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享发展理念的三个维度

2017年6月 第35卷第3期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Jun.2017Vol. 35 No. 3论共享发展理念的三个维度张或1>2,陆卫明2(1.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16 ;2.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9)摘要：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目标指向，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与人民诉求的统一，其生成蕴含着文化、历史和现实三个维度。

千百年来华夏儿女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利民、富民与天道公平的价值追求是其生成的文化沃土；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多舛的历史命运和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其生成的历史渊源；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与瓶颈是其生成的现实基础。

它不仅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认识上的一次突破和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共享发展理念；文化；历史；公正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37(2017)03-0001-05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对共享发展的 内容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这一发展理念既是中 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延伸，也是党中央在理性 分析和把握我国现阶段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对发展理 念做出的调整和改进。

一、共享发展理念生成的文化维度万物皆有其本，环顾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受到 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

毛 泽东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 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 断历史。

”[1]因此，共享发展成果是中国面临的当务 之急，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民族心理，有着深厚的文化 根基。

(一）大同与小康——中国传统最为美好的社会理想社会理想是人们在认识和批判现实社会中种种 不合理现象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想方 案，它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人们对未来社会的希冀 和愿望。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的 *志士仁人，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诸多有关社会理想的 思想学说，其中，“大同”和“小康”最具影响力。

春秋 战国时期，孔孟面对王权衰落、礼乐不兴的社会状况 提出“天下有道”“王道乐土”的社会理想。

到秦汉时 期，儒家学者对未来社会有了更为清晰地认识，并假 托孔子之口，提出了“大同”和“小康”之说。

什么是 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运》）。

什么是小康？“今大道既 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礼记•礼 运》）。

两相对比，“大同”是社会的最高理想，在这样 的社会中权力和财物属于全民公有，人们各尽其职、和睦相处、选贤任能、恪守诚信，各项保障也较为健 全。

但因过于理想，以至于望尘莫及，只能作为令人 向往的目标。

而“小康”社会施行的是“天下为家”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和各食其力的财富分配原则，虽没 有“大同”社会美好，但因贴近当时社会，所以更被民 众所认同。

之后，东晋的陶渊明、南宋的康与之、明代的黄宗羲等还通过“世外桃源”“西京隐乡”“授田 以养民”去描绘怡然自乐的小康图景。

今天看来，这 些社会憧憬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可是它作为一种追求 至善与美好生活的传统观念早已根植在人们的心里，*收稿日期：2017-03-29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闽台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运行研究’’（2014B21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机理研究’’(2016A001)2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至今仍对人们的社会诉求和社会评价产生重要影响。

(二） 利民与富民——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理念自古以来，儒家就有“贵义贱利”乃至“去利存 义”的命题。

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 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其指明了喜 富厌贫是人的本性和天生的欲望。

而当学生子贡问 他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时，他给出的答案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宪问》）。

在孔子眼中，只有使百姓有充足的食物，不忍饥挨饿，才能取信于 民，国家才能治理好。

因此，他告诫统治者为官从 政，应实行利民政策，不与百姓争利，最终使百姓富 足，社会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

孟子则提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无恒 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

从 “恒产”与“恒心”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说明了民富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并主张恢复西周时 的“井田制”来为民置恒产，从而达到“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的理想社 会。

而管子更将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

《管子 •治国》开篇就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此夕卜，他的“藏富于民”“予之为取”等理念在处理国富与民 富及调动民众积极性方面都蕴藏着跨时代的合理因 素和智慧魅力，为当今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三） 天道公平——世代百姓的美好诉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均不约 而同地主张社会利益的均衡协调[2]。

老子把均衡奉 为“天之道”，并强烈批驳了社会财富不均的现象，指 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道德 经•七十七章》）。

因此，他警告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七十四章》）。

这一思想 后来为早期道教所继承。

据《太平经》所记，早期道 教以“阴阳均衡、自然中和”的太平社会为愿，然而现 实社会却是富贵之人“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 人饥寒而死”。

