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祥旭考研】刘尚希:破除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认识误区
刘尚希:要打破“风险大锅饭”体制
06决策探索2018.7上观点速读VIEWPOINT厉以宁:信息重组是当前企业创新的关键刘尚希:要打破“风险大锅饭”体制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表了题为《培养更多的新型企业家》的演讲。
他认为,创新更重要的是信息的重组,没有最新的信息,任何创新都只是跟在人家后面走。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新的生产要素的重组,这话对吗?这话不准确。
为什么不准确?生产要素的重组尽管有用,但产品竞争力的关键仍然是信息的重组,只有掌握更多的信息,才有可能实现创新、实现成功。
”厉以宁说。
“我们经常说创意是创新的前提。
很多年轻人有创意,有了创意,就能够为创新创业提供动力。
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鼓励每个人积极参与创新,因为任何人,包括那些有创意的年轻人,他们刚进入市场,希望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年轻企业家的发展,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企业家。
”厉以宁强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日前在其新书《公共风险论》发布会上表示,改革开放后“利益大锅饭”没有了,但是“风险大锅饭”依然存在。
大家总是在冒风险追求利益,这样一来就会制造风险,从而形成公共风险。
这种“风险大锅饭”的体制怎么真正地打破,现在看来至关重要。
“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从而化解公共风险。
”刘尚希指出,进入新时代后,现代财政的新使命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公共风险。
刘尚希坦言,应对风险挑战的基本方法是进行风险隔离,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抑制个体风险的外部化,实现风险内部化;二是防止各领域公共风险相互转化;三是从债权债务关系着手,遏制经济风险传播;四是从社会个体行为关系入手,遏制社会风险传播;五是加快改革“风险大锅饭”体制。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积极财政政策比预想积极
担忧高房价
目前 的楼 市 调 控 仍是 治标 而 非 治 本, 治本 就 是 要建 立 起 制 度框 架 , 包 括
人 民 币 入 篮 有 助 于全 球 金 融 稳 时 降 低 污染 型项 目的 投 资 回报 率 和融
定
人 民币 “ 入篮 ” 后, 会 与美 元 、 欧元 、
日元 和英 镑 一起 在 I MF ( 国际货 币 基金 组 织 )的资 金运 作 中发 挥关 键作 用 , 对 中国和 全球 经 济有 着更 深层 意 义 。“ 入 篮” 意味 着人 民 币 已成 为可 自 由使 用 的 货 币 ,今 后 I MF成 员 在 与 1 MF相 关 交 易 中可 能会 用 到人 民币 : 同时 作为 可 自 由使用 货 币 的发行 国 , 中 国也将 与 I MF 资可获得性 , 进 而 扭 转 投 资结 构 , 并 将 为 企业 和金 融机 构带 来新 的机 遇 。 我 国 当下 污染 型 的产 业 结 构 源 于污 染 型 的 投 资结 构 , 其背 后更 深层 次 的原 因是缺 乏 鼓 励 绿 色投 资 的激 励 机 制 。今 年 以 来, 我 国绿 色债 券市 场取 得 了长 足 的进 展。 我 国十 几个 地方 已经 建立 了绿 色发
更 积极 ,按 宽 口径 的赤 字 率 实 际 已经
5 —6 %, 而 明年 的财政收 支压力会 更大 。 虽 然 今 年 年 初 设 定 的 赤 字 率 目标 是 3 %,但 实际上有 些债务 没有统 计在 内 , 比如 一些地方政 府的专项 债等 。建 议积
控机床 、 机器人 、 3 D 打 印等 , 关 键 工序 数 控 率 由平 均 2 7 %提 高到 6 4 %;重 视
关部 门 、 各 地 方人 民政 府要 充分认 识 互
财政改革的前瞻性思考_刘尚希 (1)
局中,社会的看法也将是多元的、分层 制。我国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 多。这不仅导致政府依然承担了过多的
的。这与 1994 年财政改革时的情形已 就是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展开的, 社会职能,包揽了过多的社会事业,如
是大相径庭,当今财政改革的复杂性、 其目标指向是效率。实行市场化改革, 教育、科研、医疗服务、文化、慈善、矛盾
角来看,财政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分工 政可以在其中发挥牵引功能、倒逼功 水平及发展条件等方面更是差距甚大,
合作,财政在公共领域,市场在私人领 能。在过去的经济改革中,财政改革是 分税制无法从国家层面贯穿到地方内
域,从整体上优化资源配置;从社会视 中心环节;在当前作为重点的社会改革 部的各级政府之间。
角来看,财政与社会在促进公平正义上 和政府改革中,财政改革依然具有“先
种事权划分方式不可能与西方国家进 一级或省一级。这样,也有利于地方治 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等等,如何
行比较,更不能模仿它们的做法来改革 理中实现财力与事权的匹配。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解并明晰界定。从
我国的这种事权划分方式。面对这个国
同时,建立地方财政辖区责任机 现实来看,这个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情特点,我们能做的不是把他国的那一 制,减少地方层层分级吃饭导致的地方 1994 年的财税改革也暂时 性 地 回 避
和发展,都要靠财政来维系和支撑。就 论来看,如果有一个方面成为短板,发 制,事关公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与权
此而言,财政改革绝不只是一个部门的 展滞后,或五个方面出现不协调的状 利的关系。换一个说法,政府与社会的
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经济社 态,那都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关系,也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社会
基于国家治理的财政改革新思维_刘尚希
基于国家治理的财政改革新思维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100142)内容提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未来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特别对于财政而言,《决定》将其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不仅对财政的职能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对财政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而且围绕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内容提出了新的改革举措。
