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综述

XIANGCUN KEJI 2021年10月（上）7
乡村振兴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综述
岑朝阳张云宇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摘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继续推进实现
共同富裕、坚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与现实必然，而通过科学合理的定性、定量方法，建构乡村振兴成效评价的相关指标体系，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的制度性、结构性保障。

国内学术界对此已有部分相关研究：在乡村振兴战略成效整体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学术界从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与“五个振兴”的实施路径等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并阐述研究的实际意义与启示；在乡村振兴战略成效局部评价指标体系建构方面，学术界从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社会关系及空间协同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揭示各级指标的内涵及其与乡村振兴战略各个组成部分的交织关系。

［关键词］乡村振兴；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模型构建［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1）28-07-3
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导向在农村建设与发展方面的鲜明实践彰显［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不仅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且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纵览全局，乡村振兴是必由之路，通过科学合理的定性、定量方法，建构乡村振兴成效评价的相关指标体系，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的制度性、结构性保障。

学术界对此已有对部分地区实际情况的相关研究综述［2］。

有学者指出，要系统化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抓好乡村振兴战略中“五个振兴”的协调发展［3］。

因此，学术界也对乡村振兴成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对于乡村振兴整体的评价及乡村振兴整体布局中某一方面的局部评价，笔者就此两方面对国内研究进行综述。

在乡村振兴战略成效的局部评价指标体系中，主要包含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乡村人才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乡村生态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乡村社会关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及乡村空间协同指标评价体系研究，
1
针对乡村振兴战略成效的整体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乡村振兴战略成效的整体评价指标体系，学术界主要从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总要求与“五个振兴”的实施路径等角度进行了指标体系构建，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研究的实际意义与启示。

有学者从乡村振兴二
十字总要求中提取出了相对应的评价指标，结合Dagum 基尼系数、Kernel 密度估计等测评方法分别对我国乡村、长江经济带省域乡村、长三角地区苏浙皖3个省的40地市进行了实证评价和分析比较，认为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红利，为乡村振兴提速增效［4-11］。

郭豪杰等［12］基于投影寻踪模型测算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同时认为产业兴旺是目前实现乡村振兴的最大制约因素。

徐雪等［13］结合熵值法与面板Tobit 模型构建了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基础的省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测评指标体系。

朱建建等［14］从政府支持力度、数字平台建设程度、数据化管理效度等若干方面对“十四五”期间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框架与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性与整体性设计。

岑朝阳等［15］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时代价值、现存问题与发展路径方面分析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向度。

俞云峰等［16］基于耦合理论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2个评价子系统，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认为二者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与协同性。

田毅鹏［17］在“未来社区”的基础上提出评价乡村建设要将“人口净流入量”“三产融合增加值”作为基础指标，并以经济、生态等多个维度向外辐射，认为乡村不会终结，而会在社会主义中国蓬勃发展，而且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

上海市乡村振兴指数研究课题组18］以上海市为例，将包括“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等测度作为一级指标，构建乡村振兴的评价体系。

于战平［19］以县域为靶向，构建了以“五个振兴”
基金项目：2021年度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创新创业孵化项目“‘三地一窗口’视角下的
乡村振兴研究”（2021R406083）。

作者简介：岑朝阳（1998—），男，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云宇（1996—），男，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乡村科技·
乡村振兴
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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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兼顾城乡融合、生活富裕与幸福满意度的区域乡村振兴战略评价体系，这是在国家战略明晰乡村振兴路径下的创新。

2
针对乡村振兴战略成效的局部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乡村振兴整体战略中某一方面局部评价的指标体系，学术界因研究对象内容（主要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或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社会关系、空间协同等）、性质与实效等不同，采取的评价方法差异也相对较大，但从其现实性上看，都是基于数理化的统计模型建构得出的相对可行的评价标准。

2.1
乡村产业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乡村产业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申云等［20］以农产品、农业及农业支撑为理论分析框架，在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 ）密切相关。

