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宗遗草》的平民化旨趣及在越南小说中的独特性

2019年第4期学术沱诂
《圣宗遗草》的平民化旨趣
及在越南小说中的独特性
刘廷乾
［摘要］《圣宗遗草》在越南汉文小说史上有其独特地位：一是与越南小说家概为上层文人不同的是，该书作者为平民知识分子，评点者“山南叔”就是小说作者；二是该书所写故事内涵及体现出的创作旨趣是民间的、平民化的，包括山南叔的评点也格调不高，有低俗色彩；三是该书所写小说既有传奇体又有笔记体，一书而兼二体的体式独特。

另外，该书假托到某越南帝王头上，也属越南古代小说史绝无仅有的现象。

［关键词］圣宗遗草；平民化旨趣；山南叔评点；独特价值
［作者简介］刘廷乾，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江苏南京211815
［中图分类号］I2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9)04-0101-06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集《圣宗遗草》叫在现存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有其独特性:一是现存越南古代汉文小说的作者，和中国明清小说作者不同，他们几乎是青一色的上层文人，而《圣宗遗草》的作者基本判定为平民知识分子;二是从《圣宗遗草》小说的故事内涵所体现出的创作旨趣来看，也是平民化的，小说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底层普通大众的审美情趣，有的格调不高;三是从小说所附的署名为“山南叔”的评点来看，不但格调不高，甚至表现岀低俗；四是《圣宗遗草》明明体现的是一种平民情怀，作者的品性修养、文学审美趣尚并不高，却偏偏假托为越南古代文学修养最高的后黎圣宗黎澈，率性假托却不顾文本内留有破绽，这在越南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虽然如此，但该书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却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一般现存的越南古代汉文文学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由于作者队伍比较纯正的上层出身性，和受中国儒家思想熏陶的儒学底色性,其赋予到作品中的创作意旨，让我们读出了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创作理念的相通性。

但也由此导致其作品所体现出的古代越南的民间本色不足，而该书恰弥补了这一点，让我们读到了小说写作时代的越南民间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尚以及生活本相，因而它的独特价值不应忽视。

本文主要从小说的故事内涵所体现的创作旨趣，“山南叔”的小说批评观念，以及与其他同类越南汉文小说的比较角度来进行分析，借以谈中越创作传统与民间生活理念上的同与不同。

同时，《圣宗遗草》也是受中国文化、文学影响很深的一个重要个案。

一、《圣宗遗草》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圣宗遗草》只存抄本一种，藏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

关于它的作者，现存版本中未署，但可大体推断出他处的社会阶层及生活时代。

《圣宗遗草》指向后黎圣宗，显系伪托。

许鸣锵校点的《圣宗遗草》之《出版说明》中云：
圣宗黎思诚，一名濒，号天南洞主道庵。

太宗第四子，母光淑皇后吴氏。

生于大
宝三年壬戌(1442),年十八登基，在位三
十八年，卒于洪德二十八年丁巳(1497)。

圣宗为越南英主，史称：“帝创制立度，文
物可观；拓土开疆，皈章孔厚，真英雄才略
之主，虽汉之武帝，唐之太宗，莫能过矣。

然土木之兴，逾于古制；兄弟之义，失于友
于，此其短也。

”按圣宗订《洪德律》，为越
南首部完整法律。

又校订官制，推崇儒学，
定三年一举之考试制度，以文官代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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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又雅写文学，编有《天南余暇集》等书。

晚年喜吟诗，与群臣唱和，有骚坛二十八
宿，而自任为骚坛都元帅，所制有《明良锦
绣》《琼苑九歌》《古今百咏》《春云诗集》
《古今宫词诗》等。

«
以上所记圣宗诸作，史书都有记录。

唯独《圣宗遗草》,黎贵惇《大越通史•艺文志》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都未提及。

《圣宗遗草》是一部小说集，黎澈一生于文学上的角色是“喜吟诗”的诗人，且身边就有数十臣僚诗人日夜吟咏唱和，写小说的可能性不大。

古代越南，文人写“唐律”汉文诗虽然是身份尊崇的标志，但基本未像古代中国那样，出现文体高下之别的观念，写小说同样是文人才华与地位的表现，无需冒名假托，今存越南汉文小说虽也有很多作者失考的现象，但主要是后世传抄流传的问题，和中国明清时期小说作者有意不署真名不是一回事。

