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

关于建国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从努力开放逐步走向封闭，对外开放是在低层次上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转折，并不断深化和扩大，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高。

关键词：建国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实践
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建国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回顾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方式上，甚至开放的性质与前途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

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一、从实力开放到逐步走向封闭
对外开放既是国家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外交工作，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不能不受到国际环境及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因此，对外开放政策与外交政策具有一致性。

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后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段时
期内，中国一直处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呈现出复杂的特点。

就发展过程看，经历了由开放到封闭的逐步演进；就开放的重点看，经历了由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开放到以苏东国家为重点。

二、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转折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外开放工作开始发生历史性转折，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

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

关于对外开放工作，十三大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坚决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

十三大以后，实施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措施是在沿海地区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求沿海加工工业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显著加快。

三、对外开放的扩大与深化
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

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制定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的纲领。

以上述为标志，中国对外开放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逐步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接、互补，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阶段。

十四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格局；利用外资的领域要拓宽；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

特别强调指出，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新型外贸体制。

“九五”期间，要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经济通行规则，初步建立统一规范的对外经济体制，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扩大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以吸收直接投资为重点，改善环境，拓宽领域，引导投向，优化结构，增辟融资渠道，加强国内配套。

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

这再一次表达出中国党和政府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坚强决心。

中国已成为世
界十大贸易国，终于在2001年11月11日加入WTO，为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打开了大门。

在引进外资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较突出的是：外商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一些行业存在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部分外资企业违法违约，一些合资企业的中方权益受损；国有资产流失，劳资纠纷时有发生；引资的技术含量不太高，高新技术和关键技术比较缺乏；部分地区引进外资偏于重数量、轻质量，重争办、轻管理，重硬件投入、轻软件建设，等等。

今后一段时期，利用外资应针对这些问题，认真总结教训，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中国五十多年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剂，它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迅速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使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加强了中国在世界各类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因此，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方针，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中国经济才能迅速腾飞，才能早日与国际经济接轨。

因此，中国必须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以优质服务吸引国外投资者。

投资环境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法律、人文等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一是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即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无所不能的角色，而主要是去充当经济发展的“裁判员”。

二
是适时调整总体开放战略，如，先对内开放，再对外开放，即放宽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建立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体系；打破地方保护，统一国内市场，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抓紧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保护国内市场，培育潜质产业。

只有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才能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更大发展，使中国早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之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习。

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

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

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

“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
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

邓小平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不加强国际交往，
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要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不可能的。

因此邓小平要求：“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中一切有用的东西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并作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同志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加快的趋势，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

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要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加入世贸组织，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江泽民
同志阐明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原则。

第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样世贸组织也需要中国。

没有十二亿多人口的中国参加，世贸组织是不完整的，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贸组织。

第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

遵照这些指导原则，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始终掌握主动权，于二ＯＯ一年十二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的发展，就要善于借力，善于借重国外资金、技术等力量。

积极利用外资，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借力方式。

要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逐步推进服务领域开放。

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鼓励投资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大力引进海外各类专业人才和智力。

改善投资环境，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提高法规和政策透明度。

我们吸收和利用外资的目的，是发挥我国市场、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

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
险的冲击。

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关键领域的控制力。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努力共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转引自张世贤《中国引资发展战略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3.李鲁燕：《浅析中国加入WTO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载于《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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