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心学与“心态文明”

甘泉心学与“心态文明”
作者：戢斗勇
来源：《孔学堂》2016年第01期
摘要：湛若水有一套完整的心性修养学说体系，他在《心性图说》《雍语》等著作中，阐发了“心”的内涵，解答了心的本质、心的关系、心的善恶、心的净化等一系列问题。

甘泉学就是一种关注“心态文明”的心学。

在当今人们的心灵被扭曲、被污染、被戳伤的社会生态中，提倡“心态文明”，弘扬甘泉心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甘泉学岭南心学心态文明
作者戢斗勇，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主编、研究员（广东佛山528000）。

一
“甘泉学”是一个新概念，过去人们只提甘泉学派，实际上隐含了有一个“甘泉学”，否则何以名学派？但目前笔者所查文献，均无“甘泉学”一词，更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我认为研究心学与甘泉文化，首先有必要对隐性的“甘泉学”词语显性化，使之成为一个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接受的学术概念和文化名词。

这样一来，在社会上打出“甘泉文化”的大旗的同时，在学术界打出“甘泉学”的大旗，从而使“甘泉学派”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之上。

那么，什么是“甘泉学”呢？简而言之，就是有关湛甘泉的学问，也可称为“湛学”。

它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其主体是湛若水本人的思想、著作和生平事迹，二是其所涵盖的对湛若水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宣传和实践的成果。

二者中间的模糊带是湛若水著作的不同版本、湛若水年谱的不同考据，等等，既可以是甘泉本人的言行，又可说是后人的整理和考证。

从“甘泉学”的内涵来分析，要在对湛若水的学说的不同概括中求同存异。

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是，他“作《心性图说》以教士”，可见，基于心学的心性观是甘泉学的主体、核心的内容。

他承袭陈白沙“勿忘勿助”的“自然”之学，追求“吾心自然之乐”（《雍语》），同时修正了白沙的“主静”修养说，并自我发明了新的“格物”说，张扬“随处体认天理”的修养方法，以此为心性修养的宗旨和自己学说的标识。

从学术源流来看，甘泉先生培养了近四千弟子，许多得意门生继承和发扬了甘泉学，从而形成了“甘泉学派”；而甘泉学派是对陈白沙江门学派的继承和发展。

从学派倾向来看，甘泉学属于明代心学，因而它亦可称为“甘泉心学”。

在明代，甘泉学（湛学）与阳明学（王学）并立而行，与阳明学一样，甘泉学也是明代心学的主要代表。

二
将“甘泉学”比喻为心灵的甘泉，是从“甘泉学”固有的特征来认定的。

“甘泉学”与象山学和阳明学相比较，甚至于与白沙学相比较，有其鲜明的特色。

“甘泉学”的特色决定了它不属于
“心灵的鸡汤”那一类的所谓营养补品，而是属于“心灵的甘泉”那样的生命的必需品。

我从这一视角，把“甘泉学”的特色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甘泉学”的“博大”
这两年，我们以广东省岭南心学研究会骨干为主的团队，承担了广州市特别委托项目，点校《湛若水全集》，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给我们最为直接的感受是，湛若水的全集约400万字，是鸿篇巨制，无论是陆王，还是白沙，他们的著作的“体量”是远远不及的。

其个中原因，固然有湛若水寿命长的因素，他直到95岁逝世前还在教书著述，学术生命几乎有陆九渊（55岁）、王阳明（58岁）的两倍，也比其师陈献章（73岁）的学术生命长得多。

但陆王陈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秉承孔儒的“述而不作”，其著作大都是后学所整理的语录、讲稿、书信和诗词，尤其陈白沙更是“只对青山不著书”，以“诗教”名学。

