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

浅谈史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
众所周知，史传与我国古代小说的关系非常密切。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不难看出，我国史传产生很早，并且影响久远。

最早的史传作品，可以从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算起，其他主要的先秦史传作品还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汉代有《史记》《汉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三国志》等，宋代有《资治通鉴》等。

以后也都有后一个朝代为前一个朝代修史的传统。

早期史传的发达，不仅影响了我国相关文体的发展走向，更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

下面，仅从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滋生、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史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方面谈谈本人的粗浅认识。

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小说的题材、文体、人物塑造等方面。

一、史传的题材与中国古代小说是关系
关于史传与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的关系，我们从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这一角度入手。

史传中就有志怪的传统。

学术界普遍认定古代神话、史传文学、诸子寓言是志怪小说诞生的三个源头。

在志怪小说形成之前，已经有大量神话故事和传说被载入史书中，这些内容就是志怪小说的源头。

古代神话和传说在流传过程中被史传所记录，在神话传说和志怪小说之间，史传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

《新唐书·艺文志序》曰：“”。

详细说来，小说应是杂史的分流，而杂史应为正史的分流，志怪小说与史传的关系的源头于此。

自西周起，我国的中原文化就是史官文化，而这一时期巫文化影响下形成的鬼神观念贯穿着政治、社会生活，史官记言记事必然不可忽略这些内容：卜筮、占梦、灾异、祥瑞之兆等都是史传文学中的组成部分；而这部分内容直接成为了志怪小说的直接材料之一。

而干宝、吴均、任昉、葛洪等志怪小说家多为担任文史之职的官吏，记言记事本就是他们职务的一部分，写作群体的相似性决定了志怪小说在材料的来源、文体、叙事等方面都与史传有着诸多的共同点。

早在先秦时期已有志怪小说的萌芽，两汉杂史的兴盛，更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在志怪小说产生之前，就有了志怪笔法，在《国语》《左传》等先秦史传中就有关于占卜、梦境、鬼怪、灾异的大量记载。

而《史记》和西汉刘向所编的《战国策》中同样也继承了这些内容，比之先秦史传的一笔带过，描写的更为详细。

史传中的志怪内容复杂而包罗万象。

1.史传中的志怪
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史传中的志怪内容。

按照题材将史传中的志怪加以分类，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自然、天文现象之怪，二是生活之怪，三是神鬼之说，四是占卜梦境，五是死生之怪。

下面以《左传》和《史记》为例，看看史传中的志怪内容。

（1）《左传》中的志怪
《左传》的志怪中，关于神鬼之说的内容最多，有三十余处。

（1）皆出自士大夫阶层，其神鬼之说多与预测政治的兴衰更替、祭祀、国君的德行有关。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与祭祀有关的神鬼观念，二是与魂魄有关的，对生命的形态与本质的探索。

《左传》中关于占卜和梦境的志怪内容可以看作是神鬼观念的延伸，并且通常与政治、军事的成败有直接关系。

《左传》共记梦29次。

而关于占卜的记载中，卜梦占了大半，且基本是卜国君之梦。

《左传》对自然现象的记载，大多与政治和灾祥有关。

可分为解释灾祥和托喻时政两个方面。

如“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由石头说话之怪事联系到大兴土木导致民众生怨。

同样，在遇到不合常理的生活之怪时，人们也会试图去解释产生的原因。

《左传》在生活之怪的题材选择上，多与刚出生时的婴儿有关。

比如有以刚出生时的手纹来预示今后的人生。

如“宋武子生仲子，仲子生而有纹在其手，曰为鲁夫人”。

而关于死亡的怪相则更令史学家们重视，《左传》载晋文公“将殡于曲沃。

出降，柩有声如牛。

”卜官郭偃以此来预测将有西方来的军队经过晋国的边境，若能伏击，必定取胜。

《左传》将这一事件作为秦穆公不听蹇叔之言执意伐郑的背景，就使事件增加了神秘的色彩，仿晋文公的英灵仍在指引晋国，其实暗含着《左传》对晋文公的褒奖之意。

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说明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有了对生命的哲学思考。