关键词:三中全会决定国家治理财政改革新思维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9544(2014)01-0004-02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改革里程碑意义。
这次提出的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聚焦到“国家治理”上,反映出着眼于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新思维。
与此相适应,财政改革也有了新认识、新思路和新举措,充分体现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维和改革的新力度。
一、对财政的职能作用有了新认识把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财政的一种新认识。
这种认识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学思维和工具化思维。
在现行学科门类中,财政学属于经济学的应用学科,对财政的理解长期以来仅局限于经济学,一提到财政,就认为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一提到财政政策就认为仅是经济政策。
这种局限性,使财政过度工具化,财政被视为政府政策工具箱里的类似扳手、钳子之类的工具,凭着施政者的喜好,随取随用,随用随取,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
这种过度工具化的产生,在理论源头上与凯恩斯主义是联系在一起。
在缺乏财政法治传统的我国,过度工具化尤为突出。
不言而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过度工具化,意味着国家治理潜藏着公共风险。
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就已经是一个证明。
顺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这个内在逻辑,财政的职能作用就不只是反映在经济方面,而是体现在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
基于国家治理的财政改革新思维
一
及财政改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这方面是有教 训 的, 如房产税改革试点 , 就 曾经饱受合法性 的质
新一轮财税改革
基于国 家治理的财政改革新思 维
刘 尚希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 北京 1 0 0 1 4 2 ) 内容提要 : 十八届三 中全会通过 的《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
定》 , 明确 了未来改革的基本思路和 目 标, 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特别对于财政 而言, 《 决
4 地方财政研究/ 2 0 1 4 . 1 / 第1 期
新一轮财税改革
延伸。
不 难 看 出 ,对财 政 职 能作 用 的这种 新 认 识 , 为
按照两级分权思路 , 财政改革应在两个层面展
开: 国家财 政 和地 方 财政 。前者 的一 个 重要 内容 是
财政改革新思路做了扎实的理论铺垫。
关 键词 : 三 中全 会 决定 国家治理 财政 改革 新 思 维 中图分类号 : F 8 1 2 . 2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1 6 7 2 — 9 5 4 4 ( 2 0 1 4 ) 0 1 — 0 0 0 4 — 0 2
十八届 三中全 会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的决定标 志着我国改革进入一个全新 的历史 时期 , 具有改革
二、 财政 改革有 了新 思路
对财政有一个新的定位 , 财政“ 怎么改” 就心 中 有数了。作为国家治理 的基础 , 财政的健康与稳定 就变得极其重要 , 就像房屋 的地基 , 若 出现变形 、 松 动, 房屋就有垮塌的危险。而要保持财政的健康与 稳定 , 法治是前提。因此 , 在这次改革 的《 决定》 中, “ 法” 字当头 , 在“ 明确事权 、 改革税制 、 稳定税负、 提 高效率” 的前面 , 凸显“ 完善立法” 。这也意味着法治
思享汇│刘尚希:重构财政学才能实现财政的伟大使命
思享汇│刘尚希:重构财政学才能实现财政的伟大使命点击标题下「中国财经报」可快速关注把财政归入任何其他一门学科都是对财政学的割裂从财政的实际活动来观察,财政学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公共管理,甚至哲学等学科。
按照现行的学科分类,财政学很难归入哪一个学科。
如果把财政只定位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那就严重限制了财政理论的发展,将财政实践降格为仅仅是一个经济手段和经济杠杆。
使财政的实际功能局限于经济领域,越来越功利化和工具化,抑制了财政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应有的作用,更忽略了财政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大作用。
人类文明是从人的联合开始的。
人有了联合的需要,就有了公共事务、公共风险,财政也就一同产生。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有一句话,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
国家治理是整体性的、系统性的和公共性的,既然财政是整体性的、系统性的一个基础,那就不是某一个方面。
所以,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财税改革的表述就超出了经济功能,认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这表明,财政学是超越于经济学之上的一门综合学科,反思财政学理论,重构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三中全会决定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任务。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融合是财政的基本职能我国当前面临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
法国学者皮凯狄的《21世纪资本论》引发了全球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反思和重视。