所以，《圣宗遗草》不但是假托之作，假托者也不可能是上层文人，这是基本判断。

其实，《圣宗遗草》的归属早就被怀疑，只是一直未见系统确切的考证。

故在此稍溢些文字，作较为确切的成书时间与作者身份考。

对全书细加剔厘，发现内证资料就很丰富。

第一，书内与圣宗有关的语言及事件。

据书内“予在东宫之时”（《聋瞽判辞》）,“予潜邸时”（《枚州妖女传》《浪泊逢仙》）,“予初承统”（《梦记》）,及确切记年如“洪德六年”（1475年）（《枚州妖女传》）等，推知该书创作必迟于圣宗即位之后。

书中《浪泊逢仙》一篇借笛仙之口暗示圣宗前身为帝所仙童，后死于妇人之手。

《大越史记全书•圣宗本纪》载：“初，吴太后初诞时，梦至上帝所。

上帝命一仙童降为太后子，仙童迟久不肯行；上帝怒，以玉笏击其额，出血。

梦觉,遂生帝，额上隐然有痕迹，如梦中所见。

咱这些都是关于圣宗的传说。

在小说中叙及圣宗的死因，这是黎澈生前绝对写不出的。

而且，这些有意于小说中留下的有关圣宗的语言及传说等，皆是一般性的，谁都能写得出，但与帝王身份个性相符的深层面的关联，小说中并没有，可见作者并不熟悉帝王生活，属于假托无疑。

不过，伪托到一代明君帝王头上，不唯大胆，而且有些狂妄，帝王权威不能挑战，古代越南也有文字避讳一说，如越南汉文小说《桃花梦记》的一个抄本，其中“华”字皆缺末笔，是避绍治帝生母佐天仁皇后胡氏华（1790—1806）讳铁因此，《圣宗遗草》不但不会产生于15世纪的黎激之手，甚至也不会是后黎朝的作品，只有改朝换代之后方有可能。

黎瀛乃帝王加诗歌名家，伪托者的102目的有夸重作品但又不在乎个人声名之嫌，这种无所顾忌，甚至不理性的做法，只能说明其社会地位不高。

第二，小说评点者“山南叔”与小说作者的关系。

《梦记》篇后山南叔续作的扫帚精故事,行文特点和言语口吻与《圣宗遗草》诸篇一般无二。

再看山南叔的文末总评和文中夹批，其口吻和意绪，也与小说的行文特点非常相近。

并且篇中难解之处，他在批注中多有考释和说明，对文义多所掘发。

在评论不尽意的时候，偶因技痒而自己创作。

这些都让人联想到山南叔和该书作者应该是同一人。

更为可靠的证据是，该书前的自序云：
孔子不语怪之与神，以其人不亲见，则群起而疑之。

第试思四海九州，深山大
泽，神奇怪异，安可尽述耶！观夫郑伯有之
为厉鬼，齐桓公之见山妖，白头翁之食男
女，宁非怪乎？海客随鸥，令威乘鹤，列子
之风，张骞之槎，宁非异乎？呑玄鸟卵而生
商，履巨人迹而生周，与神人交而生汉，又
宁非神且异乎？予所录《花国奇缘》《渔家
志异》等传，言必有稽，非如《齐谐》者类。

株守者以为无事之理，或以为无理之事
者，是坐井辈耳，焉足与语天地之大哉！冋
据序及小说文本所传达出的信息，作者对中国古代典籍诸如《庄子》《山海经》之类特别喜爱。

女II《花国奇缘》的“言必有稽”，就是由“庄周梦蝶”启发而来，作者在文中就直接点明了：“昔庄周梦为蝴蝶，名中寓示其形，我名适与之合，前身岂亦同类欤？”问其实，该文是双重借用，主旨来自“庄周梦蝶”,故事编排则来自《聊斋志异》之《莲花公主》，中国学者早就指出过：“《圣宗遗草》中的’花国奇缘’就和《聊斋志异》中的’莲花公主’的故事非常相似。

其实，《花国奇缘》远比《莲花公主》的故事情节要曲折丰富得多，主旨也不同，二者相似点只是局部，不足以断言前者是模仿后者而来，而能够坐实判断的恰恰是该篇文末山南叔总评中的一段话：“蝴蝶之有王，亦犹蜂蚁之有君臣也。