尽管这些怪异的内容与史传尚实的原则相悖，然而《左传》作为先秦史传的集大成者，选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集录成篇，其志怪的内容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除了先秦社会仍然保有浓厚的巫文化思想之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对于一些无法用现有经验解释的现象，人们只能加之于个人的想象来尝试说明，这也反映了当时人对于自然、社会更为深刻的探索。

（2）《史记》中的志怪
史传文学的发展至《史记》的问世，可谓达到了一个顶峰。

这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注重博采众家之长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史传中志怪的内容，并且有了更为完整的情节叙述。

按照题材分类，《史记》中的志怪可分为自然天文、神鬼、怪事、怪物四类。

《史记》中更倾向于将自然灾害，如地震、旱涝，天文之象如彗星、日食等现象看作是政治中的大事件，需要为统治者所重视。

因此，此类事件在帝王本纪中出现得尤其频繁。

如《孝文本纪》中，孝文帝在位期间见日食三次，孝文帝皆有言此天示之以灾。

《史记》中出现的鬼神或是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或是人死后的鬼魂，都有人
化的形象；所出现的怪物也有着动物化的客观外形，其怪事也都与人物的生平大
事有关。

而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这些神鬼物怪有了龙、蛇甚至人的具体形象，它
的出现也不预示国家时政的祸患，而是预示着大人物的出现。

如“高祖醉卧，王
媪见其上常有龙”；《秦始皇本纪》中能预言秦始皇之死的持璧人；《高祖本纪》中自称为白帝之母的老妪等等，并且在叙述中情节奇幻迷离，已经带有小说的雏形。

由此可见，《史记》中的所记录的神鬼物怪并不是为了张扬其神异的特点，
他们的出现是为了特定的人物，尤其是帝王所服务的，这与司马迁的志怪目的是
息息相关的。

《史记》中所载怪事、怪物并非单独要记录这件事，而是通常与其篇章的主
人公有关，其中特别有一部分涉及大人物的诞生之奇异之事。

如“简狄吞玄鸟之
卵而生契”“后稷生而被弃，马牛不践飞鸟覆翼”，以这类人诞生的神秘色彩预
示着其一生的不平凡。

另一部分则在起到补充人物生平的作用，如：高祖斩蛇，
老妪夜哭，言赤帝、白帝之事旨在说明刘邦能够在楚汉争霸中胜利，坐拥天下。

司马迁《史记》中选取神鬼怪物的态度是谨慎的，对之前的史籍中过于离奇荒诞
的志怪，是不予采用的。

即便是出现神鬼怪物，在叙述中也是抱着慎之又慎的态
度进行叙述的。

《史记》中出现的志怪，常常是通过梦境或书中人物的言论来间接叙述的。

如“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

”这体
现了司马迁对于对于志怪的审慎的态度。

司马迁以志怪来寄情褒贬，使得《史记》中的志怪较先秦史籍来说少了巫文
化的色彩而更多了世俗的人情味。

《史记》在志怪上的“转型”对六朝志怪小说
的选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2.史传志怪与六朝志怪小说题材的关系
志怪小说选材的一部分来源于史传中的志怪。

六朝志怪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志怪以补阙史实的思想动因。

《列异传》记载
的是汉代以来的故事，其中一些篇目早已载录于其它文献。

《搜神记》中的故事
采录前人著述尤其是史传文学的就有数十篇，主要包括《左传》、《史记》《汉书》《吕氏春秋》等。

按照题材对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进行分类是学术界比较普遍的做法，从分
类中也可大致看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基本面貌。

较常见的是分成三类，例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其按照作者身份划分为文士之传神怪、释家之明因果、
方士之行劝诱。

刘叶秋则是第一个从志怪小说的内容差异对其进行划分的，并据
此将六朝志怪小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以叙述神仙鬼怪为主的故事，以干宝
的《搜神记》为代表。

