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毕飞宇笔下乡村女性的命运书写——以毕飞宇《平原》中的女知青吴蔓玲为例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
解读毕飞宇笔下乡村女性的命运书写——以毕飞宇《平原》中的女知青吴蔓玲为例
陈雪乔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毕飞宇被称为“写女性最好的中国作家”，是当代男作家中最关注女性命运的人。

本文将着重解读《平原》这部小说中女知青吴蔓玲的人物形象，力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展现毕飞宇对七八十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知青女性的形象塑造，还原出时代社会历史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关键词：乡村女性；权力；女权；男权；命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8-036-03
毕飞宇曾在与沈杏培的对话中提到说，“孙犁、汪曾祺作品的量都不大，也没有特别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但是在许多作家的心中，他们有重要的位置，无论他们是怎样的人，就文本而言，那些文本是桥梁，一头是这边，一头是五四那边。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遥远的历史。

”[1]其实，这对于毕飞宇来说也是一样的，以他大量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平原》为例，“王家庄”同样也是中国七八十年代各个村庄的缩影，就像他作品里写的那样“东潭村也无非就是这样，除了人们说话的口音有一些别致的地方，剩下来的，几乎就是王家庄的另一个翻版……”[2]读者可以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文革时期的历史，一窥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农村社会风貌，走进文革时期乡村农民的婚丧嫁娶和一日三餐。

与此同时，“王家庄”里女性的命运一直都是毕飞宇关注的焦点,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那个时代真实的产物，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乡村女性的普遍命运。

王家庄的女人们大多没有自我掌握命运的权力，匍匐于男权的脚下，如意外殉情的“三丫”，改嫁的“沈翠珍”等等，往往以悲剧的形式结尾。

当然也不乏有那么一小撮试图与男权相抗争的女性，《平原》中原本是女知青的吴支书——吴蔓玲就是一个典型。

毕飞宇曾经在人文版《平原》的序言中评论“混世魔王”这个人物时说到，“在看待知青这个问题上，我不可能选择‘知青作家’的角度，相反，我的角度是村子里的，是农民的。

这也许是我和知青作家最大的差异……即使有一天，未来证明了我的角度有问题，我也愿意把《平原》放在这里，成为未来这个话题的补充……”[3]不同于寻常的乡村中，城市里对村姑农妇、小姐名媛的描写刻画，毕飞宇以农民、旁观者的角度，对王家庄来自城里的知青女吴蔓玲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是对女性形象描写的补充。

吴支书这一手握重权的特殊女性“借小说叙事展现了性别与政治与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超越了传统文学与政治史观的局限，从而在社会、文化、历史的范畴中思考女性主体历史”[4]。

本文通过对吴蔓玲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试图解读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女权主义潜意识的萌发，进一步了解那个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她们对自己从属于男人命运的顽强抗争，从而对女性主体历史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一、外来闯入女的“男性化”改造
毕飞宇曾谈到过小说中闯入者的重要性，“王家庄是个封闭的系统，‘文革’其实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那个封闭的系统里，任何一个闯入的力量都可以改变内部的一些东西...事实上，在我写王家庄的时候，我潜在的兴奋点一直在那些闯入者身上，它们带来了活力、能力、再认知的可能……”[5]不得不说，吴蔓玲就是王家庄典型的闯入者。

单从吴蔓玲这个名字来说，她就一定是个闯入者的身份，不同于村子里其他土生土长的女性，如三丫、沈翠珍、孔素珍、红粉、志英、沈富娥、卢红缨、杨广兰、于国香等这般透露着一股泥土气息的名字，更别说对于广礼家的，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了的村妇而言，吴蔓玲这三个字显然比它们高雅、洋气得多，这是城里的名字，是王家庄外部世界的名字。

这样一个名字赋予在一个外来知青女的身上，是完全符合其闯入者的身份的，同时也向读者暗示出这个新时代女性的不一般，她注定是与王家庄的女人有所不同，或者说是她注定不是一个平常的女人。

