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申报人代表作展示文章格式

职称申报人代表作展示文章格式
申报人姓名：张川平
申报级次：研究员
发表刊物及时间（刊期）：2012年5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表字数：31.8万字
作者位次：独著
文章题目
主体建构与困境救赎
——王小波及其文学世界
正文（8668字）
王小波的人生和文学主题与主体问题互相呼应和叠映，他在“文学即人学”的意义上投身文学创作，本著以文本细读的方法梳理其文学创作对人性障碍和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独特展现，并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比较等角度深入探讨、剖析了作家在主体建构的实质、要素、途径、困境、救赎方式等多侧面的文本试验和人生实践，争取尽可能全面、恰当地呈现、评价他的人生追求和文学成就。

本著共分六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和彼此的逻辑关联概述如下：
第一章对主体构成要素及其实现困境展开分析。

首先是作为本能要素的“性”，在王小波笔下，“人”的困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性”的困境，呈“性本体”和“性主体”双双扭曲和异化的态势，政治和社会习俗针对“性”有软硬两种暴力，或施以禁限和剥夺为目的的“锤骟术”，或将之诱导成可掌控的资源。

《革命时期的爱情》显示了由政治禁忌转化而成的性禁忌捏塑主体的钳制力，它造就了一系列身心扭曲的人物：毡巴身心发育停滞于“童稚化”状态，表现为“政治”与“性”的双盲和无知。

王二将青春期萌发的性欲经由武斗暴力宣泄掉，而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保持“无性的性爱”，始现“不能为人”的病态。

X海鹰在整个类似俄罗斯套娃的“玩偶”系列中是包裹王二的更大的“玩偶”，她将
自己幻想成被强奸却保持革命忠贞的革命者，并以其被灌输的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来“摆布”王二，致使后者发生“不愿为人”的“阳痿”症状。

“阳痿”在王小波小说主人公身上是一种高发和频发的病症，他们常常以“（男性）性能力”的让度——“不能为人”——来表达主体“不愿为人”的心声，这种消极表现与正常的“性能力”在主体建构与自我维护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相仿，后者以性欲激情来对抗政治高压和道德质疑。

王小波的小说叙事将“性”建构成主体“不服管”意志的一个策源地，对“被剥夺”和“被授予”的“性”的双重拒绝表现为坚守“性”的“自性特征”——性感与快感，使之避免沦为“统配资源”。

政治、道德等实施“统配”的力量相对于“性”是一种自性“阻断剂”，它通过掩饰快感、隐藏性感、抹平性征等手段欲将“性”变为规训之力的“助渗剂”，王小波借拯救“性”——揭露、批判、挣脱一系列怪诞的性相——来实现主体救赎的目的。

其次，理性要素代表主体探索“确定性”的诉求，既包含体现客观性的科学知识，也指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知的方法等。

“科学格致化”和“科学艺术化”是淆乱科学本体的两种现象，其实质是以“善”和“美”的职能、标准来要求“真”和改写“真”，它源于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观，即，以“价值理性”排斥“工具理性”，形成扬“情理”抑“物理”的“实用理性”，使执着于“知识”和“真理”本身的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实用”质疑，王小波在其杂文和小说中批驳了与之有关的“之用”逆退、“实用”诘难以及用价值判断取代真伪判断的习惯做法，这种以“善”辖制“真”、取消“真”的文化习性正是“科学”引入中国时被变异为“科学观”的主因，最终归结为思维方式注重“合”、忽略“分”甚至反对“分”的特性，这一特性塑造了与之协调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在探索客观世界时缺乏以“程式”确定下来的“抽象的升华”，这恰是主体被“程式化”的一个表现。

凡此种种铸就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反智倾向”，主要表现为“反智性”和“反知识分子”。

王小波的小说从多个侧面揭示了“反智倾向”的表现，这也是构成其“黑色幽默”气质的主要情节，如，对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的消极挪用和改写，造成反噬主体的恶果，用“负筛选”和“向下拉齐”的办法给知识分子主体设限，包括剥夺求知权利，对之进行道德围剿和经济制裁，迫使和诱使他们迷失自我、建造关押自己的监狱，等等，同时，王小波也借助对“反智倾向”的批判来解救被歪曲的理性和被囚禁的知识分子。

再次，王小波的作品展示了承载感性的艺术和审美在主体建构中的独特作用，感性对应的是主体的“不确定性”（“可变性”）和“差异性”诉求，艺术秉赋的多样化和求新求异的动力特征是克服同一化和统一化的有力武器。

