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域下鲍照《拟行路难(其四)》解读

接受美学视域下鲍照《拟行路难（其四）》解读
之寒门的愁思
鲍照这个诗人，我们似乎并不熟悉，这样一位并不为大家所熟悉的诗人到底
是凭借了怎样的才华，才能让诗仙李白以鲍照为师，所做三首《行路难》皆继承
鲍照《拟行路难》系列中反抗现实之精神，传承鲍诗之神韵。

“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鲍照字明远，他的诗歌才华出众这是指“不可无一”，他在当时是独步天下，无人可敌这便是
“不能有二”。

评价之人为清朝文人刘熙载。

清朝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他
们对前代学者的评价是具有客观上的整体性。

清朝学者已经阅览过唐诗、宋词、元
曲等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但依旧可以给鲍照如此高的评价，可见鲍照诗歌才
华之斐然。

如果觉得刘熙载所评还不具有影响力，那我们把目光投向唐代诗人杜甫，
他曾在诗作《春日忆李白》中写道：“白也诗无敌，飘也思不群，清发庾开府，俊逸
鲍参军。

”说的正是李白的诗无人可以并比，其人飘然若仙、卓尔不群。

他的诗像北朝庾信的诗一样清新脱俗，像南朝鲍照的诗一样俊秀飘逸。

这里杜甫将李白诗与鲍照诗类比，可见，鲍照诗歌才华之卓越。

一、用读者“期待视野”与文本“召唤结构”的相互作用解读“一个人的
愁思”
张心科教授在《经典课文多重阐释》中提到：“作品的意义生成于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召唤结构’的相互作用之中。

作者创造的文学文本是一个由不同层次和维面构成的‘召唤结构’，其中的语义、句法、结构和意境等存在的稳定性和空白
星罗棋布，给读者预留了多处想象和联想的空间。

读者的‘期待视野’又千差万别。

当文本向读者发出召唤、吁求，当读者去确定文本中的未定、填补文本中的空白时，
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展开交流、对话时，‘文本’也就由此变身为‘作品’了。

”在诗
歌《拟行路难（其四）》文本解读的第一个层次中，我将以我现有的知识水平和阅读
态度去确定诗歌中的未定，填补其中的空白。

诗歌中鲍照用“安能行叹复坐愁”直言愁思，通过“行、叹、坐”一系列外在
的行为，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他坐卧不宁、寝食难安，却又挥之不去、排解不开的“愁”。

那么，到底为何而愁呢？前文道：“人生亦有命”。

又是怎样的“命” 让作
者生发如此愁思？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亦”上承“泻水置平地，各自东南西北流”。

鲍照借泻水比兴，对人生有命进行诗意的阐释——以水倾倒在平地上流向何方不定比
兴人的命运无定，前途命运不可预知；以水倾倒在平地上的不规则、不可控性比兴人
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自主受支配；以水倾倒在平地，覆水难收比兴人的命运
不可更改，人生不可逆转、不可重来，只能默默承受；以水倾倒在地面流向各方是如此
平常的现象起兴人的命运大抵如此，反正我也不是大千世界中独特的一个，我只是平凡
个体中的一个，我的人生只是平常现象中的
一种，所以不必苦恼。

越是正常越是无奈越是荒唐，越是聊以慰藉越是感受到被压
抑的心灵在对命运苦苦抗争，而诗人越看不开。

于是他“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他想通过喝酒和唱歌来解愁，通过喝
酒解愁，并不是鲍照独创性的做法，阮籍曾醉酒六十天依然无法解开心中郁结，曹操
想用杜康解愁，奈何也只能和李白一样“举杯消愁愁更愁”，那么多前人智慧身体力
行地证明了酒只能麻醉自己却不解症结。

于是，鲍照又尝试唱歌，歌曲是《行路难》，本欲将一腔悲愤倾泻，奈何歌词悲愤、曲调悲凉，此刻，因过于忧伤而无法唱下去了。

本想解愁，可是愁思却无可排解，一直以来压抑的情感，此刻“心非木石岂无感？”酒的麻醉也不能使心如槁木，如今再也压抑不住，情感的闸门突然打开，喷
发出慷慨义愤，此刻诗人的情感状态达到了一个高潮。

