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墓葬制度的若干问题探研

周代墓葬制度的若干问题探研
复旦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周代墓葬制度的若干问题探研
姓名:刘洁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古代史
指导教师:高智群
20040512中文摘要
周代是我国历史上发生了巨大历史她变的重要时期,对周代墓地制度的研究
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

本文主要就周代封土墓的源流、有无墓祭、墓上建筑的作
用、夫妻双方在墓葬中的位次安排及墓向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经分析
认为
西周具有存在坟丘的可能性因素先秦墓葬营建过程中的祭祀活动不同于后世那种专为某一墓主而进行
的“墓祭气合葬墓中的夫妻双方在位次安排上有一定规律,但这并未在整个社会
中形成一种统一的定制在某一区域的某一时期内墓向有一定规律可言,但也没有在整个社会
中得以广泛流行。

关键词封土墓墓祭墓上建筑夫妻合葬墓墓向绪论
“墓”是指人们用来放置人类尸骸的固定设施“墓地”则是墓群集中分布
的区域,是人们有意识地埋葬死者的固定场所。

墓地制度是各类墓葬在特定区
域内的安葬之规定,即墓群在墓地内的布局与墓葬之间相对位置的规定。

先有
墓葬后有墓地,在墓地出现之后才产生了墓地制度,墓地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
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它为后人了解某一特定历
史时期的社会风尚、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的阶级、财产关系等方面的
内容提供了相对真实而可靠的实物资料。

因此,对墓地制度的研究,无论是对
历史学还是考古学的研究来说,都有着突出的重要性。

周代? 传统上分为西周和东周即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是中国历史
上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巨变的重要时期。

它上承夏商、下接秦汉,
有着蕴意深刻
的时代特征,这就使得研究周代墓地制度的意义更加深远。

作为我国古代墓地
制度发展中的至为重要的一环,对周代墓地制度的研究不仅为我们认识当时的
社会结构、等级制度、阶级关系、社会风俗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诸方面内容提
供了良好的突破口,同时也为我们探讨周以后数千年来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
响的封建礼制的历史变迁过程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有鉴于此,对周代墓地制度及其所遵循的礼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历来为学
者们所关注,远到春秋时期的孔子,近到现代学者杨宽、李伯谦等人都曾对此
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随着大量考古实
物资料地相继发现,更进一步拓宽了这方面问题的研究领域。

总的来说,迄今
为止,关于周代墓地制度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丧葬礼俗、礼制等相关问题的考订。

关于此,
研究者们主要是针对某一问题从礼学研究的角度进行讨论,如汉代的郑玄,清
代的钱大听、皮锡瑞、秦蕙田、阎若球、赵翼、顾炎武、孙治让,直至后来的
钱玄、吕思勉、尚秉和等人都曾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过较为详实的考证。

第二,对墓葬考古资料的综合整理。

其中如《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洛阳中州路》、《浚县辛村》、《辉县发掘报告》、《上村
岭狄国墓地》、《曲阜鲁国故城》、《琉璃河燕国墓地》等都是较为出色的资料综
合整理专集,它们分别按地区介绍了该时期墓葬考古资料的基本情况,综合了
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成果,颇具权威性,是我们研究周代墓地制度不可缺少
的参考书。

第三,对墓地制度中某一方面问题的专门探讨。

如梁思永、高去寻、黄展
岳、王世民等对有关中国古代坟丘产生时间的讨论杨宽、杨鸿勋等对先秦时
期墓卜律筑作用问题的讨论李伯谦、张长寿、黄锡全、卢连成、
孙华等对周代墓葬中的墓位安排是否存在昭穆制度的讨论等等另外还涉及到对有关夫妻
合葬墓、夫妻间的墓位安排等诸多问题的专门研究。

第四,对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研究。

近年来,此类著作也出
了不少,如徐吉军、贺云翱合著的《中国丧葬礼俗》,罗开玉所著的《中国丧
葬与文化》,李玉洁所著的《先秦丧葬制度研究》等。

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已取得了上述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尤其是
在文献资料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资料的充分结合方面还存在较大缺陷,
再加上近年来新的考古资料时有发表,这就为我们认识周代墓地制度提供了更
多新的依据。