一方面，
王小波的作品本身就是个性伸张、感性充盈的艺术品，同时，他在作品中借助了艺术的颠覆力量，援引戏剧表演、行为艺术、绘画作品、诗歌创作等多种形式，以“叵测”和“歧义”对抗权力设置的齐平、均静的“常数”特征，通过“穷尽可能”的文本试验，建构人物的“生存美学”，使个人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最后，死亡本身以及对死亡的态度也是王小波主体建构不可或缺的要素。

死因、死法、死程、死相、死亡效应等都对应着“生”的各个侧面，凝视和思考“人”之“死”是“向死而生”的重要课题。

王小波以死刑想象对抗死亡景观包裹的“常人”特征，通过爱欲与死欲的纠结呈现主体在“求死意志”导引下进行的生命极限体验以及感染了死亡本能的个体从内心深处爆发的“巨大的欢欣”，从而将“死亡”建构为自我确立的积极因素。

同时，王小波也指出某些被设定和导演的“死亡”在主体建构中的消极作用，包括展现自杀权和死亡解释权被剥夺的情形，对主体受控状况进行“深描”，以生殖匮乏对抗压制和弱化个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后者主要指由类似“母胎”和“子宫”的世界以及难以斩断的“历史的脐带”对个体形成的巨大的包裹和拖曳之力，造成主体生命夭折或仅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精子”，根本不具生命形态，无缘长成成熟的个体。

第二章从考察欲望叙事的角度，引入三种基本人欲——权欲、物欲、情欲，王小波以被书写的欲望在主体建构和自我实现中的作用作为评判欲望叙事的标准，他反对以欲望为中心的叙事目的，始终以欲望中的主体作为观照对象和表现焦点，从匮乏和泛滥的欲望以及欲望流转的交易渠道中实施主体救赎。

他批判了三种基本人欲之“绝对需求”匮乏造成的欲望受阻及其带来的主体受限和受控的消极后果，也对欲望叙事中的道德“自激”加以嘲讽。

他否定了欲望流转和交换的种种渠道，对于主体陷溺于欲望排序中的统辖关系困境倾向于一种寓于消极形式之中的积极抗争，这表现为对“性欲”之表达功能的开掘。

三种基本人欲中对权力的渴求排在首位，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物欲”与“情欲”的分配权。

权力在对物欲和情欲的资源进行剥夺和授予的调配时，其主要目的在于在基本的人性和人欲需求的层面对个人主体实施最有力和有效的掌控，这在两组对立关系——父与子所代表的秩序与自由、生存法则和存在之道——的冲突中展现出来。

伦理架构中的父子关系，等同于施教者与被教者、在上者与在下者、主人与奴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垂直关系，它不同于西方成年后的子女与父母的平行、平等关系，王小波专门写到一个“在上者”系列，以社会的“父母”角色比附家庭中的父母。

父母加诸子女的施暴和怀柔政策，是权力规训在家庭中的预演。

但王小波笔下人物的反抗目的并非由“在下者”翻为“在上者”，而是力图解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通过分化后者来实现，其拯救效应最终指向“主人”而非自行获得
拯救的“奴隶”。

“生存法则”简单说是一种“适者生存”的谋生术，主要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求的方法，它要求主体养成“虚伪”品格，在“存在”和“生存”两个体系之间实现“逻辑”和“功利”的无障碍转化，走最为实惠的“中间道路”，变成一个失去个人面目和主体意识的“常人”，这一“生存法则”和“存在之道”的较量在大多数人身上表现为向前者倾斜的结果，说明了“物欲”分配法则对主体的有效辖制，“单位”是介于“家”“国”之间的对个人主体进行收编的“容器”，它以“生存法则”生产“常人”，并以“常人统治”对付和消磨每个人的主体性。

王小波以“单位”中王二的“存在之烦”来显示“生存”对“存在”的凌驾和挤压，与父子冲突一样，持有权力的一方总是挟基本人欲范畴的资源对个体施恩与施暴，以期达到更加严密的掌控，个体被迫以欲望让度保持自我的独立。

鉴于主体要素实现的主要困境在于“一体化”的权力规训、意识形态渗透和道德统摄等因素，本著引入“分化”原则作为主体得以建构的途径，这便是第三章的论述主旨。

现代个人主体的确立，首先需要“科学认知活动”、“伦理活动”、“审美艺术活动”诸价值领域的“分化”，“分化”结果使个体得以进驻自足、自洽的各领域内部，以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免受“一体化”之力的侵扰，中国因“一体化”的力量来自“伦理、政治、宗教”的合力，使“分化”诉求面临更复杂的情况和更大难度。

