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学思潮的价值取向

试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学思潮的价值取向
作者：范立红
来源：《学术探索》 2019年第8期
范立红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贵州贵阳551700）
摘要：20世纪90年代，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伴随着当时社会文化心
理的激烈变革，走上了自身的发展轨道。

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
文学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与先锋小说对人性
的深刻反思，20世纪90年代文学在抛弃了传统的价值理念、道义担当之后，个人欲望、情感
诉求也就成了人性的核心内容。

对人的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历次文
学创作思潮的核心方面。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新状态文学；身体写作；价值取向；文学思潮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9)08-0109-05
20世纪90年代，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中国文学走上了自身的发展轨道，不再像
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学那样不断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然而，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
会文化心理的激烈变革，从新写实小说、王朔现象、《废都》现象、“人文精神大讨论”、新
历史主义小说、新状态文学，一直到“身体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思潮一刻也没有停下它
发展的脚步，价值观念的激烈变革依然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核心点。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
“新写实”小说逐渐退潮之后，新历史主义小说、新状态文学、“身体写作”等创作思潮先后
在文坛露面，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在价值观念领域的激烈
变革，折射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对于“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探索逐渐走向深入的历史过程。

新历史小说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乔良的《灵旗》和莫言的《红高粱》为代表，这两部作品在叙事方式方面最先表现出了与传统历史题材创作有着明显区别的特点，
这一潮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

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温故一九四二》,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米》等一批作品先后在文坛露面，它们都表现出了游离
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颠覆了传统英雄形象的民间叙事的倾向，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
小说创作潮流。

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传统历史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了全面的颠覆，相较于读者熟悉的、
以“十七年文学”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摆脱了那种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从一定的政治立场、观念出发展开情节，塑造典型形象的创作模式，打破了既往历史叙事
中那种表现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斗争的情节模式，放弃了人们所
熟悉的英雄主题，而把目光投向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普通人的身上，着重反映处于一定历史进程
中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关注他们的生命状态。

它不再像“十七年文学”中的历史题材小说那样
站在历史的高度表现恢宏的历史进程，而把目光投向处于历史长河中被人们所忽视、所遗忘的
那些普通人的琐碎生活和卑俗的人生经历。

如苏童的《红粉》，作者并没有把笔墨集中于表现
废除娼妓制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进步性方面，而是描写了一个平凡的妓女小萼在这一历史进
程中的个人命运。

而余华在其《活着》这部作品中，着重展现的是一个小人物悲惨的一生，主
人公福贵所经历的家人一个接一个先后死去的苦难的生命过程，而人物所生存于其中的那些宏
大的历史背景，都被作家们刻意地淡化，变得模糊了。

在新历史主义作家们看来，既往的历史
题材小说过多地局限于表现那些体现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宏大主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塑造出了一
批“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而忽略了处于一定历史进程中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仅仅以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落后作为认识“人”的一个标准，这决定了它们具有
巨大的片面性，把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了，也就不能充分认识到生活中“人”的全部丰富性
和复杂性。

“从前的世界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世界；这个世界被美丽而抒情的语言遮盖起来了；
权威主义、英雄主义等被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营造起来的理论，既歪曲了人性，也没有在引
导人类走出卑贱、丑陋、庸俗方面收到多大的成效。

”［1］(P87~88)在新历史主义作家们看来，传统的历史题材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于“人”的认识过于理想化的倾向，而缺乏对处于
历史深处的个体生命的关注。

因此，对于一定历史进程中“人”的生存状态和普通人的命运进行重新认识也就成了新历
史小说创作潮流的核心所在。

新历史小说与传统上历史题材小说对于人性、人的命运的不同认
识既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激烈变革,同时又留下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次文学思潮对于人的价值和命运进行重新认识的思想痕迹。

它沿着20世纪80年代初
文学重新回复到“人”的文学的发展轨道，吸收了寻根文学重视民俗和民间的因素和“新写实”小说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传统，走向广阔的历史时空，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同时，经历了先锋小说和20世纪90年代初文学对于传统上关于“人”的理想观念的消解，新历史主义不再沉溺于关于“人”的理想观念之中，而表现出了与传统历史题材创作的不同特点。

