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

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
我国很早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接触,共同性因素逐渐增多, 各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加强, 建立
了血肉相连、唇齿相依、水乳交融、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 共同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 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分分合合, 纷争不断, 但是从‘多元’
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

”那么传统民族观尤其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本质特征, 并长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所要
借鉴的指导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民族观, 对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历史发展的“主线”到底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们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有什么启示, 都是值得思考和
探究的问题。

笔者尝试从儒家民族观入手, 力求通过探寻儒家民族观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主流之间的内在联系, 挖掘儒家民族观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积极因
素和合理成分, 以期为当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
先秦时期, 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基于当时的社会现
实和民族情势, 在中国早期夷夏观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夷夏问题的
基本看法和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 即一方面强调“夷夏之辨”, 严“夷夏之防”, 讲“尊王攘夷”; 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夏变夷”,“礼”分华夷, 向往“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局面。

儒家民族观看似对立但实质统一,它既受中国早期夷夏观的影响, 又与儒家政治观念和伦理思想分不开。

在先秦文献中, 诸如“戎狄豺狼, 不可厌也; 诸夏亲昵, 不可弃也”;“狄, 封豕豺狼也, 不可厌也”;“戎狄无亲而贪”、“戎, 禽兽也”;“蛮夷猾夏, 周祸也”、“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等提法, 无不
流露出早期夷夏观表现出的强烈的“夷夏之辨”倾向。

儒家同样强调“夷夏之辨”, 如孔子极力主张“裔不谋夏, 夷不乱华”便是明证, 其中“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也明显流露; 孔子作《春秋》, 在处理夷夏关系上仍然秉持“内其国而外诸夏, 内诸夏而外夷狄” 的“夷夏有别”的原则。

但是也应
该看到, 在“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 儒家对夷夏问题和夷夏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总的来看, 儒家是在“天下”的范围内来认识“夷夏之辨”, 是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待夷夏关系的。

因此, 儒家不仅强调“夷夏之辨”, 更强调“用夏变夷”和“礼”分华夷。

在儒家眼里, 一个族类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规范, 是区别夷夏的根本标准。

在此标准下, 四夷如果遵礼可视同华夏一样对待, 华夏如果失礼则被视作“新夷狄也”。

有了“礼”分华夷的标准, 实际上也意味着夷夏之间有了互变的通道, 这样,不仅“夷变夏”不可阻挡, 而且“夏变夷”也不可避免。

在“大一统”思想的深刻影响下, 儒家对于夷夏关系的发展趋势也有独到的见
解:“夷夏有别”只是暂时的, 随着民族交往程度加深、民族充分发展和不断融合,“夷夏有别”的状况最终会被“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局面所代替。

先秦儒家确立了儒家民族观的基调, 此后的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在先秦儒家民族观的基础之上, 不断丰富和完善儒家民族观的内容。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 儒家民族观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成为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制
定民族政策所要借鉴的指导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 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主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影响
从我国传统民族观的发展历程来看, 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民族关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笔者认为, 中华各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密切接触、互相吸收、互相依存, 形成强大的内聚力, 共同缔造、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与儒家民族观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 而这种影响又主要表现在民族关系的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上。

1. 儒家民族观对民族关系政治层面的影响。

儒家极力宣扬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华夷一体”、“天下一家”成为各民族共同追求的政治远景, 客观上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我国古代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主导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几千年, 也是儒家民族观的重要内容, 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儒家“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与我国“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逐步形成密切相关。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 统一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也成为各民族的共识, 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经过2000 多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尤其到了清朝, 人们的大一统意识越来越强烈,“国家”、“民族”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儒家固有的“夷夏之辨”思想在日益稳固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逐渐为“华夷一体”思
想所代替。

特别是康熙帝废长城之举, 是改变秦汉以来“华夷内外分治”观念的重要举措。

正如雍正皇帝所说:“自古中外一家, 幅员极广, 未有如我朝者”, 又称:“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 东西南朔, 声教所被, 莫不尊亲” ,“自我朝入主中土, 君临天下, 并蒙古极边, 诸部落俱归版图, 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 乃中国臣民之大幸, 何得留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由“大一统”思想衍化出来的“正统观”对我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 统一是大趋势, 当然也有短时的分裂, 包括一些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很有影响
的的民族政权。

但值得回味的是, 即使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自称为“炎黄之后”, 称本民族在中原所建政权是“正朔”所加, 力争“正统”之位。

同时,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 不仅改变着统治民族的民族观, 而且也改变着被
统治民族的民族观。

