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海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马汉海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作者：袁建军孙佳敏沈骑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06期
摘要马汉的海权思想不仅深刻而且还很复杂。

在他的逻辑里，海权是世界性权力的重要来源；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

马汉声称，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一直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国家力量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大力发展和保持海上贸易。

马汉特别强调海权中隐含的地理和经济因素，从而开辟了相对崭新的地缘政治研究领域。

然而，在他那个时代背景下，马汉积极支持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来复兴“天定命运说”。

尽管其著述主要依赖二手资料，但是其清晰的理论和富有活力的风格赢得了全世界海军至上主义者的广泛响应。

马汉的海权学说不仅在他有生之年获得广泛赞誉，而且还在其后时代的世界冲突中施加深厚的影响。

关键词 A.T.马汉海权思想地缘政治学现代意义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与海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若对希腊的战争史作整体考察，则可发现“海权”（sea power）这一基本战略观念始终贯穿其中。

培根就曾指出：“支配海洋的人享有巨大的自由，他对战争可任意做或多或少的选择。

”这足见“海权”的理念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明的进程。

然而古代西方却不曾产生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家，能够把海洋战略从整体上来思考。

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307页。

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伟大的也是最著名的海军历史学家和海军战略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 Mahan，1840—1914）才提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

马汉的著作甫一问世便在西方各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之后便成了美国海军主义（American navalism）的发言人，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和思想都受到他的影响。

马汉关于海军史和海军战略的著作不断得到现代海军军官和海军战略家们的研究和分析。

对于很多军事理论家而言，马汉之于海战和海军战略的地位，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之于陆战的地位一样。

马汉的海权思想不仅深刻而且还很复杂。

马汉在论述其海权思想的过程中经常大量援引之前的战争理论家的著述和二手的史学材料，创造性地对陆战原理进行改编，将其应用于海洋战争。

此外，马汉的论述还常常采用开阔的地理历史视角，强调海权的地理特征，注重研究的“宏达图景”，强调影响国家政治的更持久特征，从而开辟了相对崭新的地缘政治研究领域。

马汉的海权思想对美国20世纪初的崛起有重要的影响，他的理论对美国资本主义海外扩张和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势力的延伸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马汉的海权思想不仅在其有生之年获得了广泛赞誉，且在其后时代的世界冲突中更是影响深远。

William E. 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 Review by： Allan Westcot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47， Vol. 62， No. 3，pp. 455-456.本文拟就马汉复杂的海权思想以及其对现代海权的影响进行阐述，认为马汉的海权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海洋政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马汉海权思想概述
马汉的世界观的形成决定于他自己在内战中的各种经历，取决于他对当时那个时代的战争和外交活动的观察和研究，也取决于他在历史知识方面的阅读和思考。

马汉关于战争和海权的思想受到了欧美著名军事理论家的军事思想的启发诸如：英国将军和历史学家威廉·纳皮尔（Sir William F. P. Napier）的著作《半岛战争史》（The History of Penisular War）、瑞士军事理论家若米尼（Antoine H. Jomini）的《战争艺术概论》（Art of War）、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马丁（Henri Martin）的鸿篇巨帙《法兰西史》（Histoire de France）、德国历史学家西奥多·蒙森（Theodore Mommsen）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以及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On War）等。

，他本人曾反复阅读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一书，并将若米尼的陆战理论成功地移植到了海战中，【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蔡鸿幹，田常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版，前言第7页。

因此他被西方军事理论界称为“海军战略的若米尼”。

马汉的著作偏好历史，其对世界问题的研究视野宏大，强调对大国在它们所处的地理历史背景中的利益争夺的研究。

因此，仔细阅读马汉的著作，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尽管马汉是以一位海军历史学家和海军战略家而闻名于世，但是他的海权思想中还蕴涵着独具特色的地缘政治思想。

马汉一生著作等身，在其刚开始进入学术领域时，即已确定两个治学目标：①解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②寻求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

