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道主义思潮批判的伦理逻辑与实践智慧——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摘要］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沉寂已久的人道主义思潮再次复萌并且
持续升温，并逐渐演化为西方国家转嫁疫情风险、推卸防控责任、向中国进行普世价值渗透、消解中国抗疫效能的意识形态工具。

能否遵循人道主义伦理逻辑，坚守人道主义底线，肩负人道主义责任，通过人道主义实践凝聚全球抗疫力量，就成为中国抗击疫情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担当，有力回应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挑战，重新定义与诠释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并赋予人道主义以更具国际公信力的时代意义，同时也为后疫情时代世界政党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风险，锚定全球化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实现路径。

［关键词］抗击疫情；人道主义思潮；人类命运共同体［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KS091）
［作者简介］薛一飞，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2）04-0025-07
薛一飞
【中国问题与中国智慧】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席卷全球。

各国都面临着保障人民生命和生存权利，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严峻考验。

正是在疫情传播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巨大社会震荡中，沉寂已久的人道主义借机复萌，并以个体价值、生命尊严、权利平等为号召，大有勃兴之势。

然而，人道主义是升华为凝聚全球抗击疫情力量的伦理精神，还是异化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工具，已经成为全世界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所面临的又一现实考验。

在此情境下，理性审视与辨析西方人道主义思潮，为应
对全球治理风险提供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通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澄明人道主义价值追求，践行人道主义责任，就成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定义与诠释人道主义伦理逻辑，赋予人道主义精神以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应然之举。

一、疫情防控中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复萌及其转向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思想不过是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人道主义亦不例外，其演化发展
西方人道主义思潮批判的伦理逻辑与实践智慧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同样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人道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初始的思想启蒙之际，其倡导的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因符合了资本主义反封建的需要而得以迅速传播。

人道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其所宣扬的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科学理性迎合了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革命和改革的需要，曾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和改革开放之初的两次传播高峰。

当人类社会发展进入追求经济效益的快车道，科学主义迅猛发展，人道主义在社会价值差序格局中逐渐边缘化并陷入长时间沉寂。

然而，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唤醒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的反思，人道主义思潮随之复萌并再次成为世界视域的中心。

当疫情肆虐全球，威胁人类生存和生命安全之际，人道主义精神本应成为全球疫情防控共认的价值标准。

在疫情防控考验之下，世界各国本应秉承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人道主义精神凝聚抗疫力量，统一抗疫行动，为人民的生命安全托底。

然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本质是立足于唯心史观对抽象的个人权利与价值的张扬，并最终异化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博弈的工具——以人道主义为依托，转嫁疫情风险，推卸防控责任，向中国进行普世价值渗透，消解中国抗疫效能。

西方人道主义思潮传播已经成为全球疫情防控及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严峻挑战。

1.西方依托人道主义思潮转嫁疫情风险并推卸防控责任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西方国家力不从心，政府公信力遭遇危机，社会撕裂、分化加剧。

然而，西方国家既没有倾力增加医疗资源供给，也未深度完善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机制，而是借助疫情防控的“档期”以西方人道主义标尺评估并攻击中国的抗疫行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此转嫁自身的疫情风险以及推卸防控责任。

“不负责任的美国政客出于政治私利，不把精力用在抗击本国疫情上，从一开始就甩锅推责，大搞疫情政治化，结果不仅让美国民众深受其害，也令全球抗疫雪上加霜……至于美国政客反复炒作的‘病毒溯源’，只是用来抹黑中国的借口”〔1〕，极力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描绘为人道主义灾难，以此污蔑中国是人道主义灾难的始作俑者。

西方国家费尽心机地“甩锅”中国，甚至中国为世界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的人道主义行动都被西方污名化
——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而进行的“口罩外交”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本应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是在西方人道主义双重标尺下，中国只有承担责任的义务，而人道主义解读权、评判的话语权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只能唯西方国家所独享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然而，西方人道主义思潮早已阉割了人道主义价值伦理的精神内涵，异化为意识形态博弈工具，被用于模糊和突破中国的意识形态底线。

2.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思潮模糊中国意识形态底线
西方国家一直迷信“修昔底德陷阱”，所以必然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策动颜色革命，最终实现和平演变，则成为代价最低的理想选择。

然而，由于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实客观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对于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意识形态渗透具有先天的警觉性。

而且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和安全建设，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力有限。

