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国外科学咨询机制的类型及发展趋势

心得体会：国外科学咨询机制的类型及发展趋势
科学咨询，是指由具有科学专业知识并熟悉咨询业务的专家组成的公共研究机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军事、科技和外交等方面的决策事务提供独立的咨询建议。

一般而言，科学咨询主要包括两方面工作：一是提供关乎科学自身发展的政策建议；二是为包含科学要素的政策议题提供咨询。

国外的科学咨询起步较早，且发展较为成熟，进行了制度化建设，有的甚至成为一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实际决策者。

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咨询组织是1806年成立的德国总参谋部（前身是17世纪中期成立的“军需总监部”），它致力于通过专业化知识为最高统帅提供军事决策建议，是世界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咨询机构之一。

早期的科学咨询组织还包括一些学术性团体，如18世纪中期成立的美国哲学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等，迄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科学咨询虽然历史悠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真正形成规模。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下，政府决策和各种国际事务纷繁复杂，亟需借助科学资源来提高决策
效率。

在此背景下，科学咨询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兴起，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决策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不同，各国的科学咨询机制之间存在较多差异，总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官方科学咨询机构。

该类机构是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官方组织，可直接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作用，甚至是关键作用。

由于各国政治体制存在差异，为便于决策者直接从顶层协调智力资源、获取独立咨询建议，科学咨询机构可能隶属于包括国家最高决策层、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在内的不同的权力部门。

如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直接为总统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欧盟高级科学顾问组则隶属于欧盟委员会，就特定政策问题向其提供独立的科学建议。

通常，科学咨询机构会由某位杰出科学家或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小组构成，两种组织形式均为决策层与科学共同体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如，英国在所有政府部门都设立首席科学顾问制度，通过科学建言，为政府内部建立快速传递科学信息的渠道。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国科学咨询机构发展水平不一，一些担负着科技评估审议职能的团体性机构，也是官方咨询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般由政府首脑任最高负责人，科技管理者、学术界人士和企业家等共
同组建，在涉及重大科技评估审议问题时提供决策咨询。

例如，德国通过设立科学委员会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科学审议意见；日本建立开放型研究评价机制，不仅制定科技发展计划、评估国家重要科技研发项目，而且要协调政府各省厅之间科技项目关系，保障科技发展政策的落实。

第二类，半官方和民间咨询机构。

除了官方咨询机构，各国还积极鼓励半官方和民间科学咨询的发展。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民间科学咨询机构发展也最为繁荣，涌现出国家科学院、兰德公司、赫德森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半官方和民间科学咨询机构。

其他国家也有不少实力雄厚的半官方和民间科学咨询机构，如英国的皇家学会科学政策中心、德国的国家科学院、法国的科学院、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澳大利亚科学院等，都对于官方科学咨询机构形成了重要的补充。

第三类，大学依附型咨询机构。

在其他社会机构、团体的协助下，国外许多大学借助校方拨款、企业资助或者私人捐助等经费支持，创建起科学咨询机构，其人员构成主要为校内学者以及机构直接聘用人员。

由于研究课题和服务对象相当广泛，因此，这类咨询机构在整个科学咨询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如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战略与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中心以及耶鲁大学的经济发展中心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咨询机构。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起的主导和决定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加强科学咨询机制建设，使科学研究为政策制定服务，已成为各国共识。

近年来，国外科学咨询机制主要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

第一，体制发展多样化。

作为决策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咨询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一国政治文化体制的影响。

例如，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建立起开放式决策机制，使得科学咨询机构能对实际政策发挥较大影响力；欧盟的“一体化”特征则使科学咨询官方色彩较浓，发展出复合型的科学咨询机制；在英国，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源支持“平分秋色”，因而科学咨询的灵活性和竞争性特征较为突出；而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科学咨询机构则与学术界联系密切，更注重开展学理性较强的基础性研究。

第二，独立性程度较高，并获立法保障。

独立性是科学咨询机构提供客观、公正意见的重要条件。

在发达国家，许多科学咨询机构均是独立于政府的荣誉性机构，以
尽可能减少受其隶属部门的影响，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澳大利亚科学院等均是独立于政府的荣誉性组织。

另外，通过立法来保障科学咨询机构的独立性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如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日本《国家行政组织法》，均不同程度上对政府机构建立和利用科学咨询的相关活动进行了法律规制，为咨询机构的相对独立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三，多层级互补、多学科合作、多元参与特征突出。

发达国家的科学咨询机构数量众多且具有多层级、多分类等特点。

涉及政治、外交等重大决策的高层咨询，较多采用保密性较高的行政首脑顾问机制；适用于公共领域的决策咨询，则选择包含专家参与和民主协商的咨询委员会制，以便凭借相对较高的公开性，平衡各种社会利益诉求；至于涉及具体事务的分类咨询，主要依赖不同领域多学科、跨学科的多元参与合作。

第四，经费来源渠道日趋多元化。

科学咨询机构的运作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各国筹集资金途径存在差异。

在美国，除了官方扶持外，科学咨询机构还通过企业资助和私人捐赠等途径获得经费；欧盟的科学咨询历史相对较短，因而政府资助成为推动科学咨询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英国，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合同项目、海外工程基
金等途径资助咨询机构的发展；日本科学咨询的经费来源也包含政府、企业出资、出版收益以及各种捐赠和会费等。

第五，向全球范围拓展趋势日益明显。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各主要大国日益重视加强代表本国软实力的智库国际影响力建设。

在科学咨询领域，这种趋势尤为明显，且越发重视与新兴国家，特别是与中国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仅在美国本土设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而且还在中国境内设立办公室开展中国项目研究；日本成立中国综合研究中心，就两国共同关注的政策问题进行协商和提供决策建议；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中国政策研究所着重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