这个问题与财政有天然的联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财政在这方面的天然联系往往在无意之中被弱化,强化了财政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经济效率的功能,淡化了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其实财政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解决效率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公平问题。
社会各界都在谈分配差距大,要发挥财政的作用,通过财政来促进社会公平。
财政如何来实现“双肩挑”的使命?是一个个分别去解决,还是综合起来统一解决?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和知识分工的逻辑来考虑,自然是前一种选择。
对积极财政政策认识的三个严重误区
05 1201^Finance Economy对积极财政政策认识的三个严重误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应了在复杂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实现更好发展的要求,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完成各项既定目标的有效举措。
文I刘尚希作者简介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蕴含着提高治理效能的深意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
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各种风险隐患不少。
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阴霾仍未散去,2016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降至7年来最低,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长进程仍未到头。
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强化、经济全球化风向逆转、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民粹主义蔓延、地缘冲突增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凸显,全球风险明显扩大。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需增强,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面临较多困难,金融、投资、外贸等领域遭遇挑战,人民群众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妥善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解决预期不稳定等问题的难度在加大。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应了在复杂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实现更好发展的要求,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完成各项既定目标的有效举措。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的要求,蕴含着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深意。
所谓“积极”,就是要积极主动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增强财政政策的预见性和预防性,而不是被动应付、见招拆招。
所谓“有效”,就是要抓住关键环节、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对症下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实现了财政政策思路的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大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财政运行规律和我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刷新了我们对财政政策功能定位的认识,实现了财政政策思路的创新。
刘尚希疫情冲击后的发展风险及其建议
刘尚希:疫情冲击后的发展风险 及其建议11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F p刘尚希近期撰文指出,当前我国疫情暂时稳定,但国际疫情形势不容乐观,对国内宏观经济造成二次冲击。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对疫 情的“应激反应”,已经在一季度 我国主要经济数据中实实在在地 反映了出来。
那么,如何正确认 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发展 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又该 如何有效应对?这次疫怙冲击足短期的还是ic-期的?刚开始我们觉得这个疫情冲 击和2003年“非典”一样,可能 挺一挺、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 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它不是一 个短期的冲击,可能是长期的冲 击。
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 还要与病毒共存,因为病毒到底 是什么情况,现在还没有完全搞 清楚。
由此对经济社会所产生的 影响、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没 有办法去预见。
另外,这次疫情冲击力度大,冲击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影响是长期性的。
从这点来看,要放在长期的一个场景下来考虑当前的政策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
因为现在疫情不仅仅在中国,而是在全球,而且可能超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疫情,已经涉及到200多个国家,还在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现有全球治理格局和发展格局都要发生重大的改变,国内的发展格局和治理格局也将发生改变。
所以,这次疫情冲击就像一个物体在运行轨道上受到了外力的冲击而改变了它的运行轨道,可能使全球的治理、发展以及国内的治理、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运行轨道。
这是对疫情冲击的一个基本判断。
将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轨逍?无论从全球来看还是从国内来看,都将会进入一个高风险轨道。
为什么说会进入一个高风险轨道呢?从全球看,当前应对疫情冲击有三个“跟不上”:一是科技跟不上病毒的变异。