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全球所有国家都置身其中。

但在国际社会合作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却捕捉到了渗透其普世价值的契机，借抗疫之机扯起人道主义旗帜，并在其中夹带其普世价值“私货”，妄图将普世价值所标榜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理念“绑架”于中国疫情防控的人道主义行动，并借此模糊中国意识形态底线，以普世价值取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而侵蚀并摧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屏障，阻断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以消除自身霸权的潜在威胁。

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抗击疫情过程中迫不及待地复萌并渗透人道主义思潮，是因为人道主义与全球抗击疫情的主题高度相关。

此外，西方国家曾以人道主义思潮为意识形态博弈工具，催化多国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驾轻就熟，屡试不爽，则是另一重要诱因。

因此，借助全球疫情防控，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模糊中国意识形态底线不过是故伎重演。

而且，可预见的是，伴随疫情的逐渐平复，后疫情时期的到来，国际经济援助、疾控合作行动的展开，人道主义思潮未来也仍将是西方推进意识形态渗透、模糊并突破中国意识形态底线的策略选择。

这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中国而
言始终是极具挑战的考验。

3.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之名消解中国抗击疫情的行动效能
处置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疫情突发并迅速传播，给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社会恐慌，二是资源有限难以保证或者支撑疫情防控需要。

西方国家借人道主义之名消解中国抗击疫情的行动效能也是以这两个端口为切入点展开的。

中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第一时间发布疫情信息，果断采取动态管控举措，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疫情传播进行了有效跟踪和控制，通过确定性的疾控行动降低疫情传播的不确定性风险，稳住了疫情防控的节奏，为世界赢得了疫情防控的准备时间。

但是，西方媒体却对中国疫情防控成果选择性失明，并不断散播“中国是病毒源头”“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并泄露”等谎言，持续制造人为恐慌，妄图借助疫情传播谎言孤立、封锁中国，并将中国置于国际人道主义的审判台，指责中国政府的动态管控举措是有违人道主义自由权利的行径；以此掣肘并延缓中国疫情防控的行动效能。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考验着所有国家的疾控物资储备和医疗资源供给能力。

西方国家谬称中国隐瞒了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的事实，并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承担世界防疫物资供给的责任，甚至动议以“严重危害人类罪”要求中国支付巨额的“示范性损害赔偿”。

中国通过发挥制度和体制优势增加医疗物资产能，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缓解了国内医疗资源紧张状况，而且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防疫物资，支援其他国家抗疫。

然而，即使如此，西方国家仍不惜以牺牲世界疫情防控为代价，借虚假消息炒作中国抗疫物资“不合格”，抹黑中国人道主义行动。

这些都成为其以人道主义之名消解中国抗击疫情行动效能的拙劣伎俩。

二、中国疫情防控对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实践批判
人道主义本应成为凝聚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精神力量，但是当人道主义异化为西方攻击中国
的意识形态工具，带给中国的却是人道主义“次生灾害”。

所以，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有必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具体的人的价值尊重，阐明人道主义作为人的“类”伦理的根本精神，理性审视西方人道主义思潮，辨清人道主义思潮复萌及其转向带来的挑战，并在实践意义维度以中国之治重新诠释人道主义价值理念。

1.所谓“人道主义分歧”本质上是两“制”之争
人道主义所内含的平等、自由等价值理念本应使其成为跨越制度藩篱而成为凝聚世界抗疫力量的精神纽带。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西方国家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原因的挖掘、应对策略的选择、防控效果的评估都是以社会制度作为阵营划分标准。

西方国家的右翼政党和媒体直接“站队”美国，将疫情暴发、传播强行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相“焊接”，刻意将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贴上制度标签，甚至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足以证明西方国家已将人道主义异化为意识形态博弈的工具。

西方复萌并渗透人道主义思潮瞄准的不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是排斥异质性制度。

中国和西方国家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以及实践如此天壤之别，归根到底还是两“制”之争。

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果断采取动态管控。

本来是保证本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以及为世界疫情防控争取时间的最有效措施，但在西方国家看来则是侵犯自由人权的行动。

中国正常而必要的人员流动被西方“谴责”为传播疫情，严重危害人类的行径。

而西方国家在理应采取更严格防疫举措时的犹豫不决却被宣称为西方民众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疫医疗物资援助被大肆渲染为国际人道主义的善举，而中国对外的医疗物资援助则被西方国家揣度为攫取更多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口罩外交”策略。