随后，陡然“吞声踯躅不敢言”急转直下，隐忍吞声。

这一扬一抑将诗人的情感变化大肆渲染，“愁”的此起彼伏。

从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诗中始终不说破究竟愁的根源是什么，只是给
我们展示了愁之相、愁之因、愁之解、愁之怒与愁之忍这一系列的过程。

这种不说破的愁思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是一种常有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需要读者通过自己
的想象和知识结构进行补白。

于是，我查阅资料力图填补诗歌中“不说破的愁”之空白，发现沈德潜《古诗源》中有言“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

“愁”是一种无边
无涯、淤积不散的情绪，愁却不说破，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蕴藉美，不说愁
从何处来，便是愁从处处来。

阮籍《咏怀（其一）》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不说自己为何而伤心，笼罩在文字间的愁苦郁闷却能深深体味。

这样“不说破的愁”吸引读者去探求专研，探求愁绪背后作者的身世经历，从而知人论世，探究一个人的
愁之源。

二、用接受美学中历代的“垂直接受”解读“两个人的愁思”
张心科教授在《经典课文多重阐释》中提到：“作品的意义生成于对当代的
‘水平接受’与历代的‘垂直接受’的全面参照之后。

‘水平接受’指一个文本的意义生成于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阅读，‘垂直接受’指其意义又生成于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

”因为唐代诗仙李白以鲍照为师，所做三首《行路难》皆继承鲍照《拟行路难》系列中反抗现实之精神，传承鲍诗之神韵。

李白的创作算是与鲍照不同时代读者对鲍照作品的再创造。

探究鲍照的“愁之源”，从接受美学中“垂直接受”的角度，通过对比阅读鲍照和李白两个人的愁思来揭示鲍照的“愁之源”：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鲍照《拟行路难（其六）》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ft。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行路难（其一）》
鲍照在《拟行路难（其六）》中，刻画了自己从官场郁愤到想弃官回家，最
后郁郁不平，感慨自古圣贤和我的遭遇相同，都有怀才不遇，无奈现实的荒唐。

李
白在《行路难（其一）》中也表达了怀才不遇而想要弃官回家，他的基本思路继承了鲍照的文风结构，其中反抗精神也如出一辙。

但是结尾句的情感却截然不同。

李
白诗中结尾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一连串的怀才不遇想弃官回
家的消极情绪之后，李白挺起胸膛，豪言壮语，大步地往前走。

鲍诗中结尾句“自古
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在一连串的怀才不遇想弃官回家的消极情绪之后，他却重归义愤，不得不低头，只因为身世寒微，势单力孤。

鲍照与李白遭遇和心路历程都曾相同，但诗歌结尾的情感基调却截然不同，
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性格原因造成的么？李白是上进乐观之人而鲍照是悲观
之人？《南史·本传》载其谒见刘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
‘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之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知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 于是
奏诗。

”鲍照说历史上这么多有才华的人最后很多默默无闻，但是大丈夫岂能因此就
与志向短浅的燕雀相随，由此可见，鲍照是一个非常具有进取之心的人。

所以并不是性
格原因造成的。

那么，是什么使得鲍照“吞声踯躅不敢言”？这个我们就要关注到鲍照所处的
时代背景。

鲍照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门阀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将人按才能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

中
正指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等级的评定者，官官相护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知识分子无机会参与评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鲍照出身寒微，在门阀制度
森严的社会里，他始终是下僚，不能有所作为。

而李白所处的时代是盛唐，盛唐对于文化、对于人才的兼容并包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循环，社会需要人才的支撑，选拔人才
的方式科举制度完善于唐朝。

