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学的异质

南方文学的异质
胡性能
近年来，有学者和作家提出“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

尽管它的内涵和外延尚不完全清晰，但南方作家的写作所带有的异质特征，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关于什么是“新南方写作”，张燕玲说“文学地理上是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

”这一从地理上界定的“新南方”，实际上指的是东南沿海的几个省区。

但是从广义的南方来说，除了以粤港澳、海南、福建为主体的东南外，还包括以江苏、浙江和上海为主体的江南，以云贵川藏渝桂为主体的西南，以及以湖南和江西为主体的中南。

幅员辽阔的南方，文化习俗千差万别，的确很难在文化上作出共性的概括。

然而如果仅从文学的层面去看待，我们还是大体上能够找到南方文学的“公约数”。

也就是说，尽管不明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南北作家的文本，还是能隐约看到一条虽然模糊却实际存在着的“南方写作”与“北方写作”的楚河与汉界。

那就是南方作家的写作更向内，带有更强烈的异质性和神秘感，常常是从个人体验和微观窗口来洞悉世界。

相
对于南方作家，北方作家的写作更社会化，喜
欢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书写人与人、人与群体、
人与权力和人与社会的关系。

一、政治中心与
北方写作
北方与南方，既作为地理概念，同时也是
个文化概念或者政治概念。

如果我们国家的首
都建在广州或深圳，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江南
会被看成是北方。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大多数
时间，它的权力中心建在河北河南与陕西，它
们均在长江以北。

因此北方的文化代表了正统、
主流和国家意识。

除了南京和杭州短暂扮演过
权力中心外，中国的二十四史，几乎是北京、
西安和洛阳的历史。

这种长期的政治中心的影
响和权力的浸染与渗透，对于北方作家的心理
结构产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影响，使他们更愿意
将思维的触角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

尤其是公
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学说作为治国安邦的
大纲，到了今天，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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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儒家文化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生于北方的儒家学说，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一门“治国安天下”的学说。

它的特点是，把人放在特定的社会中来对待。

核心是敦礼和明伦。

敦礼谈的是人的行为规范问题，说到底是与权力的亲疏关系决定了个人的行为选择，强化的是贵贱、尊卑、长幼各自的行为规范，以期让国家秩序井然；明伦谈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的关系准则。

无论是敦礼还是明伦，强调的都是人的社会属性，明确的都是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定位。

这种天长日久的教化，让北方作家有着更强的社会责任和人生使命感。

相对于权力化外之地的南方，离权力中心更近的北方人受儒家文化的浸染更深。

毕竟，由政治中心推行的主流文化在传播时，也存在着一个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的衰减过程。

往往是物理距离越远，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弱。

受政治中心的影响，北方作家的写作，有更强的入世愿望，他们心怀天下，代言苍生，意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所以北方作家的写作，天生有着写家国命运的宏大愿望。

他们喜欢探究王朝的兴衰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

人与社会、人与权力、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也一直是他们乐此不疲的创作主题，这是北方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隐性心理导致的自觉选择。

与此相匹配的，是北方作家创作时体现出来的“外向性”，他们会自觉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未来。

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写人，但往往是通过写人在特定社会中的处境，来折射社会、历史与现实。

至今，这种创作仍然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生生不息的源泉。

相对于地处政治中心的北方作家，处江湖之远的南方作家在其创作时，文学中的社会属性没有北方作家那么强烈，尤其是在信息传递不太便当的古代。

当然，也不排除南方作家中有一些人“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但更多的南方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更关注个人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的内心感受和体验。

他们当然也写社会写现实，但他们写社会和现实，往往是服务人物内心的。

他们更着迷于人在特定环境下丰富而内在的心理。

很难想象，李叔同要是不离开出生地天津到南方，后来会写出“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离别》）”这样感伤而向内的句子。

梳理中国文学史，我们会发现，青史留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大多出生在北方或靠近权力中心的地区。

杜甫是河南巩县，白居易和王昌龄是山西太原，柳宗元是山西运城，元稹是洛阳；而书写个人情感与体验的婉约派词人，除了少数的几人外，大多出生在南方。

李煜在金陵，秦观在高邮，柳永在福建，晏殊在江西…… 政治中心的辐射以及国家主流意识的影响，许多时候会左右一个人，包括左右写作者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

如果说北方作家的写作，对社会的参与度更深，更关注社会的发展变化，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外向”特征，那么南方作家的写作更多的是关注个人的体验和心理，“向内”的趋势明显。

二、方言与南方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言语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