吴蔓玲的与众不同不光光体现在名字上，更体现在她的个性中。

吴蔓玲这个外来闯入者，接受过新事物的女人，在男权横行的王家庄可谓是一朵奇葩，她有别于其他甘愿臣服在男人的脚下村里的女性，讲求的是男女的平等性。

一踏入王家庄，她就开始了自身的改造。

吴蔓玲对自己的改造是潜移默化的，她的“乡土化”和“男性化”如同左右脚，是同步行进的。

从最开始端方见到吴蔓玲的时候，就注意到“吴蔓玲乌黑的脚趾全部张开了，那是打赤脚的庄稼人才会有的状况”[6]，随后又被吴蔓玲的口音和说话的语气吓了一跳，“吴蔓玲一点南京腔都没有了，一嘴王家庄的话，十分地道，简直就是王家庄土生土长的村姑”[7]因而面对她风风火火离去的背影不由得被一个问题迷惑住了：“吴蔓玲好听的南京话哪里去了呢？还有，她好看的模样又是到哪里去了呢？”显然，吴蔓玲对自己的改造是雷厉风行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甚至是让乡里乡亲有些瞠目结舌的。

然而这位城市知青女的“乡土化”仅仅只是第一步，吴蔓玲在刚到王家庄的时候就喊出了一句著名的“两要两不要”口号：“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8]”，这个改造可以说是一场大清洗，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改造，即便是面对女生特有的生理期，她也是一句“轻伤不下火线”就把别人对她的特殊待遇给打发了。

坚持“两要两不要”原则的吴蔓玲是被“男性化”的女性，她可以端着一只大海碗，和乡亲们一样叫花子似的蹲在地上，在大海碗里四处出击、四面开花，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一顿饭，甚至还可以吃完后如男人般粗鲁地打个饱嗝，翘出小拇指当众剔牙。

这种从女性的优雅含蓄到男性粗鲁豪爽的转变，是一种质的飞越。

直到她从路边的玻璃镜匾看到自己的形象时，才突然被吓了一跳，“吴蔓
玲再也没有料到自己居然变成了这种样子，又土又丑不说，还又拉挂又邋遢。

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9]虽然这样的改造结果不仅让端方感到困惑，同样也让吴蔓玲自己感到诧异。

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支书，才有可能带领王家庄一起进步。

正所谓“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不仅为王家庄兴修了水利，领导大家一起悼念毛主席，在秋收的时候，“硬是靠她的血肉之躯把半边天‘顶’起来了，她习惯于身先士卒，割稻、挑把、脱粒、扬场、耕田、灌溉、平池、插秧、样样干……一句话，她‘是男人，不是女人’”[10]无论是从形象上，还是从能力上，这个外来闯入女对自己成功地进行了一个从外到里的改头换面。

也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汉子胜似汉子般的女支书靠着实干苦干的风格，和群众打成了一片，为群众谋福利，并因此逐渐建立起了威望。

吴蔓玲可以说是王家庄女性中最具有独立性和自我解放意识的象征，她的“男性化”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精英女性形象的典范，是当时妇女解放的一个典型案例。

二、女性意识的回归
在好朋友志英的婚礼上，当吴蔓玲注意到新郎官偷看志英的那一瞥，意识到男人对女人的那般疼爱时，吴蔓玲“那颗高傲的心就被什么东西挫败了，涌出了一股忧伤，汪了开来”[11]，在这个时候，读者才幡然醒悟，原来，吴蔓玲的糙汉子形象只是个表面，其实“她不是一个铁姑娘。

她不是男的。

她是女的。

她是一个姑娘。

她是个南京来的姑娘。

”[12]作者这五个短句，每一个句号都是对吴蔓玲斩钉截铁的爱护，强调了吴蔓玲女性意识的回归。

当从广礼家的口中知晓端方和三丫的传闻时，吴蔓玲的反应可以说是有些过激了。

她“生气了。

骨子里却感伤。

再往骨子里说，是伤心了。

可能还有点吃醋……无端端地，吴蔓玲就觉得三丫把自己比下去了，伤得不轻”[13]，显然吴蔓玲是喜欢端方的，三丫被端方“快活过了”的传闻极其隐秘地促动了吴蔓玲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端方面前，吴支书逐渐退变为了吴大姐，她在“大姨妈”快来时，会梦到端方，希望端方能够来照顾她。