此篇与蜂母之传合看，但彼则梦终无味，竟成风影之遭;此则幻后成真，遗得英花之种。

”同这里的“蜂母之传”指的就是《莲花公主》，《莲花公主》将一蜂窝幻化成泱泱大国，文写窦生梦娶蜂王之女莲花公主，并佑护遭巨蟒侵略的蜂国之事。

山南叔评语中的“遗得英花之种”中的“英花”，很可能是“莲花”之抄误。

由这层关系，则基本可以断言山南叔就是该书作者。

还有一证,《圣宗遗草》中的《羊夫传》受启发于清初徐岳《见闻录》中的《天
婚》，《羊夫传》写一孤女与羊变成的美男私婚，《天婚》则写一羊姓牧羊人与大风刮来的孤女成婚。

如果单从两者的人物、故事及文字看，其借鉴关系很微茫，很难看出二者有关联，而关联正是从二者文末的议论和总评中得出的：
夫夫妇之合，媒妁六礼之外，变幻极矣。

虽贵贱悬殊，老少迥隔，异域遐方，缘
之所在，莫不巧合。

甚有降自天仙，配于龙
女，或虎豹负之而来，或犬马挟之而去，不
可枚举。

冏（《天婚》文末作者议论）
读羊夫传，然后知满天地间，凡飞潜走伏，尽是物，何曾是物，或前缘之未了，
或宿怨之未消，有托物以相邀，有脱形而
幻化。

如青鸟是西王之使者，黑豕为秦桧
之前身，令威之鹤，白龙之鱼，古今来固不
绝其有也。

㈣（《羊夫传》山南叔总评）
皆用以言说人、物之婚恋的可能，语虽不同，但举例表义则同。

山南叔能将借鉴的微茫关系进一步勘实，说明他就是《圣宗遗草》的作者。

第三,《圣宗遗草》的成书年代。

《圣宗遗草》不仅不会产生于圣宗时代的15世纪，而且要晚得多。

书中《山君谱》正文中提到《水浒传》，《鼠精传》的山南叔总评中提到《水浒传》《西游记》,二书传入越南最早也在17世纪初，《西游记》在越南的改编之作喃传《西游传》则诞生在18世纪；学者考证《鼠精传》模仿于中国明代小说《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决戮五鼠闹东京》何,而《百家公案》最早刻本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本。

由以上判断,《圣宗遗草》不会早于17世纪前。

书中的《羊夫传》借鉴于徐岳《见闻录》，而《见闻录》的最早刻本是乾隆十七年（1752）；＜花国奇缘》借鉴于《聊斋志异》，《聊斋》的最早刻本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同受《聊斋》影响的越南汉文小说，如武贞《见闻录》成书于1790至1802年间，范廷琥、阮案《沧桑偶录》成书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

由以上判断，《圣宗遗草》不会早于18世纪末。

书中《山君谱》正文中提到薛仁贵、薛刚、薛强等，这些人物只可能出现于乾隆初年的鸳湖渔叟、中都逸叟、姑苏如莲居士等人的“说唐”系列小说，其中如莲居士的《反唐演义全传》自序时间是乾隆十八年（1753）,此书中才将历史人物“薛嵩”改为“薛刚”：“作者对薛嵩进行了全面改造，只借用了他薛氏后人的身份，其他方面几乎全是作者创造，甚至名字也改为薛刚。

”口这一系列小说比《聊斋》的成书又晚了几十年。

因此，从以上种种内证来看,《圣宗遗草》极有可能是越南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个下层文人所作。

二、《圣宗遗草》正文叙写及评语所体现的平民化旨趣
《圣宗遗草》分上下两卷，共十九篇。

篇幅长短不一，其中《花国奇缘》《渔家志异》《尘人居水府》《鼠精传》《一书取神女》五篇铺叙较详。

《蟾赊苗裔记》《两佛斗说记》《蚊书录》《禹门丛笑》《聋瞽判词》五篇属寓言，《山君谱》属谱记，除此六篇，剩余十三篇均为神怪题材的小说。

这些小说,或取材于民间传说，或附会历史故事；或叙民间风俗，或述儿女情长；或陈琐事、述异闻；或借故事以娱人，或借事理以劝戒。

不一而足。

志怪述异中折射出颇为丰富的越南古代社会风俗人情，富有民族与民间特色。

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说之。

第一，关于爱情婚姻方面的，有《枚州妖女传》《羊夫传》《鼠精传》等。

作者对于爱情的描写是置于底层社会中的，但对于爱情所持态度有很强的猎奇意味，甚至是变态式的，既难见理想的爱情观，也少见批判精神。

枚州女，特别强调了其出身及生存环境：“少失怙恃，依于亲姊，姊夫轻薄儿”问,既然姊夫轻薄，却偏又选择依存于妓院，守贞于娼，当然背后是现实的残酷，但这一点作者恰恰忽略掉了。

