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字本位”思想的理论和应用

论“字本位”思想的理论和应用
作者：梁莹
来源：《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8年第02期
摘要：徐通锵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提出了“字”本位理论，认为“字”是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

此理论对汉语研究、计算语言学研究和对外汉语研究都有重大影响。

关键词：字本位汉语
梁代刘勰言：“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字”一直是汉语的基本单位。

直至清代，《马氏文通》依然以“字”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

章锡琛在为《马氏文通校注》(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作注释时说道：“本书分别词性，皆以‘字’为本位。

”虽然《马氏文通》的“字”，事实上是以词为本位，但马建忠的观点在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的同时，仍然承袭了古代语言学的一贯传统。

因此，《马氏文通》可以看作是汉语语法研究由传统“字本位”思想向西方“词本位”思想的一种过渡。

随后，现代汉语研究都以“词本位”为主导，认为语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词。

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丁声树、吕叔湘、朱德熙等人引进了新的语法单位，如词素、语素、短语等语法单位，并进入研究视野。

20世纪70年代，朱德熙提出了“词组本位”，黎锦熙提出了“句本位”。

对于词组或短语是否能看作一个语法单位，目前仍有争论。

到90年代末，徐通锵先生在《语言论》(1997年)中正式提出了“字本位”的观点，这一理论在重新回到传统汉语语言学观点的同时，又有许多创新。

一、字本位理论的核心概要
汉语语言学一直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但是西方语言学理论，大都是建立在印欧语言的基础上，这就使得我们在研究汉语时习惯用印欧语的思维、眼光和分析方法来看待汉语。

印欧语是以词为本位，然而汉语与印欧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汉语有其独特的特点，如果依然沿袭西方语言学的思路，在现今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及其应用时，就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

吕叔湘先生后来曾对汉语中的“词本位”产生过怀疑，他在《语文常谈》中认为，对于印欧语来说，词为基本语法单位是非常明显的，“汉语恰恰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
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字群是词组。

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

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

”[1]接着，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1975年指出：“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

‘字’这个名称将和word 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角色相当。

也就是说，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

”[2]这一观点和徐通锵先生“字本位”的理论相契合。

徐先生认为：“字不同于词，汉语是不计词的，字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

”[3]
徐通锵先生给“字”下的定义是：“字”是“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

”“理据性”是指音义的结合是有理据的，不是任意的。

印欧语中的基本语法单位word在汉语中，并没有可以与之相对应的语法单位，因此，“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本位”理论是一种基于汉语本身的语言观和语法理论系统。

徐先生强调，字本位中的“字”，与单位语素又是不相等同的。

印欧语结构特点非常明显，属于语法型语言。

而汉语中这一特征就相对较弱，但是语义的特征却很突出，属于语义型语言。

索绪尔在定义语素时认为，语素即相当于传统语法中的词素和根词。

而汉语是孤立语，“字”在汉语中，作为一种音义结合体，强调的中心是语义。

而语素在印欧语中，强调的中心是一种最小的结构上的单位。

而从语言的编码机制来说，字相当于印欧语的词，而不是语素。

汉语是单音节语，音节是自足的编码单位，一个音节表达一个概念。

印欧语是多音节语，音节不是自足的编码单位。

字和语素从表面看都是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而实质上，语素既不是音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也没有语言基本结构单位所必须具备的几个特征。

因此，字和语素是不同体系里的两种不同语言现象，无法作直接的类比。

而字本位中的“字”显然不能看作是语素。

既然汉语属于语义型语言，其在句法生成机制上就采用语义语法，以意合来造句，没有语言的形态变化。

汉语的语法结构框架是“话题－说明”，印欧语系语言的语法结构框架是“主语－谓语”。

汉语的这一语法结构框架是句法语义结构，直接体现语义。

而印欧语言的语法结构层次就浅于汉语语法结构框架，其深层结构还隐含在表层结构之下。

徐通锵先生认为，印欧语的这个框架，是以“句”为本位，以词为基本语法结构单位的。

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而且也只能允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相互之间由一致关系联系着。

句法结构就是通过这种“1个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的“1=1×1”的结构关联而层层控制着句子以下的各层结构规则。

主语、谓语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三者构成了一种封闭性的句法结构，尽管词可以发生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但它必须接受此三者的制约，因而没有脱离句法规则的控制。