现在对“零号病人”至今都没有搞清楚,这个病毒如何演变,特效药什么时候能研发出来,疫苗什么时候上市,是否真正有效,这些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无症状的感染者风险在隐匿化,这样不确定性就更大了。
二是人们的认识跟不上疫情的变化,在发达国家尤其明显。
论四十年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
论四十年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作者:刘尚希来源:《财政监督》 2018年第22期【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公共风险推动了我国的财政改革。
本文深入思考我国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其变化脉络是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而不同阶段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经历了放权、分权、治权三个阶段,也是财政改革的三种形态,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国家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牵引整个改革,又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
【关键词】财政改革公共风险改革开放刘尚希,男,现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专家。
社会兼职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务院重大专项论证专家,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技术指导组成员,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监督顾问,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财政学会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财税法学会常务理事。
对公共风险、财政风险、收入分配、财税体制等问题有创新性的探索成果,其代表性著作有《收入分配循环论》《财政风险及其防范问题研究》《宏观金融风险与政府财政责任》《公共风险视角下的公共财政》《大国财政》《公共风险论》等。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财政具有公共性,其作用具有水一样的渗透性特征。
要理解财政,最重要的是跳出部门思维。
对财政公共性的理解,可以打个比方说明。
财政就像人身上的血液,它来自于身体自身,又滋养人体的每一个脏器和细胞。
人身体的各个地方都离不开血液,如果血液出了问题,比如贫血,人会觉得疲乏无力;假如血液在某个地方堵塞,那部分身体就会坏死,意味着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财政实际上就是社会有机体的血液,它来自于社会有机体自身,但又分布到社会有机体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个社会细胞中。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
收 稿 日期 :0 2 0 - 1 20 - 7 0 作 者简介 : 于天 义(9 5 ) 男, 】 6 - , 山东省威海市财政局 高级会计 师。
2 经济 纵横 4
9 20 /02
维普资讯
能形成有效 的拉动作用 , 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 间 建立起有效 的传导桥梁 , 从而不能对刺激 消费产 生有效的作用 。三是国债投资收益的递减 。由于 大部分 国债资金用于农林水利 、 城市环保等项 目, 这些项 目社会效益 良好 , 而经济效益相对较差 。 根 据陕西等省的统计 , 20 年底全部 已建成的国 到 00 债 投 资 项 目中, 经济 效 益 的 约 占 4 , 有 5 其余 5 只 有社会 效益 , 无直 接 的经 济效 益 。 5 而 第三, 稀释效应 。尽管 国债投资规模较大 , 但 分散到各个地区和部门后 , 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不 足以对社会经济产生持续和有效的拉动作用 。特 别是 目前 国债投资的方 向大都为基础设旋建设 , 其在产业发展链条上的前项关联与后项关联都相 对较弱 , 再加上我国生产资料市场 已处于典型的 买方市场 , 因而, 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第四, 依赖效应 。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增长上 , 也就是经济的有效增长对财政政策 已产生比较明 显的依赖性 , 似乎要保持 7 以上的经济增长 , 就 必须实旋积极 的财政政策 ; 另一方面 , 表现在投资 体制上 , 一谈 到增加投 资, 好象就是增 加政府投 资, 这也导致企业在对市场依赖与政 府依赖的选 择中, 觉或不 自觉地 向后者倾斜 , 自 客观上放大 了 政府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遏制作用。 二、 积极财政政策现在淡出为时尚早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淡出, 不能盲 目断言, 而要 认真分析淡出的条件 , 只要具备淡出条件, 就可 以 淡出 , 否则不宜淡出。 我们不妨对淡 出条件作如下 分析 : 淡 出条件之一 : 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 。98 1 9 年实旋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生了 亚洲金融危机 , 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从 目前情 况 看, 国际经济环境还没有得到根本 改善, 一方面, 美国、 日本等发达 国家经济增速 减缓 , 特别是美国 经过“ 1 ” 9・ 1 事件后 , 经济 出现了新变化 , 持续繁 荣 1 年 的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 ; O 另一方 面, 我国 加入 WT 在三、 O, 四年 内会 受到很大 冲击, 不可 预见的困难 也会很多 , 未来经济形势依然不容 乐 观 。此时淡出不合时宜 。 淡 出条件之二 : 已动工的国债投资项 目基本 竣工 。 目前为止, 到 已开工 了 6 0 多个项 目, 00 占用 4 万亿元资金 , 要保证这些在建项 目竣工 , 还需要 五六千亿元 。 在不上新建项 目的前提下 , 如果再发
积极财政政策的传导路径
积极财政政策的传导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加政府支出:通过增加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出,可以直接增加总需求,同时还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
