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小说中的现代“知识人”形象分析

钱钟书小说中的现代“知识人”形象分析
许丽青
【摘要】钱钟书小说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文化圈和知识界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人”,他要突出这类自视高人一等的人的基本劣根性.在他的小说《人·兽·鬼》和《围城》中所出现的“知识人”形形色色,非常之多,如政治家、学者、大学生、
留学生、作家、诗人、画家、编辑或记者等.钱钟书描写这类人物的手法十分精妙,
类似人物肖像或漫画.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人”身上也出现了多重文化价
值观念的冲突,很多人物的价值观念也都不堪一击.这些怯弱的“知识人”,性格矛盾、处境尴尬.时代变更,他们既不能墨守陈规,也不可标新立异,最终成为一类半新半旧不中不西的小人物,有的成为文化夹缝中的痛苦寻梦人,更多则成为大时代中角逐个人
私利的卓微角色.
【期刊名称】《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00)004
【总页数】8页(P28-35)
【关键词】“知识人”;肖像特写;文化交锋
【作者】许丽青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钱钟书小说里的人物大部分比较滑稽可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多有涉及，有些是特写，有些如漫画，人物的主要特征与各自身份职业都比较吻合。

观览其创作整体，不难发现，钱钟书所关注的人物主要就集中于文化圈内那一类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人”。

他想要突出那部分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作为普通人的基本劣根性。

在西方语境中“知识人”这个名词的所指远比“知识分子”一词要宽泛许多，“知识分子”一词则相对更严格一些，代表着一种更正面的知识人形象。

波兰学者弗•
兹纳涅茨基认为“知识人”与“科学家”、“博学之士”是通用的，粗略地指“知识专家”。

他把“知识人”可能扮演的角色分为这样一些：技术顾问、圣哲、神圣学者和世俗学者（包括真理的发现者，组织者，贡献者，真理的战士，知识散播者）、知识创造者（包括事实和问题的发现者）①[波兰]弗•兹纳涅茨基著，郏斌
祥译：《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8-141页。

弗•兹纳涅茨基所言的“知识专家”，包括自然科学领域工作杰出的人，“知识的
散播者”中也包括教育工作者。

钱钟书小说中的人物在“知识人”所包纳的各种角色中大部分可以找到。

钱钟书早年曾经写过《谈教训》和《论文人》两篇文章，其中就有关于中西“知识人”的论述。

《论文人》中他发表过见解：“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

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

”②钱钟书：《论文人》，见《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52页。

可见，钱钟书所言的“文人”主要
是指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即过去所谓“词章家”之类的人，与今天所言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专家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人”在中国语境中很特殊也是历来惹人关注的一个群体。

因为“文人”所为于国民益处不大，甚至还有危害，自然被鄙视。

而文人之间相互轻视，甚至自轻自贱就更不奇怪了。

对文学有爱好且喜附庸风雅的，或者没爱好纯粹为谋生的，诸如此类的“文人”最终都进了钱钟书的小说，穷形尽
相了然于目。

钱钟书曾在《围城》序中说过自己一直想写现代中国社会的某一类人物。

这类人物便是所谓的“知识人”，他们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根深蒂固的本性。

从钱钟书的创作和批评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形形色色的“知识人”虽隶属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有着各自的独特个性和夸张表现，但根本上还是消除不了作为普通人的劣根性。

《管锥编》中他曾引丁尼生的诗句对人类作如是悲观评述：“人性之恶甚于禽兽，或谓人兼驴之淫与豕之馋，兼猴之淫与虎之暴”。

①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3页。

钱钟书在小说里所揭示的主题和刻画的人物，
此前也有人尝试过，但形象大多不够深刻。

从生活经历而言，钱钟书出生于学者世家，受过西方现代教育，本人又长期生活在上层知识圈，对中国现代“知识人”的生活和思想现状不乏深刻认知。

所以，他笔下的不少人物是在现实原型基础上的一种艺术虚构。

钱钟书小说《围城》《人•兽•鬼》中出现的“知识人”主要有这样一些：如政客、学者、留学生、作家、艺术家、媒体工作者等等。

这些人或装模作样，或搔首弄姿，或故作天真，大多是表里不一的，彼此之间也各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

