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如何在反思与批判中创立道家的

⽼⼦是如何在反思与批判中创⽴道家的
⽼⼦是如何在反思与批判中创⽴道家的
刘在平
经常有⼈说“⼊世随孔孟，出世追⽼庄”。

中国哲学史上，经常将⽼⼦于庄⼦并提。

的确，庄⼦在阐发、发扬⽼⼦学说的过程中，居功⾄伟。

陈⿎应、⽩奚所著《⽼⼦评传》中引⽤《庄⼦·天下》篇中概述⽼⼦学术思想时的说法：“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澹然独与神明居。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聃闻其风⽽悦之。

”陈、⽩两位作者认为：“按照这样的说法，⽼⼦的学说有其直接的思想来源，那就是‘古之道术’。

这些‘古之道术’，有据可查者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是⽼⼦所明⽩引述的古书或古⼈之⾔，⼀是⽼⼦所吸取的、其他古籍中先于⽼⼦的有关思想。

”从⽼⼦的许多⾔论来看，的确如此。

所谓“古之道术”，集中体现了前⼈的智慧与经验，是⽼⼦重要的思想来源。

《汉书·艺⽂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

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守，卑弱以⾃持，此君⼈南⾯之术也。

”其实，古代王官之学，仅仅是⽼⼦关注的⼀部分内容，尤其是将⽼⼦学说概括为“君⼈南⾯之术”，是相当偏颇的。

按照陈⿎应先⽣的说法，这样的概括只适⽤于黄⽼之术。

⽼⼦着眼于“古之道术”中的哲理，决不仅仅是从“术”的层⾯进⾏整合与吸取，⽽是进⼀步从“道”的层⾯进⾏发掘和提炼，“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正是⽼⼦清醒的意识和初衷。

如《尚书·⼤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于汝争功。

”《⾦⼈铭》：“君⼦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慕之。

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

”⽼⼦强烈主张谦下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章）“天之道，不争⽽善胜。

”（《⽼⼦》第七⼗三章）《⽼⼦》中许多⾔论，都是前⽼⼦历史上有出处或有相应的记载的，⽐如功遂⾝退、柔弱胜刚强、明道若昧、欲取姑予、欲歙固张、知⽩守⿊……这些政治的、军事的、⼈⽣的智慧经验，给了⽼⼦巨⼤启发。

但是，⽼⼦⽤来进⾏了发挥，从⽽丰富和深化了了⽆为⽆不为、⾃然演化、反者道之动、福祸相互依存和转化等哲学思维。

正如陈⿎应、⽩奚指出：“⽼⼦的其他思想观念，如慎终如始、天道⽆亲、与⼈为善、以德报怨、尚慈崇俭等观念以及隐逸思想、⽆为思想、辩证思维、关于⼤道的思想理论等等，我们都可以找到它们的直接思想来源。

”
⽼⼦是如何对待“思想来源”的呢？有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批判性反思过程中去转化和提升。

⽽且，这种批判充分地联系社会现实。

⽐如对待前⾯提到的“古之道术”，不仅关注其中的理念和内容，也关注其社会实践中的世纪体现。

⽼⼦以鲜明的逆向思维、反思意识⽽著称，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位批判⼤师”，挺⽽不为过。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隐⼠群体中，也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突出代表，张岱年先⽣就评价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个⽂化批判者”。

易中天先⽣也指
出：“如果了解道家，尤其是熟悉《⽼⼦》⼀书，就会发现这是典型的‘⽼⼦式思维。

⽼⼦的思维⽅式是什么样的？是‘正⾔若反’，也就是反过来思考问题，反过来表述观点。

这样⼀种‘反向思维’，在《⽼⼦》⼀书⽐⽐皆是。

”⽼⼦的名⾔：“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圣⼈不病，以其病病。

”这句话，真可谓为⼠⼈批判精神提供了充满辩证意味的理论依据。

“能知古始”，是为了“以御今之有”，批判锋芒也就直接指向了⾝处其中的社会现实，⽽其所独有的⾼远⽴意和眼光，使其批判的声⾳⼒度倍增。

这⼀点主要表现在：荀⼦、孔⼦、墨⼦、孟⼦等都有批判，但他们或向往尧舜，或推崇⼤禹、周公；法家则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法家的批判，归结到推崇并维护君主统治。

