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的批判：波兹曼媒介文化批判思想的理论溯源

工具理性的批判：波兹曼媒介文化批判思想的理论溯源
陈彤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摘要：尼尔·波兹曼媒介文化批判理论思想的形成受到诸多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影响，有着复杂的社
会历史与文化语境成因。

具体来看，波兹曼的理论思想是基于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背景而建立
的，它立足于赫胥黎所构建的反技术乌托邦性质的人文主义立场，汲取了法兰克福学派与意识形态理论的
批判精神，继承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当代媒介文化理论，最终与鲍德里亚等人的商业符号消费理论形成现
实互释，吹响了对于当代西方工具理性与技术垄断批判的先锋号角。

关键词：尼尔·波兹曼；人文立场；大众媒介；技术批判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23）03-0122-09
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于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当中，其理论观点的形成受到诸多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影响。

在这些理论当中，丹尼尔·贝尔、奥尔德斯·赫胥黎、于尔根·哈贝马斯、路易斯·阿尔都塞、马歇尔·麦克卢汉、让-鲍德里亚等人的理论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思想观点为波兹曼媒介文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背景语境与理论成因，也为其理论的核心观点提供了思想支撑与观念互释，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波兹曼鲜明批判风格的形成。

一、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当代反思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19—2011年）在其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通过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文化的反思，形成对于当代西方文化走向的分析和预判。

贝尔对于西方后工业社会中文化艺术的反思对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理论中关于西方后工业社会来临的展望也构成了波兹曼理论观点形成的文化背景语境。

贝尔作为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先行者，他的理论为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发展衍生奠定了基础。

在论及后工业社会的时代问题时，贝尔认为，“后”代表着一种过渡性的时代，既包含着对于现代性的继承，也包含着对于尚未到来的先进工业社会的迷惘，因此“后”是当代西方社会所处于的现实历史状态，这一历史状态也是西方后现代思想得以生成发展的现实基础，波兹曼等人的媒介文化理论亦都涵盖于这一历史语境当中。

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指出，技术垄断的过程并非一日造成，而是人文与技术之间的长期发展与纠葛所致，人文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过渡性的发展变化当中，在技术垄断之前，技术服务于人文，与人文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在技术垄断发生之后，人文则面临着向技术统治的屈服与投降。

因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第51卷第3期2023年5月Vol.51No.3May.2023
收稿日期：2023-01-10
修改日期：2023-02-13作者信息：陈彤，辽宁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青年项目“波兹曼媒介思想研究”（WQN201736）；辽宁大学青年社科基金项目“波
兹曼电视文化批判理论研究”（LDQN201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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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此，沿着贝尔所提出的近似一种中立角度的历史发展的预测，波兹曼站在其人文立场，坚决捍卫人文主义的阵地。

波兹曼曾对贝尔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其对后工业社会文化的未来期许过分乐观。

这一批评主要是基于贝尔对于后现代文化必将到来并将改变传统人文艺术的历史预期。

对于当代西方人文艺术的“后现代”转型，贝尔指出现代技术发展对于文艺的改变：“交通和通讯革命把世界各个社会联结成一个巨大联合体，这意味着古老的地区性文化走向解体，而世界各地的艺术、音乐和文学汇入一个全新的兼容并蓄的容器，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它，也有义务推动它。

这样一种视野的扩大、人文艺术的融合，以及对‘新事物’的探求，不论是作为一种探险抑或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傲慢尝试，其本身就是在创造新型的现代化”。

①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贝尔在此提出了一种后现代人文艺术的运作模式，其预测也基本符合了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现状，只是与波兹曼态度鲜明地居于人文主义立场对后现代文化展开激烈抨击有所不同。

实际上，贝尔亦被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是一种“新保守主义”，因为贝尔对于后现代社会文化也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并对之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批判。

可见，虽然贝尔对于后现代技术的看似乐观的态度并不被波兹曼所赞同，但波兹曼所强调的对于当代技术滥用的警觉，其主体立场仍然处于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语境当中，且与贝尔在对待后现代文化的态度上具有不谋而合的担忧与共识。

而波兹曼也并非完全否定技术为人文带来的影响，他只是在不断提醒人们，在受用于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同样也要注意技术对人文造成的消极影响。