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并举例证明了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与海洋权利（maritime power）彼此密切相关。

马汉实为第一个能够阐明海权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重要意义的人，并以全部历史为背景来写海军史，同时注意到政治和经济因素。

③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317页。

然而，其主要思想很是复杂，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概括：第一个层面是海权的层面，包括他的“海权哲学”（philosophy of sea power）以及其作为“海权先知者”（the evangelist of sea power）的角色，而这些是以历史为基础的，③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之中；第二个层面是比较狭义的战略层面，这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海军战略》之中；第三个层面是有关与海军军事战略有着紧密联系的地缘政治问题的探讨和思考，马汉的这些深刻的见解散见于其大量的有关当时国际关系问题的著作马汉的国际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其以下有关国际事务的最重要著作： The Problem of Asia （Boston 1900）；Retrospect and Prospect （Boston 1903）；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 f War （Boston I907）；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London I910）；Armaments and Arbitr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12）；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Boston1897，1918）； and Lessons of the War with Spain （Boston 1898-1899，1918）.和发表于期刊的论文当中。

首先，马汉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对历史经验的详尽叙述，从而将此前有关海权的各种分散理念综合为一整套逻辑严密的哲学，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有关海权的若干具有根本性质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原则。

Gerald S. 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5. 马汉认为，海洋这条“伟大的公路”一直是历史的主导
因素，而且是国家富强的基本决定因素。

【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更具体地说，马汉总结并结合史实阐述了直接影响和制约国家建立和发展一支强大海上力量的六个条件：地理位置
（ Geographical position）、自然结构（Physical conformation）、领土范围（Extent of territory）、人口（Population）、民族特点（National character）、政府的特点（Character of the government）。

【美】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安常荣，成忠勤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版，第38-106页。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影响力来自于其表面上的科学客观性和精确性。

在书中，马汉首先提出了海权（sea power）概念，他试图向美国政府表明强大现代海军的价值，认为只有一个能够利用大规模装备精良且指挥高明的军舰控制世界海洋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获取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利益。

Ronald L. Pollitt，“Wooden Walls： English Sea power and the Worlds Forests，” Forest History， 1971，Vol. 15， No. 1， pp. 6-15. 马汉认为，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一直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 Little， Brown， 1890， p.iv.马汉总结了海权的产生与发展所依赖的三大环节，即生产和交换产品，拥有实现商品交换的手段——海上航运，占有广大的用以推进和扩大航运的殖民地。

马汉认为海上力量是一国的海军、商船队、基地和海外殖民地等的总和，是一国征服和使用海洋的整体力量。

海洋是“最大的共同利益所在之处，是贸易的通道，交通的基础”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Influence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Brunswick， NL：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p. 81.，因而必须有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

其次，马汉的海权思想还集中体现在《海军战略》一书中。

在该书中，马汉采取所谓“比较法”来进行研究，企图把陆军艺术的已有规律应用到舰队的行动上。

为此，他采用了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早已建立的基本理论架构：①集中原则；②中央位置与内线的战略价值；③后勤与战斗之间的密切关系。

马汉借用上述陆军军事理念，全面总结了17世纪以来历次海上作战的经验，从而建构了其海军战略理论体系。

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323页。

马汉指出，海军战略的最终目的是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要奠定、维护和增强国家的海权。