归根结底，中西方的人道主义分歧凸显的是制度之争。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与其说是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引发了他们的恐慌，还不如说是在应对疫情过程中中国制度与体制所释放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让其产生群体性不安。

在应对社会突发公共事件中，人道主义行动跨越了制度和国界，
但是人道主义行动的结果却校验着中国的举国体系与西方的民主体制的优劣，而两“制”之争最终将决定于两“治”之果。

2.中国以抗疫实践效能确立了更具国际公信力的人道主义评判标准
中国和西方国家对于人道主义价值内涵的界定迥然不同，确立更具国际公信力的人道主义评判标准才能凝聚全球力量，协调各国行动，更能有效应对全球治理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中西方关于人道主义的分歧折射的是两“制”之争，也终将决定于两“治”的实践结果。

换言之，人道主义行动是可以也应该跨越制度和国界，但是人道主义行动的结果却与制度紧密相连。

而制度转化为人道主义行动的效能则是最有说服力的评判标准，这也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从医疗物资短缺到保障国内再到支援全球，都是中国制度和举国体制优势践行人道主义之实践效能的力证。

反观拥有最先进的医疗系统、公共卫生系统的西方国家，却将选择性救治的伦理难题丢给了医生，相互拦截抗疫物资使曾经的盟友变成相互指责的对象。

新冠肺炎疫情就像“试金石”，在世界抗疫行动中，中国展现出了自身的制度优势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以及资源调动能力。

截至2021年6月，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为全球供应了2800多亿只口罩、34亿多件防护服、40多亿份检测试剂盒。

〔2〕中国将自身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人道主义行动效能，展现了责任担当、赢得了国际信任、树立了价值标杆，也以此重新定义了更具国际公信力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人道主义精神。

3.中国共产党通过疫情防控的人道主义行动彰显自身的政治先进性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执政党负有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

但是，西方政党执掌的权力只对精英和权贵群体负责，这决定了西方政党在国内也将奉行人道主义双重标准，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道主义行动服从资本—权力逻辑。

在西方，疫情传播对于每个人是公平的，但是检测治疗却是不平等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在美国执政的共和党对富人阶层凸显人道主义关怀，时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好友议员林赛·格雷厄姆、马克·梅多斯等人都可以获得病毒优先检测机会；而西方执政党却向平民祭出了消极防疫的“群体免疫”处置策略和“老人清除计划”。

这是基于“成本—收益”权衡后的功利主义选择，由此也酿成了人为的人道主义噩梦。

西方平民阶层被置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法则中挣扎，而执政党党魁们对此泰然处之：自我隔离的特朗普热衷推特抗疫，特鲁多沉浸于亲子之乐，安倍晋三则陶醉于与宠物为伴。

西方政党自由、平等、对选民负责的誓言在人道主义考验面前越显苍白无力，高扬的自由、平等理念却最终抽象为了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西方政党执政的资本—权力逻辑下的疫情防治，成为其所标榜的人道主义最大讽刺。

当全球疫情暴发，人道主义精神再次成为世界视域的中心，抗疫实践效能成为更具国际公信力的人道主义评判标准时，能否遵循人道—伦理逻辑，践行人道主义精神，为人民生命安全托底就成为检验执政党政治本色的标尺。

与西方政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疫情防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下基层，并代表全党向全国人民承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3〕。

疫情防控中，党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靠前指挥、强化担当，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民配合。

一省帮一市对口支援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新模式，“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承诺，国有企业不惜代价转产医护用品增加世界疾控物资供给的诸多抗疫行动直接颠覆了西方政党执政的资本—权力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道主义行动遵循人道—伦理逻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4〕。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先进性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三、中国抗疫实践的现实启示和世界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其中也蕴含着风险与挑战。

新
冠肺炎疫情传播就是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

面对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
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5〕，才
能避免“黑天鹅事件”演化为威胁全球安全的“灰犀牛”。

而当全球化将世界带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则直接加剧了全球治理难度。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加速崛起直接冲击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挤压了“西方治下和平”的制度性收益空间。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独占世界不平衡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而掀起了逆全球化浪潮。

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西方国家的反应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西方国家妄称中国以抗疫援助为幌子扩大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诋毁中国以全球合作抗疫为依托向全球渗透、输出和复制中国模式。

大型跨国企业面对疫情带来的全球产业链冲击，将海外生产线移回本土的行动，也被西方国家当作逆全球化必然性的有力证明。

西方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全球抗疫行动以及经济复苏，但也更加彻底地暴露了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秩序的内在结构性缺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