表现在对于“人”的认识方面，新历史小说打破了传统历史题材创作从单一的政治视角认
识“人”的叙事模式，作品的人物已经从代表着时代发展要求的“英雄”形象转向了普通人，
作家们放弃了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放弃了体现历史发展趋势的关于“人”的种种理想观念，
着眼于一定历史时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这使得文学的视角从时代政治风云转向了“人”的具
体生存本身，真正确立了“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

因此，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作家们已
经放弃了从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落后方面认识“人”的单一模式，而能着眼于人的生命本身，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认识“人”的生存状态。

在莫言的《红高粱》中，主人公余
占鳌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抗日英雄形象，我们很难用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落后这样一个标签
对这一人物进行界定。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集匪性与民族血性于一身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形象。

这样，传统历史题材小说中那种从单一的基于阶级、出身决定着的政治理念去认识“人”
的叙事传统被打破了，“人”表现出了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

这成为新
历史主义小说的一个基本方面，作家们以此为出发点消解了传统历史题材创作赋予作品人物的
那些符号化因素，重新认识一定历史进程中“人”的生命状态。

在刘震云的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中, 赵刺猬和赖和尚都是赤贫出身,并且苦大仇深，按照传统历史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 他们应该成为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的正义的、进步的人物，然而, 在具体作品中，作者并没有从
这种单一的、符号化的角度去认识这两个人物，这两个人虽然也体现出了一些无产者的特性，
具有革命的要求，但他们身上也体现出了流氓无产者的一些消极因素。

这样，既往历史题材创
作中那些以符号化的方式贴在这些人物身上的进步性的标签被消解了，人物失去了既往历史题
材小说中的那些崇高的使命感和道义担当，被重新置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还原为一个
普通人。

作家们在消解了传统历史题材小说中作为人物性格核心方面的进步性和正义性之后，把人
物在一定情势中基于欲望的选择看作人物行动的基本根由。

如在《白鹿原》中，当鹿兆海与白
灵在决定自己的政治选择时,是通过扔钱币决定的，正义性与进步性并不再是决定人的行动的基本根由。

无独有偶，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作品人物孙屎根也是根据自己的个人恩
怨作出自己的选择的。

就这样，新历史小说作家们清除了出身、信仰、阶级因素对于“人”的
遮蔽，克服了既往历史小说创作中脸谱化、类型化的倾向，充分注意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
杂性，重视欲望、个人在一定情势中迫不得已的选择等因素的意义，努力还原生活中的人的本
真状态。

新历史主义小说颠覆了传统历史题材小说从单一的政治视角认识人、评价人的倾向，放弃
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史观，立足于民间的立场，着眼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来认识人的全部丰
富性，他们把人置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凸
现出人的特性。

他们强调欲望在促使人物行动方面的根本性地位。

在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灾荒之中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作家也没有提供一个善与恶的标准，决
定人们行动的只剩下生存的欲望，每个人都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

国家、民族、历史、时代、
政治风云仅仅是一个背景。

新历史小说在消解了理想、价值追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之后，他们把人的内在情欲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因，如在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中，曹操
和袁绍之间一场重大战争爆发的原因竟然是为了一个寡妇；在尤凤伟的《小灯》中，人们与地
主的抗争只是为了抢占地主的财产和女人。

新历史小说颠覆了传统历史题材小说关于“人”的认识的一般观念，它给我们带来的疑问是：把历史发展的动因简单地归结到情欲方面后，在情欲之外，那些曾经作为人性的基本方面
的价值追求、道义担当是否曾发挥过作用？在“人”的生命欲望、本能之外，人的社会性是否
不再对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发挥作用了呢？新历史主义小说以生命、欲望的视角代替政治
的视角认识“人”的倾向，是否存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问题？实际上，这已经不仅
仅是对历史的质疑和解构了，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构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歪曲。

在新写实小说之后,与新历史主义小说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潮流就是新状态文学了。

与以往文学思潮相比，这次文学潮流的产生更多来自文学期刊的倡导和部分评
论家的理论概括，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因而也未形成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思潮。

但它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作家、理论家的价值取向和艺术旨趣。

1994年，由大型文学刊物《钟山》和《文艺争鸣》倡导，推出了“新状态小说和评论”专集，他们
把何顿、韩东、林白、陈染、朱文、鲁羊等作家纳入“新状态”旗下，张颐武、王干等知名评
论家在《文艺争鸣》中发布了《文学:迎接“新状态”》的宣言,在评论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如同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那样，新状态文学是“80年代文化嬗变和文学焦虑归于平缓后的自
然流淌,是对 80 年代文学告别之后的延续。