尤其是宋代理学提出“道统”一说后, 更是对儒家传统的“正统”观念的补充和完善。

在“道统”说的视野中, 无论“华”还是“夷”, 只要建立的政权被认为是传承了“道统”, 该政权就可以被视为“正统”。

这种不认族属只认“道统”的“正统”观念, 对古人的民族国家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道统”说的影响下, 人们意识到“朝代之更替, 只是国家之变, 或只是国家代表人(皇帝) 的改变, 而不是文化体系的改变”, 对于“历代异族入侵, 只要接受中华文化, 行儒家之制, 便可坐主中国, 并一样享有‘正统’的地位。

”如此看来, 无论华或夷建立的政权, 只要遵从“道统”,传承儒家文化, 都可入“正统”之列。

显然,“正统”观念的
这种变化, 对我国最终完成国家层面和民族层面的大一统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 中华各民族之所以能够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强调各民族在政治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与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一体”思想有很重要
的关系。

即便是在战乱和分裂割据时期, 各族人民也心向统一。

历史上, 各少数民族曾建立过一些政权, 但他们或臣属于中央政权, 或力图入主中原, 实现国家的统一, 即便“在各民族政权分立的时期, 也没有哪一个政权试图封疆裂土以完全脱离中国的历史进程, 而是都有问鼎中原、争当大一统皇帝的政治取向。

”在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 出现了汉、唐、元、清四次较高程度的大统一, 其中有两次都是由少数民族完成的。

这并非历史的偶然, 而是历史的必然, 是我国古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因此, 儒家倡导的“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观念不断深入人心, 并逐渐内化为各族人民执著坚守的政治理念, 促
使人们在政治层面上的认同意识不断增强, 最终不仅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
民族, 而且造就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

2. 儒家民族观对民族关系文化层面的影响。

在“夷夏之辨”问题上, 儒家历来主张“礼”分华夷, 即在民族区分问题上行文化标准, 这样的民族观在客观上
有利于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感, 增强民族凝聚力, 培育民族精神。

综观中国历史, 无论是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还是中华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无论是中华文化的世代传承与发展, 还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与民族精神的培育, 儒家的政治观念和民族国家观念都起到过重大的聚合作用。

“民族归根到底, 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证明,文化是将一个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最根本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 因此学者们也得出“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 ,“民族的认同本质上就是文化的认同”的结论。

客观地说, 这些结论并非今人的新论, 而是对古代中国传统民族思想和民族观念的理论概括和理念提升。

实际上, 儒家在民族认同问题上很早就表现出了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 即在“夷夏之辨”问题上主张“礼”分华夷,“其血统如何, 在所不论”。

儒家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主义至上的倾向对古人的民族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钱穆先生指出:“在古代观念上, 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准, 这个标准, 不是血统而是文化。

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

”[21 ]不少学者也认为:“按区分民族, 不外种类与文化之两大标准。

中国古籍中涉及民族之处, 多着眼于文化之殊别⋯⋯孔子论夷夏, 则已废弃种类之标准而就文化以为区别⋯⋯孔子以文化判夷夏, 其意在用夏
变夷。

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无定界, 则均已失其种族之意义而成为文化名词。

”对于儒家提出的“严夷夏之防”和“以夏变夷”的主张, 有学者明确指出: 这是“旨在消除夷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的主张”, 所谓“‘严夷夏之防’,‘防’即在礼义道德上, 行为不合礼义道德, 应以夷狄视之; 合乎仁义道德, 则以中国看待。

”很明显,“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表现于文化、礼仪上的分野, 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高下。

” “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 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

中国与夷狄可以互易, 不是无可改变, 这里的所谓善与恶, 是以礼仪作区分。

”由是观之, 儒家在民族区分问题上历来坚持重文化而轻血统的标准, 这对于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认
同感, 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中华民族是由众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政治体系、统一的文化体系、以国家为统治的统一的集体行为, 构成了统一的集体身份,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

”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有如一个不断向外扩大的同心圆, 首先是中华各民族内部的民族认同, 然后才逐渐扩展为中华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最后达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

由于中国早期的夷夏观具有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 不难想象, 最初的华夏族内部认同肯定非常排斥对诸夏周边其他民族的认同, 它只表
现为“诸华”、“诸夏”之间的认同。

但是, 随着夷夏情势的发展变化, 人们的民族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华夏族的“认同圈”也逐渐扩大。

到先秦儒家提出“以礼义”辨夷夏的标准以后, 夷夏之间便以“礼”为准尺,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夷夏之间的相
互认同。