当我们用一种语言思维的时候，我们便有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态度。

甚至，当我们拥有一种言语的时候，我们同时拥有了这种语言创造的历史、描述的世界，构筑的文化和思维的习惯。

尽管我们同样用汉语写作，但文字的相通并不能完全抹平语言差异带来的思维沟壑。

我们知道，汉字是表意文字，许多时候，我们要借助语言环境，才能够真正完成表达的任务。

因此语言的发音，以及音的强弱、长短、使用的环境和状态，都微妙地改变着语义。

在我看来，北方在语言上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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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互通的，由于长期作为政治中心，国家意识需要输出和辐射，使用一种大家都能够听懂的“官话”就非常重要。

所以，在我国，使用北方方言交流的人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在北方方言区，尽管各地语言和用词上有一些差异，但整体上并不影响人们的沟通与交流。

南方就完全不一样了，吴语、湘方言、客家话、闽语、粤语、赣语以及下面数量众多的次方言，彼此的发音差距很大，很难实现有效的沟通。

因此南方的写作者会因方言的独特性，以及生活在不同方言形成的文化环境里，造成在创作上的特立独行。

西南几省区市，虽然也属于北方方言区，但这一地区有着中国种类最多的少数民族，而许多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是以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交流、沟通和思维的。

我在云南巍山县的一个村寨，见到过一种彝语，只为两个临近村庄的五百多人使用。

这种独特的语言，构筑起这两个村寨独特的习俗文化，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都是围绕着其中一个村子中一棵巨大的黄连木树来进行。

这还不是使用人口最少的语言。

前几年一部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叫《波斯语课》，据说是根据二战期间一桩真实事件改编的。

如果那部电影反映的故事真实发生过，那么两个人之间，就可以产生一种语言。

我以为，南方数量众多的方言，以及次方言培育和构筑起来的特征明显的地域文化，使得南方作家的写作充满了异质性。

当他们用方言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时候，他们写作上的特殊性就自然彰显出来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尽管都是用汉字进行写作，但南方作家的写作相对于北方作家，地域特征更为鲜明，个性更明显，异质特征更强烈。

三、南方的“向内”写作导致南方写作内向化的一个原因，除了方言导致的文化隔离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南方有迥异于北方的地理因素。

在北方广袤大地上，人们聚村而居，每个人来到世界，就来到一个社会中，
因此他们从出生那天起到离开这个世界，终身
都得思考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
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碰到生活中的坎，他们往
往求助的是他人、是社会、是权力，所以北方
人觉得权力可以搞定一切。

南方，尤其是西南，
大山纵横，江河阻隔，无数的人生活在山野，
他们单家独户，出生后面对的是自然，与自然
的关系也更密切。

生活中碰到难题，无法获得
外力帮助，他们就只能向上苍祷告，求助于神
灵的帮助。

神灵在什么地方？神灵往往在自己
心中。

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作家，他们终身会
思考人与神灵的关系问题，其实也就是人与自
身的关系问题。

所以“向内”，是大多数南方
作家隐约存在的一种选择。

但这种向内，江南、
西南、中南和东南的作家又各有不同。

如果仅
只从海拔上来看，江南也许更接近北方。

广袤
的平原、发达的水道、便捷的交通，但它特殊
的梅雨气候，视觉上缩小了人们的感知空间。

当目光无法投射到天高地阔的远方，就会收回
到内心寻求答案，因此江南作家的写作多细腻
而婉约，不像北方作家那样粗犷与豪迈。

何况，
如果仅以纬度来判断南北的话，苏浙沪也是西
南、中南和东南的北方。

在我看来，中南的写作与西南的写作在气
质上更为靠近。

特殊一些的是东南作家的写作，
也就是作为“新南方”的粤港澳大湾区、福建、
海南作家的写作。

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的提出，
是想有别于欧阳山、陆地等前辈的南方写作。

但是受惠于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
广东、海南包容的文化氛围，中国不少才华横
溢的作家选择“孔雀东南飞”。

韩少功、蒋子丹、
邓一光、魏微、陈继明、王十月、王威廉……
这个名字还可以列一长串。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
区以及海南、福建的作家，其构成已经非常复
杂，除了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外，更多也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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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是外来作家，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文化记忆，与本土作家共同生活在“新南方”热土上。

一方面，他们受到海洋文化的熏陶、洗礼与加持；另一方面，他们的创作又不可避免地带着母地如影随形的文化元素。

这两种力量的交融，使得成分复杂的“新南方”作家的写作，呈现出复杂而难以归纳的特点。

相对于江南的细腻与婉约，以及“新南方”的杂糅与丰富，西南作家的写作特征更鲜明，异质性也更突出。

四、西南作家的神秘写作谈到南方文学的异质，西南作家的写作特征更为鲜明，那就是文本中的神秘和魔幻因素。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其中包括被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夫、阿莱霍·卡彭铁尔等人的作品。

云南作家发现，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拉丁美洲，与云南有着某种地理和文化气质上的相似性。