2. 减税降费: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措施,可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
3. 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通过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4. 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通过财政贴息、担保等手段,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可以扩大投资规模,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5.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措施,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刺激消费需求。
总之,积极财政政策的传导路径是多方面的,需要通过多种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实现。
同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财政政策措施,以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推荐下载】我国财政风险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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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风险研究分析
我国财政风险研究,对我国现在的财政风险的成因进行了剖析,并提出防范措施。
一、财政风险概念的界定
目前对于财政风险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未来政府面临的筹资压力,即政府的负债,包括政府的借款和支出。
我国的学者一种情况是不讲什么是财政风险,另一种解释是由风险概念推导而来。
以刘尚希博士为例,他说财政风险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还认为财政风险不是财政部门的风险,而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风险。
本文认为,财政风险是财政行为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财政风险也有其预期目标,若存在财政行为达不到其预期目标,从而给该行为主体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在这里财政行为的主体是政府,财政行为的内容包括三个层次:(1)财政制度;(2)财政预期;(3)财政政策。
财政行为的损失指财政不能履行或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能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风险表现
1。
财税改革为何要有整体和全局意识?
财税改革为何要有整体和全局意识?刘尚希【期刊名称】《小康》【年(卷),期】2017(000)004【总页数】2页(P26-27)【作者】刘尚希【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只有把财税改革真正改革到位了、理顺了,才意味着新的国家治理结构形成了,新阶段的财税改革是最难啃但却是必须要啃下来的硬骨头财税改革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处于什么定位?从历史进程来看,在过去30多年以经济改革为主的改革开放中,财税改革就是中心重点,既是突破口,也是先行军。
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对于财政和财税改革的新定位,中共中央早已有了新认识和新论断。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中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财税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
实际上,在整个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方案中,财税改革依然是突破口,是先行军,更是当头炮。
财税改革可以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基础,只有财税改革改得好,国家治理才能牢固,治理结构才能成熟。
在《决定》中,对财税改革有着清晰的整体部署,包括三大方面: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
目前,这三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在预算改革方面,2014年8月出台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这部预算法最大的突破在于,将预算从作为政府手里分钱的一个工具,变成了约束和规范政府活动范围与行为的一种制度安排。
按照现在预算法的要求,预算的规范化、全面、透明等方面的工作正逐步推进。
在税制改革方面,去年营改增的全面推开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相关税种也做了一些调整和完善。
而下一步,则要根据立法的进程,针对环境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等做进一步的规范。
在财政体制方面,去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谨防财政三角困局
谨防“财政三角”困局杨亮2013-03-11 09:26:15 来源:《光明日报》2013-03-083月7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审查预算报告。
对于国家“账本”,代表普遍认为可读性增强、精细化程度提高,在国计民生重大支出领域亮点频现。
同时,在审查中,也有一些代表提出,在进一步增加民生支出的同时,减税并控制赤字债务。
“公共之财办公共之事。
”随着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既要全力改善民生,又要尽力稳定经济运行。
如何看待支出、减税、债务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客观正确的认知,很有必要。
就此,记者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民生对财政支出的期望“水涨船高”,怎么看?记者:细读今年预算报告发现,财政民生支出分量越来越重。
但也有代表指出还要进一步增加民生支出,与此同时伴以进一步减税并控制债务。
对此,您有何分析?刘尚希:据我分析,相关观点归纳起来可分三类:一是要求大幅度减税。
税感焦虑弥漫于整个社会,对于中国“税负痛苦指数”的炒作在各类媒体上一波接一波。
最近有学者建议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至1万元,又一次掀起了针对个人所得税的热议。