【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第119页。

马汉总结的海上作战原则主要有四条：一是“交通线”原则。

这相当于若米尼的“后勤”原则。

马汉指出，为保障海军的作战胜利，从而保障海权的控制和海上贸易的利益，必须建立和保护海上交通线和海外基地。

【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第8-9页。

二是“舰队决战”原则。

马汉认为只有在决定性的地点上集中舰队主力，与敌舰进行战略性决战，才能彻底打垮敌方舰队。

三是“集中兵力”原则。

马汉认定“集中”为海军战争的支配原则（predominant principle），对于战略和战术都一样。

因此，马汉有一名言：“绝勿分散舰队！”（Never divide the fleet！）。

集中兵力就是为了寻求决战，争取制海权。

四是“中央位置”原则。

马汉认为，中央位置能使己方军事力量便于集中，并同时迫使对方分散其兵力。

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324页。

第三，虽然马汉是海权主义者，特别强调海权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汉在其大量著作当中探讨了那些“影响和制约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持久的事实和因素”，即最持久和最根本的地理位置因素。

他断言：“世界向前运动的速度和方向，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

”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Influence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51. 马汉在其著作中明显地贯穿了海权与陆权争斗的理论线索，他的海陆二分思想为后来的地缘政治学家进一步扩大这一思想提供了很好的起点和基础。

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1页。

事实上，在地缘政治思想方面，马汉的思想虽非系统化的，但在精神上却与后来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如出一辙。

马汉本人就非常赞赏哈尔福德·J.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有关地理对历史的影响的陆权思想。

科恩也在其著作《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中认为，在许多方面，马汉对世界地理环境的看法要比麦金德超前，认为他们截然不同的战略结论源于对陆地运动和海上运动比较结果的不同判断。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斯特劳茨·胡比（Robert StrauszHupe）认为德国的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曾深受马汉的影响，他认为马汉是伟大的地缘政治思想家，是引导美国走向伟大途径的先知者，并曾教导美国政治家在思考上应以世界权力和大空间为基础。

Robert Strausz-Hupe， Geopolictics： The Struggle for Peace and Power， New York， 1942， p.246，253，264，转引自：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328、355页。

马汉的著述深刻地把握了他那个时代地缘政治的现实，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深刻地改变了所生活的时代，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

马汉的地缘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他坚持“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观念。

马汉坚信，敌对状态是国家之间的自然倾向，而“权力平衡”则是安全与和平的有效保障。

在《亚洲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一书中，马汉睿智地把海权和陆权进行二元对立。

他根据各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方向，将这些国家区分为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

马汉的最大担心是：一个以大陆为基础的陆权国家会击败或征服其陆上邻国，征服海岸地区，从而也成为强大的海权国家，并因此扰乱全球的权力平衡。

这一担忧也在后来很多地缘政治思想家那里得到重申。

对马汉而言，海权不仅仅意味着海军力量。

强大的海军是海权的根本保证，他认为海权包括促进商业利益发展、保护贸易、控制战略咽喉。

最重要的是，马汉的分析是从海洋看地缘政治的，他把海上利益置于首位来考察海权的作用，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海制霸”，认为海权是阐释国家成功原因时最重要的因素。

在他的逻辑里，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海权是世界性权力的基本来源。

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第62页。

马汉认为，地理特征是理解国际关系的至关重要的框架。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塑造了该国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交往时所采取的方式。

地理特征为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施加了限制。

然而，马汉的地理分析绝不仅限于单个国家，他的观点具有全球视野，在全球背景下研究地理特征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影响。

【美】A.T. 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学报版引言，第64页。

二马汉海权思想的不足
马汉的海权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后起列强之一的美国在完成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走向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的时代。

其理论适应了当时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成为美国政府制定海洋政策的重要依据，并受到其他列强如英、德、日、俄等国的推崇。

但是，马汉的学说毕竟有着历史的、阶级的和时代的烙印，他所宣称的“永恒的”东西，也有其思想的不足。

首先，马汉的海权思想得益于对历史上少数几个海洋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成功经验的梳理与总结，他考察的乃是一个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因此其适用性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吴征宇：《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作者的立场所决定，马汉的海权思想片面地过分夸大了海上力量和舰队决战的作用。

应当指出，马汉经历的年代，是美国海军正由风帆舰队刚刚跨入蒸汽舰队初期，老的东西在他的思想观念中是较深的。

他不赞成建造战列舰，对新出现的潜艇也很轻视，认为集中兵力作战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作战对象都是一律适用的。