⽽⽼⼦和庄⼦，则对这⼀切都反对，他们所看好的，是远古。

“故失道⽽后德，失德⽽后仁，失仁⽽后义，失义⽽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也。

前识者，道之华，⽽愚之始也。

”
这段话，可以看作批判纲领。

⾃道以下，皆批。

如果不急于给⽼⼦扣上⼀顶“复古主义”的帽⼦，可以看到其批判所向，指的是历史发展中的另⼀条线索：异化。

⽂明和异化是互相交织的，⽽且有⼀种⽐较和竞赛的关系，如果不能对异化这条线索保持清醒、警惕和批判、纠正，⾛上弯路和陷阱，甚⾄出现巨⼤灾难以⾄覆灭，绝⾮不可能。

当然，⽼⼦是⽴⾜于现实的，也就是当时的⼠⼈普遍看到的世风⽇下、礼崩乐坏、战端频起等现象。

只不过，⽼⼦⽐其他⼠⼈的仰天长叹和批判疾呼更为冷峻、透彻，因⽽其尖锐性往往以隐晦、深奥、迂回中伸展出来。

但，毕竟是在对于天道和历史系统思考的基础上，在反思批判的思维突破之中，⽼⼦的思想奔涌⽽出。

⼀．⽼⼦批判了社会制度的弊端和统治者腐朽，从⽽深化“⽆为⽽治”的主张
他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统治者愈演愈烈的任意⽽为。

“将欲取天下⽽为之，吾见其弗得已。

夫天下神器也，⾮可为者也。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凡物或⾏或随，或噤或吹，或疆或剉，或培或堕。

是以圣⼈去甚，去奢，去泰。

”统治者夺取天下的欲望
和按⾃⼰的意志治理，终究是要失败的，因为治理天下的“神器”，不在于主观意志和任意⽽为。

天下事物，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消极还是积极，是强胜还是挫败，是巩固还是毁损，并不是单凭主观意志可以主宰的。

急功近利者终会失败；任意⽽为将失去天下。

因此圣⼈应当消除奢侈享乐的欲望、避免⾃⾼⾃⼤⽽⾛极端。

对照当时历史状况，⽼⼦的⾔论绝⾮空⽳来风，⽽他提出的主张，也是是有着鲜明针对性的：“我⽆为，⽽民⾃化；我好静，⽽民⾃正；我⽆事，⽽民⾃富；我⽆欲，⽽民⾃朴”，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批判，⽼⼦这⾥的论述，成为道法⾃然、⽆为⽆不为哲学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具体运⽤。

再如七⼗五章：“民之饥，以其上⾷税之多，是以饥”，是针对统治者横征暴敛；七⼗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匠斫。

夫代⼤匠斫，则希不伤其⼿矣”，讨伐了统治者⽤严刑峻法镇压民众的杀伐宰执；七⼗七章直接抨击“损不⾜以奉有馀”的统治制度，以“⾼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者补之”⽽伸张社会公平正义。

⼆．⽼⼦批判了崇神崇王的思想观念，从⽽弘扬⾃然⽆为的理念
在这⾥，⽼⼦承担了双重的任务：⼀是针对对神灵的信奉；⼆是针对对先王或君主的崇拜。

我们在前⾯说⽼⼦提升了“天⼈合⼀”的思想时已经提到，⽆论是“象帝之先”，还是“其⿁不神”，都说明⽼⼦对于古代神灵是有⼀定批判意识的，因为他要扫除通往⾃然天道进程中思想观念上的障碍。

这样的障碍，不仅是民间的，也是统治者的，同时也来⾃思想界。

⽐如墨⼦就⼀再主张“尊天，明⿁”，⽽⽼⼦的“⾕神不死，是谓⽞牝”，却断然不是⿁神，⽽是天道之神⼒、⾃然之奇功。

同时，⽼⼦的“圣⼈”，也断然不是“先古圣王”，⽽是天道⾃然的化⾝。

⽼⼦⼒排古代对于天神和帝王的思维指向，这样的批判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尽管其后中国历史上不乏天⼦论、神权论，不乏上苍与君主相结合的扭曲的“天⼈合⼀”，但道家⾃然⽆为这种⽴意⾼远的思维指向，始终潜在地发挥影响⼒，⾄今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精华与⼈类先进理念接轨的宝贵资源。