在那时别具一格的科举选拔制度把诗赋作为进士科的主
要考试内容，这样就增加了一批文人志士的存在感和被需要感。

所以，唐代的诗人有
着一种群体式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是李白在困境中还能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是刘禹锡在被贬之时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是王
勃在“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之际依然能诵“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因为生在盛唐，让梦想照进现实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生在盛唐，让“脚踩实地同时仰望蓝天”成为可能。

所以，生于盛唐的李白喊出“长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时代赋予他的自信。

但生于门阀制度统治的时代下，出身寒微的鲍照却不能活得如此自信豪迈，他只能在幽怨现实之后继续低头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李白和鲍照的共同点在于：“才秀”：李白飘然无群，英才天纵；鲍照慷慨任气，磊落使才。

李白和鲍照不同点在于：李白是西蜀商贾之子生在了盛世大唐，所以
意气风发，豪迈慷慨，成就了一位名垂千古的诗仙；鲍照是东海寒门庶族，生在了门
阀南朝，所以忍气吞声，“取湮当代”，只得做一个隐藏的大家。

所以，综上所述，从接受美学中“垂直接受”的角度，通过对比阅读鲍照和李
白两个人的愁思，可以窥见鲍照愁之源便是门阀时代下寒门的苦恼。

鲍照的悲哀也
是一个时代赋予寒门的悲哀。

三、用读者“期待视野”与文本“召唤结构”的相互作用解读“一类人的愁
思”
王夫之《姜斋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话：“诗可以兴，……‘可以’云者，随可以而皆可也。

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

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

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

……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

”这段话说明，读者在鉴赏过程中，可以凭借自己的情致心绪去自由地触摸诗歌的内蕴，对作品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说。

作者之情决定着他们在阅读时与作品内蕴相遇和从作品所得，这必然会使阅读解说烙上读者个人的印记。

王夫之的这段话，阐明的就是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属于接受美学思想精髓。

这里我的解读将关注到鲍照同时期同出身的诗人，通过对他们共性的分析解读，走进鲍照的内心深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年代，这时期英雄辈出、名士济济，中国古典诗歌也经过这个时期的发展后逐渐达到鼎盛。

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使得庶族与士族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庶族的抗争也表现在当时的主流文学形式——诗歌当中。

阮籍愁而作《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左思愁而作《咏史》：“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出身庶族的阮籍、左思、鲍照在年轻时就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但在仕途上不可避免地都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宣泄在诗歌当中，于是使得这批寒士创作的诗歌焕发出强烈现实主义的光芒。

戴建业在他的《左鲍异同初探——比较分析左思、鲍照的人生境遇与人生抉择中》写道：“生於‘蓬户’、‘孤贱’而又不安於‘蓬户’、‘孤贱’，懿羡柴莘富贵而又得不到柴莘富贵；恃才自负而又屡经坎坷，胸懔速志谷口又沉渝下僚，遣使得左思和鲍照成了图制度激烈的诅咒者，成了畴代的深刻批判者，二人由急切“人世”顺理成章地燮成了强烈‘愤世’。

”
由此可见，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下，残酷的社会现实让寒士们的性格从上进变为怨愤郁结，长期身处社会底层，沦为下僚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对下层社会的生活有着更为广泛的接触和更加深刻的感受。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强有力的发声，将满腔的悲愁忧郁、愤愤不平发而为诗，他们的诗歌无论直抒胸臆或是借景抒情，都倾诉着社会底层寒士被压迫的愤懑之愁思，充满着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抗争精神。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寒士们代表着出身微寒的庶族们在诗歌当中将悲愤不平的压抑抒发，感慨世事的艰辛和民生的疾苦，正因为这一类人—
—寒士的愁思才成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散发现实主义色彩的诗篇，也可以说这些诗篇为他在门阀制度盛行时代下寒门的愁思找到了最恰当的表现方式。

这一切注定了他们必然在文学上有所成就。

他们代表寒门在政治黑暗、战乱频繁的年代发出最响亮的呼声。

由此可以说，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选择了鲍照，《拟行路难（其四）》正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成就了鲍照寒门的愁思，也成为了一类有志寒士最深远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