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与境域性

摘要：道德实在论是应对道德多元主义而兴起的。

它为寻求道德的确定性，收敛到道德的客观性，但这面临着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矛盾。

因而，它又收敛到人类都有关于建立美好社会的愿望的共识，但这种观点不仅面临着理想人以及知识和信仰之间跳跃的问题，而且将其设为目标来追求，还会导致专制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

只有走出理论思辨，采取局部的实践哲学的方法和根本的存在论境域的方法，才能解决自己的困境。

关键词：道德实在论；美好社会知识；建构主义；社会渐进工程；境域中图分类号：b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3005207道德实在论是对道德本质论述的一种重要的观点。

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理性反思的兴起，促进了道德和伦理的分离。

在此种反思的眼光之下，主体和客体分离，出现了分割化、条块化地思考问题的倾向，认为道德包嵌在特定的文化、历史、概念背景之中，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就是相对的。

这样，面对道德的多样性，就必然导致道德的相对主义，人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普遍的框架，来统一不同的道德和伦理现象。

因而，各种各样的道德判断就不存在唯一的程序或标准，以使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道德主张之间进行最初裁决。

那么，面对道德分歧的存在，如果没有道德正确性的标准来衡量，大家都自有标准，莫衷一是，就会造成虚无主义的流行。

为改变这种价值多元论的混乱局面，为道德提供一种标准，道德实在论出现了。

实际上，由于西方概念思维寻求确定性的传统，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许多哲学家都是道德实在论者，他们都想解决道德的认识论问题。

但他们的道德认识论主张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一、现代道德实在论的产生及其问题现代道德实在论是道德客观主义的一种，是在科学实在论的鼓舞下发展起来的。

它“根据道德话语的另一个适真性的特征试图从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和心理学上为道德的客观性寻找依据”[1]。

最初提出道德实在论观点的是英国牧师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

他在1706年出版了《关于自然宗教中不变义务的论述》一书，构建关于道德实在论的雏形，用来反对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

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和人处于战争状态，人们处于贫穷危险之中，因此人们把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交给统治者，签订社会契约，由统治者制定法律，这样国家就产生了，道德义务也产生了，因此“对”和“错”的观点是不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中的，而是制定出来的。

克拉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驳斥。

他认为道德存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之中，给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定的行为就能通过其中的本性来决定是否适合来做，这就是最初形态的道德实在论。

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发展，他们提出了基本一致的主张，“即使伦理学并不符合我们日常对科学客观性的认识，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道德事实和道德主张，它们的存在和本质并不依赖于我们在‘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什么事情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上所持有的信念”[2]。

他们的目的是想为道德提供一种统一的标准，因而提出了存在道德事实和道德真理，即有道德客观性的问题。

但是，这又造成了新的问题。

传统的道德实在论认为，道德事实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通过上帝的启示或上帝赋予我们的直观能力，我们就可以认识道德事实。

因而，对他们来说，衡量道德标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启蒙运动以后，当代道德实在论者就无法接受传统的观点了。

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有道德权威，如果有道德普遍性，我们就必须认为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真实的道德，必须预设客观的道德事实，那些表面上不相容的道德准则可以收敛到这个真实的道德上来。

“我们的道德主张不仅旨在阐述某些事实和指称某些真实的性质，而且也经常陈述这些事实和指称这些性质，我们能够具有而且确实具有某些真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知识。

”[3]道德实在论基本上有三方面的特征：道德判断是对道德事实的陈述；道德事实或道德属性是存在的，也是客观的，它们独立于我们关于它们的任何信念或思想；道德事实是可以认知的，道德知识是可能的。

由这些特征可以看出，道德事实具有独立实在性，是客观存在的。

这就割裂了道德和我们自身以及世界的密切联系，把它分离出来，成为外在于我们的东西，而这必然面临许多问题。

其中著名的就是麦凯（john l. mackie）提出的对道德事实怪异性的论证。

他提出两个反对道德事实存在的论证。

一是“相对性论证”：他认为，道德观点随着时代、社会、民族以及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这个事实标志着道德规则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就说明道德价值的主观性，而这恰恰是对存在客观的道德事实的道德实在论的打击。

麦凯是以子之矛来攻子之盾。

二是“怪异性论证”，即“假如存在着客观的价值，那么它们将是一类非常奇怪的实体、性质或者关系，这些东西完全不同于宇宙中的任何其他的东西”[4]27。

对道德实在论来说，这就面临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的困难。

因为这些道德事实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就非常独特，它们的性质、属性和关系需要我们解释。

因为，一方面，要说明这个客观的道德性质是如何与它的自然特点相联系的、事实和价值是如何在一块的。

说不清这个问题，我们就面临着在行动上的事实和价值之间分离的问题，即道德事实自身是如何能够成为人们行动的动机的。

因为事实在动机方面是惰性的，确认它是一回事，让意志去左右它是另一回事。

对道德事实的认知如何能够对我们产生动机效应？有论者提出“倾向性的价值概念”，认为一个有价值的对象会在我们身上引出某种意志的倾向，这样，价值就可以实现主体和客体的沟通。

