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北京文学概览 - 首都师范大学精品课程网

也不是纤软的亡国哀怨，有较强的正义含量。

北方文化，特别是燕赵文化，往往与“黄河文化”近义。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开篇便说：“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的情形并不佳。

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此重实际，轻玄想。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有很大差异。

文学的胚芽之一是神话，西方人搞了两万八千行左右的长诗《荷马史诗》，而同时代的中国却只写出了一些几十个字或百字左右的神仙小传。

洋洋6卷的《穆天子传》，总计也无非一二千字。

在“玄想”的能量上，我们也许不如古代西方。

但“重实际”却是我们优胜于西方的文化品格。

文学上的“重实际”，内涵很广，包括落笔的实重：意之有依，情之有据，言之有物。

而且落实到文学的基本细胞——文字上，讲求句采、词采、字采。

这是中国文学的特殊优势，值得自负。

以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为例，305首诗中每首无非几十行，都源事而发，每句都讲求一词一字的斟酌。

内容很实重，用句、用词、用字也力求精简。

《文心雕龙》所说的“水性虚而沦漪结，木质实而花萼振”，两者相比，要比“虚笔”的功夫中国文学可能逊色于西方文学，北方文学也可能比不过南方文学（如屈原的楚辞等），但中国文学（特别是北方文学）的“实笔”优势，却在世界上被格外瞩目。

《诗经》的15国风中，都采集在长江以北。

其中的三“风”39篇，都取自燕赵。

最有名的《伐檀》就写的是河北。

《战国策》中的燕策三篇，赵策四篇，其中的第一流名篇很多，如《触龙说赵太后》、《燕昭王求士》、《鲁仲连义不帝秦》等。

读读那样的诗、文，都会使我们对中国文学、北方文学的“有为”品格加深理解。

2．北方文化的传统优势是具有较强的政治情愫。

俗语说：美女多在苏杭二州，才子多出三江两湖。

将美女与才子并列，才子也不会有像样的文化硬度，倒是慷慨悲歌之士更可敬些。

《文心雕龙》有言：“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者哉！彼扬、马（即扬雄、司马相如）之徒，有文无质，终居乎下位也！”还特意非议了虚浮的绮文丽辞：“文丽而无用者，长卿（司马相如）也！”相比之下，北方文学的优质品格必须肯定。

