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154460_祭祀仪式性戏剧的新发现——亳州“大班会”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皖、豫、苏、鲁四省交界的地方，历来是各种戏曲形式相互交汇的地方，当地人更将戏曲演出看做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

数百年来，民俗活动与戏曲活动相互浸染影响，逐渐衍化出亳州“大班会”这样一种具有民间祭祀仪式性的戏剧活动。

长期以来，亳州“大班会”因隐于民俗“踩街”游艺活动中，几乎不被戏剧史家所关注，甚为遗憾。

一
亳州“大班会”，俗称“拉秦桧”，又名“鬼会”，主要讲的是秦桧在阴间受审判的故事，常于庙会或逢年过节时，在寺庙院内或与当地其他民间舞蹈一道在民俗“踩街”游艺活动中演出，因其没有唱词和念白而被称为“哑舞剧”。

清道光中期阜阳人杨熙纯有写
“鬼会”的诗句：“晴天白昼现神魔，地域层层变态多，寄语宰官须着眼，公差各个活阎
罗。

”[1]
可知“鬼会”至迟道光年间就已在阜
阳一带流传了。

又《阜阳县志续编·清咸、同、光、宣时代之风俗》记载：“出城隍庙会……高脚三四对、次三仙会、次鬼会、次十殿阎罗及面前油锅、锯截，各鬼魔之变像皆由人
扮”[2]描述了亳州“大班会”在民俗“踩街”
活动中的演出次序，其时作为民间舞蹈的一
吴海肖：安徽省艺术研究院二级编剧。

祭祀仪式性戏剧的新发现—— 亳州“大班会”
文/吴海肖
亳州《大班会》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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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进行演出。

后来，因忌讳“鬼”字，以其
演出时人员众多，且其起源与班房衙门有
关，于是就易名为“大班会”。

关于“大班会”的起源，亳州当地流传
着这样一种说法，相传清乾隆年间，亳州知
州余汉是名孝子，一身正气，刚正不阿。

一日
陪母亲街头听评书艺人讲《岳飞传》的故
事，其母担心自己的儿子也会落得岳飞一样
的下场，从此一病不起，恰巧当时在亳州有
两位杂耍艺人擅演“判官捉妖”，于是余汉会
同三班衙役及杂耍艺人编排了这出“鬼戏”。

余汉的母亲看到秦桧在地狱的悲惨下场后，
其病不治而愈，于是人们认为“拉秦桧”具
有“驱邪除痹”的效果，迅速传扬开来。

《中
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安徽卷》中记载了另
外一种版本：“还有一种传说，在亳州曾有
一州官名余汉，字文豪者，因看《精忠岳传》
入迷，对秦桧害岳飞之事，十分痛恨，乃至精
神失常，整天疯疯癫癫，吵闹着要捉拿秦桧，
令州衙上下日夜不安，六房班头刘正南、刘
正北等想出一个主意，由三班六房的衙役装
扮成判官（俗称‘判子’）、无常鬼、阴差、土
地、流离鬼（醉鬼）、花鬼（风流鬼）、大妈妈
（地府的女牢头）及秦桧等，演一出捉拿秦桧
的戏哄骗余汉。

余汉见秦桧被捉至公
堂，心中大快，疯病即愈，当堂提笔在
秦桧的木枷上批写‘亳州正堂’的封
条。

此后，每逢余汉犯病即演此剧。

余
汉死后，人民群众将木枷上封条改为
‘城隍正堂’，由市民中的小商贩、小手
工业者扮演，每逢年节或庙会演出，
流传至今。

”[3]
亳州“大班会”源出自知州余汉
的传说有诸多疑点。

首先，余汉作为
知州，断然不会行此“巫、鬼”之举于
正堂，也不会因为痴迷《精忠岳传》
而精神失常，若说敷衍其母而行使“法事”
活动倒有可能。

其次，通过对顺治二年到光
绪二十一年《光绪亳州志》中文武职官表进
行检索，并没有发现一个叫“余汉”的人曾
任亳州知州，可见亳州“大班会”也不可能
出自余汉的手笔。

第三，“大班会”揭露了官
场自上而下贪污受贿的不良风气，同样不会
得到“官方”的认可。

但传说总有它流出的
根由，亳州“大班会”与班房必然存在着某
种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因资料缺乏难以
考证。

其实，民间传说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创
造过程，又何必纠结是否出自“余汉”或“班
房”呢。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安徽卷》中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由于人们痛恨秦桧害
死岳飞、卖国求荣，于是民间艺人根据传说
中寇准设地府审潘仁美的故事，编演了地府
众鬼捉来秦桧的魂魄进行审判的节目，以解
民愤”[4]。