而湛若水的专著就有许多部，他的著作几乎涉及传统学术的方方面面，包括过去我们比较少接触的古代音乐、军事等。

他担任了礼部、吏部和兵部三部尚书，又是大教育家，说明他学富五车，有大学者的气派。

更重要的是，甘泉心学与阳明心学在基本思想上有诸多的不同，正如湛若水在与王阳明的论辩信中说的，阳明以格物为“正念头”，这就割裂了“尊德性”与“道问学”。

而湛若水以格物为至天理，他的随处体认天理是“兼知行合内外”，“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

当然，湛若水的“博大”和知识渊博是就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我们当今的时代有我们应有的“博大”。

（二）“甘泉学”的“中正”
《湛若水全集》的博大，有点像《朱子全集》，但朱熹的著作分量更大。

朱熹是理学的代表人物，宋代儒学分为理学和心学两大流派，朱熹批评陆九渊的心学太“简易”，而陆氏则批评朱熹的理学太“支离”，并写诗“简易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沉浮”。

也就是说，湛氏的著作从分量上，既不像朱子的博大，又不像陆王的简易，是居中的。

他的思想也是这样，虽然属于心学阵营，但却大量吸纳了理学的因素。

后世评价湛若水偏离了师说，导致了白沙心学未能得以宏大，甚为遗憾。

实际上，当时湛若水虽认定心学为正学，但己预感到心学发展下去会有空虚之弊，抨击“是内非外，重心略事之病，犹多不悟，反以为立本”（《大科书堂训》），因而他的确修正了白沙的主静说而兼动静，将白沙的只从“端倪”着手改变为“随处体认”，而他的“随处体认’’也与王阳明的“致良知”相比更多偏向践履，且批评阳明所谓的心只是“腔子里方寸内与事为对者”（《明儒学案·甘泉学案·语录》），王阳明也批评甘泉“有外”。

正如《泉翁大全后序》评述的：甘泉子“而其为教也，指天理为吾心中正之体，以勿忘勿助为吾人体认之功”。

可以说，甘泉学是更为“中正”的心学，“中正者，心之本体也”（《雍语·心性》）。

如果要说遗憾，遗憾的是本来“甘泉学”与阳明学并立，但后来则以阳明学影响更大，占据上风，导致了明末的心学空疏更甚，以致被后人指责为明亡的原因。

明末以后中国科技的落伍，恐怕心学的流弊也难辞其咎。

如果是甘泉“中正”的心学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历史的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
第二，“心”的关系。

“心”是湛学的核心概念，其他的哲学概念如性、仁、义、思、觉、情、动、静等，都是围绕着“心”来展开的。

湛若水说：“在心为理，处物为义”，而“仁其心之
生理”（《雍语·心性》），“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尽而性见矣”（《雍语·始终》），“思也者，心之知觉也”（《雍语·始终》），“心具生理，故谓之性。

性触物而发，故谓之情。

发而中正，故谓之真情，否则伪矣。

道也者，中正之理也。

其情发于人伦日用，不失其中正焉，则道矣。

故中正而天下之理得矣”（《复郑启范进士》），“心无动静，动静一心也。

故知动静之皆心，则内外一，内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内外，混动静，则澄然无事，而后能止”（《复王宜学内翰》）。