二是以叙述山川、地理、奇风异俗、异物等，以张华的
《博物志》为代表。

三是专门叙述神仙的传记，加之宣扬神仙思想和方术，以葛
洪的《神仙传》为代表。

我们综合考查六朝志怪小说的实际情况，将内容类型与作者身份相结合，将
其与史传中的志怪进行比较后发现，直接继承于史传的题材内容有很多。

曹丕的《列异记》中的“蒋济亡儿”的故事，《搜神记》中的《扶南王判罪》。

此类志
怪小说不宣扬方术、道教思想，也没有很强的故事性，而是以简略的事件来表达
人们的美好愿望，针砭时政，寄托某种思想。

它延续了自《左传》《国语》《史记》以来，通过志怪来寄情褒贬，表达某种思想的创作精神。

在这类志怪小说中，究竟怪异如何、奇特如何、神幻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其以故事的方式来隐
晦地表达思想、爱憎、褒贬的内涵。

这可以说是与史传中的志怪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前文对《左传》和《史记》中志怪内容的分类，再与六朝时期的志怪小
说相比较，可以了解到，志怪小说在选材上与史传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志怪小
说虽然被划分为“小说”一类，但在创作初始，志怪小说家基本都是抱着补缺史
传遗漏的目的的，因而史籍之间材料的传承和相互影响必然对志怪小说产生重要
作用，甚至于志怪小说中的故事有一部分就来源于史籍中只言片语的志怪。

在《国语》和《史记》中都有记载的季桓子凿井得羊一事，在《搜神记》中
也有《穿井获羊》的故事。

再如《左传》《史记》《搜神记》中都辑录了“彭生
化为彘”的内容。

（原文略）。

又譬如关于《史记》中记录刘母孕刘邦的事例，
也被《幽明录》收录。

史传文学中载录怪事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这些超乎寻常之事，更多的是为了
表现处于统治阶层的贵族与政治事件间的关联。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选材上继
承了史传文学的特点，其中也不乏预示着政治兴衰之兆的条目，如《搜神记》中《白黑乌斗》。

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不仅继承了史传文学的选材特点，更在此基
础上将视野拓展到平民生活，观照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间的离奇事件。

总之，仅仅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这一个门类来看，其题材来自史传
的内容是很多的。

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题材方面的影响，在后来的唐传奇、宋元
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等等当中，也比比皆是，可谓不胜枚举。

二、史传的文体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史传的文体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国别体等等。

编年体是要按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

因为
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

例如《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竹书纪年》《汉纪》《后汉纪》《国榷》等。

国别体是一种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

《国语》是中
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国语》的记事比《春秋》
详细生动得多，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

西汉后期的文学家刘向校理群书，加以整理，去其重复，得33篇，定名为《战国策》。

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体裁。

以为人物立传记（皇帝的传记称“纪”，一般人的称“传”，特殊情形的人物称“载记”，记载制度、风俗、经济等称“志”，以表格排列历史大事称“表”）
的方式记叙史实。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前的史书多以
编年体记述），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及其它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

无论从何种文体来看，史传最大的特点是实录。

下面从史传的实录文体特征
和纪传体特征对明清章回小说的影响方面，探讨史传与小说文体的关系。

1.史传实录文体对明清章回小说的影响
史传作为章回小说的前源，其实录精神不可避免要对章回小说产生深刻影响。

章回小说也确实与实录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不仅是因为章回小说的题材往往古
已有之，写当代日常生活寥寥无几。

更重要的是实录其实也是章回小说创作的
一项重要原则。

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通俗演义》，从某个角度说，就是这样一项原则
的结果。

这从“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款中也多少可见。

毛宗岗《三国演义序》也说它“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

”此
风一开，以后的历史演义小说几乎少有不以实录相标榜者。

余邵鱼《题全像列
国志传引》就称《列国志传》是“记事一据实录”，不取“徒凿为空言，以炫人
听闻”。

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也说该书是“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
按《通鉴纲目》而取义”。