因此，面对后现代社会中文化权威性的消解，波兹曼与贝尔一样，都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试图重建起人文领域的权威性，从而使人文能够与技术分庭抗礼。

对此，贝尔认为，后工业时代中文学艺术的权威性正在逐渐消失。

贝尔对于后现代文化的“反文化”偏激立场深感忧虑，认为后现代主义真正的问题是信仰问题，在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人们走到了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

因此，贝尔提出必须拥有一种宗教或文化学科，以建立起后工业时期人们的精神信仰。

在《技术垄断》中，波兹曼也建议应在人文教育中设置科学、历史、语言、技术史和宗教的理论，以“这样的课程设置‘回到基本功’”，因为“这种教学计划和技术垄断论的精神是截然对立的”。

②波兹曼希望通过这一计划开启和维持人文与技术之间的认真的对话，使人们能够和技术思想世界拉开距离，并且可以对之进行批评和修正。

因此，从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整体影响上来看，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观点为波兹曼媒介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理论背景与语境成因，而且在贝尔所勾勒的西方后工业社会文化背景中，波兹曼从比贝尔更为“保守”的角度捍卫其所处的人文主义立场，对西方大众媒介展开了激烈批判，并努力探寻人文精神如何应对后工业时代的文化变迁。

二、赫胥黎反技术乌托邦思想的启迪
在《娱乐至死》的前言中，波兹曼指出，在度过1984这一年之后，美国人庆幸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预言并没有如期变为现实，人们似乎幸免于难，但人们忘记了另一个可怕的预言，即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与奥威尔预言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和奴役不同，赫胥黎认为，导致人们最终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的是人们所热衷和崇拜的使人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不同于乔治·奥威尔对于西方政治的讽刺，英国小说家、批评家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从
①〔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9页。

②〔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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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角度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进行反思，其著作《美丽新世界》展现出鲜明的反技术乌托邦的思想倾向。

赫胥黎可谓波兹曼人文主义思想立场形成过程中的导师级人物，波兹曼对赫胥黎推崇备至。

赫胥黎的反技术乌托邦思想倾向对波兹曼的反技术垄断观念具有重要影响；赫胥黎鲜明的人文主义立场倾向，坚决地捍卫人文主义阵地的主张，都成为波兹曼人文主义立场的精神内核与思想导向。

波兹曼在他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经常包含着对于赫胥黎思想观点的引用与致敬。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多次提及赫胥黎的观点，并将“赫胥黎的警告”单列为该书的第11章。

在这一章的开篇，波兹曼即提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①在波兹曼看来，更有可能在西方的未来成为现实的，正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因此，在对于当代西方媒介文化的批判中，波兹曼一再警醒人们：正如赫胥黎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可见，在波兹曼看来，赫胥黎将当代西方文化中的娱乐性与文化监狱的危害等同，并提醒人们警惕文化娱乐性的危害。

波兹曼对于当代西方媒介文化的批判态度也与赫胥黎的观点有着密切关系。

在赫胥黎的作品中，大众媒介在西方社会技术乌托邦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波兹曼在提到赫胥黎的观点时亦指出：“他（赫胥黎）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

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②对于大众媒介所带来的乌托邦效果，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强调，当代西方文化的娱乐性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并与大众媒介有着密切的关联，大众媒介使娱乐性在当代西方备受人们的热爱与追捧，电视等大众媒介也在当代西方社会建立起了一个看似完美的技术乌托邦，导致人们沉醉于其中无法自拔，以至于失去了能够警醒与判断的人文意识。

在《技术垄断》中，波兹曼引用了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经典隐喻，指出：“赫胥黎断定，亨利·福特的帝国兴起的时刻是技术统治时代向技术垄断时代过渡的时刻。

在《美丽新世界》里，他用福特为坐标计量时间就是这个道理：BF（Before Ford）表示福特之前，AF（After Ford）表示福特之后”。

③而在对于技术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分期中，波兹曼也将福特发明的汽车装配线视为技术垄断时代来临的重要标志之一，认为这一举措是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的开端。

可见，赫胥黎的反技术乌托邦思想对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波兹曼对赫胥黎的思想也给予了高度支持与赞同。

波兹曼在其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体系建构中秉承着赫胥黎的反技术乌托邦思想，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为当代西方社会带来启迪：依靠技术带来的娱乐化效果并不是抵达理想社会的方式，反而会造成人文精神的崩溃与人类信仰的失去。