因聚敛财富而又不肯救济穷人的人 违反了中和平衡的法则，故必然受到惩罚[3]。

儒家 与道家在此观点上相一致。

《论语•季氏》中孔子就 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观点。

此外，管子更是提出了“贫富有度”(《管子•五辅》)的富民原则，并针对贫者提出了“厚其生”“输之以 财”“遗之以力”“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六种富 民措施。

尽管这些思想有其自身缺陷，但无疑体现文化是每个国家难以改变的“精神基因”，它既 需薪火相传，也需与时俱进。

上述思想虽因产生于 封建社会，带有小农经济的烙印，但它积淀着中华民 族数千年来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今天，对其进行挖 掘与创造性地阐发，不但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还能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正所谓“落其实者思 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

二、共享发展理念生成的历史维度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余年的漫长发展史，其 中虽有一千多年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 因封建制度和人口繁衍的自然状态与有限的生产资 料、生产条件制约的矛盾长期存在，加之土地自由买 卖，兼并土地的现象长期存在[4]，造成了社会贫富差 距十分巨大。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 其真实的写照。

为打破这种格局，共享劳动果实，历 代人民奋起抗争，更有甚者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一） 近代中国人的不断求索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下，中国 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摆 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人民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

独立、秩序、富国、强兵成为近代中国人无法绕开的 主题和希冀。

洪秀全带领农民起义军为打破“世道 乖漓，人心浇薄”之世，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发出了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 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呐喊，借以号召农民投身起义，建立公平正直之新世界。

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则 在《大同书》中用“大苦海、大牢狱”来描绘当时社会，提出只有实现“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 等，天下为公”[5]的大同世界，才能使人类进入太平 盛世。

而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进一 步比对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 果”，为避免出现“欧美各国，善果为富人享尽，贫民 反食恶果”[6]的反差，他主张借鉴发达国家资本与节 制私人资本相结合的理念，在中国修建铁路、开发资 源、建设港口、对外开放，试图实现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信仰。

这些思想虽因脱离 社会现实，不具备应有的阶级、思想、物质等基础，成 为“海市蜃楼”“阳春白雪”，但仍充分表明振兴中华、安定和谐、共同富裕、人民幸福一直是人们梦寐以求 的理想境界，它作为时代强音，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 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第3期张或等:论共享发展理念的三个维度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 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独立的运动。

”[7]而他们所设想的各尽所能、各取 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世代中国未竟的“中国 梦”。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在1921年以后的 28个年头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 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解 放了劳苦大众，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伊始，因生产力落后与长期战争破 坏的双重影响，国内通货膨胀情况十分严重，广大人 民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

但这些困境并没有阻碍中 国共产党人向着理想大步迈进，反而更加坚定了共 同富裕、共享成果的信念。

面对占中国人口绝大部 分的农民仍十分贫困的现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 “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 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 我们[8]”。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始了大刀阔斧 的改革。

首先，通过征用富农出租的土地和没收地 主的房屋、土地及农具，按人口平分给无地或少地的 农民等措施，初步解决了农村贫富悬殊问题，使农户 的财产和生活状况都达到了平均线上下。

而后，针 对农村出现的土地买卖、高利贷，少数农户上升为富 裕中农，个别农户甚至成为新富农等新情况，毛泽东 又适时提出应采取“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 会主义的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 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 起来”[9]的新目标。

除此以外，为解决比农村还要突 出的城市贫富差距问题，国家利用赎买政策和合作 组织等办法，使资本家及手工业作坊主、小商贩等人 将所有资本和生产资料上交国家，变为自食其力，从 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获取工资或定息的劳动者。

这 些措施有效缩小了社会既存的贫富差距，完成了农村 与城市生产资料私有转公有的所有制改革。

其间，虽 经历文革、并因过分注重分配上的绝对平等，共同富 裕的过程公平，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物资缺乏，然而它 解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避免了两极 分化，为后续领导人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