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也称该书的写作，“本诸《左》《史》，旁及诸书。

考核甚详，搜罗极富。

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
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

蔡元放特别强调历史演义的创作必须坚持“件件
都从经传上来，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

即便是《隋炀帝艳史》这样虚
饰成分很重的小说，编创者仍然宣称“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
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感。

”时事小说《樵史通俗演义》，由于它据
事直书，所保持的史料，甚至成为了史籍如《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平
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南明野史》、《小腆纪年》等书的资料来源。

至若吕抚《纲鉴通俗演义》，更是“能统廿四史事实，说得原原本本”，“洵史
集中之别体”在一个史贵于文、而稗官野史为下的文化语境里，这些表述不排除
有攀附史传以高身价的动机，因而可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虚饰，但从中仍然可以
看到实录在其中的位置。

在这样一种小说观念的影响下，那些非历史演义小说纷纷趋奉实录，或者号
称自己为实录，也就极为自然了。

才子佳人小说《快心编》被说成“是编悲观
离合变幻处，实实有之，非若嵌空捏凑，脱节歧枝者比。

”《珍珠舶自序》说篇
中故事“皆出于耳目见闻，凿凿可据，岂徒效空中楼阁而为子虚乌有先生者哉！”家庭世态小说《醒世姻缘传》也宣称：“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与凿空硬
入者不无径庭。

”就是古典小说的高峰《红楼梦》，也不忘了要在故事之前借
石头介绍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取稍加穿，徒为借
人耳目，而反失其真者。

”即便是像《西游记》这样大虚大幻的作品，人们也要
想方设法将它的故事与事实联系起来。

野云主人就说：“余方稚齿时，得读
《西游》，见其谈诡谲怪，初亦毫而为荒唐。

然又疑天壤之大，或真有如是之奇
人奇事，而吾之闻见局隘，未之或知也。

”实录是史传的一种本质属性，同时又
成为了章回小说一个突出特点。

即在这点上，也相当鲜明地反映了史传和章回
小说的渊源关系。

2.纪传体史传对明清章回小说创作的影响
自司马迁《史记》之后，纪传体成为我国正史书写最重要的形式。

纪传体自
司马迁创立，又是在司马迁手中成熟。

基于此，纪传体的形式就成为了小说可资
借鉴的样板。

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叙事体例。

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通常都是一开篇就对人物的姓名、籍贯、家世以及外貌、性格等作简括介绍，而后是叙述其生平事迹，最后要讲到主人公的死以及其死后
的家族兴衰。

每篇作品都还要有一段作者的评论，用“太史公曰”四字领起，
部分作品正文前还冠有一段序，用以叙述写作缘起和作者的观点。

自《史记》此例一开，不仅后代正史、后人传记全都视其为圭臬，而且连后
代传记体的散文和小说也都争相沿用而不变更分毫。

《水浒传》是学习司马迁这种写法最热情、最认真的一部小说。

小说中凡是
主要人物出场，作者全都要先介绍一番此人的姓名籍贯，绰号武艺，成了一种习惯。

司马迁对一般的人介绍从简，像刘邦、项羽等人，则从详；《水浒》也如此，如对晃盖、宋江出场时的介绍，都洋洋洒洒，非常细致全面。

这一点，读过
小说的人都很清楚。

再从全书看，《水浒》第一回之前有段“引首”，第一百二
十回结尾处有“唐律”二首，其作用差不多等于《史记》中的“序”和“赞”；
不仅如此，小说在某个英雄事迹完全结束时，有时也有一个类似“太史公曰”的
评论，不过它不是散文，而是韵文。