可以说，找到了“心”，就有了了解人和社会的钥匙，而“心”也是“甘泉学”理论系统的总枢纽。

第三，“心”的善恶。

在甘泉子看来，“心”在初始的本来状态是纯善的，“赤子之心，其真心乎”！他把这种纯善的心的道德本质，称作“本心”“正心”“善心”“公善之心”“和平”之心。

但是，由于人在外欲的诱惑下，本心受到影响，从而产生“恶”心，湛若水把“恶”心称为“邪心”“习心”“伪心”“害心”“妄心”“成心”“胜心”“粗心”等。

他说：“人心道心只是一心。

心得其正时，纯是天理，故谓之道心；心不得其正时，便为己私，故谓之人心。

人心，有我之心也；道心，天心也”，“习心即人心，心只是元一个好心，其不好者习耳”（《大科书堂训》），“是计功谋利之心，其大本失矣”。

“使民无邪心”，因邪心即“有己之心”，“学者之养心也，去其害心者尔”，“巧言令色，以滋伪心”，“若夫利钝之计焉，躁心生矣。

非徒无益而反害之也”，“成心、胜心、习心三者，皆不可有，必去此乃可以入道也”（《先简西樵》）。

第四，“心”的净化。

这是“甘泉学”最有特色的部分。

既然人有了私欲，导致心生善恶，那么，“甘泉学”的去恶扬善的功夫是怎样一个情形呢？甘泉子把他的心学修养方法以“立心”“启心”“治心”“存心”“纯心”“养心”“沃心”的概念来表述。

他说：“治心以立性命”，“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存而廓之耳”，“古之学者以存心为本，存之又存，入圣之门”（《泉翁大全新论序》），“孰不洗心竭力，以副德意哉”，“养其廉耻之心”（《格物通》卷五十四）。

他在回答杨生之问时，把治心比作驯马，说：“夫治心者，如调马矣。

习心之狂犹夫马也，故调之而后熟。

……充是心也，精义入神，聪明睿智，以达天德。

”他提出了以下方法：一是在“元”与“习”上分辨此心。

既然元心是好心，只是因习而受染而蒙，且元心与习心相互消长，那心学也就是要保养和扩充元心，不断地“煎销习心”，“习尽则元来”（《大科书堂训》），人心即可升华为圣贤之心。

二是在“虚”与“实”上调习此心。

一方面要“虚心”，“虚心受善，则岁月之间，气质变化矣”。

“人心贵虚，虚则生生之意蔼然于中，可默识之矣”（《雍语-主敬》）。

另一方面又要“实心”，“道原于实心也”，“实心”就是用儒家做人做事的道理充实头脑。

只有人抛弃了私欲的邪念而“虚心”了，又用儒家的理念武装而“实心”了，掌握了这种“虚实”的辩证关系，修养之功才可达到目的。

正如《泉翁大全新论序》说的，甘泉“大要欲人体认天理，煎销习心，去意必固我之私，还光明正大之体”。

三是在“心”与“事”上磨炼此心。

当时理学与心学的争辩在方法论、功夫论上，有求心与求事之分歧，湛甘泉在基本点上是主张求心的，告诫人们不要“心为事累”。

当学生“霍子以先生求学于事为是”，甘泉回答说：“吾不知何事非心”。

接着霍子“以或者求学于心为非”，甘泉子又回答说：“吾不知何心非事。

心迹之判，道之惑也久矣”。

湛甘泉主张“心事合一，不可外求”，同时又以“随处体认天理”作为学派的标识。

他强调读圣贤书的重要，又反对死读书，认为“圣贤之书，将以养心也，非以病心也”。

四是在“动”与“静”上涵养此心。

他吸收了朱熹的主敬说，同时将动静的辩证统一融汇在敬的涵养功夫里面，以动静合一来统摄己发未发，以涵养进学为车之两轮，强调“持敬要贯乎动静语默之间”，以“勿助勿忘”
为“调停平等之法”，并套用道教内丹的用语称“勿助勿忘”为“文武火候”的功夫，这样才能修炼出“吾儒真种子”（《新泉问辩录》）。

五是在“贫”与“富”上考验此心。

人往往经不起富贵功利等诱惑，湛若水强调要在诱惑面前有“觉”，“觉则正心生，不觉则邪心生”，有了对富贵功利的觉悟，就能坦然应对各种诱惑。

他说：“人心一天理耳，何有于贫富？贫富不系于心，则无怨无骄，而难易一矣。

故造次颠沛之于是，富贵贫贱患难夷狄之行，何入而不自得？”（《雍语·一理》）还说：“在于克去胜心。

胜心不忘，不可以入道，不可以入道，则亦不可以成盛德而广大业。

”（《泉翁二业合一训》）总之，修养之功在于正心、尽心、存心、澄心、调心、虚心、澄心、觉心、敛心，只有虚心忘己，尽心存心，才能除去心蔽，煎销习心。

四
在上面分析了甘泉学的特点和特质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甘泉学就是一种关注“心态文明”的心学。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称甘泉学是“心灵的甘泉”，这是甘泉心学的价值所在。