因而,本文想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历史文献资料、考
古实物资料及民族学等方面的相关资料,就周代墓地制度中有关封土墓的源
流、先秦时代有无墓祭及墓上建筑的作用、夫妻合葬墓的墓位安排、周代的墓
向等存在较多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拙见,
以期能揭示出一些较有规律性的结论。

第一章中国坟丘的起源及有关墓祭的问题
墓葬封土,又可称之为“墓“坟丘”,它不仅仅是一种墓葬标志,也是
文明时代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它的起源涉及到有关先秦历史文化的诸
多问题,也关系到有关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的某些方
面。

在封建时代,坟丘的高低、大小和式样是等级制度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厚
葬成风的年代里它也是忠孝节义的一种重要标志。

墓葬制度产生后,在其漫长
的历史发展中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人死埋葬后,以土填平,即所
谓的“墓而不坟”是也二是人死葬后,在墓葬地面上垒筑封土坟丘的阶段。

在现代人的口语中,“坟”、“墓”两个字的含义并无区别,但在先秦以前则不同,
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由“墓”进而演
变为“坟”,标志着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有了重大的发展,一改过去长期流行的“墓
而不坟”之制,开创了一种流行中国古代社会达数千年之久的新葬俗。

因而,
探寻坟丘产生的起源、时间、原因及其蕴含的深层文化意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便显得颇为重要。

中国古代最早的坟丘产生于何时从文献记载来看,《墨子节葬下》记载,
尧死葬于巩山之阴,“既犯而后哭,满坎无封,已葬,而牛马乘之”。

“无封”
指尧墓上没有坟丘。

这说明尧时人们埋葬死者并不实行封土为坟之葬。

正如
《易?系辞传下》所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
无数”。

但墨子在上述同篇中讲述禹时却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
衣轰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既葬收余壤其上,垄如三耕之亩,则止矣”。

接着在谈论圣王制埋葬之法时又云“及其禹葬也,下毋及泉,
上毋通臭。

垄若三耕之亩则止矣”。

这儿“垄若三耕之亩”是说禹的坟高三尺、
土阶三等。

从文献中的记载来看,似乎可以表明,夏禹时坟丘已经产生,但就
现有的考古资料而言,因目前尚未找到或考古亦未发现夏朝墓葬的封土痕迹,
因而还不能判定中国古代的坟丘产生于尧夏之时。

那么殷代人的墓葬上面有没有封土坟丘呢关于此,后世文献也为我们提
供了一些可参阅的资料,《礼记?檀弓》“殷及吊而封”。

《史记?周本记》及
《逸周书?克殷篇》都记载了武王伐封胜利后,命闲夭“封比千之墓”的事。

《史记?正义》“封,谓益其土及画疆界”。

据此,许多学者认为,“封”字可
以理解为墓葬坟丘,如果殷代不实行封土为坟之葬,比干的墓上没有坟丘作为
标识,那么经过殷末的劫难,到周初武王封比千之墓时恐怕已很难找到比干的
墓葬了,所以说殷时已有坟丘存在。

如我国己故著名考古学家、安阳殷墟西北
冈发掘的主持人梁思永先生就曾提出过殷代墓葬地面已有坟丘的说法。

梁
先生根据田野考古发掘西北冈地下所得指出,一、安阳殷墟大墓周围许多属于
第三期的灰土坑和灰土堆是祭祀遗留,而祭典即围绕坟脚举行
二、如果没有
坟堆作为标识,不可能出现切中墓葬主体部分而墓坑四壁却极少遭到毁坏的大
盗坑三、墓地地面以下存在的约米厚的包含有殷代遗物的黄熟土层是大
墓坟堆被毁平所致因而“殷代大墓上大概原来是有坟堆的,平面圆形只覆
盖墓室而不及墓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著名学者高去寻先生也著文指
出,殷代墓葬之上是有墓家存在的。

高氏认为,殷墟西北冈大墓上有坟堆
是可以肯定的,不仅梁思永先生所证论据充分,而且根据西北冈大墓的分布图,
它们有打破关系的只是墓道打破墓道,并无墓道打破墓坑或墓坑打破墓坑的现
象由此只有认为大墓上原有墓家的看法才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