[4]
因此，这一语法体系的结构单位主要是句子和词两级。

而汉语则不同，“话题－说明”这种语法结构与印欧语要求的一致性没有关系，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语法框架结构，话题之下，句子可以一个接一个地产生。

也就是说，汉语中，话题是肯定的，而主语却是无定的。

话题与说明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不像主语与谓语之间由一致关系紧密联系着，所以一些不合法的句子，在汉语中却是合法的。

如赵元任曾举例：“你(的鞋)也破了。

”“我(的铅笔)比你(的)尖。

”这种在印欧语中是不合法的无主语句，之所以能够在汉语交际中通行，是因为语境的提示和补充。

也就是说在汉语中，是话题、说明和语境三者构成一个开放式的句法结构。

其格局框架是“一个
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意义单位)”，即一个以“1”为基础的“1×1=1”的结构层级体系。

[5]在这其中，“字”就是明确的最小语法结构单位。

西方语言学认为，句子的层级语法结构是：语素—词—词组一句子—句群。

徐氏的字本位理论认为，汉语的语法结构层次是：字—字组—字块—形句—意句。

而“字组”又称为“辞”，以方便和英语中word（词）相区别，而形句则相当于古代传统上的“读(dou)”。

所以，这一层次又可以写作：字—词—块—读—句，五个层级。

这一层次表述，也体现了刘勰汉语“因字而生句”的观点。

徐通锵先生阐述这种分法时认为，字在最基础一层，表达概念的字形成字组，实现最初的语法化。

此为“因字而生句”的台阶一。

接着，不同的概念，即不同的字组，由特定的标记联系起来，形成字块。

而到字块这一层，才是造句的一个结构单位。

此为台阶二。

而“读”则由特定的语气词表现出来，最终形成句子。

此为台阶三。

字在每一个台阶中的语法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徐通锵将这一过程称为“三阶说”：初阶、次阶、末阶。

印欧语中，词有明显的形态变化，以此来表示语法关系，而汉语作为孤立语，其基本语法单位“字”，不体现任何语法关系。

所以汉语句子中的语法关系就是由字组和字块来体现。

二、字本位理论的应用
(一)在计算语言学中的应用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计算语言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就是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的开创者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副总裁韦弗(W.WEAVER)，曾在1949年发表了一份名为《翻译》的备忘录，正式提出了机器翻译的问题。

他在备忘录中认为“翻译类似于解读密码”。

受到韦弗这种认识的影响，同时也由于计算机和语言处理知识的条件限制，当时的机器翻译采用的主要是“词对词”的策略，而翻译效果非常不理想。

目前，机器翻译进入了繁荣期，但是依然困难重重。

1966年美国ALPAC报告指出的机器翻译遇到过的“语义障碍”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机器翻译技术还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而对于中国的计算语言学来说，这样的困难就显得更大。

汉语属于语义型的语言，其意义的理解对语境、篇章的依赖性很强。

而汉语语言学对“字”与“词”两者的定义不明，使得汉语在处理上出现了一个西方不存在的难点，就是自动分词的问题。

西方的文字基本属于字母文字，词与词之间有明显的间隔，如“a word”，就是两个词。

因此要识别出词来并不困难。

但是汉语并非如此。

汉语在实际书写时，是以字作为基础单位。

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看，汉语在计算机信息输入过程中，也是以字输入为基点，即是以“字”为中转过渡的。

但是汉语中字与字之间有明显的间隔，而词与词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间隔。

而且一个字与一个词之间并不对应。

一个字有时可以是一个字，有时也可以是一个词。

这就给计算机
处理汉语进行自动分词时，带来很大的障碍。

例如：歧义切分问题无法回避，且数量巨大，新词不断出现，增长速度不断提高，外来借用词不能也无法全部纳入词典中等。

而“字本位”的理论思想，则给现实操作带来便利。

徐氏的字本位理论认为，汉语中的大多数字，既可以单用，也可以与其它字组合获得编码能力。

一个字能否与其它字组合，能与多少字组合，其数量代表了此字的生成能力。

以这个字作为参考的基准点，来考察此字和其它字组合的生成能力，那么此字便被称为“核心字”。

以核心字为基础，即可进行语汇研究。

而字的特点是语义核心，单个字的语义抽象并且概括，这给字与字组合形成具体形象的意义，提供了可能。

也就是说，字义与字义构成词义，词义与词义构成句义，即字义才是最基本的单位。

“从抽象、宽泛、模糊的字义到具体的句义是通过字义的组合实现的。

单字的抽象、宽泛、模糊的意义犹如一个独特的语义场，浮现着很多语义因子，借助于这些因子的触角去勾联其他语义场的语义因子，相互组合，使若隐若现的语义因子具体化为语义特性。