所谓“心态”，通常是指人的心理状态。

但哲学的“心态”内涵似乎要比心理学的更为深刻，其建立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础之上，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从观念到行为的恒常状态。

心理与心灵、心性、心量、心思、心智、心意、心绪、心情等融汇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心态”。

“心态文明”就是指人心的中正健康、合情入理、积极向上的状态。

它与“精神文明”相联系，但更多是指个体的精神面貌所反映的内心世界。

由一定数量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的心态，是我们一直提倡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因此，提出“心态文明”建设，既要重视社会群体，更要重视组成群体的个体，从而使精神文明建设找到源头、落到实处。

现在的社会发展了，物质文明极大丰富，衣食住行的各种享受都应有尽有，人们先是以此为追求的目标和价值的导向。

后来，发现健康很重要，人富了但身体虚弱了、生病了，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

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到了年老时就必然花钱买命。

因此，人们认识到一切外来之物都是别人的，只有健康、身体是自己的。

似乎这是到了文明的更高阶段，人们不但注重外物，更注重其自身。

但是，文明还有更高的阶段，就是注重人的“心态文明”。

许多的社会矛盾，乃至影响人的健康的因素，其根子还在于人心。

在当今人们的心灵被扭曲、被污染、被戳伤的社会生态中，提倡“心态文明”，弘扬甘泉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之所以说甘泉学是注重心态文明的心学，就在于甘泉先生较早看到了这一点。

我这里记述了他与东山子的一段对话，说的是甘泉子语东山子曰：“人之爱其身也，不如爱其物矣。

爱其心也，不如爱其身矣。

”东山子问：“何谓爱身不如爱物？”甘泉子回答说：“今夫为衣食、宫室、器械，未有不能而自为之者也，必求夫良者。

至于身之病也则不然，护疾忌医，以没其身，此之谓爱身不如爱物”。

东山子又问：“何谓爱心不如爱身？”甘泉子回答说：“病或求医，饥寒则求衣食焉。

至于心之病也则不然，日：‘吾自能正心也，吾既已知之也’。

自暴自弃以终其身，是之谓爱心不如爱身。

舜之好问，禹之拜昌言，其自爱也至矣。

”甘泉子告诫人们既不能爱物却不爱其身，也不可爱其身而忽视其心。

文明的递进发展，已经到了关注“心态文明”的新阶段了。

过去更多提的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更侧重于社会，而“心态文明”更侧重于人自
身，是从个体道德入手的精神文明。

甘泉先生能高寿九十有五，他的心态保健已到了文明之巅，应当成为我们现代人的榜样。

从根本点上来说，无论是腐败现象也好，还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或是抢掠杀人，都是人心坏了。

我们不仅要重视自然生态的污染，更重要的是重视人心的污染。

否则，有法律、有制度，甚至有军队、有警察，也只是防不胜防，甚至会变成徇私舞弊的工具。

正如甘泉先生说的：“妄心息矣。

妄心息然后可以语道。

”然而，人们尚不承认这一道理，往往以人心修养为软弱无用，以制度建设为“灵丹妙药”，真是治标不治本，违反人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以甘泉告诫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他说：“斯有所为而逆其自然。

逆理逆天，自灭其心也，夫复何祷！”（《雍语·一理》）这一句话，社会呼唤着“心态文明”，重视甘泉学，让甘泉滋润心灵，挽救人心才能挽救时弊，建设“心态文明”才能搞好社会文明。

否则，如果“逆其自然，逆理逆天”，那就是“自灭其心”。

试问，人心的甘泉枯萎了，其结果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