伪哲学家褚慎明——高额躬背，戴一副夹鼻眼镜，没胡子也没皱纹，年龄和性别特征都很
模糊。

顾尔谦一脸奴才样，年近五十形容干瘪，却很有妩媚小姑娘的风姿，此人最擅长溜须拍马。

木讷朴实是韩学愈看家的伪装本领，他看起来一副诚恳安详的样子。

此人说话口吃，听他谈话仿佛看一段慢镜头的电影。

如果说前面的描绘比较滑稽可笑，而后面的则感觉像是一种恶意丑化。

类似的“知识人”特写，不胜枚举，试举三个典型例子：
举止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

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了他的声音。

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
仿佛自己兼有原始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威猛。

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

②钱钟书：《人•兽•鬼》，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35页。

这段描绘重点突出的是作家曹世昌声音的女性化，强调其外在与内心的极度不协调，力图揭示这绵软纤柔的声音与真实本性的矛盾。

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

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

她去掉了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

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

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来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

③钱钟书：《围城》，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3页。

关于苏文纨的这段描写，作者瞩目于其肤色、五官和身形，目的是暗示她的青春将逝及其假斯文的本性。

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

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因为没有结婚，他对自己年龄的态度，不免落在时代的后面；最初他还肯说外国算法的十足岁数，年复一年，他偷偷买了一本翻译的《Life Begins at Forty》，对人家干脆不说年龄，不讲生肖，只说：“小得很呢！还是小弟弟呢！”同时表现出小弟弟该有的活泼和顽皮。

他讲话时喜欢窃窃私语，仿佛句句是军国机密。

①钱钟书：《围城》，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15页。

这段文字很明显地放大了人物头发和鼻子的特征，及其故作天真的秉性。

这几个人物的外表描绘，带有很明显的嘲讽语气，言辞算不上温和。

这些人物大部分不可爱，有些甚至面目可憎，某些人物面部特征的描绘更是带有明显的夸张和恶意的扭曲，
这些人物一个个像是小丑一样被作者拉上了舞台以示众。

对于这样的“知识人”，钱钟书的厌恶似乎溢于言表，本质上他对于“人”这样一种生物持有比较悲观的看法。

19世纪末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中西文化的碰撞交锋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

当时曾出现过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方略：张之洞倡导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劝学篇》中认为“法制”（设学、游学、开矿、铁路诸法）、“器械”“工艺”可以变，而“伦纪”“圣道”“心术”，即所谓“三纲四维”不能变；康有为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严复引用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自由”，提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这些论争名同实异，但总的背景却是一致的，即现代中国人如何协调东西文化的矛盾。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阶层在
文化上感受到的是复杂得多的悲剧性的危机，他们要重新寻找时代精神，重新安顿民族的灵魂，更多的人在对东西文化调和作一种东方本位的导向。

比如创造了半中不西的人生哲学的林语堂，成为钱钟书小说《猫》里的被嘲讽对象。

一方面见贤思齐，力图改革；另一面又不能忘情于固有的文化传统，不自觉的保守，这种矛盾心理林语堂很有体会。

现代中国“知识人”，在理智上或许能够接受现代西方文化，在感情上却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牵制。

理性和感情不统一，必然导致无法建立牢固的价值观。

有时候自以为建成了，也很容易为现实所轰毁。

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9页，第222页。

在钱钟书的笔下，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身上也出现了多重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围城》中很多人物的价值观念也都不堪一击。

对于这个新旧文化交错更迭的时代，钱钟书小说中也有一番描绘：这年头除了年轻学生的素养和世道人心两件退步的东西，一切都像装了橡皮轮子似的飞快进步。

内地乡间的旅店可以名号“欧亚大旅社”，牌子大得招风，虽然并没有欧洲人来住过，但也不失为一种预言。

“进步”意味着向西方看齐？那个年代物质尚且谈不上富足，
科技也无法竞争西方，剩下的世道人心更不足信赖，还剩下什么是进步的？本来在西方19世纪以来，“进步”倘若仅仅与“工业文明”相关联，也一定是遭人批判的。