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并没有普遍性。

引起我们的倾向性就一定是相同的吗？可能每个人的反应并不相同，这就会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沼。

同时，我们怎么认识它们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道德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它们并不在自然界中存在。

因此，我们不能用感官、经验去把握，只有神秘的直觉才能把握。

但直觉又是什么呢？这必然是不同于我们认识其他事物的方式的某种道德知觉能力，但我们似乎并没有这种独特的能力。

因而麦凯偏激地认为，不存在道德事实和客观价值，而伦理判断又要求我们接受这些事实或价值，因此伦理学是错误的。

由以上的分析来看，关于道德事实的判断是错误的，关键在于道德的特征说明道德行动的动态性和道德的适真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道德实在论单方面强调适真性，在科学的影响下求取道德事实，这样就忽略了道德的行动性和规范性，所以无法把握道德的本质。

可以说，麦凯对道德实在论的批评是深刻的，击中了要害，道德实在论要存活下去，就必须审慎思考，形成新的对策。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张明伟：客观性与境域性――道德实在论的收敛二、道德实在论的收敛――美好社会知识的共识三、面临的困境（一）理论上的困境一是面临着理想人的困境。

“理想人”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道德情感学说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就是“同感说”。

他认为，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跟某人一样的所有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因而形成了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然程度较轻，但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同时，亚当?斯密指出，并不只是痛苦或悲哀的感情才能唤起旁观者的同类感情，对于行为当事人的任何一种感情，公正的旁观者只要进行设身处地的想象，就会产生类似的感情。

“引起我们同情的也不仅是那些产生痛苦和悲伤的情形。

无论当事人对对象产生的激情是什么，每一个留意的旁观者一想到他的处境，就会在心中产生类似的激情……在人的内心可能受到影响的各种激情之中，旁观者的情绪总是同他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认为应该是受难者的情感的东西相一致的。

”[5]7由此可见，亚当?斯密的“同感说”假设了一位“公正的旁观者”。

他认为，引起或激发感情的对象是第一者，行为当事人是第二者，旁观者是第三者。

“同感”就是旁观者把自己设想为公正的第三者，将自己置于当事人的境地，面对激发感情的对象，进行设身处地的想象，从而产生行为当事人应当具有的感情。

因此“同感”是一种“公共”感情，是每一个人只要站在公正立场，根据经验，根据人之常情，进行设身处地的想象就会自然产生的，是一种客观的道德判断的理想，是一种不偏不倚旁观者的判断。

道德生活就在于我们试图同情地认同不偏不倚旁观者的立场。

但是亚当?斯密把“公正的第三者”的“同感”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主观的感情当作了评价标准，因而也就失去了道德评价的客观基础。

尽管亚当?斯密一再强调，“同感”是“公正的”旁观者的共鸣感情，而实际上，这种“公正的”旁观者是抽象的，是不存在的，只能是生活在真空中的理想人。

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脱离社会、脱离阶级的个人利益。

因而，道德实在论者关于有共同的美好社会的目标的论述实际上就犯了亚当?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的错误。

人都处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民族、历史、宗教、文化、习俗等各方面都不相同，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状况也不尽相同，大家都从自己的洞穴出发看问题，是很难达成对美好社会的一致的目标的。

另外，还存在着信仰和知识之间飞跃的危险。

我们有关于美好社会的信仰，但并不代表我们有美好社会的知识。

信仰或信念是我们的期盼，是我们的肯认或愿望，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主观性的东西，是对我们心灵的慰藉或是提升心灵的一种悬置，是面向未来的；而知识是对经验的总结，是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是对过去的实践经验的概括。

因而，信仰和知识是完全不同的。

信仰只是具有一种逻辑的可能性，是一种内在性的东西。

而知识是对经验的归纳和概括，具有体系性、标准性和重复性。

虽然它们都具有可传递性，但信仰是没有标准的，是没有办法进行衡量的，只是心灵的一种内在状态。

把信仰变成人人共有的知识，这就存在着思维的混乱和断裂，把每个人的内心体验变成可经验的划一的知识来追求，只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

另外，根据康德的理论，实际上，我们有的只是关于一个美好社会的信念，具体的美好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不知道它的标准何在，这只是一个理念而已，是我们的理性追求完善性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这种引导性的、方向性的理念当成知识来追求，那是我们的知性能力所不能认识的，因为我们的知性仅适用于经验的领域，而把它用于物自身，这就超出了知性认识的范围，会导致先验幻象和谬误。

所以说，知识和信仰是不同的等级，它们之间不存在内在的联系，把知识和信仰连接起来，是非法的，是一种虚妄的行为。

（二）实践上的后果这要分两方面说。

一方面，假如我们有一致的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想，那么我们就会全心全意促进这个社会的实现，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乌托邦的迷沼。

因为我们在追求美好社会乌托邦时，可能要产生许多灾难。

按照波普尔的说法，乌托邦工程的灾难性后果，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美好社会的目标是抽象的、遥远的、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