它经过 80 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和
‘实验文学’的过渡,完成了对80年代文学的某种超越”。

［2］就新状态文学创作的总体倾向而言，它着重书写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变迁之后人们当下的情感和生存状态，它在题材选取方面与新历史小说侧重于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有所不同，它突出地表现出了对现代
都市白领生活题材的偏爱。

但它在对于“人”的认识与评价方面却与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主义
创作表现出了很大的一致。

与新历史小说作家们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走向历史进程中
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相类似，新状态文学也放弃了“启蒙者”“代言人”的身份，消解了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那种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家国情结，放弃了对理想、价值的追求，而把文学引入个
人的生存体验之中。

对“个人化、私人化”的当下情绪体验的表现成为新状态文学的主要表现
内容。

它既不像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那样致力于某种理想、价值的张扬，也不像20世纪80
年代中期文学那样充满对于人性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它只表现作家们在现实生存环境中的情绪
与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它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这种超越集中表现在对“人”的生
存状态的关注方面。

表现在对于“人”的认识方面，新状态文学着重“书写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和情感的当下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新状态文学是新写实小说的自然发展，
无论是新写实小说，还是新状态文学，它们都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对于“人”
的价值和命运的深入思考之后，放弃了对于人的理想价值的找寻，重新回到人的具体生存状态
之中。

在他们看来，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存在于高高在上的理想光环之中，作家们放弃了自
己的使命、担当，对于人的感性生存状态的抒写成为文学的核心内容。

同时，新状态文学对于
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映不像新历史小说那样局限于对于历史的想象之中，它更强调一种自身体验,它“更趋于选择与自身的体验与经历相关的叙述角度和表意策略,倾向于某种心理性与客观性的多重复合”。

［3］就具体的作品而言，新状态文学往往是自传与虚构的结合，这一特点在王安忆、韩东、陈染等人的作品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无论是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韩东的《西
安故事》，还是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它们都与作者的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是立足于自己的现实人生体验叩问人生的价值的，因此，它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叙写
就不像新历史主义小说那样具有那么多想象、戏说的因素，也不像新写实作家那样对生活作一
种不动声色的描写，而更加强调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因此，它对于现实
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映就显得尤为厚重。

他们不是有意识地排斥历史、时代等因素，而仅仅是
不关心而已。

然而，个人的生存欲望依然是人物行动的核心力量，新状态文学往往以都市知识
阶层的情感、生活为中心，但已经不再写他们的理想、追求、家国意识等宏大的精神内容，而
着眼于他们当下生活的基本状态，他们的困惑、渴望、无奈与挣扎。

新状态文学并未像它的倡导者们所期望的那样形成一次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它并没
有得到作家与批评家们的广泛认同，因为它在对“人”的认识与评价方面，是与20世纪90年
代的新写实、王朔现象、新历史主义创作殊途同归的，是文学在完成了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
的超越之后的自然流淌。

因而，“新状态”就在众语喧哗的20世纪90年代末的文化环境中销
声匿迹了。

然而，它的出现也体现出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价值选择。

无论是新写实小说，还是新历史主义创作，抑或后来的新状态文学，20世纪90年代文学
全面消解了传统对“人”的种种价值理念的遮蔽，使文学重新回到了个体意义上的“人”。

有
别于20世纪80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也不同
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与先锋小说对人性的深刻反思，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在抛弃
了传统的价值理念、道义担当之后，个人欲望、情感诉求就成了人性的核心内容。

对人的个体
生存状态的关注成为20世纪90年代历次文学创作思潮的核心方面。

同时，伴随着20世纪90
年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人们价值观念领域的激烈变革，在文学创作中，国家、民族、历史、道义、担当这些宏大的问题为人们日渐冷落，而对物质和欲望的追求成为一
种普遍的价值取向。

这种对于“人”的重新认识和定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身体写作”
和“下半身写作”中被推向极致。