如李俊、童威、童猛等功成身退，乘船出海后，有诗曰：“知几君子事，明哲迈夷伦。

重结义中义，更全身外身。

得水舟
无系，榆庄柳又新。

谁知天海阔，别有一家人。

”这实际上是从司马迁的“太史
公曰”变化过来的。

司马迁写人物很注意把人物的一生写得有头有尾，对人物的
命运、事件的结局作出清楚的交代，这也为《水浒》所取法。

小说以“传”命名，实际上告诉读者，它讲的是原原本本、有头有尾的英雄故事。

所以作者对小说中
的人物结局，通常都有明确交代。

一人一事，断断续续，虽不像《史记》那样在
一篇之中便作了结，但也总忘不了在后面的章节中添上一笔，以标明一个人的“传”的结束。

讲故事要有头有尾，这符合中国人传统的阅读欣赏或听讲故事的心理，所以
自《史记》开先河后，经久不衰，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小说家自然就乐意采用这
种形式来编演故事了。

三、史传中的人物传记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塑造的关系
史传，尤其是《史记》问世以来的纪传体史传作品，对后世小说的人物塑造
具有多方面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史记》对小说的巨大影响前已论及它的影响应该说是超过《左传》的。

可
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史记》中国的古代杰出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上述三部小说都是以写英雄人物为主
的《史记》的传记（单就《史记》而言可以称之为传记文学）多数写的是英雄人物，是小说写人物的无尽宝藏。

有的是变化而仿之有的是化合后的塑造。

项羽之于关羽较明显。

历史上的关羽无赤兔马《三国志演义》的赤兔马即项
羽之乌骓马；关羽败走麦城即项羽之败垓下趋乌江；华容道描叙恐与鸿门宴放刘
邦以及割鸿沟为界有关，“不可沽名学霸王”者关羽为重义而放曹操，也是沽名，《三国志演义》只好用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打圆场，云操不该死叫关羽做人情了。

基于此，《三国志平话》和话本《闹阳司司马貌断狱》就只能叫项羽转世为关羽。

项羽之于关羽乃是参合变化而仿之的例子。

《史记》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塑造人物所取法，多难于指实某个小说人物具体从《史记》某个人物具体汲取了
哪一点哪一面，而只觉得史公之笔在众多的小说典型人物身上游荡。

不能不说陈
涉、项羽、刘邦三个农民起义领袖和更多的起义参加者如吴广、樊哙等人，在水
浒英雄人物身上有枝枝节节的反应。

当然不能说这是施耐庵认识到刘邦、陈涉等
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农民起义人物，而他写的水浒英雄人物便也是农民起义者，从而汇其精神实质，从《史记》学取来塑造自己的人物。

正如同说史公写陈涉，
也并非意识到他是农民起义领袖，从而写辍耕而叹，学狐鸣置帛书准备起义，等等。

史公是现实主义的大师，自己主观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据事实写出，客观上
他写的是农民起义及其领袖；施耐庵也是现实主义的大师他也并未知晓什么“农
民起义”这个词儿，但他据自己时代“造反”者的事实，取历史上的“造反”者
的事件，写“这一个”的造反者人物。

李卓吾《读〈忠义水浒传〉序》和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的开头，都讲
到史公发愤著《史记》，联系到《水浒传》，一说作者生元代愤宋事，“敢问泄
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

一则说作者“只
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
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

而批评忠义之说，“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
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是使不得”。

李卓吾、金圣叹对《水浒传》作者创作
动机的看法虽针锋相对，却都从《史记》谈开来，恐怕他们是敏感到这中间的灵
犀一点相通之处了。

《史记》集中写人物传，对小说塑造人物的影响绝非一般。

一般文学概论的
书都讲小说的几个要素，1979年版《辞海》概括小说的特质云：小说“以人物形
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
社会生活”。

我国古代史传，尤其是以《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给人物作传
的种种手段，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总之，我国古代史传的发达，对于中国古代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远不止本文
所论及的这几个方面。

虽然管中窥豹，但是，也可以证明史传与中国古代小说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参考文献：
（1）林诗佳.《史传文学与六朝志怪小说》.福建师范大学.2016：3
（2）何悦玲.《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陕西师范大学.2011.5
（3）（韩）赵宽熙《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之间的关系》.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6：11
（4）苏兴，苏铁戈. 《论史传文学在中国小说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2
作者信息：包温都尔夫，男（1997.4－），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人，研究生；
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