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义利观的演变来看儒商义理观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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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
从儒家义利观的演变来看儒商义理观的转向
儒商辨义
传统儒家少言“利”，极反对私利，尤其在孔子和孟子的学说里有明显的体现。

“儒贾”实质上就是“儒商”，“儒商”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在明中后期。

明清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和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逐步开始发生转变。

士大夫阶层的观念逐步开始转变，他们开始关注“利”并追求利，开始由轻利向重利转变，出现弃儒从商的苗头。

“‘儒商’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杜浚所撰 《汪时甫家
传》中，其时约在 1671—1687 年之间。

”
[1]
在日前学界，儒商的定义没有一致的结论。

葛荣晋先生就目前学界对儒商的看法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文人型商人；第
二、道德类型商人；第三、文化与道德兼蓄型的商人。

[2]
儒商首先一定是商人，这是它的第一属性，也是它的本质属性。

其次儒商是“儒”者，正是由于某些商人又具有了儒的道德品格，才把他从普通的商人中区别开来。

从传统儒家义利观来看儒商的价值理念尚义轻利，这是传统儒家在义利观上的基本立场。

孔子很少言“利”，几乎都是在言“义”，重利轻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和小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即是义利的对立。

在孔子看来，人做事情不应该问有利与无利，只需问合义与不合义，应当与不应当，合义即是应当，应当即是合义，也即是“仁”。

从孔子对“义”的论断可以看出，他是不认同所谓“儒商”的，有商必有利，且其私利又多多于公利。

汉代董仲舒说：“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3]
，
圣人之“圣”在于为天下兴利，此“利”是公利，是大利，绝非私利。

根据史书记载，纵观整个汉代，没有出现过一位可以称的上是“儒商”的商人。

但是从相关历史记载来看，在大唐王朝中很难找出一位有名的儒商，尽管不乏富商和巨商，如郑凤炽、郑凤炽、罗会、窦乂和何明远等。

为什么这些富商算不上“儒商”呢？从根本上看，这取决于他们的价值理念。

这些商人都着眼于个人小利和私利，不注重儒家所倡的公利和大义。

追寻这些富商的发家史，可以发现他们都是从一些小的行业做起，他们从事这些商业活动首先是为了维持个人生计，计较的首要的是个人私利，这必定不符合儒家的义利观，因此这些商人不具备儒者气质，不能算作儒商。

宋代的儒家学者亦是重义轻利，但是这种利指的多是私欲私利，对于公利并未表示出明确地反对。

宋代统治者的“抑商”政策有所松弛，从而许多原来从事种植农桑业者解放出来投入商业手工业中，一些文人士大夫也在义利观上略有转变。

宋朝社会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即市民阶级，这种新兴的社会阶级多是一些工商业者，也包括一些士大夫，他们有了一定的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是他们义利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开始重视利。

宋代的“儒”与“商”，二者的义利观念的相悖性微转，但“儒”与“商”深层义利价值观念亦是相左的。

明清时期，商人开始结成有地域文化性的团体，即商帮。

著名王　成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在义利观上，传统儒商与传统儒家二者的观念在本质上是相左的。

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现代新儒家更新了传统儒家的过于重以轻义的义利观，演变为重义又不轻利新义利观，这种义利观恰好符合现代新儒商的发展需要。

故在义利观上问题，新儒家与新儒商形成了一致的观念。

关键词：儒家；儒商；义利观；转向
的十大商帮有晋商、徽商、宁波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等，其中最
具有代表性的是晋商和徽商，他们较为讲求信义，以信为本，以义为利，义利并举。

晋商和徽商的“信”和“义”理念较符合儒家的价值理念，具有明显的儒者气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儒商，如乔致庸，此人不但精通商道，有经商才略，还通晓儒学，深明儒道大义，身上具有诸多儒者的道德理念。

从现代新儒家义利观来看儒商的价值理念新儒家在继承传统儒学时，义利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重义轻利转变为重利不轻义，甚至有义利并重的倾向。

新儒家很少再去专门讨论义利问题，面对中西文化的碰撞，它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发展出新的价值观念。

冯友兰先生把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看作是人的境界，有四种境界。

对于功利境界，人以适当的手段为自己谋求利益的行为是正当的，并不否认私利，只是为己利的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不够，却是合理的。

冯友兰所谓的道德境界是：“其行为是‘行义’的。

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

”[4]道德境界中的人的行为重在“义”，义利是辩证统一的。

“利”的内涵包括私利和公利，私利是利，公利可以算作义。

功利和道德问题变成了人的境界问题，他以境界说对义利问题进行了界说，摒弃了传统片面地言义和利的问题，有别于传统儒家的义利观，对义利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

杜维明就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中关于“义”的方面说过，“实际上义和利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义可以包括利，但是利不可以包括义。

义是
所谓大利，是长远的、全面的利，而不是狭隘的、短期的利。

”
[5]他认为利包括公利和私利，而义则是大利或公利，是一种更加全面长久的利。

现代新儒家在义利观上重大利或公利亦不否认私利，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合理的私利的合理性。

儒学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义利观上由重义轻利向重义不轻利甚至是义利并重过渡。

新的儒家义利观对于儒商的价值理念的重新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塑造出新的儒商价值理念，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为现代新儒商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深层的精神支撑。

现代新儒商的诞生是传统儒商顺应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价值理念上能够得到新儒学的深层次的强有力的支撑，是“有本之木”。

参考文献
[1]黎红雷.当代儒商的启示[J]孔子研究，2016（02）.
[2]葛荣晋.儒家与儒商[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05).
[3]董仲舒.春秋繁露[M]远方出版社，2007：48.[4]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下卷·新原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76.
[5]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