王小波对“真善美”诸领域知识分子仍然遭受统摄力掌控和拨弄的现实命运的深刻揭示，说明价值领域的“分化”与知识分子个体的自由相辅相成。

在此现代社会转型要求的前提下，他进一步指出个体摆脱群体专制和道德内涵、职能实施分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前者包括批判“推己及人”对个体独立性和权益的“吞噬”、要求划分和落实群己权界、使殊异个体摆脱群氓专制的束缚和玩偶方阵的追踪等。

关于后者，王小波将道德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结合在一起，揭示了两者的关系：道德（过分）泛化和道德（无限）升华使道德成为对知识分子构成极大钳制的规训力量。

与义利关系畸轻畸重的观念认同相一致，以拔高为信仰的“善”辖制“真”以及从事“求真”活动的知识分子，使道德代行宗教和法律的职能，将对错问题等同于善恶问题，苛求私德，忽视公德，等等，这一系列道德内涵和职能的混乱和悖谬，是道德均质化和一体化之总体要求的重要表征，这造就了两类失去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一类是道德灌输的对象，在“格调低下”、“动机不纯”之类的道德诘难压力下，弃守自我，不断“高雅”其格调、“崇高”其动机，成为被道德愚弄和摆布的“玩偶”。

另一类则属道德的“中介传输者”，惯于“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为了在“意义上层”和“权力上
层”争得一席之地，自动沦为挥舞道德“大棒”向民众施暴的打手。

王小波痛揭这两类自我塌缩、自我异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症候，指示了“分化”原则在主体建构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分化”诉求遭遇强大的统合势力的围剿时，王小波赋予人物“逃”的策略来曲线救己。

“逃”成为本著第四章的关键词，它体现的是“消极自由”的实质，目标在于使个体“免于他治他律”和“不受强权和暴力的干预”。

王小波是在反思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选择这一立场的，其中包含着对“积极自由”的批判，他的作品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大我”之自由并不能满足、保障个体的自由，相反，它的得以维护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的。

此外，王小波还批判了“弃自我”、“弃自由”的消极被动之“活”，它呈现为“植物人”和“变色龙”这样两种极端的人格类型。

“逃”既非“不要自由”的消极之举，又吸纳了“自由”的“积极”含义，这就是“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因此，是一种有效的主体救赎策略。

本著首先梳理了言说之“逃”的实质及其种种表现，“逃于言”是主体在丧失话语权和言说自由的困境中，或以沉默对抗、或以言说病态疏离主流表达模式要求来实现的主体救赎。

就作家本人而言，有一个从沉默到言说的转变，这体现了王小波认同的“写作的意义”，那就是站在“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上去解构以交纳“话语捐”为进入前提的“话语圈”，他笔下人物无论“沉默”还是“言说”都体现了这一原则，都是位处边缘的个体的自我救赎。

具体方式包括装聋作哑、笑而不言、戏仿、话语混淆等，后者援引“隐语”表达的方法，将体现“实用性”的科学发现隐藏在诉诸“观赏性”的色情描写和图示中，以逃避和对抗“政治性”的消杀和修葺。

这种消杀和修葺表现为强硬且僵化的话语管制机制，从否定（“不许怎样说”）和肯定（“必须这样说”）两个方向给言说主体以强劲夹击，使异化变形的主体充当受统一指令操控的言说机器。

在否定的向度，王小波剖析了话语规训的两个关键点——“真实”和“生活”——有悖逻辑和人性的特征，主体之“逃”表现为不遗余力地规避“真实”检疫和“生活”校对。

“必须这样说”的要求落实为一种写作“模具”，它致力于将作者改造成名为“写手”的写作机器，并通过枪毙手稿、执照打孔、吊销执照、重新安置、发配碱场改造、定期施以鞭刑等手段持续加压，将“人”锻造为“物”，言说主体则以“厌语症”对抗模塑暴力，用形形色色的“简称”拆解语言这一意义建构的基本元素，以逃脱被动言说的命运。

最简单的办法是根本无视“话语圈”的种种戒律而径直去写，在“阴”的世界执着于“沉默的言说”——一种与最本己的存在高度契合的言说。

逃遁和隐身——“逃于行”和“逃于形”——是主体救赎的行动策略，王小
波以游戏化、狂欢化书写再现人物的追逃行为，勾画出逃离与陷落往复循环的圆周线路，这种变追逃之间的天敌关系为游戏关系的倾向和圆周运动起点和终点难以界定、易于变换的特点，蕴涵着作者淆乱追者与逃者的特定身份，瓦解追者的凌驾优势，赋予逃者更多自由的隐秘意图。