马汉认为战争有其普遍的原则，而不受科技进步的影响。

然而，马汉的时代已大不相同，就海军而言，则更是恰逢一个转型期——由风帆到蒸汽的转变。

马汉对于这个时代的技术革命虽然有所认识，但是他却仍坚持相信其从帆船时代所归纳出来的原则仍然继续有效。

他从未考虑科技的进步会带来威力难以控制的新武器，他坚持认为“战术的上层结构虽常有变化，甚至于完全被推翻，但战略的古老基础仍然安如磐石”。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p88.
严格说来，马汉的海军战略思想既不完整又缺乏体系，其海军战略理论很大一部分是移植于陆战的原理和作战原则。

鉴于海战的复杂性，其理论具有明显不足。

他几乎不曾重视两栖作战及其在海军战略中的地位。

他对于陆海两军在战争中的互赖关系也不曾加以认真的考虑，尤其对于海军战略的防御方面更是任意予以抹杀。

马汉根本未能预感到，20世纪后期“权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将会成为海军的重要任务之一。

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325页。

实质上，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仅是一种小军种论，有其特定的应用和实效范围，不应过分夸大海军的作战作用。

其次，从马汉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在19世纪的而美国，“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被广泛认为是坚信美国殖民者注定要向整个大陆扩张。

这种信念被历史学家描述为三个主题：一是美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制度的特别优越性；二是美国具有以自己形象为模板来救赎和重新改造世界的神圣使命；三是神圣的命运注定美国人要在上帝的指令下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与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情绪。

马汉对于西方尤其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持有强烈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与使命感的结合，便成为一种新的“天定命运”史观。

正如斯特劳斯-休普（StrauszHupe）所述：“强盛的帝国主义使马汉的设想如虎添翼……并在19世纪90年代为命定说的复兴者开辟了新的天地。

”③
【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页。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垄断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维护者，马汉的海权思想，在意识形态和学术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的特征。

这突出表现在马汉的海权思想同广大殖民地和被侵略被掠夺的民族与国家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正义斗争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上。

作为“大洋战略”的狂热拥护者，马汉强烈支持美国将菲律宾、夏威夷、关岛、波多黎各串联起来；控制巴拿马运河地区；小心古巴。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22页。

马汉甚至对他的同胞们夺取菲律宾的鼓励几乎到了神话的境地：“秉承上帝的旨意，十字军和清教徒的呐喊，而我以为没有比这更为荣光的了。

”③在1893年发表的《夏威夷与我们的未来战略》一文中，马汉公开鼓吹“黄祸”论，为美国向亚洲地区扩张侵略制造舆论。

在美西战争中，马汉竭力主张美国要侵占中国的舟山群岛和三沙湾，宣扬门户开放政策适用于中国的一切地方，从而成为侵略中国的积极鼓动人物。

第三，马汉的海权思想充满着强烈的帝国扩张主义及社会达尔主义色彩，其本质是一种为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政策服务的战略理论。

马汉生活在一个帝国主义与国际竞争的年代，瓜分殖民地和统治落后民族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那一时代的主要文化语境。

袁建军、陈洁：《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在马汉海权思想中的彰显》，载《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22卷第6期，第85页。

马汉认为，所谓国际关系基本上是直接地利用战争或者间接地利用经济竞争来追求利益和生存的达尔文式的斗争过程。

海权是海洋国家能够最好地利用其力量的机制，战争中成功的一方往往是那些能够有效利用海权的侵略性国家。

Jonathan R. Dull，“Mahan， Sea Power， and the War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88， Vol. 10， No. 1， pp. 59-67. 马汉把自然界的生物法则移植到国家生活中作为国际关系的法则，强调国家发展空间。