在找端方谈话时，不禁做出了轻浮的举动。

她“最大的愿望还是在端方的怀抱里睡上一觉……这么多年了，其实一直都在累，一直在逞能罢了，身体其实是吃不消的……端方要是能够抱着自己，守护着自己，想必也是好的……她要把什么都告诉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把心窝子里头想说的话一股脑儿说给他……”[14]这是吴蔓玲女性化的回归，她终究还是个女人，需要依靠和保护。

虽然王家庄的村民口口声声说着吴蔓玲就是他们的亲闺女，但当吴支书真的感冒病倒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来照顾她。

吴蔓玲面对志英的关心，一个劲地摇头，“就这么摇着，眼泪却出来了。

这么多年了，人人都把她当做铁疙瘩，什么都扛得住，她关心着每一个人，却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关心过她。

自己也是个姑娘家呢”，面对生活的困境，吴蔓玲的内心其实是孤独的，虽表面上喊着口号说自己要当男人，但一个人独处落难的时候，还是会承认自己姑娘家的身份，希望能够被人呵护，女性意识逐渐开始回归。

小说的结尾是以吴蔓玲的一场闹剧结束的，这样一个雷厉风行、备受爱戴的村支书最终却威严扫地，被广礼、金龙摁在了地上，吴蔓玲终究还是没有逃脱掉自己女性独立的命运。

在男性面前，再男性化的吴蔓玲都只能是臣服的，她的命运终究还是紧密维系在了男性这一方。

三、究竟谁是谁的主人？
吴蔓玲作为一个村支书，她是有权力的，与端方、混世魔王是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

端方和混世魔王的当兵梦想可以由吴蔓玲的一句话来决定。

小说从吴蔓玲出场时，就强调了她权力的地位，兴隆对着端方说“你可要对人家好点……人家不松口，你当什么兵？傻小子你记住了，你的命就在她嘴里，可以是她嘴里的一句话，也可以是她嘴里的一口痰……”[15]即便是混世魔王改过自新，下田劳作图表现，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够让吴支书看见他的进步时，吴蔓玲也是一句话就可以拒绝混世魔王的当兵请求，“咱们的支书说了，祖国需要保卫但更需要建设。

”[16]端方听到后如是感叹道，“吴支书真的是会说话，她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绝对正确，永远正确”。

混世魔王和端方牵肠挂肚的当兵梦到了吴蔓玲那里只不过是随口一句话的事情。

端方在找寻吴蔓玲商量当兵的事未果之后，也曾有过这样的思考，“命运不是别的，命运就是别人。

‘他’或‘她’，永远是我的主人……”端方没有把吴蔓玲看做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

在吴蔓玲面前，称霸王家庄一方的端方老大是臣服于她脚下的，就连吴蔓玲开口向端方表白后，端方的梦里也是由吴蔓玲给他披上红盖头，是由吴蔓玲给他撑腰，也是由吴蔓玲决定到底是生男孩还是女孩，“吴蔓玲到底把自己给娶回去了”，单单一个“娶”字就足以看出吴蔓玲在端方心里的形象之高大。

在权力面前，在命运的抉择权面前，吴蔓玲暂且可以说是端方、混世魔王的主人，是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的一次攻坚战。

读者心中的吴支书就是权力的象征，无关乎性别，是掌握别人命运的主人，这个“别人”也无关乎男女。

然而，作者并没有让吴蔓玲继续这样高姿态地走下去，从城里来的又怎样，是知青又怎样，终究是个女人，即便手里掌握着权势，掌握着别人的命运，终究还是会被别人的命运反过来算计。

面对混世魔王的欺凌，对其声誉的胁迫，吴蔓玲不敢喊，最终还是她自己关掉了扩音机的开关，在混世魔王走后，只能把整个身体埋在被窝里，一阵伤心和屈辱涌上心头，用近乎呐喊的声音说“被狗吃了！”这是她也只能是她唯一的反抗方式。

特别是到了小说的结尾，吴蔓玲被“无量”咬伤后，终于可以大胆地说出自己对端方的爱慕，以前的那些害羞，那些用心良苦的打扮和寻求与端方单独谈话的小心思，终于在最后一并爆发了出来，她一口咬住了端方的脖子，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自己，“端方，我终于逮住你了！”不得不承认，到了最后，吴蔓玲的命运其实是被混世魔王和端方掌控了，一个霸占了她的身体，一个霸占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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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究竟谁是谁命运的主人，到了文末，作者终于给出了读者一个肯定的回答。