四十年代的作家对于20世纪的“进步”有了更多清醒的反思，更多讽刺作家着重从文化角度考察时代、社会和人物行动的内在动力。

陈平原认为“这一方面源于知识分子生活的特殊性——他们是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和传播者，受现实生活的
教育，但更接受文化的熏陶，其思想、性格、情趣，大大受制于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源于现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以来，数千年文
化传统受到严重挑战，东西文化冲突，始终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道激越的潜流，三教九流无不受其冲击，而知识分子尤甚。

”③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9页，第222页。

钱钟书笔下都是这样一群怯弱的“知识人”，性格矛盾、处境尴尬。

时代变更，他们既不能墨守陈规，也不可标新立异，忘却根本，最佳的办法也是最合中国人脾胃的中西合璧，亦新亦旧。

这些半新半旧不中不西的小人物，有的成为文化夹缝中的痛苦寻梦人，更多则成为大时代中角逐个人私利的卑微角色。

钱钟书小说中也有插入中西文化的粗泛谐趣的比较，讽刺意味是很明显的。

《灵感》中地府司长指出，中国的国家、人民、风俗、心理都和西洋相反：
咱们是东方民族，他们偏要算西方民族；咱们是中国人，他们老做外国人；咱们招手，手指向下，他们招手，硬把手指朝上；咱们敬礼时屈膝，他们行敬礼反而举手；他们男人在结婚前向女人下跪求爱，咱们男人在结婚后怕老婆罚跪；一切的一切，你瞧多别扭！以此类推，咱们爱面子，他们就不要脸；咱们死了人穿白，他们死了人戴黑；他们的公正官吏头戴白假发，我们这里主持公道的人下巴该培养天然的黑胡子。

这样才不破坏那些比较东西文明的学者们归纳出来的规律。

①钱钟书：《人•兽•鬼》，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79页。

这番比较，我们可以找另一段文字来进行比勘：
故东人食物以米蔬为主、以肉为辅；西人食物以肉为主、以米蔬为辅；此饮食嗜好之不同也。

东人衣则广幅博袖、履则缎鞋木屐；西人衣则短幅窄袖、履则革履。

……东人写字则用毛笔砚池、直行工楷于柔纸；西人写字则用铅笔或钢笔横行草书于硬纸。

东人讲卫生在斗室静坐；西人讲体育则在旷野运动。

②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见钟离蒙主编：《东西文化论战》，沈阳：沈阳出版社，1981年，第1页。

以上一段来自李大钊的关于中西文明比较的文字，所比较的主要是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虽然细致但是并不深刻。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中国学界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是非常激烈的，钱钟书的那段文字几乎是对当时粗浅的中西文化比较的一种嘲讽。

他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很有兴趣，在牛津专研过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他的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便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深入思考。

这种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兴趣，也流露于他的小说，包括他的几个短篇和《围城》。

《猫》中借陈侠君之口发表了国画与洋画的比较论：洋画在上海的不吃香，比不上国画的气韵，没有国画的用意微妙，国画还可以优雅地表达现实功利的需求。

并且由于国人不信任西洋画家的道德修养，怀疑他们画模特有伤风化。

而中国画体现着中国艺术精神在于虚实相涵，既可以表达最空灵的境界，也可以通过某种象征或借代来传达具体现实的所指意义。

《围城》中方鸿渐在古旧的《问字堂经》《癸巳类稿》《谈瀛录》找到了他那个讲演的答案，其中不乏滑稽可笑而且谬误百出的中西比较：“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觉得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进口的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地土性质和平，出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梅毒即是天花，来自西洋等等”③钱钟书：《围城》，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37页。

这种幼稚而错谬的东西文化比较显然是钱钟书深恶痛绝的，所以被他多次讽刺。

这种比较不仅是脱离现实的，且有一种自大意淫的意思。

钱钟书笔下有“崇洋一族”，如李建侯夫妇、陆伯麟、郑须溪、傅聚卿、沈氏夫妇等人。

爱默从美国人办的学校毕业，为人风流豪爽，喜欢在自己家里的客厅接待各色名人雅士。

她很有欧美女性的自主意识，不但不服从丈夫，还嫌丈夫伺候她不够。

她的丈夫李建侯也是留学生，并无真才实学，他在太太的刺激下打算写一部欧美游记。

但他的游记像似诉苦，浅薄无聊，其中还颇多自恋：读书如何难，毕业如何不易，机器文明多么可怕，纽约的汽车如何的多，怎么穿着长袍马褂去参加化妆舞会，外国女人如何青睐他。