民间艺人善于将各种传说糅合敷
衍表达意愿，这倒符合亳州戏曲演出繁盛的
文化传统。

又据《光绪亳州志》记载：“唐志
云：仁厚之俗，勤农事，恶衣服，人皆忠义，
本于张巡、许远之表率……亳于古为殷汤所
居之国，故其俗尚鬼。

又与陈国相近，
故其俗亳州《大班会》剧照
尚巫。

”[5]“人皆忠义”与“尚鬼”“尚巫”的历史传统相互渗透，是“大班会”得以产生的文化根源，而民间戏曲活动的兴盛为“大班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形式和传播方式，各种民间技艺又为“大班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艺术养分，共同演绎出
亳州“大班会”这种“阴审奸臣”的活动，表达人们“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终有报”的因果思想。

亳州“大班会”是在民间频繁的戏曲活动、秉持忠义的历史、鬼神崇拜民间信仰长期相互作用下诞生的。

诞生之后，作为族群凝聚的一种有效方式，长期流传。

二
亳州“大班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演出形式，一种称为“排衙”，一种称为“灯楼子”。

但不管哪一种形式，演出前演员们穿戴整齐后，都要先到城隍庙祭拜，才能演出。

“排衙”是在城隍庙、关帝庙或岳飞庙前较大的固定场所独立演出，时间可长可短，基本在两到五个小时之间。

一般可以分为五个场次：第一场“大登殿”，判官坐在正堂，发“火签”给阴差“二百钱”，命令他去捉拿秦桧的阴魂；第二场“阴差搬兵”，阴差“二百钱”害怕秦桧的权势，不敢去捉拿他，邀请流离鬼、无常鬼、风流鬼、土地、大妈妈等一起去捉拿秦桧，承诺事成之后每人赠与二百钱；第三场“秦相府”，捉拿秦桧阴魂，秦桧百般逃避，不愿受审；第四场“二登殿”，秦桧披枷带锁，被众鬼押往地狱；第五场“过奈河桥”，秦桧过奈何桥，被关进酆都城。

“排衙”脱离了民间游艺活动，形成固定的戏剧
分场体制，但并未脱离民间祭祀习俗，有着明显的祭祀仪式性。

“灯楼子”在民俗“踩街”游艺活动中进行，全体演员走“穿篱笆”队形（或片刻停留），不仅要演全部剧情，还要展示民间技艺，所以场次就多，如双沟“大班会”分为大登殿、阴差搬兵、戏耍风流、往秦府、马叉亮相、盘叉（失传）、验酒、秦桧看书、秦相府、过奈何桥、酆都城等十余场。

在“灯楼子”的演出过程中，众鬼族要登场亮相、展示才艺、叉鬼展示盘叉技艺、酒鬼要“验酒”，秦桧想尽办法“逃跑”，真是各展风采，其时间跨度有时会延伸到一整天。

“灯楼子”虽然没有脱离民间游艺活动而入戏剧之列，但其强烈的戏剧行动显示了当地炽烈的戏剧风。

涡阳县所演出的“大班会”，还有秦桧的妻子王氏一起被押往酆都城的情节。

相传大型演出中还有一场叫“排衙”（已经失传），登场人物多达百余人，十殿阎罗依次审判秦桧，把人们在庙里见到的阴曹地府活生生地再现在这出“鬼戏”中。

通过这种方式达到震慑人心的目的，宣扬“惩恶扬善”、忠孝仁义的愿望和决心。

“大班会”中演员造型具有个性化特征，最具特色是判官、秦桧、阴差（二百钱）。

判官，绘阴阳脸谱，戴齐腰长红扎，戴判官帽，两嘴角各含一只獠牙（即野猪牙，约10
厘米亳州《大班会》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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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可在口中自由活动，展示“耍牙”技艺），
外罩红蟒，红彩裤，袒露右臂，脚穿快靴，手
执钟馗剑，运用“鹰爪指”“抱剑”“刺剑”
“分须”“端带”“跳转身”等程式，塑造出一
个威严、果敢、正气凛然的形象。

秦桧有两种
扮相：一是秦桧“真身”，粉白脸，灰满，相
貂，红蟒玉带，红彩裤，粉底黑长靴；一为“秦
桧魂”的扮相，灰满，苍头髻，戴方形木枷，外
披大红罪衣、红彩裤，戴手铐脚镣，黑色快
靴，使用“抱镣”“转枷”“蹲式”“跪式”等程
式，刻画出一个白脸奸臣惶恐不安的形象。

阴差“二百钱”，鼻梁上画白扁圆豆腐块脸，
黑八字卡鼻胡，戴阴差帽（清兵帽），白色箭
衣，腰系白大带，大红灯笼裤，黑色快靴，背
后系“城隍正堂”木牌，左手拿二百钱，右手
拿折扇。

“二百钱”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主导
人物性格非常鲜明，在接到判官的捉拿火签
后，因害怕秦桧的权势而裹足不前，迫于无
奈收买无常鬼、流离鬼等，活脱脱一幅民间
“二流子”形象。

其他如土地、大妈妈、流离
鬼、花鬼、牛头马面等，一如戏曲大路扮相，
而又有自己的特点，如钟馗剑，便是用红、
黄、蓝三原色剪成细穗，相间贴于长约七八
十厘米的长棍上，类似于哭丧棒，而不是斩
妖剑。