故事演绎了一个卖笑而不卖身的娼家绝色女，终遇知心之人随之而去的故事。

此文拘于传说，故发挥不多。

正因为基于传说,恰有很浓的民间气息，枚州女的有辱有损与迷人害人的双重人格，在无暖色的人间生活底色上是可以有解的。

《羊夫传》《鼠精传》则是人与异物之情。

《羊夫传》写守贞女路遇白羊爱其美而养之，羊遂夜变美男而与之交合，后双双仙去。

《鼠精传》写一贞孝女子，在丈夫远出求学后，一老鼠精变成其夫，谎称偷偷夜归，与其妻相会,长达半年之久，后终于暴露而被处死。

关键是，两者皆建立在女子守贞的前提之上。

越南古代女子受中国儒家妇德观念的影响很深，越南上层文人作品中的女性多用“行义”“列女”分类，以颂扬她们的贞孝节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妇德，一脉相承，有着历史承传”网。

《圣宗遗草》的这种“人兽交”书写，体现出着意好奇的创作态度，是民间的一种心态，一种不健康的甚至带有变态性质的猎奇心理，虽然异物都变化成人,再与女子交合，但体现不出一种艺术性的志怪之美,读到的还是人与物的关系。

第二，名义上演绎爱情而实则着意于功名富贵的，有《二神女传》《花国奇缘》《一书取神女》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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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传》将故事置于战乱给家庭与婚姻所造成的离散基础上，二神女母失子、妻失夫，而作为子与夫的角色，却是怀着复仇目的而涉入人世战争，从此杳无音讯。

婆媳只能卖卜市廛，寄希望于万一。

遇一“才高学博，但厌逢时之乱”问而不仕的老儒，始知其子、夫在战争中立功受官，又知其已卒而归神，于是婆媳喜而归。

时世战乱惨象不是作者深化的重点，神女占卜灵异也不是作者刻画的重点，就是说作者于世情反映、于志怪创建上都不措意，而重点放在了本已居神职却又迷恋人世的官职功名上，为了这一执念而一去无消息，绝不与家人联系，因而母与妻的失子失夫之痛，与“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心意,都被这一执念淹没了，损伤了小说主题的统一性，这是一种陌生视角上的平民百姓的功名意识。

神女既有奇卜之能，为何不知儿、夫之存亡？这种于理不讲究圆融、于结构不讲究照应式的创作，也是民间式的。

《花国奇缘》文颇长，是一篇典型的传奇小说。

其民间式创作：要让一个人与众不同，就给他一个懒惰的个性,懒才会有特殊际遇。

一个父母俱亡的孤儿只能依叔存活的少年，奇懒无比，居然一梦而成神界蝶国驸马，且有实实在在的待遇享受，按理就无须再靠现实烟火的培植，一个浪漫而艳冶的故事自可而成。

然该篇故事情节并未这样发展，而是再沉浸于浓浓的世俗中，让这个蝶国驸马走完世俗之路，举乡贡，做大员，领兵讨乱，得蝶神暗助而轻易奏捷，翻过来又以权势保护蝶国不被人世侵扰，最后是仙妻、功名、权势、子嗣一应俱全。

原来这一切的支点是功名与权势，无功名权势，则人蝶之恋、神界驸马统统都会黯然失色。

权势面前,人神之恋没有高雅与纯粹，只有利益与世俗，该篇演绎了一个越南民间版的“庄生梦蝶”故事。

《一书取神女》写一贫书生，持节自守。

一美女以重礼求其在一张纸上签名并书一“认”字，因未说明缘由，被书生拒绝。

十日后女又来，礼加重，求请如故，原因仍未说，仍被拒，女“拂衣”而去。

此时书生断定其“必天上人”，反生“求配于他”之意。

从此一发不可收，求婚之志弥坚，寻遍群山终得见，女也得其所愿。

原来女父为山神，遭另二山神诬陷，官司付一神官究勘，书生曾为此神官之侍书，故求其在辩白书上签名认定。

书生亦得其所愿,娶神女，举三男，二男中乡解，书生再归神。

该文有个奇怪现象，那就是书生的人生追求很耐人寻味。

神女的第一次求助，因未说明缘由，书生拒绝，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的书生倒颇显得正直有节。

