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去中心化”：现代性语境下的国家认同困境

全球化与“去中心化”：现代性语境下的
国家认同困境
吴玉军
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使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全球化具有的巨大变革力量。

现代性通过全球化强劲地荡涤着前现代性力量。

不管愿意与否，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个人，只要追求现代性，就必定与全球化发生紧密关联。

面对全球化对狭小的、地域性的力量的涤荡，一些人出现了乐观的世界主义观念：既然民族、国家、个体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化之中，族群、宗族等地域性的群体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化进程中式微。

毫无疑问，全球化使人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经济一体化的明显特征，但与此同时，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是一系列国际国内间民族争端和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出现甚至加强。

冷战结束以来的近30年间，全球化尽管总体上看发展迅猛，但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是民族主义乃至分离主义力量的强势展现。

正因如此，全球化进程绝非单纯的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差异性力量的展现过程。

当我们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审视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时，我们必须将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内部面临的以族群力量为重点的差异性力量统一起来进行考察。

现代性与全球化
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传统社会，自我的理解必须借助外在的框架进行，如果缺乏外在的秩序框架作参照，自我对自身将无法把握。

进入现代社会，依靠外在框架理解自我的方式遭遇严重挑战。

现代性理想是一种
觉醒的时代意识，它以个体自由为标志。

在这种理想之光照耀下，科学和文化摆脱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羁绊，把目光从超验的上帝转移到经验的自然和社会现实，通过对传统的反思批判，个体获得了自我意识的自由；随着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和宗教来世意识的衰微，个体日益把追求富有个性化的生活作为人生理想。

具有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的现代人因此开启了生存交往空间的积极拓展新征程：人类从自然的奴仆一跃而成为主人，资本冲破地域的、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力大军从相对封闭的乡村走向开放的城市乃至世界各地，个人走出狭小的共同体，日益摆脱家庭的、宗教的、地域的因素加之自己的束缚。

个体对共同体的物质依赖和人身依赖消除了，但与此同时由共同体的庇护所带来的安全感也随之消失。

资本的全球扩张、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不断冲击和瓦解着传统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现代性由此展现出一种破坏传统的内在功能，从而使得自身具有明显区别于传统之处，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明显的断裂印痕。

现代性所带来的断裂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得到了明显体现。

生产的国际化、信息网络化、人员跨国流动日益频繁，人们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

超国家的组织或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国家感。

生产的国际化使国家对生产的控制削弱，特别是资本在全球的自由而广泛流动，使得国际资本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些重要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程度不同地超越主权国家的传统边界，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

随着生态问
题、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全球化，单独一个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需要世界各国紧密团结和相关组织的高度介入。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带来的信息的无国界传播，也对国家认同提出了严峻挑战。

民族国家要以一定的领土、人口等为基础，但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这一界限。

借助网络技术，遥远地域的事件快速地传输到眼前，远在纽约的股市震荡消息借助信息技术会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开来，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人们日常生活的急剧变化。

诸如此类的影响进而会使得人们对当地政府决策的认同感产生强力的影响。

由此，网络的发展使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相互碰撞的几率和强度大大增强，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国家认同感。

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体的行动范围不仅突破了群体的限制，也将物的依赖关系从民族国家或某些政治、经济区域范围推向整个人类层面，个体与类之间出现了现实性关联。

个体是国家公民的同时也获得了世界公民身份，个体的身份感随着生存和生活空间的拓展而相应发生着变化。

每个个体既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同时也可能是某个跨国公司的一员，其文化身份感可能处于多重观念的矛盾冲突之中。

在此情境之下，民族国家能否建构一种有效机制以便容纳人们身份的多样性和归属的多重性，是一个十分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

现代性与“去中心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不仅面临超主权组织的挑战，同时还面临“去中心化”的威胁。

族群、区域等次国家组织，成为“去中心化”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冷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的能量得到了极大展现。

在这次民族主义浪潮中出现的稳定的民族国家并不多；相反，世界各地却由此而引发了巨大的动荡和冲突。

在这其中，族群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力量得到了明显的显现。

正因如此，全球化进程中一体化与离散化并存。

冷战结束以来的时间里，是全球化进程最快的时期，但同时也是新一轮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兴盛时期。

因而，我们一方面体验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体化和便捷化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各种差异性分离力量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力量的风起云涌。

今天，在分析和把握族群力量之所以持久不衰的内在原因时，现代性内逻辑是考察的重点。

现代化过程是人际关系重塑的过程。

现代性不断侵蚀地域的纽带、情感的纽带。

传统的以地缘、血缘为纽带构建起的人际关系，被制度化的抽象规则代替，富有温情的情感化交流被理性审慎的思考取代。

生活地域相对狭小、封闭，人与人进行着密切的交流是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而契约化的人际交往则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

现代个体面对着巨大的非人格化的工厂或公司，面对着一个由工具理性主导的利益追求的社会。

如果说工业化、都市化、集中化、契约化等表征了现代化第一波浪潮的基本特征，那么随着以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个性化、信息化为特点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际关系又出现了诸多新特点。

“福特主义”以细化的劳动分工和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为基本特征，将能源、资金、人口等因素集中在一起，将农村人口集中在城市之中，并安置在工业中心地区，进而实现劳动的集中。

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下，工人之间能够形成比较牢固的身份认同感，彼此具有休戚与共之感。

阶级认同感的不断增强，强化着工人内部的紧密团结，也使与工人阶级相对的资产阶级的身份得到了明显的显现。

阶级身份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他差异性的力量如族群认同的力量受到了有效控制。

以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生产的分散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特
别是个人电脑、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实现居家办公。