后来胡
方平又根据河南省罗山县蟒张乡天湖村发现的一座似有封土残存的殷代后期
墓进一步断定,商代己产生了封土墓。

以上说法虽有一定合理性,
但也不难发现一西北冈的发掘年代较早,当时尚未有殷代的墓
上建筑发
现,而我们知道墓上建筑同样是可以作为墓上标识的二根据《周官?家
人》的记载可知,墓地中是要有专人进行管理的,所以像高先生所说的“墓地
中无打破墓坑或墓道”的现象,也极有可能就是规划的结果而且,到目前为
止,在殷墟墓地的田野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真正的或说足以证明此类看法
的封土遗存。

所以,有鉴于资料甚少之故,一时间也不能肯定中国古代的坟丘
就一定产生于殷代。

周代的情况如何呢《礼记?搜弓上》记载,孔子在将他的父母合葬于防
的时候说“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郑玄的注解指出,孔子所说的“墓”指的是“兆域”,即
贵族的公共墓地,而“土之高者”才称作“坟”并进一步指出,孔子所谓的“古”
指的是“殷时”,“聚土之封”则是周礼。

又《周礼?家人》记载掌管贵族公墓
的篆人有一项职责“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

可见,贵族
的墓葬封筑坟
丘,聚土之封似乎在周代即己出现。

但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迄今为止,并
未发现确切的西周墓家,而春秋战国之际的墓家倒是普遍发现。

如湖北纪南城
的楚墓、江陵望山一、二号墓郧都以东天观星一号墓、河南固
始侯固堆大墓、信阳长台观楚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山东临淄故城郎家庄一号墓以及营南大店镇的营国墓葬等都有高大的封土。

除上述考古发掘外,文献资料也有记录,《汉书?楚
元王传》收录的刘向上汉成帝疏,将西周春秋时代的文、武、周公和秦穆公作
为“薄葬”的例证,强调他们的墓葬都无“丘陇”即坟丘而“厚葬”除讲
到秦始皇陵“上崇山坟”和其他葬制之盛的情况外,又说秦惠文王以下五王“皆
大作丘陇,多所痊藏”。

刘向的这番话表明,按照西汉时的一般看法,高大坟家
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当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

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
同,西周时期仍然“不封不树”,中原地区“封土”的出现是春秋
时期的事,而
直到战国时代这种高大的坟丘式墓葬才普遍流行,此类看法散见于黄展岳
王仲殊、杨宽等著名学者的论文或论著中。

但同时也有一种观点认
为“从全面情况来分析,周秦大墓同样筑有坟家是无庸置疑的”, 只是持
此论者未找到足够的考古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涉及到中国坟丘的渊源这一
问题,日本学者也有不少论文发表如关野雄先生认为,战国初期坟丘墓的出
现是受到了北方高家墓的影响盯田章先生则认为坟丘起源于
墓上建筑另外,俞伟超先生在年也曾撰文指出,中国中原地区坟
丘墓的形成,起源于西北地区卡约文化有沟围的坟丘墓。

然通观以上诸种
观点不难发现,其支持者在探索中国古代墓葬封土起源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
存在一种局限,即主要将研究范围和目光锁定于中原及北方的广大地区,未将
视野扩展至全国,忽略了对江南地区的出土资料尤其是在先秦时期曾盛极一时
的土墩墓这一颇具代表性的墓葬形式的研究。

我想,如果能将这些资料加以分
析、利用,进行研究,对解决我国古代封土墓产生的年代及其他一些相关的问
题,当会有所帮助。

江南地区的土著先民们自原始社会以来就流行一种“不挖墓穴,只将死者
置于地面,用土掩埋”的特殊葬俗,如北阴阳营、好墩及草鞋山等新石器时代
的几处重要墓葬皆如此。

但到了商末周初吴国兴起以后,这种传统的埋葬习俗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只建坟墓而不挖坟坑的“土墩墓”。

土墩墓,是西周时期江南地区所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式,它主要分布于宁镇、皖南及浙江南部的一
些地区,除浙江地区的极个别墓其年代可上溯至商代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从
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

这些墓的内部结构较为复杂,一般可以分为两
种类型一种为家族聚葬墓,其特征是一墩多墓,平地起封,挖浅扩或不挖墓
扩另一种则为一墩一墓但不管其内部结构变化如何,这两种墓在外观上大
致是一样的即聚土成封,形成直径从米至米、高度从米至米不等
的馒首状封土如图一所示
迄今为止,西周早中期的土墩墓己普遍发现,如江苏大港烟墩山一、二号
墓、母子墩墓、金坛鳌墩漂水乌一、二号墓、安徽
屯溪一号墓、北山顶春秋墓、丹徒荣炳前岗土墩墓群、谏壁王
家山墓等,总数不下百余座。