然而此后在并没有一104见钟情的情况下，书生竟然执着于求婚一念，只因考虑到对方可能是“天上人”,功利性很强。

直到明白了缘由后，书生虽签了名，但一个“认”字，仍要“良久”才写，目的仍是逼其定下婚姻。

本是一个浪漫故事，功利二字横亘其中，就一点也不浪漫了。

神求于凡人，是因人对其有用，而持此之利，人反又要挟于神，之所以变得如此世俗，原来浪漫消褪后的底色是世俗的，那就是得神仙侣，生宁馨儿，延科举第。

第三，关于民间的人情冷暖，《富丐传》一篇堪为代表。

“丐”以“富”饰，本就充满矛盾与讽刺意味,故此文虽短，却颇有深度。

三青寡妇“少未生息，上失姑嫖，旁鲜兄弟，居无立锥之地，家绝隔宿之储”购,佣于人家以洗衣为生，却因贫病而被按弃，于是向荒园中胡乱搭一小窝以存身。

从此，以“鹑衣百结，破笠当头”形象，乞讨要饭四十年，换得的却是“遍乡中无与立谈者”的孤独。

草寮小窝中旬日无烟火无足迹，只闻其病重呻吟声，却无一人前来，静待其彻底沉寂后，将其垃圾一样处理了，埋其尸，焚其寮。

不料灰烬之余金光闪现，得其“钱二百零，粟八十钵，北瓷杯钵酒具等盈二箕”呵,于是众人瓜分之，一乡安然。

乡情之浇薄，以至如此。

所以就明白了她为何以丐活以丐死了，被盯死在乞丐的角色上，即使因丐而富，也无法回归正常人，所以她只能继续四十年不变的要饭人生。

对于她自己而言，一直被鄙弃，因而养成了刻骨的自卑，财粟只是积于习惯，失去了享用财富的人生功能；乞丐是一个无需变的角色，因而退化了思变的大脑。

而对于乡民，埋其尸，是对她无上的恩惠，分其财也就无丝毫的不安。

乡野民间，不讲大道理，也应讲常理，按常理，如此乞丐，乡邻间本应扶持照料，但选择的是无视，甚至嫌恶，任其自生自灭，这也是民间，民间不是一色,而是杂色的。

第四，关于为人处事的，也基本置于民间底色中。

《渔家志异》写渔家儿安于渔家，立足渔家，而不谋好高鸯远之事，自然就有切实回报。

渔家儿自小有“渔”之志，十五岁，其父导以读书科举之事，父子间的一场对话，颇有意味：
其父欲废家业，使读书。

叔鱼乃问曰：“何谓读书？”父曰：“圣贤言行，记在书中，
读之俾知所法耳。

”叔鱼又问曰：“书中有
鱼乎？”父曰：“否。

”又问曰：“以圣贤言行
而网得鱼乎？”父曰：“言乃虚文，鱼是实
物，奚所执而能网乎！噫何其愚也！”叔鱼
曰：“书既无鱼，言不可网，何读为？”遂不
肯就读。

父母爱之，亦不终强。

冋
果然天道酬其质朴，让其娶鱼女卧云，既然是鱼之女，叔鱼家从此自然是网鱼易而获鱼多，如此四载，家至小丰。

后为救滔天洪水以保家园，卧云只得现本相，化龙飞去，夫妻遂不能相守。

故事表现的是渔家的朴实心态：守本分则自有养家之术，希望有人帮助,希望衣食无忧，希望劳动强度有所减轻。

但不能贪而无厌，生活走上有起色的路就可以了，别无奢望。

所以所娶鱼妇终要消失，渔家依然还是一个纯粹的渔家。

寓言体的《蟾赊苗裔记》《蚊书录》，以农家习见生物，喻人要安于其土，安于本分，无生妄念。

否则，轻迁致祸，多欲亡身。

谈的都是民间的为人处事原则。

《孝弟二神记》《尘人居水府》谈“孝悌”与“阴佑”，孝悌有报，阴功有佑，皆富民间色彩。

《圣宗遗草》署名“山南叔”的评语文字有两类，一类是随文夹评，一类是文末总评。

其评语亦显示出平民化旨趣与较低层次的文学观念。

山南叔的随文夹评出现的次数并不多,语言也极简省，但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多是涉及生殖器及性的文字,可称之为“秽评”。