“后福特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导致了一种集体性情感的缺失，人们难以通过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和生活获得归属感。

归属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归属感的匮乏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得以弥补。

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族群作为一种弥补人们归属感匮乏的重要组织方式获得了重新展示自身力量的机会。

现代性的过程，也是不同群体的身份感不断彰显的过程。

城市化的推进、全球性的交往，的确促进了不同个体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文化上的不断融合，但民族特性或认同不会由此消失。

认同是自我与他者交往的产物，对自我身份的认识来自于同他者的比较。

不同的民族成员在比较的过程中会发现乃至强化着对自身特性的理解和认知。

正因如此，在全球性交往的今天，民族身份认同不仅不会消失，相反，它会因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

在全球化时代，当我们思考国家认同的建构时，必须将族群认同或民族认同这一因素作为重要的向度加以考察。

族群作为一种有着深厚基础的力量，是民族国家建构中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的力量。

族群认同、民族认同作为现代认同的重要内容，在人们身份的建构中不是可有可无的。

民族身份感不会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而在可见的将来消失掉。

相反，在现代性深入发展的今天，它正在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展现自身的力量。

多民族国家建设能否有效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与如何引导和运用这种力量密切相关。

现代性语境下的国家认同建构
人的存在既是个体性的存在，也是群体性的存在，每个人分属某个族群或民族，具有特定的群体身份。

每个人同时也是国家的公民，离开了国家的存在，每个人的生存将难以维继。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每个人不同程度地与全球发生现实的关联。

人的个体身份、群体成员身份、国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在现代性、全球化的今天紧密关联在一起，个体面临多重身份的选择。

现如今，国家认同不可能垄断全部认同，但必须能统领其他认同。

族裔认同、性别认同等差异性认同，不应成为国家认同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所有这些认同应该被和谐地包容于国家认同之中。

从这个角度讲，当代国家认同感的建构，必须兼顾人的四重性存在这一基本现实，处理好个人与国家、群体（民族）与国家、个体与群体（民族），以及个体、国民与世界公民的关系。

为此，当代国家认同感的建构，需要做到：
首先，提升民众福祉，不断增强人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上讲，国家认同首先表征的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即法律赋予公民以国家成员资格。

基于这种资格，公民享有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国家负有保护和实现公民权利的职责；同时，公民也需要承担忠诚和服务国家的义务，有对国家公共利益的责任承诺和公共事务的参与。

现代社会个体自由权利意识日益增长，个体对自己的私人利益、权利诉求越来越强，国家要通过自身功能积极有效地发挥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体的自由权利，让人们切实感到国家带给自己的切切实实的利益。

一个不能为民众提供基本权利保障、不能提供基本物质供给的国家，要想使国民始终对其保持高度认同感是不可能的。

作为公共权力合法垄断机构的国家，必须将满足和实现人的需要作为基本目标，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为人们的生存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使其拥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
惧的自由。

同时，人的需要的不断提升也表明，现代国家需要不断拓展人们权利保障和实现的范围，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要，努力使人们过上富有尊严的生活，使人们切实感受到国家带给自己的福祉，从而增强生活在国家中的自豪感。

其次，尊重民族身份，促进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和谐统一。

每个人生来分属特定的族群，族群身份或民族身份构成了一个人的基本身份。

生活于特定族群的成员，对自身所属群体的起源、文化、宗教、习俗葆有认可、赞成和支持的态度，并由此产生了特定的归属感。

有着特定的名称、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家园感和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的感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族群认同或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

而这些要素，无论如何是不能抹煞的。

现代多民族国家在保持其内部团结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包容而非排斥少数民族的权利要求，尊重而非抹杀其民族身份。

但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承认和尊重民族身份并不意味着强化民族身份。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如果每个成员过度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刻意弱化其国民身份，民族认同就会超越国家认同，引发国家分裂。

现代国家必须采用适当方式将民族认同融合到国家认同之中，否则国家就会被各种民族认同力量所支解。

因此，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相比特定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要具有优先性。

每一个公民，不论其属于哪个民族，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各个民族，不论其历史长短、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何不同，其政治地位应该一律平等。

毋容置疑，每个公民的民族特性、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和认同。

但每个个体民族身份的差异、每个民族的现实差异，并不能成为影响其存在于某个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基本事实，文化习俗上的差别也不能成为追求特殊政治身份的理由。

民族身份的差异并不意
味着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个体在政治上享有特权。

实施差异性民族政策的同时，必须切实引导各民族成员对同一政治身份的共同认知。

再次，倡导公共精神，建构具有包容性的共同体。

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应当以人际间亲密关系的消除为代价。

一个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应当是理性化的社会，但是同时也应该是人际关系更加紧密的社会。

现代性以其强大的力量摧毁了氏族、部落等原有的共同体以后，应该以新的方式重建人际温情，为漂泊的个体找到心灵归属。

为此，在独立的个体和国家之间，必须重建邻里、社区、志愿团体等居间性的组织，通过引导人们积极参与这些团体组织的活动，使其走出封闭的私人空间，参与公共生活。

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讲，要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立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基本格局，形成相互往来、邻里守望的友好关系，形成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生活场景。

最后，增强类关怀意识，合理把握个体、国家与整个人类的关系。

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体与整个人类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可能的问题，而且成为了真正的现实。

基于个体与人类的密切关联、国家与全球的紧密联系，基于“蝴蝶效应”越来越现实而有力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每个国家的公民应该具有全球意识和人类关怀，尊重、理解和包容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面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行动。

当代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现了中国价值理念的引领性、包容性和开放性，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国家只有与整个人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价值理念追
求契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可，而这种尊重与认可，反过来会增进国民对生活于该国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进而增进民众的国家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