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6〕。

全球化趋势不
可逆转，但同时也亟须将“变局”推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就是中国为应对大变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革新而贡献的中国方案。

在2015年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其本质上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人道主义的价值回归。

此次全球合作抗疫的人道主义行动本质上也是一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实践。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不仅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
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我们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生动诠释了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7〕面对严峻的疫情，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社会制度藩篱，跨越意识形态屏障，搁置民族与种族隔阂，着眼于全人类生命健康，为世界构建了意涵共同价值的全球风险治理责任范式。

“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
共同分享。

”
〔8〕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共商、共建、共享实践中实现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则是实现路径。

而中国倡导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道主义精神也熔铸于全球合作抗疫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之中。

1.共商是各国就统筹合作抗疫而展开的平等包容的磋商
传统国际秩序下，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行动多是霸权威慑下的零和博弈与赢者通吃，国际人道主义支援多是西方强国对发展中国家服膺其强权的恩施。

而面对抗击疫情传播的紧迫局势，西方的强权政治黯然失效，世界各国需要的是超越社会制度隔阂与意识形态差别的平等协商，做好同世界卫生组织及相互之间的沟通协调，促进疫情信息共享、医疗资源互补和防控策略协调，从而争取全球抗疫成效最大化。

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疫情暴发之初即呼吁各国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团结抗疫。

中国以2021年G20峰会为协商合作平台，本着平等、包容的态度加强同各国之间的信息沟通，交流做法，共享经验，这为各国间即时分享疫情资讯，共享疾控资源，合作抗击疫情，以及后疫情阶段加快全球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人道主义精神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中更加深入人心。

2.共建是各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进共赢和共识的国际合作
世界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对于全球治理的共建选择往往呈现出偶然性和反复性。

然而，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没有哪
个国家能置身事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一致性更加凸显。

中国通过切实履行国际人道主义责任，与各国守望相助，证明了全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

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各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防疫合作，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9〕。

中国发现疫情最早，在中国抗击疫情最困难的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真诚帮助和支持，100多个国家给予了中国抗疫友善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而中国也从守护人类生命安全出发，助力全球抗疫。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0亿剂疫苗，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总量的1/3，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并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

〔10〕在应对百年未遇的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用，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守，为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表率。

这为国际社会坚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的基本原则，携手应对全球治理难题，进而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道主义伦理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3.共享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和目标指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所在，公平、正义价值实现于全球化发展成果的共享。

尤其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关涉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能否共享抗疫信息、经验和成果成为世界各国的命运所系。

面对全球疫情“大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同有关国家特别是疫情高发国家在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11〕。

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同世卫组织及国际社会分享毒株全基因组序列、疫情防控经验及病毒检测技术。

分享互通抗疫信息、技术和研究成果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实践的力量，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蕴的人道主义精神提供了最好注脚。

而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者，在共享实践中更多地展现了人道主义大国担当，在积极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同时，向世界承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

国际社会在共享抗疫成果的现实体验中更加聚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生性愿景，而且也鉴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在元意义上对西方人道主义话语的超越。

4.政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主体性实践力量
从现代国际政治意义上而言，国家间关系的主要表征是执政党之间的互动。

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尤其要聚焦世界政党这一特殊主体的力量。

疫情防控考验各国执政党的社会动员力以及资源调动能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本国人民凝心聚力，铸就抗疫合力，同时推动国际防疫合作，赢得了国际威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100多个国家230多个政党就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发出共同呼吁并采取了卓有成效的联合抗疫行动。

德国图宾根大学高级教授施寒微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经受住了疫情考验，而且成功凝聚起全国力量，并带领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12〕。

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化的参与者与推动者，始终坚持与世界共发展的责任感和世界观，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方案，这既符合各国政党的政治逻辑，也契合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

中国共产党在抗击疫情中彰显出的政治优势也将感召各国政党以更高远的政治眼光看待国际抗疫合作，把握时代脉搏，认清世界大势，加强协作沟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互助关爱、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扶危济困、共克时艰的人道主义实践，实现全球治理的合作共赢目标。

〔参考文献〕
〔1〕《甩锅推责只能自欺欺人——全球抗疫必须肃清“政治病毒”》，《人民日报》2021年8月6日，第1版。

〔2〕《中国为全球抗疫作出重大贡献》，《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6月17日，第7版。

〔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部署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人民日报》2022年3月18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