三．⽼⼦批判了物欲横流的社会恶俗，从⽽倡导返朴归真的精神⽂明
《⽼⼦》六⼗七章提出著名的“三宝”：“我有三宝，持⽽保之。

⼀⽈慈，⼆⽈俭，三⽈不敢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俭，故能⼴；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

”这是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铸魂的⼈⽣哲学。

社会上权⼒最容易异化；对于⼈来说欲望最容易异化。

⽼⼦对这些均有清醒透彻的观察。

⼈的欲望既有出于⽣理需要的部位；也有满⾜基本需要之外的部位，⽽且没有⽌境。

对于不同欲望的区分极为重要，弗洛伊德本能学说以其深刻⽽产⽣巨⼤影响，⼜以其局限⽽遭受严重诟病，与弗⽒没有对欲望作出严格区分有关。

《⽼⼦》四⼗四章说：“知⾜不辱，知⽌不殆”；四⼗六章说：“祸莫⼤于不知⾜，咎莫⼤于欲得”，2500年前的告诫实在振聋发聩。

从史书上了解⽼⼦时代背景，天下⼠⼈皆对天下⽆道忿忿然，慕华求贵、利欲熏⼼、争权夺势、礼崩乐坏，⽼⼦的告诫出于独到的洞察与思考，也出于深刻的反思与尖锐的批判。

五⼗三章：“⼤道甚夷，⽽⼈好径。

朝甚除，⽥甚芜，仓甚虚；服⽂采，带利剑，厌饮⾷，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道也哉！”已经是⼀种愤怒的声讨，⽽⽼⼦、庄⼦对于⼈⽣哲学的⾔论，可以说⽐⽐皆是。

纵观中外历史权⼒腐败、世风败坏的现象，包括当今种种⼈类病态和社会弊端，不能不让我们对于⽼⼦超前⽽深邃的思想由衷赞叹。

四．⽼⼦批判了攻伐争霸的⽆义战争，从⽽丰富了天下⼤道的政治理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在很⼤程度上是诸侯争霸造成的，兵⼽四起，战祸连绵。

《⽼⼦》三⼗章明确提出：“以道佐⼈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焉；⼤军之后，必有凶年。

”墨家提出兼爱、⾮攻，是从交相利出发的。

儒家基本反战，但孔⼦与孟⼦有所不同。

孔⼦虽主张天下归仁，但他反对战争是出于维护礼制，尤其反对犯上作乱，因⽽没有脱离君本位的巢⾅。

孟⼦则出于“仁政”主张⽽反战，将战争观建⽴在伦理道德基点上。

但早在孟⼦之前，⽼⼦是这种战争观的始作俑者。

“善者果⽽已矣，不敢以取强。

果⽽勿矜，果⽽勿伐，果⽽勿骄。

果⽽不得已，果⽽勿强。

物壮则⽼，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反对“仁”，但却反复提到“善”，在他看来，“善”与“仁”完全不在⼀个档次上，“仁”为⼈道，⼈为⽽追
求；“善”为天道，⾃然⽽存在。

于是，⽼⼦并⾮⼀般地反对⼀切战争，但正义之战必为出于善⽽战。

“居，善地；⼼，善渊；与，善仁；⾔，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尤。

”⽆论是“事，善能”还是“动，善时”都包括了举兵从战，必循善道。

⽽其核⼼思想，是“不争”，战争即使胜了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胜者如若不道，则会“不道早已”，⾛向衰败。

所以，⽼⼦明确提出：“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兵者不详之器，⾮君⼦之器，不得已⽽⽤之。

恬淡为上，胜⽽不美，⽽美之者，是乐杀⼈。

夫乐杀⼈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杀⼈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这种“就是打了胜仗，也不要庆功，⽽是以丧礼来对待和处理”的主张，真可谓以天下⼤道⽽反战，其所抵达的⾼度，不要说在当时，就是上下⼏千年也鲜有企及。

横向⽐较⼀下，古希腊的柏拉图视战争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具，亚⾥⼠多德强调“务必以求取闲暇与和平为战争的终极⽬的”。

对战争史颇有研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诺芬则认为：“取胜为⽣存之道，胜者存败者亡”，总体上，是不如⽼⼦的境界更⾼的。

“故贵以⾝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这⾥，决不是以君为本，恰恰是君主必须以道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