亳州“大班会”的演员扮相不是一成
不变的，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化，如判官除
了用红扎戴獠牙外，也可以用红满不戴獠
牙，毕竟“耍牙”的功夫不是每个判官都会
的。

还可以用黑扎，不过不常用。

“大班会”通
过各色人物的戏剧化动作程式，夸张诙谐的
表演，在虚拟的场景调度中，表现了历代亳
州人民崇敬英雄、痛恨奸臣、惩恶扬善、相信
因果报应的朴素价值观。

亳州“大班会”的乐器主要有二胡、大
鼓、板鼓、大锣、大镲、小锣、竹笛等，曲牌大
部分来自民间，同时吸收戏曲中的锣鼓经来
丰富自己。

竹笛细腻悠扬，为演出传情，锣鼓
节奏激昂热烈，为演出助兴，各具特色。

锣鼓
节奏往往密切配合“大班会”演出情节而变
化：如第三场“秦相府”，通常情况下运用
“无限反复的【阴点子】”、【撕边】、“循环
反复的【一锤锣】”、“无限延长的【急急
风】”等。

【阴点子】节奏较慢，通常出现在较
为平缓的剧情之中，在这场中用来烘托秦桧
上场的气势；【撕边】类似燃放鞭炮或撕布
的声音，多用来衬托念白和身段动作，在这
场戏中用来表现秦桧梦中惊醒，惶恐地观察
前方；【一锤锣】，通常用在有身份的人物上
下场、走圆场、挖门以及加重语气等方面，在
较有气魄的场合和念引子、对句采用，在这
场戏中表现秦桧自知厄运临头惶恐不安的
样子；【急急风】的作用是表现急促、紧张、
激烈的情绪，演奏时由慢到快，在这场戏中
表现众鬼族捉拿秦桧魂的场面。

亳州“大班
会”的锣鼓节奏多受豫剧锣鼓经的影响，但
又有自己的特点，从第二场“秦相府”的锣
鼓节奏看，“大班会”运用了“循环反复”的
方法来使时间的跨度具有极大的弹性，演出
时间可长可短，既适合固定舞台演出又适合
大型游艺“踩街”活动，民间艺术家对音乐
的理解力可见一般。

亳州大关帝庙
三
亳州“大班会不仅仅是单纯的“哑、舞、剧”演出，而是在祭祀仪礼过程中，进行的戏剧性演出或者说是插演的民间小戏，可以断定是民间祭祀仪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亳州“大班会”是民间“哑剧”的舞蹈化表达。

亳州“大班会”，摒弃唱词念白而以舞蹈动作演进故事情节，很难纳入“以歌舞演故事”的传统戏曲行列，但确为戏剧家族
之一员，周贻白说：“决定戏剧这项艺术的最基本的因素，应当是故事表演”[6]。

强烈的戏剧化表演方式，决定了亳州“大班会”成为戏剧的最基本因素。

其所表现的戏剧内容，更是中国数千年来鬼神崇拜、因果观念长期浸染下对忠义思想的意象化表达。

亳州“大班会”所表现出的“惩恶扬善”“因果报应”观念，是中国戏剧“匡扶正义”的戏剧灵魂。

亳州“大班会”是民间祭祀的仪式化表达。

从演出程序上看，演出前所有演员穿戴整齐后，必须先到城隍庙祭拜城隍，领到城隍拘捕秦桧的“火签”之后才能演出，最后必须回到城隍庙得到城隍的审判结果才算结束。

从演出内容上看，作为民间“哑剧”的“大班会”，通过“阴审秦桧”祭祀“忠君爱国”的英雄，警示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行为，表达人们“惩恶扬善”的愿望。

从演出进程看，亳州“大班会”是民间大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民俗“踩街”游艺活动中，扮演者借助惊险刺激、热烈奔放的特技演出，展示正义的力量，向恶势力宣战，充满了仪式感。

“大班会”历经二百余年始终无法脱离其仪式性、祭祀性而归入观赏性戏剧行列独立演出，而一旦脱离祭祀性、仪式性
的“大班会”也必将失去它存在的文化内涵。

祭祀、仪式借助戏剧化的表达共同传达了亳州文化的实践精神，把亳州的生活经验与人生理想藉行动表达出来。

亳州“大班会”的演剧方式是祭祀仪式与戏剧表演的统一，可说是一出祭祀性戏剧或仪式性戏剧。

亳州“大班会”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其表演形式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蕴藏着极大的戏剧、民俗、文化等研究价值，需要各方专家公共努力，开发研究亳州“大班会”的时代价值。

注释：
[1][2]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安徽卷》，中国ISBN 中心出版1995年版，第1263页。

[3][4]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安徽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5年版，第1262页。

[5] 《光绪亳州志 民国亳县志略》//《中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影印版，第70-71页。

[6] 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
页。

亳州《大班会》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