他甚至公开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充满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制度，无论是从道德优势和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固有正义性来看，都不能保护军事弱国免遭武装起来的和掠夺成性的侵略者之害。

难怪小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 Jr.）在其著作《美帝国的海军上将们》（Admirals of American Empire）一书中称马汉为“美国海外扩张的一个支持者”，也是为建设美帝国而发动战争中最虔诚和最有影响的工作者之一”。

Richard West Jr.，Admirals of American Empire，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 ， 1948， p. 146.
马汉相信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并因此认为亚洲的大众是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也许还是危险的野蛮人。

马汉在其《美国的海权利益》一书中指出，这个世界持续地充满了斗争和盛衰无常。

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开端，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要主导全球并控制其未来，这个问题需要得到明确的解决”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1897， p. 243. 在这一思想上，马汉与包括后来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内的当时很多著名美国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马汉看来，西方或者是必须“将那些存在差异的古老文明纳入自己的胸
怀之内，并将其提升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或者是注定要腐朽灭亡。

因此，马汉为欧洲的殖民强国发起的“伟大的向外运动”而欢呼喝彩。

他大声疾呼：“他们正在向我们的文明前哨进发，正在集结防御阵线，使我们的文明得以存在下去……” Ibid.， p254. 马汉主张，美国应该与欧洲其他国家结合起来，保卫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使其不受到亚洲游牧部落的侵袭，直至亚洲的众生得以“皈依”或“开化”。

三马汉海权思想的现代意义
由前述可知，马汉的海权思想，其实质就是“霍布斯法则”在海洋斗争中的运用，将海军看作是无所不能的工具来进行海上扩张，谋求海上霸权。

马汉倾向于以权力来表述政治，认为国际冲突是由那些无法规避的、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原则”来决定的，即只有那些“最适”的国家才能够在无尽的冲突当中幸存下来。

所谓“最适”当然就是以国家的军事力量来衡量的。

Charles D. Tarlton，“The Styles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Thought： Mahan， Bryan， and Lippmann，” World Politics， 1965， Vol. 17， No. 4， pp. 584-614.马汉积极强调建设一支更加强大的美国海军的必要性。

马汉坚持认为，要想防卫自己的民族正当利益，就需要足够的海军实力，使自身不受潜在敌人的损害。

这就意味着具有攻击性的强大海军力量，因为防御自身利益的最佳手段就是用力量去破坏敌人的利益。

马汉强调道，自身利益的最佳防御手段就是彻底粉碎敌人，剥夺其对海洋的利用。

Alfred Thayer Mahan， Lessons of the War With Spain and Other Articl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9， p. 300.
马汉的海权思想改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人对海洋及其海军的思维方式，给历史转折时期的美国建立了一座走向强国之路的灯塔，指明了一条从陆权到海权的前进之路。

刘娟：《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变》，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63卷，第1期，第71页。

同陆权论一样，马汉的海权思想曾经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战略和外交实践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他们在20世纪初的海上扩张，谋求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一战期间，海权论的影响最大，马汉的海权说一度成为地缘战略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

马汉的著述促进了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高度影响了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

尤其是罗斯福，他采纳了马汉的大海军建议，以及较明确的几个地缘政治概念。

Neil Smith and Jan Nijman，“Alfred Thayer Mahan，” in John OLoughlin Westport ed. ，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Conn： Greenwood， 1994， 156-158. 1890 年，美国国会在马汉的海权思想指导下通过了《海军法案》，开始大规模发展海军，至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权国家。

至此，美国实现了对世界海权的绝对控制，在全球范围对世界事务进行干预，从而对当代海洋安全及海上划界、海岛主权争端产生了严重影响。

马汉的海权思想至今还有效地体现在面向新世纪的美国外交和海洋战略思想及实践中，并成为美国海军战略与海军建设的理论基础。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只要有关国际事务，海权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实现强国战略离不开海权的巨大发展。

Ernest J. King，“The Role of Sea Powe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