性、欲望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历次文学思潮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话题，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等作家都因“性”的描写而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体现
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对人性、人的生命价值的重新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恢复了对于美好的人情、人性的关注，人们发现，在政治、阶级等社会性因素的遮蔽下，还存在着个人的情感、愿望和生命追求，文学因而走上了人性探索之旅，20世纪80年代
中期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界》向人们
展示了人性深处的隐秘欲望，从而打破了庸俗社会学中对人的片面认识，为新时期文学中的
“人性”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丰富了文学对于“人”的认识，它使人们发现在道德、伦理
和其他社会性因素的遮蔽下还存在着个人的情感、欲望。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和
20世纪90年代历次文学思潮对传统道德、理想、崇高观念的无边解构之后，到了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这种对于人性中的本能、欲望的强调被推至极端，成为人性的核心内容，而既往
文学中“人”的本质的重要方面——人的社会性，包括道德、伦理、国家、民族、理想信念等
因素被无情地抛弃了，而个人的情感、欲望成为作品中的核心内容。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陈染等人就提出“私人化写作”以区别于传统的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他们把情欲看
作人性核心内容，着重书写她们作为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命感受。

在这一过程中，情欲之于个
体生命的意义被凸显出来了。

朱文在《我爱美元》中把欲望和金钱作为人在生活中的全部内容，毫无保留地宣泄着自己的全部欲望。

在他另一部作品《弟弟的演奏》中，朱文表现出了某所大
学的学生们的生存状态：他们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甚至没有任何高尚的品格可言，而欲望、
本能冲动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基本状态，这种观念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当一部分作家对
于人性的基本认识。

这种对情欲的强调在2000年前后的文坛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诗歌界的所谓“下半身写作”甚嚣尘上，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在文学界引起了轰动，而2003年的木子美事
件更是推波助澜。

商业化社会所带来的对物质的追求、欲望的放纵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一个基
本景观，它体现出了这一时期作家们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基本认识。

如同诗人唐亚平所说的：“精神让位给物质，灵魂让位给肉体，痛苦让位给享乐，沉重让位给轻逸。

”［4］(P220)在消解了一切道德、理想、精神追求之后，情欲成为文学的唯一内容。

“下半身写作”的代表人物
沈浩波公开宣称：“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
染了,已经不纯粹了。

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作‘人’的东西的上半身。

”［5］他对传统上作家们应当承担的价值、道义担当表现出了一种决绝的态度。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传统上文学所应有
的家国意识、价值追求都被作家们舍弃了，而欲望成为生命的核心内容，也成为文学创作的核
心内容。

在浓郁的商业化社会氛围中，文学陷入了肆无忌惮的放纵中，人的灵魂、价值和意义消失了，坠入无边的失落之中，酒吧、时装、流行音乐、毒品、性解放成为主人公生活的基本内容，这构成了“身体写作”作家们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基本认识。

他们远离了国家、民族、
历史等沉重的话题，而“欲望一代”很形象地概括出了他们关于“人”的本质的一般观念，他
们奉行一种高度简化的生活方式。

在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中，很典型地表现出
了这种生活状态。

文化、知识、价值、担当全部被当作身外之物舍弃了。

她们把欲望作为生命
与写作的核心内容。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们小心翼翼地打破了政治、道德对于“人”
的控制，表现出对美好的人情、人性的追求，揭示出被种种道德观念所遮蔽了的人的情感、欲
望的话，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作家们这里，所有的文化、道德、理想、责任、担当都
被一股脑儿地抛弃了，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本身。

从新历史主义小说对英雄主义的消解，到新状态小说对当代都市白领“私人化”的个人情
感体验的强调，一直到“身体写作”对欲望的张扬，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在消解了“大
写的人”之后，在反崇高、反英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一过程中，道德、信念、道义、担
当这些在传统上体现人的价值，赋予文学以不朽的生命力的因素已经荡然无存了，对个体生命
的关注成为作家们的一个普遍选择，欲望成为人性的核心内容，而文学本身也就沦为了欲望的
抒写。

回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在文学对于“人”的价值与命运的探索
历程中，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文学在拨开政治的迷雾后，恢复了对于人的情感、生
命的关注，丰富了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文学在消解了崇高观念，淡化了家国意识,远离了宏大叙事之后，是否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欲望？“私人化”的情感体验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的全部内容？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制约
着我们、曾经影响我们的社会因素在我们的生命状态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是20世纪90年
代文学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问题。

或许，作家们自身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作家们在消解了传统上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的所有
的价值理念之后，也就消解了人自身，而赤裸裸的欲望本身是无法支撑“人”的全部生命价值的。

［参考文献］
［1］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