如汉代的另一位“司马”，即司马迁（陕西人），就有特殊凝重的“北方文学”气质。

这是北京文学的优质基因之一。

北方文学的优势获得了另一种强化，其体现恰恰是政治情愫与文学情愫的日益近缘。

这也和多种朝代定都于北京有关，实现了政治中心与文学中心的两位一体。

文学，无论是发出歌颂的声音还是发出暴露的声音，包括各式各样的才子笔墨，大都立足于社会使命上的“有为”。

毫无社会功利意义的闲逸之文、虚淡之作，以及依此而经营出的作家，往往很难问世、立足。

古今都如此。

《诗经》经受秦的“焚书”之后，汉代的发掘者、整理者、研究者中，“鲁诗”、“齐诗”、“韩诗”、“毛诗”的四家中最有名的“韩诗”专家韩婴，就是北京人。

他的文化活动，首先立足于社会功利（而不是个人功利）。

南北朝中的北朝，文学上相比之下不如南朝发达，作家较少，但仍有夺目的星辰在闪烁着奇光异彩，例如郦道元和他的《水经注》。

郦道元是北京周边地区（涿县）人。

对他，有必要强调几句。

他本是贵族，先获侯爵，后降为伯爵。

并长时间为官，先后做过冀州镇东府长史，东荆州刺史，河南尹，最后在雍州被杀害。

他本来可以荣华一世，富贵一生，但却将极大的心血倾注于书写益世益民之作《水经注》。

而且行文精粹，笔墨多彩。

这就是北京文人永远值得景仰的精神素质和文学品格。

3．政治与文学的近缘与瓜葛，是一切有为文人都不否定也不鄙薄的。

但文人的高品位政治意识，可贵之处在于对民生的关切。

彻底排斥政治兴趣的作家，是绝难写出大气作品的。

北京后来成了历代古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北京文学的另一种强化。

元明文学的繁荣，都与北京成为帝都有密切关系。

元朝出了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其中的马致远是北京人）。

此外，王实甫足可以与关汉卿比肩，王实甫就是北京人。

他的《西厢记》，影响极大。

在元、明两代中，就文学而论，我们要特殊地谈谈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人的杂剧，散曲。

这倒不是因为元明两代出生于北京或写作于北京地区的小说名家较少，而特殊看重元朝杂剧、散曲的原因恰恰是其语言色彩向“北京文学”的贴近，口语化、民间化、俗言化的趋势很明显。

而且俗而不昧，俗中寓雅，行文更加洗炼、精粹。

4．真正将泛泛的“北方文学”成型为标志鲜明的“北京文学”，坦率地说源于清朝。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它所关注的社会生活大多发生在北京之内，主要写“北京城”之内的人物（包括官绅和市民）、事物和风情；同时，它使用的是通行性的甚而是专门性的“北京语言”。

这种语言，既不是外省外市的方言，也不是北京城四周之外泛泛式的乡民语言（包括农民语言）。

最杰出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首先是曹雪芹和《红楼梦》。

曹雪芹和《红楼梦》将“北京文学”的标志、个性、风采推向了极致境地，也将“北京文学”推向了中国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例如在语言上，这是真正的也是精粹的北京白话。

无论是此前的“古文白话”，还是后来的各种“大众方言”，都没有超越《红楼梦》“京味语言”的洗炼和生动，至今尤是。

《红楼梦》的功绩很大，首推两点：一，文学更深刻也更直近地触摸到了文学的本义。

文学即不同于科学、哲学、政治学，也不同于泛泛的故事、传闻、杂趣，它铺展的是广义“民生画卷”。

作品中可以（而且必须）注进应有的科学、哲学、政治因素，但文学的深层意向、直观显示必须定位于民生扫描。

《红楼梦》就是这方面的范本，也是经典。

二，文学语言必须是文学语言，在深刻的内涵之外必须将思想转化为形象，将理念转化为具体，将意趣转化为生动。

在这一点上，《红楼梦》使用的北京语言尤其是最好的“文学语言教科书”之一。

不讳地说，若干年后的大作家老舍、曹禺等等，都有师承《红楼梦》的明显痕迹。

5．始终性的政治情愫加上北京语言的催化、发酵、酿制，引发出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萌动于北京不是偶然的，带有极大的必然性。

“五四”新文化（特别是新文学）兴起于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能如此。

即使以语言革命为例，由古文或文言白话更新为真正的白话文，只能由北京发祥。

只要搞白话文学，无论借用任何地区性的方言做母本都不行，只能基于北京白话或借用、注进北京白话。

对北京白话表示陌生或彻底拒绝的作家或作品，绝难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的北京文学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学。

生活在北京或与北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作家，理应数量庞大。

顺便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一场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还是一场文学革命、语言革命，发动者或冲锋者大多不是北京人。

但这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北京的政治土壤、文化土壤（包括语言土壤）。

放言无忌地说，那样的革命很难发生在北京之外的各种名城大埠，只能兴起于北京。

在北京成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800余年中，无论是思想能量还是文化能量的储备和积累，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方面不必细说了，单凭语言能量的积淀，历史也必将首选在北京。

北京语言（包括语音、语构、语风、语韵）具有精准、简明、朴实、生动的特点。

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除了个别语句、字词带有一点浙江话的痕迹外，大多使用的是明快的北京语言。

