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道士塔》原文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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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散⽂《道⼠塔》原⽂及赏析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

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净的书房⾥翻动出⼟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

但他们没有那付⾚肠,下个决⼼,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下。

他们⽂雅地摸着胡须,吩咐⼿下:“什么时候,叫那个王道⼠再送⼏件来!”已得的⼏件,包装⼀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

他们愿意变卖⾃⼰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两件⽂物回去的路费。

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沙漠的危险,甚⾄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他们在沙漠⾥燃起了股股炊烟,⽽中国官员的客厅⾥,也正茶⾹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续,外国⼈直接⾛到了那个洞窟跟前。

洞窟砌了⼀道砖、上了⼀把锁,钥匙挂在了王道⼠的裤腰带上。

外国⼈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冲刺的最后⼀站,没有遇到森严的⽂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切的⼀切,竟是这个肮脏的王道⼠。

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句,就知道了道⼠的品位。

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案纯属多余,道⼠要的只是⼀笔最轻松的⼩买卖。

就像⽤两枚针换⼀只鸡,⼀颗纽扣换⼀篮青菜。

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账,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俄国⼈勃奥鲁切夫⽤⼀点点随⾝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批⽂书经卷;1907年5⽉,匈⽛利⼈斯坦因⽤⼀叠银元换取了24⼤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法国⼈伯希和⼜⽤少量银元换去了10⼤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本⼈吉川⼩⼀郎和橘瑞超⽤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次⼜来,仍⽤⼀点银元换去5⼤箱、600多卷经卷……
道⼠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

解除这种犹豫⼗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

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吧,王道⼠爽快地打开了门。

这⾥不⽤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句现编的童话。

⼀箱⼦,⼜⼀箱⼦。

⼀⼤车,⼜⼀⼤车。

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向省城,因为⽼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

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程。

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讳希和”。

他的⼝袋⾥有了⼀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很难得到的。

他依依惜别,感谢司⼤⼈、贝⼤⼈的“布施”。

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

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

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个蠢⼈⼿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

他们不断暗⽰,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献从⿊暗⾛向光明。

他们是富有实⼲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

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些极基本的前提。

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头浮现出⼀个当代中国青年的⼏⾏诗句,那是他写给⽕烧圆明园的额尔⾦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

但我确实想⽤这种⽅式,拦住他们的车队。

对视着,站⽴在沙漠⾥。

他们会说,你们⽆⼒研究;那么好,先找⼀个地⽅,坐下来,⽐⽐学问⾼低。

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

但当时,洞窟⽂献不是确也有⼀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箱,只⽤席⼦乱捆,沿途官员伸⼿进去就取⾛⼀把,在哪⼉歇脚⼜得留下⼏捆,结果,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样⼦。

偌⼤的中国,竟存不下⼏卷经⽂!⽐之于被官员⼤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想狠⼼说⼀句:宁肯存放于伦敦博物馆⾥!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

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这⾥也难,那⾥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然后⼤哭⼀场。

我好恨!

不⽌是我在恨。

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我恨得还狠。

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钻⼏⼗年,研究敦煌⽂献。

⽂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窟举⾏。

⼏天会罢,⼀位⽇本学者⽤沉重的声调作了⼀个说明:“我想纠正⼀个过去的说法。

这⼏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过了王道⼠的圆寂塔前。

(选⾃2002年01⽉版《⽂化苦旅》)
赏析⼀:
《道⼠塔》和《莫⾼窟》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如果说前者提⽰了中国古代最灿烂的⽂化之悲剧,那么,后者则是对这⼀灿烂⽂化的赞叹和歌颂。

两篇⽂章归结到⼀个主题: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明,这种⽂明是如此博⼤⽽辉煌,⼜是如此命运多⾇。

它历尽沧桑,迄今仍然⽣⽣不息。

两篇⽂章是作者对中华民族⽂明史的反思,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

《道⼠塔》全⽂四个部分。

作者融记叙、议论、抒情于⼀体,展⽰了近代中国由于愚昧和落后⽽带来的⼀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作者有“道⼠塔”作题⽬,寓意深刻。

这座道⼠塔既是民族耻辱的象征,⼜是近代中国⽂明衰弱的标志。

它是曾经发⽣过的、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

第⼀部分记叙了外国冒险家疯狂地掠夺和俞劫数以万计的敦煌⽂物。

作者的感情表⾯上是平静的,但平静中已涌动着⽆法遏⽬的悲愤。

第⼆部分点出敦煌⽂物被毁被盗的原因之⼀:愚昧和⽆知。

劈头就是⼀段议论,悲愤之情跃然纸上。

接着叙述王道⼠破坏敦煌⽂物的罪恶⾏径,⽆奈中兼有揶揄。

最后⼀个⾃然段,是作者悲痛之情的迸发,这是⼀种出于对祖国灿烂⽂化的热爱的神圣之情。

第三部分揭⽰了造成敦煌国宝⼤量流失的根本原因:旧中国的落后和腐败。

作者⽤凿凿有据的事实告诉⼈们:我们必须正视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的浩劫和悲剧,唯有正视历史,才能反思。

字⾥⾏间,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悲愤、⽆奈之情。

第四部分写这场悲剧的终结。

历史已翻过新的⼀页。

⼤量的敦煌⽂物的流失,不⽌是民族的屈辱,也给专家们研究华夏⽂明史带来了巨⼤的困难。

但是,中华民族毕竟站起来了,令⼈欣慰的是:敦煌的辉煌仍然在中国,敦煌学仍然在中国。

⽐之前三部分,这⼀部分虽然简短,但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压抑、悲痛和⾃豪的⼼情交织在⼀起。