有的一篇只有一处夹批，却是秽评，如《羊夫传》羊变男子与女通，“如此者经三年”㈣，此句后评曰：“女必多竹叶饲羊，望其肥大”，虽较含蓄，但意思明确。

还有的在某处描写中本丝毫不涉及性，也无性暗示，却偏偏写上秽评，如《花国奇缘》中周生与蝶神生子，蝶国国母对周生说:“婴儿何似？”周生对曰：“多似母家。

”此句后夹评曰：“似吾惟一物耳。

”㈣《渔家志异》中，叔鱼父母打渔晚归迷路，误入亲家渔精家里，一番招待后，渔精派两鲸鱼精推船送归，嘱渔民老夫妻切勿睁眼，夫妻偷看到的景象是：“前后二子，似人非人，龙鳞蟹口，兽面蛇身，浮沉上下，疾若行云。

”于是,“夫妻怯去相抱而坐。

”此句后夹批曰：“抱坐，此时必不起青阳之兴。

”0）这些都说明，山南叔的夹评,格调不高，流露出平民百姓式的俗趣追求。

山南叔的文末总评，一是论创作主旨，虽大体得当，但也有随意引申和评价失当之处。

如《富丐传》的总评，虽也对冷漠贪婪的众乡邻有严厉指责，斥为“乞丐中之乞丐”,但对于丐者似乎并无怜悯之心，反而耿耿于其“善拜善跪，善媚主人”㈤。

若以此去指责丐者，则辜负了此文体现于女丐身上的深刻悲剧意义和社会批判精神。

评点者体现的是对乞丐的既怜悯又厌恶的双重心态，这是一种平民式的心态,而非高视角上的社会分析者的理性态度。

二是论创作方法，但大多是就具体的写作手法而谈之，有时又言过其实，夸大写作艺术，颇有些置身作者自卖自夸之嫌，很难说山南叔有清晰的小说艺术理论。

三是对志怪创作持征实征信态度。

综合而言，山南叔的文学批评观念还是低层次的。

三、《圣宗遗草》在越南小说中的独特性及中国文化溯源
《圣宗遗草》在古代越南汉文短篇小说中有其独特性。

第一，越南古代汉文文言短篇小说受中国小说传统影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笔记体，一种是传奇体。

两种体式在古代越南小说文体中的区别度，比中国更明显。

尤其传奇体，比较一致地带有更明显的唐人传奇式的特征，主要原因是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传入越南，影响而形成了越南的“剪灯新话热”，经由阮屿的《传奇漫录》、段氏点的《传奇新谱》，而在文体形式上进一步向唐传奇体强化，特别是外在形式上大量诗词的插入，并在越南文言小说领域形成了一个传奇系列。

《圣宗遗草》中那些篇幅较长，小说意味浓的篇目，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如《花国奇缘》《渔家志异》《尘人居水府》《浪泊逢仙》等都有不少诗词的插入，《尘人居水府》更是以连篇累牍的诗赋开篇,但诗赋水平并不高。

第二,《圣宗遗草》还有不少篇目是属于笔记体的，像寓言体及一些篇幅简短的都属此类，也就是说它实际是一书而兼二体甚至是多体的。

这种现象在越南小说中是比较罕见的，能看出其受越南《越甸幽灵》《岭南摭怪》所开创的笔记体志怪，和《传奇漫录》《传奇新谱》所开创的传奇体志怪的双重影响。

第三，从《圣宗遗草》能看出作者与评点者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浓重痕迹，作者的自序就是由中国的神怪文化、神怪作品来谈该书的创作主旨，即写人怪遇合与人神遇合，这在中国的《太平广记》中就有广泛收集。

中国学者指出“人怪遇合”的文化源是图腾崇拜，文化本质是“巫术文化”，而走向民间世俗化后，则“追逐于精怪厌胜的世俗猎奇”S;“人神遇合”来自于“农耕生产的人牲祭祀文化”，落到民间则形成“世俗化的人神遇合故事”，体现出一种“艳遇文化心理”的。

《圣宗遗草》体现的就是带有越南民间性的猎奇与艳遇心态。

另外，小说作者（评点者）虽处社会下层，但有较高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修养，虽然有些篇目如《花国奇缘》《鼠精传》《羊夫传》
等，是对中国作品的一对一式借鉴，但总体而言，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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