后来鲁迅的许多杂文，许多幽默短语，他的“南腔北调”只是留有南腔（南音）而行文却强调的是“北调”（北京语言的风韵）。

历史将语言革命的使命赋予北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话的流行都有向北京语言贴近的意味。

叛离了北京语言，新文化运动的成功是不会顺利的。

一时一地的流行文学或轰动文学，如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以及解放后的“革命文学”、“工农兵文艺”，可以是文学机体的某些特殊之根——如政治之根、思想之根等等，但做为立体的、总体的、根深叶茂且又枝青花艳的文学本身，并做为中国式的也是最夺目的文学代表，今天也应该是北京文学，将来也仍是。

这是因为，文学首先是语言艺术，中国式的文学（包括口语上的普通话）只能以北京为基本的“语根”、“语类”。

在这里，绝不是把新中国建立后许多文学的功绩都加冕在北京文学头上，更不能排斥各时期各地作家、各类文学作品的地位，如解放前的抗日战争文学，延安时期的新文学，以及解放初、解放后各地作家写的各类优秀作品。

但要强调的是：上述的优秀文学，在语言上大都没有侧重于使用该地方言，而有意无意地都采用了或汲收了北京语言（或北京话）。

而统统使用各地方言来写出的作品，生命力毕竟小些、短些。

6．“文革”造成的灾难首先是政治的灾难，同时也是文学的荒芜。

在北京文学史上，可以是删除、省略的一页，但做为反省的对象或内容，仍不能丢弃我们的思考。

“文革”对文学的摧残，也是对纯正北京文学（包括思想和语言）的践踏。

首先，在思想品质上它背叛了曹雪芹、老舍、曹禺（以及此前的“五四”时期北京文化群体）的正确“有为意识”，即爱国、爱民、爱真理、爱正义，却径直退化为恶性功利、恶性行为；在语言上，也肆虐地作践了和污染了《红楼梦》、《骆驼祥子》、《雷雨》（包括此前《新青年》中的先进文章）的鲜活白话，而堕落为大话、空话、野话。

仅仅因为它敌视和蔑视的是北京文学、北京语言艺术，就注定了它的必然短命。

而它的破产，又注定反弹出北京文学更有爆发力、更有冲击力的再生和更新。

粉碎“四人帮”之后，兴起的新时期文学，包括先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北京的作家和作品都融进了很强的“有为”性，立足于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和对真善美的崇扬。

而且在语言上，虽然在构句方式上或用词手段上做了变更和改进，使之更加多彩化或细腻化，但都忠于北京语言尤其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的母本，包括对北京语言的回归和对北京语言的发展。

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以北京语言为基础或参照北京语言而写出的作品，以及基此而出现的作家，都是中国文学景观中一道独具特色而又格外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文学中内含的优质政治情愫（即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等等），加上北京语言自身的原有魅力和工艺操作的日益精致化，是北京这块文化园林在中国文化的原野上之所以特殊青翠、特殊绚丽的主要原因。

为此，应该用较大兴趣和较深思考去研究北京文学，发展北京文学。

北京文学今天尤其不仅仅是北京地区的文学，不仅仅是北京人写的文学作品或专写北京的文学作品。

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无疑应受到尊重，但更重要的是要特殊关注具有北京式文学思想、文学语言、文学风韵的作家和作品。

我们不应排斥、不能轻视具有其他地域性特点的作家和作品，这样的名家名作很多，都对中国文化园林的营建做了贡献，甚而杰出贡献。

但是我们应当有足够的勇气去说：北京文学（或北京式的文学）今天毕竟是中国文学重要的思想导向、艺术导向、语言导向，有资格高扬起北京式“国语文学”、“国语艺术”、“国语学术”的旌旗。

中国入关入世，实现文化的全球化，既包括世界语言的相互融汇和广泛推广，也包括民族语言的自我优化、竞争能力的强化。

尤其是文学艺术，有的民族很可能由于失去个性而归于衰落，而有的民族则很可能由于个性的强化而越发彪炳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