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摇篮——《大公报》书评的回顾与反思

现代文学的摇篮——《大公报》书评的回顾与反思
赵天
【摘要】回顾书评在<大公报>的发展历史,以它的发展来剖析书评在中国文学史上处境尴尬的原因,从它的短暂繁荣来阐述报刊书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期刊名称】《黑河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02)001
【总页数】3页(P100-102)
【关键词】大公报;书评;沈从文;萧乾
【作者】赵天
【作者单位】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广东,珠海51909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大公报》①本文研究的主要范围为天津版《大公报》(1933年9月27日—1937年8月4日),上海版《大公报》(1936年4月1日—1937年8月4日)。

是中国现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大报。

特别是在20世纪初动荡的中国,虽然这个时期的《大公报》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但正像它的名字一样: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近乎客观、力图公正的办报态度使它在众多商业性报纸、政党报纸中脱颖而出。

在这个时期的《大公报》所开设的众多专刊中,处于首要位置的便是文学副刊,这不仅因为它伴随《大公报》沉浮23年,也因为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起的不容忽视的独特作用。

文学副刊自身也经历多次改革整合,最初是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接
下来是沈从文、萧乾等人相继主编的《文艺副刊》、《小公园》、《文艺》、《星期文艺》。

可以说20世纪初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和中国新文学相伴相生的,它努力为新生的现代文学提供健康发展的空间,开辟“报刊书评”这种文学批评互动
形式就是其努力的具体形式之一。

从1933年9月沈从文编辑《文艺副刊》之始,就默默地提倡书评。

1933年11月
李健吾开始在《文艺副刊》上陆续发表《一颗简单的心》、《圣朱莲外传》、《希罗底》等一系列关于福楼拜短篇小说的书评,这些是开《大公报》书评的先河之作,
此后就偶有书评见诸于《大公报·文艺副刊》。

《大公报》文学副刊很早就有一支
专业水准很高的书评队伍,在《文艺副刊》期间,经常撰写书评的主要有:李健吾、李长之、常风、李影心等人。

虽然这一时期刊载的书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创作起点
很高且涉及文学作品的多个门类,如小说、戏剧、游记甚至还有儿童读物。

如果说
沈从文时期的书评还是尝试性的实践,那么到萧乾时期,书评则得以革命性地发展。

提到现代书评我们就不能不提到萧乾——这位在大学期间就钟情于书评的文学青年,他在担任《小公园》的主编期间,就曾专设“书评简报”栏目。

《小公园》经萧
乾的改造也由最初的茶余饭后的消遣文学逐渐向《文艺副刊》的风格靠拢,后来《文艺副刊》和《小公园》合并而成《文艺》。

萧乾也因在《小公园》的突出表现,在杨振声、沈从文辞去文艺版的编务之后,被举荐担纲《文艺》。

新闻专业出身的
萧乾敏锐地意识到报纸书评对文学发展的特殊促进作用,正如萧乾自己所忆:“自从
我发现在副刊上的创作不能与杂志竞争,而杂文的路又不甘走时,我就决定《文艺》
必须奔向一个对读书界可能有重大贡献的书评——一种比广告客观公允,比作品论
浅实用的文字。

由于日刊出版的迅速,在时间性上一个杂志是竞争不过报纸的”[1]。

正因为在报纸上刊载书评有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书评在《大公报·文艺》上迅
速发展,《文艺》不但经常发表书评文章,而且还多次组织“书评专刊”,以“评”扩大新文学作品的影响,以此鼓励和鞭策作者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去创作,吸引读者去阅
读新的优秀文学作品,书评作者的文学鉴赏水平也在实践中逐步提高。

《大公报》一直持文人办报的民间立场,文学编辑和书评家们也试图远离政治争斗,
坚持“艺术至上”的观点,从纯文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展开评论。

创办《大公报·文
艺副刊》的沈从文始终坚持文学独立自由的观点,这种观点也渗透在他的书评观中:
评论不在于阿谀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要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个解释[2]。

自称“文学保姆”的萧乾早年在他的《书评研究》中就提出做书评
的首要原则就是要有一颗“平衡的心”,即书评家对所评之书要保持心理的平衡,持
公正的态度,禁绝任何一面的偏倚,惟有在平衡的心情下才能欣赏而不为情感所惑,评价而不为个人好恶所左右。

为了做到心目中“公正”的书评,在《大公报》期间,萧
乾等编辑坚持如下几点原则:不介绍自己的亲近朋友和自己的书;不接受书商赠书;持论客观,不捧不骂[3]。

李健吾是《文艺》最活跃的书评家,他两部重要的文学批评专著《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最初以刘西渭的笔名见于《文艺》的。

李健吾认为作品是自足的,批评是独立的,书评家有他不可动摇的立论观点;批评者与创作者是平等的,但更是谦逊的,取对话的态度。

由此可见《大公报》这些编辑
和书评作者对待如何做书评的态度是一致的,这就是:独立、公正、平等。

这体现了
新文学工作者努力建立新文学的自由独立精神,但这些只从文学本体出发的书评原
则也隐含了乱世中一部分文人想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

在独立、公正、平等的书评原则之下,《文艺》组织了多种多样的书评形式,其中最
受人瞩目的就是1936年底和1937年初对曹禺的剧作《日出》的两次大规模的集体评论。

这场被编辑萧乾称之为“超攻讦”、“超捧场”的“立体书评”集聚了当时蜚声文坛的众多文学精英参加,他们是谢迪克(美国学者)、沈从文、巴金、叶圣陶、孟实(朱光潜)、茅盾、李广田、杨刚、陈篮、李影心、王朔、靳以(章方叙)、黎烈文、荒煤、李蕤。