即便在这个吸纳了外部先进思想的王家庄，出现了一个敢于和男权做斗争的女支书，但是，她的结局还是悲惨的。

手握重权的吴支书却无法把握住女人幸福的机会，面对混世魔王的侮辱和端方的逃避，她只能是无奈而又无助的，女权意识的觉醒终究还是抵不过传统思想和整个社会风貌的压制。

总结：
吴蔓玲作为权力崇拜和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发生碰撞的产物，注定是历来多愁善感、俯首听命、恪守妇道或是下流放荡女性形象中的一朵奇葩。

然而，在男性至上的社会中，毕飞宇对吴蔓玲、三丫等女性人物的塑造和命运的安排也是服务于其对历史的书写的，即便是三丫这般不甘向命运低头的女性，即便是吴蔓玲这样想要成为男人的女性，结局都是悲惨、令人哀婉不已的。

一方面，女性仍然受到外部世界的挤压，另一方面，女性自身脆弱、待人呵护的内心也成为了他们向男权发出挑战时的桎梏，她们被迫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作者借此又一次地向读者表明了女性生命主题意识的缺失和女性主体地位的在父系社会中的卑微。

注释：
[1]沈杏培，毕飞宇：《“介入的愿望会伴随我的一生”——与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访谈》，文艺争鸣02期[2]毕飞宇：《平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

[3]沈杏培，毕飞宇：《“介入的愿望会伴随我的一生”——与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访谈》，文艺争鸣02期。

[4]郭力：《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25页。

[5]同上。

[6]毕飞宇：《平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7]同上，第46页。

[8]同上，第48页。

[9]同上，第55-56页。

[10]同上，第178页。

[11]同上，第51页。

[12]同上，第51页。

[13]同上，第139页。

[14]同上，第258页。

[15]同上，第47页。

[16]同上，第241页。

参考文献：
[1]毕飞宇. 平原[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2]沈杏培，毕飞宇. “介入的愿望会伴随我的一生”——与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访谈[J], 长春：文艺争鸣, 2014, (1).
[3]郭力.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 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想认识的矛盾，郭小川时而表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顺从，时而表现出反抗的矛盾姿态，这使得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而又矛盾的样貌；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郭小川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只是对诗学理想难以实现，以及诗歌创作难以达到新高度的焦虑，暂时的焦躁情绪及牢骚，与他大量对主流意识形态主动迎合的诗作相比微不足道，他的焦虑及牢骚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反抗。

不同观点碰撞的焦点在于，郭小川对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的态度是顺应还是反抗，如果有反抗，反抗的程度如何，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反抗。

有的学者对披露的日记、书信、检查等史料提出质疑，这种观点认为郭小川是一个历史观念十分强烈的诗人，他希望能被将来的历史记住，而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漏写了日记也会及时补记，因此对于这样的诗人来说，由其子女编撰、出版的家书和日记，可信度不足，把他的家书和日记等史料作为判定他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强烈反抗的依据，值得商榷。

学术界对郭小川评论的焦点从艺术成就及艺术特色投向了创作行为，从诗歌作品本身转向了诗作呈现复杂样貌的深层原因。

尽管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但能从对仅对诗歌艺术成就及特色这个单一的研究视角，转向更为丰富的研究视域，对诗人的理解更全面客观、对诗歌作品的剖析更深入，可以说这就是当代文学史料给学科发展带来的新增长点，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创新。

四、结语
当代文学史料的现世使学术界对郭小川政治抒情诗的研究打开了新研究视野，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均能为各自找到相应的史料依据，学术界在郭小川政治抒情诗研究领域呈现多样化特点，迸发出思想碰撞的火花。

研究者能结合丰富的当代文学史料，结合郭小川的诗歌个案，“给一个典型的历史个案以全真的文本”，从而正确看待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更好地理解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深刻了解文学现象，丰富研究视野，树立自己的学术观点。

重视搜集、保护、整理当代文学史料，运用当代文学史料对政治抒情诗进行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野，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获得更加开阔的研究思路，达到更高的研究高度。

注释：
[1]吴秀明 章涛.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65.
[2]吴秀明 赵卫东.应当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 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5）：48.
[3]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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