从己发掘的这些墓葬资料看,土墩墓具有
平地或浅坑掩埋、聚土成封、聚族而葬三大特征。

这些特征与江南地区的史前
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土墩墓的出现是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
的一种必然结果。

江南地区的墓葬在新石器时代就盛行平地或浅坑掩埋如南
京北阴阳营遗址发现的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 ,重重叠叠,均系平地或
浅坑掩埋,没有明显规整的墓坑再如,常州好墩遗址、上海的落泽文化
遗址等出土的墓葬,其主要埋葬方式也都是浅坑或平地掩埋的无扩墓,
这与土墩墓的埋葬方式是相似的。

图一
此外,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第三次发掘中所出土的小型封土也为我们提供
了土墩墓承袭江南史前文化的依据。

在拾年山遗址发现的巧座无扩的圆形或椭
圆形黑灰土堆底部分布范围内直径通常在米之内,有的如挖有小圆
坑,放置碎骨渣,黑灰土覆于其上,再薄薄地堆些红褐色土有的如是
先挖有周边较浅、中部较深的浅穴,将碎骨渣置于中部后,再班上黑灰土和红
褐色土,实有封土之意。

而从属于江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诸文化的浙江反山、上海福泉山等遗址看,它们亦都堆筑局部经拍打夯筑的高度约在
米至米之间的用于族葬的熟土土台。

据此,有的学者如陈元甫就曾推断,土墩墓与良诸文化时期的高台土家之间存在某种传承性一是墓葬的规模相似
二是人工堆土埋葬成墩相同,即遵循先堆土、后挖坑埋葬、再封土这样一个营
建过程。

尽管江南地区的土墩墓与北方中原地区的封土墓在具体葬法上
可能存在着
某些明显的差异,如中原地区的墓葬普遍挖竖穴深坑,而江南地区的土墩墓则
绝大多数不挖深坑、流行平地或浅坑掩埋中原地区的墓葬其封土夯筑痕迹明
显,而土墩墓的封土则一般不加夯筑及至发展到后来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常见
成套的棺撑葬具,而土墩墓中则未流行使用木质葬具等等。

但鉴于上面的分析
有一点我们也不可否认,那就是作为用来表现墓主生前地位和身份的高低与贵
贱的一种标志,它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现象即都在墓上封土,形
成明显隆起于地表的固定性标记,这些墓上标志的性质应该具有某种同一性。

因此,把江南地区的土墩墓与中原地区的封土墓共同视为中国古代坟丘墓的重
要组成部分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既然如此,那么在西周早期就有原始的封土坟
丘形式存在似乎就并不显得十分突?了。

我们还可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一下当时“封土”是否具有存在
的可能性。

在土墩墓分布较广的宁镇、皖南、浙江南部等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
称为湖熟文化,它被认为是中原商周文化与江南土著文化相结合的地方性青铜
文化。

因而有的研究者像林留根、施玉平等便指出,土墩墓作为湖熟文
化特有的一种埋葬方式,其族属也应当与湖熟文化一致,即属于淮夷或南淮夷。

如果恰如研究者所言,那么土墩墓与东夷以及商族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

《论语》
云“周因于商礼,所损益可知也”,又云“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传说
周公“制礼作乐”吸收了商民族的一些先进文化,同时保留了周人原有文化的
个性和特点,甚至于创新。

现己发现的商代大墓,如殷墟妇好墓、安阳大
司空墓等,均有墓上建筑,但从目前的田野发掘看,西周墓上还未发现
有关建筑遗迹的确切报道,而是代之以封土,像河南浚县辛村一号墓,墓口之
处,向外扩筑宽米、厚米的夯土,研究者称,这种宽而厚的夯土,
很可
能就是高大封土的残迹。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周因殷礼”的“损益”之处
吧。

我们知道,西周时期阴阳五行思想比较流行,而周人于五行之中尤重“土,
西周墓上有夯土的发现,或正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周人“重土”的文化特质。

如
此一来,作为土墩墓特征之一的“封土”,在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同时又作为一
种精神文化被周文化吸收,便不难理解了。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商代末年周太王即古公直父之子太伯、
仲雍出奔荆蛮、创立国家,“自号勾昊”。