王小波还以“变形”的主动与被动区分其在主体救赎中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假死”和“类死”的区别与之类似。

总之，逃遁与隐身都是主体相对于追索者以退守姿态反呈的对峙，此间的张力标明了主体自救的行动能力。

四维时空是主体寄居的所在，王小波对有悖主体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了批判和“改写”，他的时间观呈主观性、相对性、差异性、可变性等特点，与其彰显自性、完美自我的主体诉求相一致。

他以“当下”的自我为起点和轴心，展开对“历史”和“未来”的反思性想象，包括将“历史”纳入“存在处境”，以与主流历史陈述参差映衬的历史叙事来爆破“历史的连续性”，藉“反面乌托邦”小说质疑进化论的唯一的时间矢向，揭示并批判了“白银时代”的时间终结导致的热寂现象和人的趋死状态。

王小波通过常变常新的“改写”，通过对某一时间点和时间段的多角度、多侧面的长久凝视和反复“深描”，以开启和扩张时间维度，激活时间之流，使寄寓其间的主体获得更大的自由。

他对时间维度的重塑体现在对射线型时间矢向的拆解上，突出共时性和可逆性，同时，他瓦解了整体时间观，变统一、绝对、均质为多元、相对、凹凸不平，使主体因时间的变奏而有机会从板结、乏味、桎梏的现实“逃”往生命敞开的“诗意的世界”。

与之相应，小说人物空间的转移，包括从社会性空间向自然空间的逃亡，从公共空间向个人空间的藏匿，从“阳”的世界向“阴”的世界的隐遁，等等，标明了主体突破圈禁的路向。

王小波以“圆”与“方”的空间和建筑造型，喻示其包裹、幽闭、吞噬主体的意识形态功能，特别是“漩涡”的向心吸附力，“正方形”和“正方体”的稳固性效应，更加强了这些有形、无形的“方”“圆”“牢狱”抑制个体、消解生命活力的作用。

空间的强力禁锢使主体精神风貌向环境妥协，形成柔弱、屈从、隐忍、向里塌缩等极端保守的群体性格，王小波对此充满义愤，他强调了主体空间突围的关键在于精神风貌的解困。

关于空间建构的理想取向，王小波以“荒原”意象取代了中国人习惯认同的“桃花源”，批判了“桃花源”内蕴的“乌托邦”特征——时空的凝固和终结，同时，“荒原”的荒寂使个体远离社会关系的绳捆索绑，蛮荒的自然条件又是激发个体生存智慧和意志的有力外因，因此，“荒原”可供开拓的品格造就的是独立自主、生命强旺的个体。

总之，王小波赋予人物的时空之“逃”贯穿这样的主体原则：从幽闭、逼仄转向敞开、舒展，从而助其挣脱控制获得自由。

前此所论述的主体困境和奔逃救赎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落脚点——身体，本著第五章即以王小波的身体叙事为中心展开对身体主权归属和身心关系的讨论。

“长恨此身非我有”、“身不由己”的主体困境首先源于中国文化对“人”的“身心分离”的设计和设定，它使个体身体化，身体工具化，以超越和凌驾个体之上的“心”为“身”的归属对象，致使每个个体变成唯余“肉身”的“空心人”。

知识分子作为有“心”之人，其自立诉求在于身心统一前提下“心”对自“身”的主宰权力，这一诉求在总体的“身心矛盾”和具体的“心脑冲突”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相较的双方力量悬殊，处于绝对弱势的知识分子走向了“弃身”、“保身”和在身心错位中“苟活”等不同路向，每种应对方式都无法还原身心统一、和谐的自我，作者以身体的伤病景观展现和喻示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体性流失的过程和程度，主体受控与身体被虐呈互为因果、相互加强的关系。

在以“虐”为核心的身体叙事的基础上，王小波揭示了“施虐/受虐”关系的实质和历史文化成因，说明“施虐狂”和“受虐狂”之间既对立又共生、依存的关系，前者的施虐冲动与后者“逃避自由”的受虐冲动结合在一起，残暴无度和“无限雌伏”、“无限谄媚”协同共构，使人物如同置身于一座巨大的“S/M”密室。

受虐者的柔顺、屈从常常被自我和他者误认为“忠诚”与“爱”，产生以“虐恋”指代所有“施虐/受虐”关系的误导。

王小波以“痛感”和“快感”这两种身体感觉及其生成和转化关系作为叙事焦点，以“捆绑”、“鞭打”等典型的“虐恋”手段模拟和场景再现，揭示了“虐恋”表相背后的“施虐/受虐”实质。