与此同时,政府在不断进行制度性减税,如把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到3500元,工薪所得纳税人比率降到了不足8%,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到25%,增值税转型、“营改增”试点、中小微企业起征点提高等等,这些减税措施还是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
二是要求大幅度增加支出,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老百姓的期待很高。
尽管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这些方面的支出多年都是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还是赶不上社会的期望。
甚至有人提出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养老应由政府包起来,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面实行公办免费教育。
民众对社会福利待遇的期待在不断地向发达国家看齐。
三是要求严格控制赤字和债务。
自2008年再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跳跃性扩增,尤其是地方政府性债务,更是迅猛增加。
超级重磅!“刘院长”讲话透露了:月底《年中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
超级重磅!“刘院长”讲话透露了:月底《年中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央行徐局长“激情”骂街之后财政刘院长“脸不红,心不跳”微微“斜看一眼”之后“淡定回应”到:(1)积极财政不是大水漫灌~~~~~(2)未来减税空间也不大~~~~~~ 刘院长浑身透露了一种“气定神闲”的气质~~~这让老兵有了些许“猜想”:再过半个月,一个神秘的会议,就要召开了~~~国税地税合并的时候,借助崔总试压过地税~~~这一次半个月之后的这场会议,怕不是要搞“财税体制改革”吧~~~~ 当然了,这只是老兵的猜想(老兵的乌鸦嘴屡次言中)~~~~按照惯例,年中的这场会议,讨论的主要还是“经济问题”~~~4月份的那次会议,有些人估计还记得,当时把“适度扩大总需求”改成了“持续扩大内需”~~~这句话一出来,就算定调了“宽松的基调”~~~这个表述一度让股市大涨,小嗨了一番~~~随后,在6月底的时候,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了“2018第二季度例会”~~~在这个例会上,货币政策非常明显的出现了,要放松货币政策的口径~~~~~大家看下图,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什么叫做“把握好~~~力度~~~~和节奏”~~~股市那就一个嗨~~~最后的疯狂,来自去年的7月《年中经济工作会议》:在去年的7月24日《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去除了“去库存”三个字~~~最重要的是,会议不再提及“资产泡沫”~~~~随后,股市开始长达半年的持续上涨~~~~老兵说这么多,就是想强调一件事情,本月底,将召开2018年《年中经济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将定调2018年下半年的政策基调~~~~ 搞清了这个背景,大家再来看看央行的徐局和财政的刘院长之争,就显得非常有意思了:老兵看到央行急迫的甩锅,怕是底气有点不足吧~~~~~徐局的甩锅逻辑是:财政政策是“假积极”,主要理由有两个:(1)2018赤字率是2.6%,比2017年的3%赤字率大大下降;(2)财政号称要降成本,但是税收还在高增长,这是嘛回事?;老兵的结论是,这2个证据,都是“铁证”~~~老兵由此延伸出一个问题:大家是否知道,“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搞不清这个问题,就容易掉进陷阱~~~大家看下图,我朝在历史上:(1)09年之前,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紧缩财政政策”~~~(2)09年之后,我朝一直是“积极财政政策”~~~~~~呵呵,你没有看错,“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执行了10年之久~~~~这10年,赤字率虽然起起伏伏,但是积极的腔调一直没有改过~~~~ 就算下面2个收紧政策已成既成事实,但是依然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框架下~~~~~(1)财政收紧:光伏531新政(收紧光伏发电补贴)(2)财政收紧:棚户区改造审批;这里老兵要说一段历史,稍微懂行一点的,都会发现,“积极财政一词”,是以2014年划界的:2009年—2013年,只有2种表述:(1)“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2014年之后就开始添加了后缀了大家看下图体会一下便知:2014年,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2015年,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2016年,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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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破除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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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综合研判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眼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而作出的科学抉择,也是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各种风险隐患不少。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应了在复杂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实现更好发展的要求,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完成各项既定目标的有效举措。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的要求,蕴含着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深意。
所谓“积极”,就是要积极主动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增强财政政策的预见性和预防性,而不是被动应付、见招拆招。