”[6]
《一种基于字同现频率的汉语文本主题抽取方法》一文即是沿用这一思路。

其实际数据证明，以字作为基本处理单位，“该方法速度快，适应多种文体类型的文本，并完全避开了分词和抽词过程，可以广泛应用在主题句，主题段落等主题抽取的多个层面，而且同样适用于英语等拼音语言以及多语言文本。

”[7]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徐通锵先生认为，“字的性质是形、音、义三位一体，听觉单位、书写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但是在印欧语中听觉单位是音节，书写单位是字母，基本结构单位是词。

[8]“字”作为汉语中的基本结构单位，拥有突出的表意性，是汉语词汇衍生机制的基础和核心。

核心字与其它字组合，构成众多字组。

核心字即是考察字组的参考平面，也是字组生成的联想参照点。

核心字构成字组之后，可以分成很多类别，如果以核心字所处位置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核心字在字组内处于前面，另一类是核心字在字组内处于后面。

例如两组词
（1)白水、踩水、缸水、开水、口水、死水……
（2）水表、水兵、水车、水道、水花、水路……
这是以“水”为核心字的字组系族。

在这里核心字“水”既可以放在前，也可以放在后，前后位置的不同显示出字与字在选择、组合时所隐含的不同语义功能。

徐先生把类似第一组的字组称为向心字组。

在向心字组中，核心字代表了一个如语义场的义类，它大致框定了这个字组意义的范畴或所属，而与其组合的前字，则在核心字义的基础上具体、细化字组的语义特征，就如对处在后面的核心字的注释。

如“白水、开水、踩水……”其意义的重点都是在“水”字上。

区别只是水性质的不同或以“水”为行为目标的对象的不同。

第二组则被称为离心字组。

徐先生认为在语汇性的语义结构中，意义重点都是偏重在字组的后字上，因此当核心字处在字组前面
时，其作用是去限制后字所代表的各个义类的语义范围，突出它支配其它义类的语义功能。

如第二组中“水表”，其意义的重点即在“表”上，“水”则限制“表”的意义种类。

“字组前后字的语义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字组的意义=语义特性×义类’。

语汇性的意义和语法性的意义都可以以这一公式为基础进行分析。

”[9]
由于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单位，因此比词有更好的意义提示功能。

且汉字中形声字占了大多数，可以结合义类偏旁通过声音的线索来解说字义。

对非形声字也，可以通过分析字形来说解字义，便于学生记忆。

了解字义之后，便可以字义为基础，学习字组意义，使学生掌握汉语词汇衍生的机制，授之以渔，避免单调枯燥地教授词汇，让学生自己也可以猜测到字组意义。

比如，在学习过“书””店”“饭”字义之后，学生就比较容易猜测出“书店”和“饭店”是什么意思，如果将核心字换作“馆”，则“饭馆”的意思也很容易了解，锻炼学生在不同语境下对词义的辨别能力。

这样不仅可以以一带多，举一反三，也可以减轻学生记忆的负担，记得也更牢固。

法国LaGompagnie于1989年出版了一部初级汉语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
(Méthoded'InitiationàlaLangueetàl'Ecriturechinoises)，作者是法国语言学家白乐桑(Jo lBellassen)。

作者在教材简介中指出：“本教材在总体设计上力图体现汉语字与词关系这一特点，循汉语之本来面目进行教学，故本教材可称为‘字本位教学法’。

作者使用此法曾有多年的实践，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此书在法国一经出版，便占据了法国汉语基础教学教材的统治地位，其书中使用的“字→词→句→文”教学思路，与徐通锵的字本位理论不谋而合，它用实践证明了徐氏理论的可行性和可观的前景。

参考文献：
[1]吕叔湘.语文常谈[M].北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
[2]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A].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
[5]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
[6]徐通锵.“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J].语言文字应用，1999，(1).
[7]马颖华王永成苏贵洋张宇萌. 一种基于字同现频率的汉语文本主题抽取方法[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03年，(6).
[8]徐通锵.说“字”——附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鉴别标准、基本特征和它与语言理论建设的关系[J].语文研究，1998，(3).
[9]徐通锵.“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J].语言文字应用，1999，(1).
（梁莹，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