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实左形右

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实左形右
知识分子每每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判断，的确是一件令人瞠目的事情。

之所以知识分子“每临大事多糊涂”，在关键时刻判断力甚至不如常人，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左倾化。

左是人天生的本能，根本原因还是人性。

一方面表现为对理想世界乌托邦的追求；第二方面表现为对理性构建优良制度等的迷信；第三方面表现为对自己判断力、对自身理性的极度自信乃至自负。

知识分子思想偏左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因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公平正义一直都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问题是，很多名贯天下的知识分子，一贯都是以反左、也就是以“右”的面目出现，为什么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就突然变左了呢？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如果深入剖析，就会发现，右只是表象，左才是本质。

因为在他们的知识结构内核里，也就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工具里，根本的还是天生的左的、本能的一套，而不是经过后天严格逻辑、理性训练的右的一套方法论。

左的认知方法论之一：只认得清众所周知既成事实的左和极权形态，并且勇敢地站出来说不；但却认不清通往左和极权的路径，甚至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在追求这个路径。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施施然，欣欣然，道貌岸然地，力排众议，走向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

抽开贡献与收入相匹配的财产权灵魂，经济上的平等主义、福利主义必然导向左和极权；抽开优劣等级排序的价值观灵魂，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平等主义（所
谓的“政治正确”）必然导向左和极权；离开财产权为依托的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也必然走向左和极权。

对于这种“行进中”的左和极权，多数人、包括大量知识分子，不仅缺乏应有的警惕，而且把它们当成高尚的理想追求。

因此，他们一方面在反对现实中既成事实的左和极权，甚至因此受到左派与极权势力的排挤和打压，也因此获得社会的声望和拥戴。

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官方的排挤当成自我的加冕，当成自傲和自负的资本。

而真学问应该超越于党派、权力、金钱，甚至应当超越于民众，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众。

如果站队就能够成就真学问，做学问岂不是太容易了，还需要知识分子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却对通往左、通往极权的道路缺乏应有的警惕，根植于内心的、发乎本能的左的意识形态（自由、平等、博爱等理想）、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孤傲、自负）等，使人们在通往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左的认知方法论之二：
理性的自负（一）：制度迷信和媒体迷信。

以为有一个好制度，一个好的媒体机制，不需要民情民意支撑，就能高枕无忧为万世开太平。

而好制度和好的媒体机制，仍然是人为理性设计的结晶，所以对制度迷信和媒体迷信，可以归入“理性的自负”之一。

人们对经济领域计划经济这一“理性的自负”充满了警惕和防范，却对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制度迷信毫无警觉。

离开了民情民意民心支撑，离开了人心中的道德律支撑，再好的制度都像朽木，徙具形式而没有生命和灵魂。

左的认知方法论之三：
理性的自负（二）：把自己当上帝般的存在，对自己的认知迷之自负，不符合自己认知的，都是谣言，都是小道消息。

美国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批判，认为世上很多邪恶，都是假借“社会正义”的高尚名义而得以畅通无阻。

索维尔为现代人提供了筛选坏思想的三大铁律——“圣化构想”、“辞令技巧”、“不是媚权，就是媚俗”。

圣化构想：知识分子常常忘记自己不是上帝。

他们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目标追求都充满自负，“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

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理解人类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程度，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知识。

”
辞令技巧：巧言令色，背叛常识，颠倒是非。

通过狡辩来掩盖自己的判断失误。

不是媚权，就是媚俗。

不媚权容易做到，不媚俗反而更难。

因为权力更单一，但是媚众媚俗中，却包裹着无数时髦的社会思潮。

左的认知方法论之四：只认得清左和极权的表象，认不清左和极权的本质，误把霹雳手段当独裁，误把表面儒雅当文明。

把外在强势的表现当成左，不把内在的悄无声息的毒化瓦解当成左。

知人知面不知心，认皮认肉不认骨。

是否野蛮与独裁的根本分水岭，不在于手段是否凌厉，而在于是否遵守规则、遵守法治，是否遵守规则和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程序正义。