施诸于人的各种捆绑工具和密闭容器——小到“寄人的集装箱”，大到关押知识分子的“黑铁公寓”——标识出“自我被物化”的受控境遇，捆绑和鞭打给主体带来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屈辱确乎转化成了某种身体（性）快感，但它并非源于屈从而是来自主体的“不服管”意志、来自精神未被征服的欣快。

因此，王小波在展开以残酷之“虐”为情节主线的身体叙事时，笔端流淌的不是凄惨和悲愤，而呈一种难以抑制的昂扬亢奋的激情，皆因主体精神的愉快压倒了身体的痛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受虐的身体充当了主体救赎的积极因素。

由于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个体不可能孤立存在，主体建构必然表现为并受制于关系建构，因此，本著第六章以两性关系中的自我主体执守作为论述王小波主体建构的最终实现方式。

主体关系有多种形态，王小波以两性关系为其文学作品的聚焦点，盖因两性关系的叠映、折射作用使其成为多重关系的汇聚之所。

本文首先藉对《黄金时代》的深入分析，凸显王小波对“女性”和“性”的文化反思和观念重构，两者皆表现为强烈的“正名”诉求，陈清扬的“破鞋”“污名”是中国文学中众多女性负面形象的一种，它源自患有严重“厌女症”的文化所肆意
行使的“命名的暴力”，作为孤悬于关系秩序之外的“外来者”、“受教者”，更兼女性的性别弱势，陈清扬被界定为邪恶的他者，道德倾污和权力规训齐聚其身，王二拒绝为其“正名”，这种态度恰好显示出王小波对“污名”及其来源的蔑视，特别是对压迫和歧视女性的陋习的蔑视，它与为“性”正名的欲求有观念和逻辑的一致性。

王小波的“性叙事”和“性描写”曾被冠以“直露”之名而屡遭批评和排斥，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和现实政治对“性”给予禁限和查禁的情况，王小波的涉性写作力避以“性禁忌”和“性泛滥”为极端的偏颇叙事，前者“不承认”“性”这件事，后者则“除此什么都不想”，因此无法抱着“既不渲染，也无需掩饰”的“平常心”去写“性”。

王小波的“性叙事”逆转了“坏人性专利”、“男人性专利”甚至“小男人性专利”等对“性”和涉性写作实际设限的文学模式，使“防”与“堵”的禁忌规约和提升“格调”的积极规约失效，他的作品恰好提供了其为“性”正名的努力成果，是有别于传统和主流“性叙事”的“另类”典范。

在剔除针对“女性”和“性”本身的种种偏见的基础上，本著通过王小波以“性关系”界定“两性关系”的路径来考察其所认同和建构的主体关系才更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也即，就作家的主观倾向而言，两性关系建构排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性别歧视、性别压迫以及畸形的“性”观念对“性主体”的负面影响，从而将叙事焦点置于主体建构和自我维护的主旨上，这使其笔下的“性”“发挥着自我的一种可锻性功能，是身体、自我认同和社会准则的一个基本结合点”。

在王小波设置的“女强（主）男弱（次）”的两性关系模式中，弱势主体最后的自由系于对这种“性关系”的命名，那些位处边缘和劣势的男主人公们表现出明显的嘲讽婚姻、规避爱情的意向。

王小波从自我执守的角度视以“跟踪监管”和“囚笼装置”为其本质功能和特征的婚姻为主体自由的否定性因素，揭示并批判了内蕴其中的奢华的禁锢、温柔的暴力、真实的压迫、错位的爱意、扭曲的人性等有害于自我持存的方方面面，从而解构了婚姻契约对建构两性亲密关系的积极效应。

与之类似，王小波暴露了“（女）警/（男）犯”关系和各种类“（女）警/（男）犯”关系的“反爱情”实质，将此类以“惩治”为目的的“统治/屈从”关系中的所谓“爱情”喻为“一根圆滚滚、热辣辣的棍子”，突出其压迫和胁迫功能，彻底消解了“虐”中之“恋”的成分。

王小波进一步解构了“医/患”关系中的“爱情”，阐明了“救治”行为建立并不断强化的是两者的“依存性”，它尤其破坏了被动一方的“独立性”。

如同“警察”对“犯人”的施惩不能强求到对方的“爱情”一样，“医生”对“患者”的施恩亦无法换取对方“爱情”的回报。

王小波对两性之爱的谨慎态度并非意味着他对婚姻和爱情本身的排斥，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