但就实质而言，波兹曼的理论中同样包含着一种人文艺术乌托邦的色彩，而这种乌托邦设想作为当代西方理论的一种流行症候，也体现了当代西方理论在技术垄断残酷现实中的奋力挣扎。

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借鉴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代表流派，法兰克福学派以其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对当代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与批判精神对波兹曼媒介文化理论批判风格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影响。

①〔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85页。

②〔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第194页。

③〔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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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论风格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都显现出了强烈的对于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质疑与批判态度。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批判性直接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精神的继承。

波兹曼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也可谓情有独钟，曾宣称《共产党宣言》堪比《圣经》和《古兰经》等宗教圣典，主张“任何教育都不能够忽视《创世纪》《新约全书》《古兰经》《薄伽梵歌》这样的圣典。

每一种圣典体现的风格和世界观透露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信息，都堪与任何文字匹敌。

除这些圣典之外，我还想加上《共产党宣言》，认为把它纳入圣典是合情合理的”。

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备受波兹曼的赞誉和认可，在《娱乐至死》中，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也被波兹曼运用到对于大众媒介意识形态的批判当中。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第一代成员们的文化批判立场较为激进。

泰奥德·阿多诺（1903—1969）提出的“否定辩证法”，试图通过人文艺术来否定和抵抗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异化的现实，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受其支配的大众文化采取了绝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这种基于人文主义立场对于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批判态度与波兹曼的人文立场和批判风格非常相似。

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的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以带有鲜明批判特征的理论风格，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等著述中，对西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

马尔库塞基于人的普遍人性结构，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扭曲了人的本性，造成了人的异化问题，并且使批判陷入停顿。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导言中即宣称，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

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且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

②这与波兹曼所提出的“技术垄断”的时代特征非常类似，波兹曼也正是基于这种技术剥夺人的思考、形成垄断的状况而建构起他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

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也贯穿于波兹曼的媒介文化理论当中。

波兹曼的三部主要著作《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从整体上体现出波兹曼对于西方当代媒介文化的批判态度，而且批判的精神一部比一部犀利：在《童年的消逝》中，波兹曼批判电视戕害儿童，大众传媒抹杀了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又批判了电视对于人们读写能力的危害；在《技术垄断》中，其批判态度达到了顶峰，波兹曼似乎牢牢盯住了技术之于文化的弊端，坚决地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技术垄断统治。

相较于丹尼尔·贝尔对于后现代文化即将成为现实的预测，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对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升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批判与波兹曼的理论主张更为相似。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精神，对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性”展开了强烈批判：“一种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占有思想的具体批判——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对理性的诊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它不是克服现代性，而是把现代性内部所固有的反话语重新挖掘出来，并把它从黑格尔和尼采之间毫无意义的对峙当中解脱出来”。

③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是一个伪命题，后现代性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针对后现代的理性缺失问题，哈贝马斯
①〔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第222页。

②〔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③〔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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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进一步提出了“交往合理化”美学理论，即通过构造温和的“社会交往”理论，重建自启蒙时期形成的理性精神。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对话、交往获得共识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建立起“新理性”的社会图景，这其实也与波兹曼的理论设想一样，有着明显的“审美乌托邦”色彩。

而哈贝马斯提出的现代性对于后现代的抵制，通过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的主张，也与波兹曼的传统人文立场基本一致。

对于波兹曼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文化批判态度上的相似性，魏少华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哲学对于波兹曼所批判的工具理性问题早有关注：他们认为17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工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些灾难几乎瓦解了由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社会的梦想。

他们指出了那种唯技术论者在对待技术问题上的乐观主义倾向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指出科技、现代性使人异化，使生命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情感与文化内涵的‘完整体’的意义消失。

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思想使我们认识到了游荡在这个世界中的‘幽灵’——技术理性，若人与机器的关系背离了人文的内核，背离了道德的约束，只是追求功利性和技术的突破以及效率的提高，那么技术迟早会对人造成伤害。

这无疑是我们必须时刻警醒的”。

①法兰克福学派这种对于科技的批判态度，与波兹曼居于人文主义立场不断强调的对于工具理性与技术垄断的警醒与批判，在理论风格与内涵上都非常相似。

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为波兹曼的理论注入了反思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与质疑对于波兹曼能够在当代西方科学技术与媒介文化泛滥的背景下保持冷静的思索与反思都大有裨益。