毫无疑问, 这样的民族认同标准和认同方式不仅扩大了华夏族的认同圈, 而且壮大了华夏族这个民族实体。

尤其是经历秦汉和隋唐的大一统局面以后, 国家层面和民族层面的一统格局都不断得到巩固, 人们的民族国家观念也相应地
发生改变。

到了清代,“大一统”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华夷一体”思想也为各民族普遍接受, 中华民族内部的相互认同及大一统观念的认同趋于稳定, 各民族对“中
华民族”整体概念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民族”开始成为各民族认
同的符号和共同享有的民族身份。

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感, 而且预示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中华民族精神源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优秀成分, 它作为中华各民族所认同、接受并自觉实践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 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维持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因而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儒家民族观的价值取向符合中华各民族的普遍要求, 所以能够得到各民族的认同。

民族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因此只有民族最深牡拿褡逦幕窈褪来械拿褡
逦幕低? 才是联结民族成员的牢固纽带, 凭着这根纽带, 民族成员才能保持
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 民族整体也才能对民族成员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儒家文化就似这根纽带, 其基本精神浸润着每个民族成员, 各民族由此而产生强烈的民
族整体感和文化认同感, 这对中华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民族凝聚力的发展都产生过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儒家民族观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当代启示
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全方位的历史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之间也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历史渊源关系, 各民族之间能
够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帮助、取长补短, 共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不是偶然的, 而是和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各种现实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儒家向来以大力提倡“仁”、“礼”、“中庸”、“道”、“义”、“和”等思想而著称, 这些核心价值理念和思想行为规范在民族观领域也有充分体现。

“追求社会的普遍和谐是儒家文明的精髓, 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是一种和谐的关系, 所以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应是追求和谐状态的社会
关系”。

新世纪新阶段,“和谐”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特征的新表述, 而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追求的新目标。

笔者认为, 儒家民族观蕴涵的丰富的和谐思想, 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 儒家强调的“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是当今社会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

祖国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 民族团结是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

儒家历来具有“天下一家”的情怀和“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因而宣扬“四海
一家”和“华夷一体”的思想,追求“天下为公”的大一统的理想社会境界。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一统”文化, 它既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对异种文化的兼容与吸纳、同化与融合, 又表现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类自身关系方面衍生出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 崇尚统一多元, 主张和谐共处。

很明显, 这些思想与今天所倡导的“尊重差异, 多元并存”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

客观地说, 儒家极力宣扬的“大一统”思想在历史
上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们一直心向祖国、渴望统一、反对分裂、各民族认同意识日益趋同都与之密切相关。

因此, 继承并弘扬儒家“大一统”思想的精华部分, 不仅对当今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于维护我国统一与各民族团结, 对于构建中国和谐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积极弘扬儒家倡导的“仁爱”精神, 为当今世界处理复杂多变的民族和种族关系, 为构建中国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有效思路。

“仁”学是儒学的核心思想, 儒家历来提倡仁爱宽容, 追求平等互利。

儒家的“仁”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两层含义: 其一,“仁者, 爱人”。

在儒家眼里, 所谓“仁”就是讲“爱”, 仁与爱是统一的,离仁则无爱, 无爱也就无所谓仁。

但儒家讲有差等的“爱”, 所谓“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其二,“仁者, 泛爱众”。

如果把儒家的“仁爱”思想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爱”和讲差等的“爱”又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儒家还宣扬“泛爱众”和“爱
及四夷”的思想。

由于儒家提倡以仁爱、宽容之心对待人, 因此也主张以“仁德”
之心对待“夷狄”, 提倡对边远“四夷”民族施以仁爱, 要求统治者在治理天下时“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可见, 儒家“仁学”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和谐思想。

“仁学虽产生于中国古代, 却内含有其人类普适性。

”当今世界, 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各种交融和冲突屡见不鲜, 在人们寻求不同种族、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新思路时, 如果将儒家提倡的“仁爱”精神进一步内化为人们的民族观念, 无
论对于当今世界化解民族矛盾和解决种族冲突, 还是对于中华民族构建团结友
爱的和谐民族关系, 都是一种内在的巨大动力。

3. 大力弘扬儒家民族观蕴涵的“贵和”精神, 为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儒家“和”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 影响巨大。

在处理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时, 儒家讲和睦、亲善、协调、和谐, 追求“协和万邦”的政治模式; 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中庸之道”, 提倡以“宽恕”、“厚人”的“忠恕之道”处理人际关系, 要求人们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 这些思想对于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之间建立团结、友爱、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胡锦涛同志在耶鲁大学演讲时也说:“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深深影响了古代
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 强调团结互助。

中
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 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 向往‘人人相亲, 人人平等, 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 历史上, 儒家的“贵和”思想对于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 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巩
固起到了促进作用。

今天, 这样的“贵和”精神对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李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