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90年代以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考察1

“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90年代以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考察轩红芹内容提要：以纯乡土为描写对象的“乡土小说”自90年代以来已不能成为有效的叙事资源。

“向城求生”才是乡下人最内在的生存镜像和最强烈的行动方式，并以此诉求着自身的现代化选择。

其承担的由巨大的文化滞差所带来的最初的振动和矛盾都包含着极其现实的文化内容，以及不同于传统乡土小说的叙事纬度，都使这种“新乡土叙事”带来中国文学的某种内在转变并呈现出诸多未曾显露的意义。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乡土文学”一直是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和“乡土”在整个现代中国社会中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有关。

但这也使得乡土文学成为视野局限在描写纯乡土和乡村的一种固定的文学样式，这一方面固然可以由此不断获得扩展与深化，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因循与惰性，“乡土文学”的当代性越来越淡薄。

90年代以来，乡村城市化和都市文明的全面发展，城乡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进一步松动，使得大批农裔走进城市，纯乡土在今天已无法成为有效的叙事资源。

打破“乡土文学”在描写对象上的自我限制，关注农裔进城的当代生存境遇，而且一改以前总是逃避城市与现代化的关系，把“进城”作为一个反题的叙事模式，而把“向城求生”作为现代化的诉求方式，从而促进传统的“乡土文学”发生某种内在转变，我把这称为新乡土叙事。

因为虽然写到的是他们城市里的生活，但从根本上仍是乡村命运的表现者，城市只不过是用来阐释他们在当代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

在90年代以来深层社会和文学背景下，“向城求生”的新乡土叙事是一个中国现代化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联系的命题，也最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模式。

关注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行动选择和心路历程，剥离出其最本质的生存状态，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最有价值所在，并呈现出诸多未曾显露的意义。

一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在中国版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以农业文明为传统的中国，在中国文学叙述中，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家园”的意义，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乌托邦，陶渊明和王维们的灵魂，就栖息在乡村。

及至三十年代的沈从文的创作，直至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小说和张炜、张承志的创作，这种情结在中国文学中已有充分的表达。

只是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中，“大地崇拜以及农业文明可能被更大范围地援引为现代性的解毒剂，那么文学眷恋乡村的意义开始超越出美学范畴而产生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功能。

”1如果再加上乡村与中国现代革命的关系，它曾隐藏着现代性的动力，从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倡导开始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乡村的文学赢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梁斌的《红旗谱》、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三乡巨变》再到浩然的《艳阳天》等，乡村的文化身份就更加非同一般，乡土越来越隐退掉自身的丰富和意义，越来越失去其地域风姿而变成“革命的土地”；即使意识到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对立关系，它相对稳定的文化时间在通往“现代”的路途中，因其守成而步履蹒跚甚至不合时宜。

如世纪初，乡村成了鲁迅开启的启蒙传统的批判载体，但在鲁迅的社戏、少年闰土等作品里，乡村的质朴和诗意又跃然纸上。

所以，文学叙述中的乡村，不管是用来抵抗现代文明的诗意家园、或是把它作为现代化动力的意识形态创作，或是在全球语境下所作的本土神化创作，乡村在很大程度上都变成了记忆所制造的话语——而不是现实本身，都是其寓言大于真实，意义大于形象的“不及物”创作，乡村在中国文学中一直就是一种不断被遮蔽的叙事。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学始终是乡村覆盖城市的书写，规避城市与现代性的深刻关系，而且欲望的放纵以及颓废、糜烂、享乐始终被视为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人们所能看到的是，作家对城市文化的反感始终拥有一个理直气壮的政治形式。

无论是《我们夫妇之间》还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城市仍然被视为资产阶级道德败坏的渊薮。

如果不是将城市作为嘲讽和批判的对象，文学恐怕早就遗弃这个赖以生存和运作的空间”2；1962年获得好评的剧本《千万不要忘记》里对日常生活私人空间和欲望的抵制，从一个层面上传达了乡村改造城市的乌托邦冲动和焦虑；1982年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获得拯救的仍是乡村乌托邦。

这使得即便是有描写进城的小说，也都是设置道德法庭，而把进城作为一个反题，或用于控诉其对乡村情感的背叛，或把农村人变异归于城市大染缸的结果，描绘城市如何阉割了他们从土地而来的淳朴和怯懦，释放出冷酷的气魄和原始的强横而完成自己的“城市化”，从而作者也借此完成了对农村的谅解和宽容，及对城市的批判；这几乎成了以前乡村叙事一个固定的模式。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文学观念的自觉，给城市的再认识提供了条件。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提高、商业经济大潮的冲击、城乡关系的松动，尤其是中国采取自下而上的乡村城市化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大批乡下人进城，这都给新乡土叙事提供了现实基础；以及相应的“作者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不再有构造社会共同想象关系的乌托邦冲动，历史留给这一代人的只有“剩余的想象”——然而它创造了这个时代崭新的语言感觉，最彻底的发掘了个人化的内心生活，这一切构成了九十年代文学和文化别具一格的场景。