因此，虽然在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展望层面，波兹曼或许不如麦克卢汉或是贝尔等理论家，但其对于西方社会文化的批判性却胜过一般理论家，这也使得波兹曼的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比美国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四、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汲取
法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路易斯·阿尔都塞（1918—1990）以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形成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质的揭示，指出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为人们描绘了一种具有抚慰人心作用的社会幻象。

这也为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矛头直指的批判对象——通过大众媒介广泛传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在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当中，波兹曼直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其大众媒介传播途径及娱乐化性质提出了强烈的批判。

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也汲取了阿尔都塞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认为：“即使意识形态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形式出现（如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它也是十分无意识的。

”②虽然这一评价略显极端化，但是却表明了阿尔都塞对于西方意识形态虚假本质的敏锐判断。

而对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将具体的个人建构为主体的功能。

这意味着主体不是在自我建构，而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因为个人的一切实践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而由于意识形态具有多元结构，因此其中构成的主体不可能是完整的、统一的个体，而必然是分裂的、游移于多元立场的主体。

在此，阿尔都塞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本质，并指出了它对于人性的消极影响，这与波兹曼所警示的在现代社会中被工具理性所主导的人的主体能力的丧失有着相似的内涵。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多次引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观点，波兹曼认为，电视技术引发的现代文化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与马克思所说的蒸汽机带来了社会文化革命
①魏少华：《“媒介环境学派”的分歧与当代媒介技术发展路向选择》，《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②〔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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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都是通过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与意识形态的发展更迭。

但与阿尔都塞一样，波兹曼也更多地将目光聚集在这种革命力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上。

为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社会危害性，阿尔都塞和波兹曼都将批判的视角指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制度。

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存在于一系列机构及其相关的实践之中，具体来说存在于家庭、教育制度、教会、大众传媒等“国家机器”之中。

阿尔都塞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教会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会的地位则为教育和家庭所替代，因此学校和家庭是维持主导意识形态的关键机构所在。

对此，阿尔都塞认为，从孩提时代起然后一连数年，都是孩子们最为“脆弱”的时期，每一个阶级的儿童都被压榨在家庭国家机器和教育国家机器之间，他们被灌输大量包裹在统治意识形态里的“学识”，他们对于学识的求知包含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复填充里，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求知，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社会）的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关系，被大规模地再生产出来。

可见，在阿尔都塞看来，西方学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典型机构，其功能就是通过传输必要的技能，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在《童年的消逝》中，波兹曼则认为，当代西方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传达，加速了儿童成人化的过程，而这种成人意识形态对于儿童的影响，导致了真正的儿童时期即童年的消解与逝去。

对此，波兹曼痛心地表示：在西方现代社会，人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是尤其可悲的。

在此，波兹曼所描绘的儿童成人化的社会现状，也能够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找到社会结构上的成因。

阿尔都塞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深层结构的揭示也被运用在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当中。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电视。

波兹曼认为，电视中传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如阿尔都塞所揭示的，包含着虚假信息的掩饰和伪装，并且被娱乐文化所装点，以人们喜爱的娱乐方式，进行着类似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般的文化灌输，进而导致人们在此过程中失去思考与判断的能力。

可见，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从多个角度充分借鉴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媒介问题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关联。

而当代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也通过现代媒介不断得到深化，对于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意识导向作用，可以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波兹曼媒介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亦起到了沟通与媒介的作用，将波兹曼的传统人文主义立场与当代西方媒介文化衔接起来，从而使得波兹曼的理论能够上升至新的理论层级，直面新的社会矛盾。

五、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被誉为现代传播学奠基人的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1980）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等著作在当代西方媒介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与波兹曼之间也有着颇为微妙的师徒关系。

从总体来看，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在诸多层面上直接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现代媒介理论，并且波兹曼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发展丰富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人文道德内涵。

麦克卢汉和波兹曼都曾被认为是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二者都强调技术对于人类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二者也经常被同时提及。

麦克卢汉与波兹曼之间具有师徒关系：麦克卢汉可以说是对波兹曼影响最大的理论家，他对于现代媒介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波兹曼的媒介理论。

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麦克卢汉强调从印刷术到电力革命的媒介变更对于文化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信息”的重要观点，他对于媒介的认识刷新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