年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出土了有一百二十余字铭文的“宜侯矢篡,进一步验证了此说的可靠性因而唐
兰先生曾指出“过去有人怀疑吴国不是周的同姓,怀疑周王势力不能达到吴地
等等,由于这个盆的发现,使古书上这一部分的史料复活了。

”陈梦家先
生也认为,西周初年周人势力已达东南。

从已发掘清理的数百座土墩墓看,
各墓葬尤其是可以确定墓主人的如宜侯墓、屯溪一号墓、母子墩
墓等大型墓其
墓主多是中原来的周人。

像母子墩墓中出土的伯笠,器内底铸“伯乍报尊彝”
五字,这类铸文铜器在陕西周原一带出土颇丰 ,这种代表身份的铸铭铜器
当是吴国的周族统治者带来的。

关于此点,李学勤先生早就指出“吴国统治者
为周人,人民为荆蛮。

丹徒烟墩山母子墩墓等反映了中原和土著两种文化因素,
体现了这种民族构成。

”因而我们可以说,在西周初年的吴地,周人已经
开始采用土墩墓的埋葬方式,显然,这是受了当地传统风俗的影响。

该书同时
还记载,从吴王梦寿时起,“吴始益大”“于是始通中国”,“使季札聘于鲁,请
观周乐”,并与齐、郑、卫、晋等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到吴王夫差时,吴国空
前强大,“乃兴师北伐齐”。

与吴国相比,越国的争霸业绩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
语?吴语》云“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晋、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也说“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
晋诸侯会
于徐州,致供于周”,“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越王无疆时,
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疆”。

照文献的记载看来,在吴越先后数次的
北上争霸活动中,把江南地区那种广为流行的墓上封土成墩的习俗进一步传播
到中原地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大概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何中原地
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普遍流行封土成丘的墓葬形式。

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在中原地区的墓葬考古发掘中也曾发现有江南文
化的因素存在。

例如,在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附近的一座战国后期墓葬中曾出土“越王者旨于赐”矛一件同在河南的淮阳平粮台号墓以及当
地征集的文物中也发现“越王”剑一类的南方青铜器科。

另外在河南罗山天
湖商代晚期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件直口、鼓腹、圆底、略凹,肩部有四系,
通体饰斜方格纹、颈肩部有轮旋纹数道的随葬印纹硬陶罐,而这种陶罐在同期
的江南墓葬中是十分普遍的出土于侯固堆一号墓的敞口、直壁、
腹底斜纹成
小平底的青釉素面无纹的原始瓷碗等物也均是江南同时期墓葬中的常见物又
如在陕西长安普渡村、岐山贺家村、宝鸡茹家庄、河南洛阳庞家沟等西周早中
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豆其形制、花纹等也均于土墩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相
类似。

这些也都可以证明,江南与中原地区在文化上一直以来就有着较为密切
的联系,而且随着双方交往的不断加强,这种文化交流也会随之较强。

封土,作为一种物质符号,它的意义与其他物质一样,也是主要表现在它参与社会活动时能唤起一种气氛、情感,并靠集中和联想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形成某种固定的观念结构,它的出现,不仅仅是埋葬方式的一次变革,同时也
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种结果。

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不能仅看其表面,而应该与
当时的文化传统和背景、人们的宗教信仰、人生态度、思想意识及所具有的文
化知识等一系列相关因素联系起来,在挖掘其深层的文化内涵的过程中,探讨
其在当时是否具有存在的可能性。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一种“入土为安”的思想,它结合“灵魂不死”的观
念,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事死如事生”的来世意
识,因而,也就有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里出现随葬生前实用器的现象。

人类
从地载万物、草木枯荣、死而复生的直觉中认识到,土地可使万物再生,于是
就产生了对土地再生能力的崇拜。

同样,人的生命结束之后,于遗骨之上隆起
一杯黄土,形成丘陇,也正是出于让死者再生的观念,这正是对人的个体存在
的充分肯定如同原始时期人们出自对死者鬼魂的恐惧、崇拜与信仰才导致了
原始时代墓的生成一样 ,人们崇拜祖先的观念和进行墓祭等宗教活动的需
要,对坟丘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死者多为生者的先辈,他们“死而复
生”后便被认为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凌驾于客观现实之上的能力,即能庇佑赐福
或降灾肇祸。

上古时代盛行的交感巫术的遗风使人很自然地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