陆伯麟狂热亲日，提倡古代日本的趣味，欣赏茶道、俳句和盆景。

郑须溪留学德国专攻天文学，因受德国文化影响，立志要做个“全人”。

傅聚卿大学读文科，读过蒲伯的诗，极力模仿安迪生的藐视习气和牛津人的行为举止。

沈太太从巴黎新回来，一派法国作风，眼中自是巴黎大而天下小，虽然她没有巴黎女人的柔媚风情，却硬要使出巴黎女人的媚态柔姿。

沈太太推崇女权，在《沪报》的外国通讯里发表爱国激情的文章《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一副关爱同胞姐妹的样子。

她有幸出席过世界妇女大会，根据世界局势观察出一个普遍的动态：全世界的女性都趋向男性方面，女性也可以承担男性职业，这种职业女性可以被称为“第三性”，如此简单幼稚地理解法国的女性主义思想，简直是对波伏娃及其理论的一种侮辱。

《灵感》中有一位一心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作家，下了地狱仍梦想着去默罕默德的天堂，或者是有金银岛的美国。

钱钟书小说中还有一部分人能够协调中西，做到中西文化的“兼容并蓄”，在享受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舒适和便捷的同时，或在社会风尚方面浅薄地模仿西方，或思想观念上仍固守于旧有传统。

他们对于西方物质文明或仰视或鄙视，这都跟特定的心态相关，近代西方的富强，常炫人耳目以“物”，一些鄙视西方的中国人往往一味贬损“物”的价值，而一些效尤西方、谋图致富致强的中国人又往往执泥于“物”，认为“金铁主义”为中国崛起的终南捷径。

①黄克剑：《东方文化：两难中的抉择》，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0页。

其实这种误解正证明
了一种短视，事实上体现近代文明的“物”原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物的加速度增殖的秘密不在于物，而在于人。

但是中国的知识人对于西方“人”的关注兴趣并不很大，偶有涉及文学、哲学或政治，也都琢磨不透，咀嚼的都是皮毛，却自以为精髓。

袁友春自小被外国传教士带出洋，满身教会气和青年会气，他把小玩意、小聪明和帮闲凑趣的清客作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介绍给国人，又向外国人讲解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两面倒卖。

苏文纨虽然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可是博士论文却做的是《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有点匪夷所思。

她从法国归来，也带来了法国式的沙龙风情，她的沙龙像是“围猎”方鸿渐的猎场，矜持自负的她在这里运筹帷幄。

她在猎捕爱情之余，最大的兴趣是是模仿中西式的附庸风雅。

苏文纨做过一首白话诗，这首诗的主题和意境都来自十五六世纪的德国民歌，但是出现在苏小姐雕花沉香骨的折扇上，这首诗的原有的淳朴也便消失殆尽了。

她在欧洲还拍过一副洋溢着古典的、浪漫的、田园诗的情调的艺术照，她身上穿着牧羊女的衣裳，手拿棍子赶着一群白羊，头上包布，可是脸上却是一种得意的做作。

赵辛楣的美国做派与对麻衣相面的迷信似乎很矛盾，他美国留学，在外交公署任职，后来又做华美新闻社的政治编辑。

可是这样一个美国派，擅长美语演说，却迷信《麻衣相法》，相信自己有官宦之相，苏文纨则有帮他的“帮夫运”。

在赵辛楣的洋式公寓的客室里，既有大幅的硕士毕业照，也有董斜川手书的九成宫体对联，还有董太太画的《结庐人境图》。

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他认为办报和教书都可以，都是开发明智的“精神动员”，但是办报影响范围广，教育影响的程度深。

