌如“月样团圆谁样清，好讲将看阁半闲身。

清鸾不用羞孤影，开匣当如见故人。

”还有一种回文体更富有特色，他可以到顺咏读，如“月晓河澄，雪皎波清。

”倒过来是“清波皎月，澄河晓月。

”真是别有一番味道。

第五，龙纹的流行，反映人们对龙及天子的崇拜。

我国以龙为装饰题材的历史悠久，在唐时更盛。

相传盛唐时期，定农历八月五日唐玄宗的生日为“千秋节”，据《唐书礼乐志》记载，这一天，有皇帝向群臣赐镜，百官则献以甘露寿酒和制作精致的云龙镜向皇帝尽显的习俗。

因而又称“千秋节”为“千秋金鉴节”。

可想而知这样的社会活动必然促进铜镜的提高和发展。

出土于陕西的云龙镜，主题为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昂扬飞腾于镜钮之外，龙身周围饰以流云纹。

边缘所饰花朵纹必有“千秋”二字铭文，可谓此类镜的代表。

最后，唐镜的装饰纹样能达如此之富丽堂皇与当时的物质水平和工艺美术技法不无关系。

在加工工艺上，唐铜镜不仅使用汉以来铜镜工艺上的翻铸、嵌、漆金等手法，更是将金银细工的毛雕、平脱和漆工艺的螺钿跟手法用于铜镜的装饰纹样设计和艺术处理，创造；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新品种和新样式。

另如金银平脱即以漆在镜面涂饰花纹。

出土于西安的金银平脱天马鸾凤镜、金银平脱鸾鸟衔绶镜及嵌银鸾兽镜等一系列纹饰华美的铜镜皆可体现当时铸造工艺的发达，特别是鸾凤镜，是盛唐的穷极侈丽之物。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先后两次下令禁造。

不过，这些精雕细琢和刻意加工的金银器，与当时社会特殊要求密切相关，它标志着当时社会的崇尚和审美意趣，因而，即便是皇帝多次下诏禁造，扔不能阻止其发展。

中晚唐以后，铜镜的纹饰开始失去前期富丽堂皇的特色，各式各样描写人物和含有宗教趣味的题材开始
流行。

从例如，八卦纹饰，福禄星象、和文字等题材，技法和装饰手段上细浅单调，趣味平淡。

传统的圆形镜型也东山再起。

晚唐以后，整个铜镜艺术呈现衰退的迹象。

所不同的是，他们都带有明显的唐风笔意。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不能对唐文化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但通过众多出土的铜镜华美、精致的装饰纹样，我们也能对其小做窥探，部分了解到唐文化的革新精神和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