只要是个人凌驾、游离于法律之上，实现个人人治大于法治，都是独裁；反之，只要是法律许可的程序范围，不管是缠讼，还是动用暴力机器，还是如美国宪法规定，如果政府背叛了人民，人民有权揭竿而起，都是文明，而非野蛮和独
裁。

因为，真正的野蛮人除了暴力和子弹，听不懂其它任何形式的语言。

他们只会用口号（理念）思考，用子弹交流。

左的认知方法论之五：抱残守缺，固步自封。

这是一个一日不观察则言语无味，三天不思考则面目可憎的人类剧变时代，变是常态，不变是非常态。

以为有什么以不变应万变的灵丹妙药，不论是制度迷信，还是媒体迷信，轻则是天真，重则是幼稚。

这是一个回归的时代。

左化自由主义回归十九世纪乌托邦，保守主义回归传统智慧，开放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

资源供应和技术的跃迁式进步摧毁了二十世纪人类建立的政治与社会平台，一时人荒马乱。

二十一世纪是买单人。

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技术的极大进步，全面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社会和观念结构，传统的政治与媒体平台，在巨大的冲击面前岌岌可危。

奉行言论自由的美国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度和制作专业性，一直以来是言论不自由的国家的新闻记者的榜样。

可是最近几年似乎有些变化。

以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度做调查，根据盖洛普（Gallup）的统计，在本世纪初的時候，美国超过半数民众信任新闻媒体。

到2016年下降到32%，也就是说不到三分之一！
2017年，另一个统计数据，以美国人对媒体的不信任度做调查，来自蒙茅斯大学民调研究所（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的调查结果，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刊、杂志——报导假新闻。

2017年，持这样看法的人数比例是67%，2018年这个比例增加到77%。

两个机构的正反调查结果互相吻合。

传统社会人们的信息管道有限，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即使有时被媒体欺骗，也依然只能相信媒体。

正如托马斯·杰弗
逊（Thomas Jefferson）所言：“人们的见解和信仰並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而是无意识地顺应别人向他们提供的证据。

”
但是1998年开始，风靡全球的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信息管道，人类进入信息大爆炸时代，对传统主流媒体的信任度开始一落千丈。

信任度的下降，直接影响主流媒体的收视率和订阅率，使主流媒体进一步背离“社会公器”的传统“第四权”角色，进一步倒向资本和权力，沦为宣传工具。

左右之争不是制衡之争、不是立场之争、而是是非之争、善恶之争，不要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

如果我们不能达成这个基本共识，后面肯定还有许多弯路要走！左右之争就是正确（right）与错误（left）之争，‘理中客’们总是要在左右之间找个中间点进行平衡，在正确与错误的中间点上是什么呢？是更正确吗？”
不仅是知识分子，防左，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终生不渝的自我建设。

这是智力和道徳的双重建设。

没有足够的辨识力，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想要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终其一生的努力，都不可能不犯错，但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防左反左，也许可以让我们尽可能少犯错。

一是事实判断重于价值判断。

对真相的追求永远是价值追求的基础。

没有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真理追求，就是水中捞月沙上建塔。

真，是善和美的前提条件，真知方为善。

真相是一切规则、理想、正义的最低起步，任何人都没有防止信息不对称的魔棒。

对于真相的唯一正确态度是：“我将穿越，但永远不能抵达”（比利时诗人伊达.那慕尔）
真相常常因种种原因到处流亡，真理永在天上，心存敬畏之情，目向光明之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研究问题，当如破案之警察。

破案的警察，要比知识分子谨慎，因为他们的行为，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很多力量的监督；而知识分子做判断，就像一个人炒股一样，认知同样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却没有任何人可以监督，所以注定大部分是错的，只是他们善于巧言令色，不容易认错。

二是要敢于怀疑，怀疑别人，也怀疑自己。

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

学问当从疑处生，有一处执迷不悟，除非得到事实和规律的反复验证，否则必为左；处处怀疑不迷信，包括不迷信自己，充分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方为右。

三是讲逻辑，用逻辑。

四是吸收法治精神，讲究控辩（当事）双方的权利平衡与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