其实不只是云南，整个西南地区甚至包括湖南，文化上都体现出“巫”的特质，显得诡异、离奇、神秘和魔幻。

拿我生活的云南来说，山脉众多，江河纵横。

滇西有南北向的横断山系，包括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云岭、怒山山脉，滇中有西北东南走向的哀牢山、无量山，滇东北有西东走向的乌蒙山。

伴随这些雄浑山系的是一条条浩荡的江河。

云南的江河众多，大大小小的河流有六百多条，较大的就有180多条，分别属于六大水系。

这六大水系四条是从北往南流，两条从西往东流。

这些山脉与江河，将云南高原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物理空间。

正是这个原因，历史上，云南高原出现过一个个疆域狭小的地方政权：古滇国、南诏国、大理国、爨国、句町国……国家越小，依赖神灵护祐和求助于上天帮助的愿望就越强，而生活在这些独立物理空间里的民族，在其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这些民族在自我繁衍的过程中，与外界的交往不多，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其文化有着试图与神灵沟通的明显痕迹。

生活在云南南部的佤族，每逢碰到重大事件、举行重大活动，或者遇到重大灾害，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由德高望重的巴猜，也就是我们说的祭师，带领部落里的人，以最圣洁和虔诚的心，通过神圣的祭拜仪式，向神灵敬献祭祀物品，以祈求神灵赐给大家幸福安康、人畜兴旺。

佤族的巫师，还用鸡骨占卜，生活中有什么事都要看卦而后行，诸如选定播种、收割的时日，决定祭祀、盖房、结婚和丧葬的时间等等，都通过鸡骨占卜来决定。

鸡骨占卜不只是流行于云南的佤族地区。

广西的壮族地区也有鸡骨占卜的习俗。

目前，流行于云南和广西的《鸡卜经》就有数十部之多，经书内详细记录了占卜、祭祀的过程。

作家阿城曾说，艺术起源于巫。

他甚至认为青铜器上夸张变形的图案，是巫师们服了致幻蘑菇后看到的景象。

的确，云南有一些野生菌，含有能够使人产生幻象的致幻物。

很多人觉得毕加索晚年的画古怪，不像是常人的思维。

阿城认为，毕加索是瘾君子，那些画和嗑药以后看到的夸张变形的景象很像。

生活在云南，有时候会觉得是生活在幻景之中。

我曾经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的“虎文化节”上，见到令人惊诧的一幕：一个毕摩，也就是彝族的祭师，将铁制的犁铧在柴火上烧红，然后伸出舌头来，从通红的犁铧上舔过。

我至今也没想通，那个彝族祭师，是用什么办法来防止自己的舌头烫伤的。

在西南，巫文化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流行于湘西一带的赶尸术和钉碗术，贵州重庆一带驱邪逐鬼的傩戏，都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奇异现象。

四川省的美姑县，全县20万人口中，大大小小的毕摩就达八千多人。

阿城在云南插过队。

他曾在《艺术与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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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从上海到云南德宏插队的知青，患
了严重的牙痛，当时缺医少药，这个知青听说山上的寨子里有个巫医会
治牙痛，就约了几个人一早出发打巫医看牙痛，他们走了几个钟头，中
午的时候到了那个寨子。

那个巫医治牙痛的方法很特别，他说知青的牙
之所以痛，是牙里长了虫子。

他让人取牛屎来，糊在牙疼知青的脸上，
让他坐在太阳底下暴晒，并说这样可把牙里的虫拔出来。

神奇的是，寨
子里巫医的确用这种办法治好了上海知青的牙疼。

也许是，牛吃百草，
没准就吃了一些有消炎功效的草药，因此糊在知青脸上的牛屎，相当于
一贴膏药，经过太阳暴晒，还真起到了杀菌消炎的作用。

当神秘的巫文化渗透进人们的生活，西南许多作家的写作里，就会
携带有着神秘、诡异的元素，而这，成为西南作家作品非常明显的标识。

当然，随着资讯的便捷和南北文化的进一步交融，南北写作的差别
也许会变得越来越小。

北方与南方的写作，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随着作家的自由迁移，南方出生的作家最终
选择北方生活，北方作家南下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他们的创作都会使
得南北的写作进一步靠近。

只是从整体上来看，南北的写作，还是隐约
呈现出向外与向内的不同特征。

相对于北方作家的写作，南方写作更具
异质性。

受制于地理因素的限制，加之远离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再加
上方言的因素，南方的写作参与社会改造的愿望相对要弱。

这几种力量
的共同作用，让南方作家在创作时更愿意“向内”审视，他们或进行灵
魂拷问，或通过人物内心微妙体验的书写，来挖掘人性中的幽微之处。

这种向内的美学表达，也许云南籍诗人雷平阳的诗歌《亲人》会是一个
形象的说明：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作者简介】胡性能，小说家；云南昭通人，1987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小说集《在温暖中入眠》《有人回故乡》《下野石手记》
《生死课》《孤证》等；曾获《十月》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云南文学奖等；
现居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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