失恋之后的赵辛楣有了“觉悟”，决定以后宁可取一个老实的乡下姑娘，也不要受高深教育的都市女人，因为乡下姑娘让他可以舒服地做Lord and Master。

这便是一种
夫子式的观念，只要服从的女人。

赵辛楣对三闾大学的西学东渐，效仿牛津剑桥推行导师制的做法有清醒的看法，他觉得这是在摧毁外来的好东西，结果必然是南辕
北辙。

褚慎明装扮非常西化，戴夹鼻眼睛，穿西装。

褚慎明本名褚家宝，成名之后根据斯宾诺莎改名的先例，将“家宝”改为“慎明”，取“慎思明辨”之意。

褚慎明靠向外国哲学家的致信问候和吹捧，骗得了名声。

褚先生也曾出洋，遍访欧洲大哲学家，如罗素、柏格森。

褚慎明懂得中西结合的保养秘诀，喝茶和牛奶，随身携带大量外国补药。

董斜川原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这个只能纸上谈兵百无一用的书生在军事参赞的职位上无甚前途，只好内调回国。

他善作旧诗，以“才子”自居。

这个人对西洋文化也比较了解，他对女人作诗，大放厥词，可是他又很推崇自己年轻漂亮的太太画国画。

这个英年洋派的人好学同光体诗，说话口气活像遗少。

曹元朗作诗博采中西，他对新古典主义诗歌与“学人之诗”的模仿和窃取有目共睹。

他在剑桥念英国文学，自视为一名新古典主义的诗人，他写过一首十四行诗——《拼盘姘伴》，小说中引用了几句，并附有三十个注解：
Melange abultere（一）
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明夜之风中（二）
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三）
这守活寡的逃妇几时新有了老公？（四）
Jug！Jug！（五）污泥里——E fango e il mondo！（六）——夜莺歌唱（七）……
雨后的夏夜，灌饱洗净，大地肥而新的，
最小的一棵草参加无声的呐喊：“Wir sind！”（三十）①钱钟书：《围城》，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77页，第78页。

这首诗从意象到意境都极其恶俗，丝毫没有新古典主义的玄思隽永，更缺乏情感的力量，虽然引用了艾略特的诗句可是没有《荒原》的深刻反省和绝望意境，这首诗所要表达的似乎是一种邪恶的“生机”。

如果这也算新古典主义诗歌，岂不把蒲伯
和艾略特气煞？这还不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的，还有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和诗句，“逃妇”乃是指嫦娥，还有出自李义山的诗句。

“无一字无来历”的做法确实足以和“学人之诗”相媲美，“学人之诗”算不得高明，但至少还是有学识可以卖弄的，曹元朗的这首诗里倒看不出什么高明的学识和奇僻的典故。

曹先生认为自己的诗是中西合璧的佳作，解释说：“这首诗的风格，不认识外国字的人愈能欣赏。

题目是杂拌儿、十八扯的意思，你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诗句，忽而用那个人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

”②钱钟书：《围城》，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77页，第78页。

他强调诗的精华不在于意义，只要是来自不同出处的诗句和各种文字的杂凑，能得到拉杂错综的效果，便是最高的诗歌意境。

艾略特是说过诗歌要逃避个性和情感，强调诗的非个人性化，可是诗歌并不是各种意象和引用的简单杂糅，还是要有表达的主题的，无论是个性的还是历史文化的。

曹元朗指责方鸿渐这样一类学中国文学的人的“考据癖”，他否认这种句句有来历的诗是抄袭，因为不仅祖宗如此，连西洋大诗人艾略特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个有力的庇护。

在曹元朗的语气中，西洋诗人还是高于老祖宗的，他不喜欢“弄中国文学的”人，显然也不喜欢“考据癖”者。

虽然曹元朗作诗也从中国古诗中偷取材料，可是在他的心目中还是外国的文字和诗句更高明，更有精研的必要。

曹元朗学西洋名士，15岁下定决心要终身不婚，见了苏文纨他那脆弱的人生观立马坍塌。

高松年是学生物的洋博士，深谙“适者生存”的道理，在政治系他能畅谈国际关系，比较东西方政治、社会制度；在文学系演讲，能比较许多东西方文学家；一到物理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就成了他最热衷的话题；甚至跟军事教官也有共同语言。

他最让人叹服的还是那套生物系统论，并由此推衍出“管理系统论”——“学校是
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之于学校，应该像细胞之于有机体”，“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没有“特殊人物”。

高松年是能把西方现代自然科学自然融会贯通于行政治人的“通才”，他这个“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