”3关注个体生存本质，肯定世俗欲望等创作观念的转换无疑给关注乡村生存本质生活又提供了文学准备。

乡村生活的内在本质被剥离了出来，“向城求生”成为90年代乡村最内在的生存镜像和最强烈的行动方式。

其实现代人对“城”的意象的追逐可以追溯到初民的原生形态之中。

从远古时代的“城市国家”（诸侯国），到国家的屏障之城——长城，再到民居中的城楼、城阁、城堡，以及神秘消失在浩瀚沙漠里的“楼兰古城”……这些“城”的情结已经逐步深入到国人的潜意识里，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和不自觉的行为冲动——进城!中国民众最渴望选择的生存环境就是：搬到城里去!这些意识构成了所谓的“民俗意象原型”。

特别是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并逐步固定化，加上有户籍、身份制划分标准，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这都导致乡村问题在中国版的现代性之中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更是使得进入城市成为农村人世世代代挥之不去的光荣和梦想。

所以在中国，乡村和都市不仅仅向西方那样以农村的城市化表明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她还有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人为的城乡结构模式，使得农村和都市不仅仅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分治，而且还造就了其中复杂的心态，在这种乡村和城市的相互凝望中，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密码。

因此这里“进城”不仅仅是题材意义上的，也不是仅仅指一种实在的生存空间等地域意义和社会形态的区别，而是文化形态和经验方式的区别。

这里面的城是与乡村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乡村来说，城镇就是城，而相对于城镇来说，县城就是城，比县城更大的城又被居住在县城的人称为缄，它超越了形而下的地理位置，而在于城市就像那前方的灯让他们心中始终涌动着“现代性”的冲动和幻觉，给他们带来的内心的骚动和渴望。

向城求生，其本质上是一个梦，是有关城市/乡下的表象，里面只有一双欲望的眼睛，是关于欲望和权力的故事。

“城”在这里既是他们形而下的落脚地，同时又是他们的同伙和对手，在形而上意义上同卡夫卡的城堡，海明威的大海一样是一种命运，是一种来证明、抵御他们命运的一种象征，是他们生命力爆发的呈示。

悬置多年的城市终于在他们集体大逃往的声势中进入创作者的视野，“向城求生”的新乡土叙事在现实机缘的激发下使得问题普遍化。

徐德明说：“作为农业大国的主体农民，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进入城市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程，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的最有价值所在。

这种价值已经为小说捕获，成为一种“亚主流叙述”。

”4他在论文中虽强调“乡下人”的概念但谈的仍是农民工话题而且多是世纪初的作品。

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我认为90年代之后已开始，只不过至今进一步深化而且终于形成声势引起评论家的注意。

而且这里面还有许多的作品，也可做大致的划分，比如农裔知识分子，农裔官人，农民工，农裔女性等等，作为与城市人相对的概念，他们有共同的特质并可使对他们的讨论更加深入。

5他们的命运变迁和被叙述的不同方式带给文学空间格局的变化，又怎样反映了时代的变迁，都将带来中国文学深层特质的改变。

二“向城求生”的新乡村叙事是一个关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联系的命题。

不同于新时期早期阶段，或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碰撞出的一些富有社会意义的事件；或是85年之后出现的一些新潮小说，生命被作为独立的个体被加以强调，生命自身存在的焦躁、危机为作家所体验，但又脱离了社会。

它则把人的生命与“生活秩序”、生活关系联系起来，着重表现生命在现实交缠中所产生的种种感受，人的生命不再是抽象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生命，而注重在政治、道德、社会、伦理等当中的复杂感受；关注的是属于人生命自身的痛苦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它使生命存在形态的生活化进一步深化，对于人的生命意识的关注是文学现代化的标志。

他们渴望改变自身，城市成为他们梦想的地方，但同时“农裔”也是他们难以更改的身份印记，“酱紫色”已成为他们永不退色的生存底色。

这本质是一种历史的因袭，它可能会造成性格的缺点和主体的贫弱，但也更让他们最有解放的冲动、追梦的执着和超越的愿望。

而在今天我们的文化建设正处在一个充满矛盾诉求的悖论式的语境里，从农村进军城市的他们无疑更是承担着这巨大的文化滞差所带来的最初的振动和矛盾，他们在变革的同时也被变革着。

在他们进城的途中，农裔身份就像他们的生存密码，步步为营无形的控制着他们的生命流程直至最后显示命运的真相，而且生命只能以这种被限制的方式存在着。

这种官制和囚禁与西绪弗斯的苦役一样是被迫的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疑是从卡夫卡和加谬所展示的意象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新起步，显示着它独特的文学空间和审美价值。

同时从乡村进入城市参加的还是“绑腿竞赛”，他们被迫生成自己的生存特征，这让他们的飞翔之姿呈变形之态，城市又是他们梦想破灭的根源。

作者把已化为灵魂深处的阴影的过去再现出来，挖掘那些外部事件如何转化为精神形态的东西，成为个人无尽痛苦的根源，以及在试图解释和适应这种困惑时所经历的痛苦。

于是，所有人物的沉思、反省、忏悔、忧郁——都是为自己，也为“历史”，因为他们的这种生存体验又总是和他们的客观生存境遇相交织着，所以所有个体化矛盾都包含着极其现实的文化内容，代表了现代冲突最现代方式，最是他们体现了现代化充满悖论式的语境中最突出也最现代的矛盾。

在今天商品化经济时代，谁不说俺家乡好已成为一个随风而逝的古老的童话，农村不仅意味着贫穷，还代表着老土，贫穷重新成为一种耻辱和罪恶。

本以为进入城市从此进入了“天堂”，岂料也是走进了“失乐园”，因为“泥土在乡下能滋生万物，在城市里却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