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ssential von mises

米瑟斯精要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我们通常只面临着两种选择，并不得不绞尽脑汁地在这一被限定的框架内做出选择。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左翼分子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之间进行抉择：这是向我们面临的唯一的选择。

现在，在当代美国经济学领域，我们又要在自由市场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只能在联邦政府扩大货币供给和维持一定水平的财政赤字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事实上，第三条道路，同时也超然于那些政府政策关于货币和财政比例的无谓争吵的那条道路，被遗忘了。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试着去思考第三个选择：即连根拔除政府施加于无论是货币供应还是经济体系的部分抑或整体之上的所有控制和影响。

这是一条被遗忘的真正的自由市场之路：一位卓越的、富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为之燃烧生命、孤身奋战乃至坚守一生的道路，他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这个世界想走出国家主义的迷沼，如果经济学专业想回归到稳健而正确的经济学分析的发展上来，那么，两者都必须走出他们在当代陷入的泥淖，并转向米瑟斯为我们指明的广阔前景中去。

第一章奥地利学派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于1881年9月29日出生在当时仍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

他的父亲阿瑟·艾德勒·冯·米塞斯是一位任职于奥地利铁路部门的杰出的建筑工程师，临时安家于此。

在维也纳长大的米瑟斯在世纪之交时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

他于1973年10月10日在纽约去世。

米瑟斯的出生与成长，正值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达到顶峰之际，因而离开米瑟斯所研习和吸收的奥地利学派传统，是无法理解米瑟斯本人和他对经济学的卓越贡献的。

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已经在英国达到了它的极限，一些基础理论上的致命漏洞已经使得其构筑于浅滩上的大厦轰然倒塌。

这一致命的漏洞是，古典经济学试图以“类别”而非个人行动来分析经济。

结果，古典经济学家发现自己对于决定商品和服务相对价格和价值的内在力量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样地，他们也无法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分析，而后者正是经济领域内生产者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

举例来说，从商品“类别”的角度看待问题，古典经济学家永远无法解决“价值悖论”：这一事实是，面包对人极为重要，是“生活的支柱”，但市场价值很低：然而钻石作为极度奢侈但同时对人类生存毫无用处的物品，却有着极高的市场价值。

问题是：如果面包显而易见地比钻石更有用的话，为什么面包在市场上相较而言这么廉价？
不幸的是，由于无法解释这一悖论，古典经济学家把价值彻底地分裂成两个部分：面包虽然在“使用价值”上比钻石高，但由于某种原因在“交换价值”上远低于钻石。

正是出于这一划分，随后的几代学者极力地抨击市场经济，指责它悲剧性地将资源引导向“为了利益而生产”，而不是与之相反更有益的“为了使用而生产”。

由于没有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在奥地利学派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无法对市场中价格的决定因素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不幸的是，在摸索答案的过程中，他们得出了如下几点结论：（a）价值内在于商品之中；（b）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获得价值；（c）价值的最终来源是生产成本，甚至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时间数量。

随后，正是李嘉图的分析使得马克思推演出了一个逻辑上近乎完美的结论：既然所有的价值都是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的产物，那么资本家和雇佣者所获得的所有利润和利益一定都是从工人阶级的真实收入中通过不正当手段榨取的“剩余价值”。

由于在这一点上给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口实，李嘉图的门徒们试图为此辩解。

他们说资本设备是生产性的，因而资本家理应在利润中分享一定份额；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可以义正言辞地给予反驳：资本本身就是劳动的“具体表现”和“固化”，所以工人工资本应该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收入和产出。

古典经济学家在利润问题上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无法论证其正当性。

同样地，在面对各“阶级”在生产收益中所占的份额时，李嘉图的门徒们仅仅能看到发生在“工资”、“利润”和“租金”之间持续的阶级斗争，同时工人、资本家、地主为扩大自己的份额而永远斗争着。

仅仅从总量的角度来思考，李嘉图的门徒们可悲地将“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分开来看待，认为分配是在这些斗争阶级间的冲突。

他们不得不这样总结到：工资上涨只能以降低利润和租金为代价，反之亦然。

在这一点上，李嘉图的门徒们又一次给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留下了口实。

由于从阶级而不是个人角度看待问题，古典经济学家门不得不抛弃所有对消费的分析并对价格和价值做出了误导性的解释；更有甚者，他们无法为个人生产要素——特定单位的劳动力、土地、或是资本品——的价格找到合理的解释。

十九世纪中叶后，李嘉图经济学的错误和漏洞变得更加明显。

经济学本身也业已穷途末路。

在人类发明史中，见诸各地的人们独立地同时发现同一件事情时有发生。

同样地，对上述悖论的解决方案，以不同的形式完全独立地出现在同一年——1871年；提出解决方案的是英国的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瑞士洛桑的瓦尔拉斯（LeonWalras)和奧地利维也纳的门格尔（Carl Menger)。

在那一年，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是“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了。

杰文斯的理论解决之道和他的新观点较为零碎和不完整；而且，他不得不与李嘉图经济学在英国经济学界积累形成的无所不在的声望进行搏斗。

结果，杰文斯的影响有限且追随者寥寥无几；瓦尔拉斯的理论体系在当时影响也不大；而我们在接下来可以看到的是，它在随后又不幸地复活了，并构成了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种种谬误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在这三位新古典经济学家中所提出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中，最为出色的是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卡尔门格尔。

而正是卡尔门格尔开创了“奥地利学派”。

门格尔开创性的著作在他最有才华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继任者——维也纳大学的庞巴维克（EugenvonBohm-Bawerk)那里结出了最丰硕的成果。

正是庞巴维克大部分完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同时也是代表着其学术巅峰的著作——三卷本的《资本与利息》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的成熟。

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也有其他伟大而富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为奥地利学派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庞巴维克的同窗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以及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但庞巴维克的贡献比他们都大。

门格尔—庞巴维克针对当时经济学所面临的困境所提出的奥地利学派思路比李嘉图的门徒们所提出的理论要容易理解得多，这是因为奥地利学派的理路深深扎根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论的基础上。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正确地将个人置于其经济分析的中心地位，而在现实生活中正是活动的个人基于其偏好和价值不断地做出选择。

从个人出发使得奥地利学派能够在消费者个人的价值和欲望的基础上展开对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分析。

作为个体的消费者各自基于其自身选定的偏好范围和价值范围进行活动；而正是这些价值彼此互动、组合，从而构成了消费者的需求进而成为所有生产活动的基础和方向。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将其分析构建于现实世界中的个人之上，并因此发现生产活动恰恰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期作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