“道⼠塔”作为民族⽂明的耻辱和衰败的象征虽然成为历史,但它⾜以警策每⼀个中国⼈:决不能重蹈覆辙。

赏析⼆:
“莫⾼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就在于它⼀千多年的层层累聚。

”“它是⼀种聚会,⼀种感召。

”“它成了⼀个民族⼼底⼀种彩⾊的梦幻,⼀种圣洁的沉淀,⼀种永久的向往。

”(余秋⾬《莫⾼窟》)在这⾥,最美的⽂字与“中国古代最灿烂的⽂化”融为⼀体,点燃了⼀个民族的激情。

⽏庸赘⾔,⼤凡飞天的后代⽆不神往于那千年的辉煌。

追溯到东晋(公元336年),我们看到乐樽和尚的⾝影,正是他的虔诚和灵性,开始了莫⾼千年⽣命的孕育。

那北魏的奔放豪迈,隋代的畅快柔美,唐代的瑰丽豪华,五代的温煦沉着,⼤宋的拘谨雅丽,元代的沉默冷清,在历史的长河⾥绽放、沉淀,拓延、⽣⽣不息。

然⽽,这所的激情都在20世纪初的那场浩劫中变得苍⽩和苦涩了。

我们⽆法越过那个⿊暗、屈辱⽽冷漠承德时代,就如⾛近莫⾼窟,就不得不⾯对那座丑陋⽽荒凉的道⼠塔⼀样。

不管记忆中的敦煌多么绚烂多彩,富丽堂皇,都终究⽆法填满那空阔的藏经洞,⽆法洗去千佛洞中的惨⽩,⽆法抚平天边古⽼民族滴⾎的伤痕。

⽽它——道⼠塔,却还如古迹⼀般完好地戳在那⼉。

我恨不得将这塔推翻,掘倒,猛挥⾎泪之鞭,鞭笞那早已腐臭的⽆知躯壳。

是的,王圆簏,他“太卑微,太渺⼩,太愚昧”,这样“⽬光呆滞,畏畏缩缩”的⾝影,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本来随处可见,不同的是,偏偏他⾛了狗屎运,“当了莫⾼窟的家”,把持了“中国古代最灿烂的⽂化”,历史的车辙就这样脱轨了。

你还希望怎样呢?将洞窟刷⽩,将“婀娜的体态”换成“天师和灵宫”,对于⼀个⽼农,对于⼀个道⼠来讲,不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吗?他只是在尽个⼈的本分⽽已,况且,中国的平民向来都是最务实最本分的。

如果要怪,也只能怪上天太“眷顾”这个卑微的⼈了,让他发现了藏经洞。

在⾐不蔽体,⾷不果腹的年代,眼前出现了这样⼀处财源,王圆簏⼩农式的精明萌动了,就像“⼀颗纽扣换⼀篮青菜”,难以计数的瑰宝流失了,有⼈嘲笑他的荒诞,有⼈怒视他的卖国,固然不错,但是,我们忘了⼀个前提,那就是王圆簏根本不懂这些经卷的价值,更何谈“⽂物”“⽂化”“爱国”!他的可笑⾏径给莫⾼窟层层累聚的⽣命划了⼀道难以愈合的伤⼝,“他是敦煌⽯窟的罪⼈”,但也是这场⽂化浩劫中“错步上前的⼩丑”!那么,鞭惩那早已⼲枯的躯壳,也只是徒增伤痛和疲惫⽽已。

何妨放任思绪更远些,你会发现王圆簏的周围,还有⽆数个王圆簏、张圆簏,但是谁有了这样千载难逢之机,都不会错过这“⼩丑”的⾓⾊。

20世纪的天空啊,那样阴沉昏暗,令⼈窒息。

⼀个民族在这种缺氧状态下瘫痪了,沉默了。

把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张扬过,跋扈过,却怎么也不料想这最后的接⼒棒送错了对象,偌⼤个满清王朝竟找不出⼀个象样的⼦孙来承继祖业,他们最多称得上过“寄⽣⾍”,骄傲⾃⼤,恃强凌弱,对了,还⽣得⼀⾝媚⾻,学会了将祖宗的产业拱⼿让⼈,这⼀点可是让其先⼈望尘莫及的。

(当然,有⼈认为这是⼀种新的时代病)“百⾜之⾍,死⽽不僵”,满清政府以⾃⼰的⽅式苟延残喘着。

很难相信,这样的⼦孙会有什么⽂化意识,民族深情。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敦煌瑰宝,如果当时被完好地送到北京城,将会像当年的圆明园⼀样⼫骸⽆存,⽽这将是另⼀场触⽬惊⼼的民族悲剧。

总之,除⾮它像古楼兰⼀样神秘消失,否则在劫难逃!
车声辘辘,那是外国学者们凯旋的歌声,⼿执擎天利剑,我也只肯狠狠地怒视其远去的背影,决不阻拦。

也许我能⼀时救下⼏件稀世珍宝,却终究救不下整个敦煌⽂化,在那个阴沉昏暗衰亡没落的时空下,他终将成为历史的殉葬品。

⽆⽆法想象归国后的斯坦因们⼤邀其功时的姿态,但我确定,⽆论他们怎样地修饰,或⼲脆更加露⾻地说:“这就是从中国掠夺来的敦煌⽂物”,“中国”“敦煌”这⼏个字却是他们永远也抹杀不掉的,只要有这些残存的⽂物在,这⼏个字就会被所有有良知的中国⼈记起,敦煌⽂化就不会消亡。

当年,⽇本学者滕枝晃
曾怎样狂妄地断⾔:“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

”⽽今,他不得不承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我们将欣喜地看到,敦煌的飞天们在重振⽻翼,⽽这,正是⼀个古⽼民族的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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