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财政,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化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到风险甚至危机发生后才仓促应对。
所谓“有效”,就是要抓住关键环节、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对症下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挡期,财政政策更要发挥“定海神针”作用,持续不断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确定性”,稳住大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当前,深入理解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破除三个认识误区:
误区一:
积极财政政策只是需求管理的一个工具
很多人谈到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往往将其放在凯恩斯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一个工具来看待。
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显然不是凯恩斯理论分析框架中的那种政策,而是一种涉及经济、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的多维度的财政政策,可称之为“结构性的政策”。
从总量性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从单纯经济政策转变为综合性政策。
这使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更加丰富、实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如产业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盘活存量资金、打破支出结构固化等,都是作为政策工具来使用的。
同时,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注重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配合,财政预算安排突出重点、有保有压,着眼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可见,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大大超越了需求管理工具的传统定位,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误区二: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会导致风险失控
2016年,我国年初预算安排全国财政赤字2.18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4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800亿元。
考虑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隐形债务等,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实际赤字率和负债率已经很高,2017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会导致风险失控。
实际上,从2017年国家预算安排来看,财政赤字率保持3%的水平不变,财政赤字规模2.38万亿元,这一规模是适度的,绝非大肆扩张。
在债务方面,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GDP初步核算数计算,负债率约为36.7%。
即使考虑或有负债,综合估计我国政府负债率约为40%。
这在世界上属于较低水平,而且也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虽然地方的债务水平较高、还债压力不轻,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社保基金支付困难、财政压力较大的问题,但这属于短期和局部困难,谈不上发生地方财政危机。
从资产看,地方债务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虽然在财务上不是都能变现的资产,但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实实在在的作用,今天的债务将换来明天的增长,加上大量可变现的国有资产资源,足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强化风险管理。
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提高债务支出绩效,本来就是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之一。
误区三:
企业反映税负重,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
最近,有学者提出“死亡税率”,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与此相联系的是,有人认为我国当前的减税措施不是真减税,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我国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减税措施,特别是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这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减税。
为了支持减税降费,各级政府坚持过紧日子,逐年压缩一般性支出。
但是具体到每个企业,受投资周期、资本构成、盈利能力及其自身经营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获得感肯定有差异。
如果我国真有所谓的“死亡税率”,那为何每天新增企业数达到 1.5万户,数不胜数的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我国经济增速仍在世界名列前茅?所以,“死亡税率”的提法并无科学依据。
给企业减税降费,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措施。
从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方案来看,会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让市场主体更有获得感。
需要强调的是,减税降费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活力,并不是为了维持“僵尸企业”。
企业优胜劣汰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法则。
(作者: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