评者们对《雷雨》各抒己见,编辑们为了汇集更多方的不同观点,
严格限制每篇书评的字数,所以每篇评论都是言简意赅,以不同的视角予《日出》以
关照,其中有热情的鼓励,也有中肯的批评。

这些评论不是判官式的生硬的断言,而是同曹禺心心相印的感情交流,谈每个评论者发自内心的审美感受。

在这次集评之后,《文艺》又刊登了作者曹禺的自述——《我如何写<日出>》。

作为对这次集体批评的一个答辩,作者坦诚、真挚地回答了各位评论者对作品的质疑,在文章的结尾处,曹禺表达了对这次集体批评的诚挚谢意。

正因为《大公报·文艺》的大力评荐使刚问世的《日出》迅速获得各方关注,后来《日出》获得公演成功,并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都是和这次大规模的集评有关系。

《日出》集评是把书评家的评论和作家的自述一起推出,这种全新形式后来成为《文艺》书评的一大特色。

正是评者与作者立足于文本,认真坦率的交流态度使书评没有流于简单义气之争。

在严肃、真诚氛围中的文学交流吸引了大批的作者、批评者、读者进入书评的园地,进行文学创作上的切磋,这就使《大公报》的书评保持着很高的文学水准。

在纷乱的政治争斗和严酷的商业竞争中,保持了文学的纯洁和神圣。

1936年《大公报》设立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这个奖金的评选契机是庆祝《大公报》续刊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个奖金的设立无疑也是《大公报》书评发展到高潮的一个标志。

1937年5月15日文艺奖金揭晓,获此殊荣的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

评选委员会对三部入选的作品这样评价:《日出》“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谷》“的确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4]。

这三位获奖者在当时都是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对他们的褒奖是对所有文学青年的鼓舞,也是《文艺》以报刊形式对蹒跚起步的现代文学进行的一次强有力的扶持。

这是解放以前唯一的一次文艺评奖,对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艺》开展过几次专题讨论,其中讨论最为热烈的当属书评问题,为此刊物出了四期整版专刊,代表四种角度。

首先是写书评者谈“我怎样写书评”,接着讨论书评与文艺批评之间的界限,第三次由作家论书评,最后一次是读者论书评。

还有预计出版
的出版家论书评,但因“七七事变”而搁浅。

书评在《大公报》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而是在发展的高潮中戛然而止,这首先是因为战事,在动荡的年代,交通瘫痪,出版物稀少,书评家四处流散,使书评这张脆弱的网被撕毁。

这是书评在当时不能发展下去的外在原因。

同时也有萧乾这位局内人所认识到的中华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原因:书评在重人情的中国是并不容易推行的工作,这简直是整个民族性的问题。

率直、反省、认错,在我们血液里是缺少的;书评的最大障碍是人事关系[1]。

虽然萧乾等编辑想跳脱出政治环境的束缚,追求“美文学”,尽量“不打笔仗”,但文学观念上存在的分歧会导致评判的迥然不同,从而涉及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编辑们很难平衡这些微妙关系,所以书评因战事也因人事逐渐淡出文学副刊这个舞台。

综观中国文学史,书评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一直尴尬,书评很难成为独立的读物,书评只被当成了作品的附属宣传品,并没有独立成为文学上的一个门类。

这有很多的原因,有如上所述的社会原因、民族文化心理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工作者自身对书评的不重视。

很多的文学工作者喜爱做批评家,热衷于引经据典,做长篇的批评学术专著而不屑于写开门见山、短兵相接的书评。

萧乾对书评的定位很准确,他认为,“书评是为非专家的一般大众所做的评论”[5]。

所以书评不同于文学批评,书评不要多高深,而是要通俗易懂,实际客观,为普通读者服务。

因此书评看似简单,但是好的书评是要用精练、通俗的文字表现出最多的智慧,所以没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和对作品的细致深刻的理解是做不到的。

所以没有专业的文学批评者肯做,加之书评又不是每个普通文学工作者都能做,因此书评工作不容易开展,但是书评对于文学的发展特殊功用却是不可替代的。

萧乾认为: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5]。

从他的期望中我们可以看出书评家作为普通大众读书的指路人,因为有重要的文化功用,所以有极大的社会需求。

书评虽因多样原因没有继续下去,但《大公报》文学副刊书评的出现和发展是对我
国文化传统的回顾与反思,从对容不得批评或批评以“中庸为务”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拨与矫正上来看,书评的意义是远远超越了书评本身的。

报刊上刊载的书评,虽然不能像评论专著一样深入展开,但这种特殊形式的文学批评以它的快捷性和互动性对文学的发展起了独特的推动作用。

正像萧乾在《未完成的梦》中所说,当他深入钻研书评问题以后,“发现它不仅仅是报刊上偶尔设置一个栏目,而是现代文化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

尤其是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创作蓬勃兴起,出版业却因政治经济等原因而滞后发展,处于新旧文化交替时代的读者急需新的优秀文学作品并辅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大公报》所刊载的书评发挥的更是雪中送炭的作用。

《大公报》是中国现代文学摇篮,其书评是现代文学在行进中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阵地。

《大公报》的书评虽然是发生在现代中国书评的初始时期,但它的高起点为日后的高水准专业批评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大公报》的书评在拓展了报纸功能的同时,也扶植了新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使报纸的商业功能和社会功能最大程度结合。

这也启示所有文学工作者在以文谋生娱己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文学者自身的文化使命和社会使命。

【相关文献】
[1]萧乾.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谨向本刊作者读者辞行[N].大公报,1939-09-01.
[2]沈从文.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N].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12-22.
[3]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J].新文学史料,1979,(2).
[4]《大公报》社评.本报文艺奖金发表[N].大公报,1937-05-15.
[5]萧乾.书评研究[M]//萧乾文集:第八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