崔凯等［21］通过综合考虑环境、投入、效益与服务构设了一系列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重点测评乡村数字建设。

岑朝阳等［22］通过分析乡村振兴中信息共享模式的具体实施路径，综合分析并比较不同类型的信息共享模式中的数据风险、平台风险与管理风险，力图从政府与社会组织耦合的视角，分析乡村发展的评价指标。

杜静然等［23］指出了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重要性，并从政府政策的配套措施制定、政策执行与政策效果评价三方面构建起了体系性的审计评价体系。

2.2
乡村人才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乡村人才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田书芹等［24］采用政策文本实证研究方法，基于扎根理论构建了从“制度性供给”到“资源型统筹”再到“整体性治理”的乡村人才振兴核心驱动模型，认为应进一步着力构建高层次人才培育衔接乡村的“立交桥”。

祁占勇等［25］以德尔菲法及AHP 层次分析法为理论基础，将发展环境、教育保障、教育统筹、培养质量和社会贡献作为农村教育的评价指标，认为应当从发展环境、保障供给、管理统筹、人才支撑与社会贡献5个方面推动农村教育现代化。

杨丽丽［26］从政府扶持、社会参与、能人带动与互联网辐射等角度区分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及其评价的不同模式，并构建了以此为基础的指标评价体系。

2.3乡村生态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的评价指标
体系
对于乡村生态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于佳等［27］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构建了以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政策环境及艺术美感效果等若干方面的生态振兴评价体系。

岑朝阳等［28］首先指出乡村生态振兴是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体现，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指标评价体系中，美丽乡村建设也是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张焱等［4］采用熵值法，
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法，建立了以生态资源保护、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及风险为一级指标的生态环境扶贫的评估体系。

刘德林等［29］采用以农业受灾率、农林水财政支出比重、城镇化率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为基础指标的空间滞后模型，作为美丽乡村建设水平的测评指标。

2.4
乡村社会关系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乡村社会关系的评价指标体系，岑朝阳等［30］基于增强民主参与与推进信息公开等角度，认为文化活动规制的力度与效度是评价乡村社会关系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指标。

孙婧雯等［31］采用基于熟人社会的关系特征结合GIS 空间分析，建构了以亲缘、地缘、业缘、志缘和外缘为基础的五位评价体系，认为其相互渗透并相互影响，亲缘关系虽依然处于优势地位，但有趋于功利化的势头，而与此同时其他四缘关系正在相对增强。

2.5
乡村空间协同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乡村空间协同的评价指标体系，蒋伟萱等［32］借助Ordinary Kriging 插值分析方法进行乡村空间可视化表达，得出了一套反映乡镇居住空间与产业空间土地配置的指数体系。

赵榕等［33］建立了多维贫困评估指标体系，其中包括生态环境、生产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与区位交通条件4个维度，对喀斯特地区进行分析，指出贫困乡村受地势起伏程度、坡度与耕地比例的影响。

吴久兴等［34］采用K-means 均值聚类分析方法以着力揭示乡村振兴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具体因素包括耕地面积、恩格尔系数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等。

刘玉等［35］采用多功能评价模型与权衡-协同分析方法揭示了乡村功能空间特征。

袁校卫等［36］着眼城郊社区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从居民交往、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等三方面对城郊协同治理进行了模型构建与系统性分析。

崔志华等［37］基于GIS ，力图分析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策略。

余侃华等［38］从乡村的生态适应性入手，指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宏观背景下乡村空间规划协同路径包括生态适应、空间组织、优化结构与增强内外动力。

杨忍［39］则对中国县域内乡村的道路交通优势度进行了空间分析，并得出了道路交通影响因素与空间协同性之间的双向耦合关系。

魏薇等［40］以杭州市为例，分析与梳理了新型城乡关系中的乡村社会景观与空间景观的协同规划体制机制，为在乡村空间协同机制研究与现代乡村规划提供了富有现实意义的新思想、新思路与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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