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与方法探析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与方法探析
哲学有所建树,哲学研究存在着弊端,人民期待哲学的复兴。

人们应当把哲学当作的一种实践活动、精神生活和社会现象来研究。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与方法是:悬搁、介入和重构。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法
人们习惯于用“贫困”来标示我国哲学界的状况,甚至有些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现状感到困惑、失望[1]38”。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评估,也是一种消极的惰性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态度。

事实上,无论是从研究队伍,还是从研究成果和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哲学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我们正处在一个开放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社会生活的剧烈振荡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凸现,整个社会架构迟迟未能定型,社会发展指向很难明确,使得我们的思想百花齐放却又难以整合,需要一个质的飞跃。

这是人们对哲学的期待,哲学工作者应当积极呼应,有所作为。

我们并不否定哲学研究仍然存在着弊端,事实上哲学体系的陈旧化、内容的贫乏化、问题的老化等已达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已是大势所趋。

只有既直面哲学研究的不足,又不低估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才能真正把握哲学变革的客观要求和现实的可能性,也才能更好地探讨变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途径与方法。

马克思早就强调要把事物当作实践而不是单纯的客体去理解。

我们应当把哲学当作我们的一种实践活动、一种精神生活和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

传统做法把哲学简化成包括概念、原理以及作为概念和原理有机构成的逻辑体系,用系统观点和实践观点来研究哲学的发展及其机制尚没有建立,因而对哲学的诊断和治疗必然只是涉及到皮毛而未深入到根本。

用系统观点和实践观点来确诊哲学的病因并对症下药,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过程,我们必须把握这么三个关键环节:悬搁、介入和重构。

一、悬搁
“悬搁”①这一概念是我们从现象主义大师胡塞尔那里借用过来的。

“悬搁”的含义是什么呢?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农忙过后,农民将使用过的犁耙洗刷干净,放置于木楼之上,这就是一种悬搁。

由此,归纳出“悬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悬搁是一种主动行为;第二,被悬搁的东西是有用的,甚至还是最根本的东西,否则悬搁就是无意义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它与“抛弃”是有区别的;第三,被悬搁的东西是暂时不需要,或者与目前的工作不相关或有碍的东西;第四,悬搁的目的既是为了保护被悬搁的东西,又是为了方便我们做好其他工作;第五,本文把悬搁界定为一种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是否适合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呢?回答是肯定的。

马克思哲
学是一个由许多基本原理构成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其中有许多是历史上的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确证了,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在意识深层结构中沉淀了、在行为中规范化了的,如哲学的基本问题,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对立统一规律,等等。

对这些原理我们就可把它悬搁起来,如果沉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旧思维模式中,不断地进行无休止繁琐的论证,那么,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就是一种缺乏创造性,从而也是一種没有多大价值的劳作。

如果说有必要,那是宣传家和教师的事,把哲学的宣传和普及与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区分开来,明确它们的层次关系,这或许就是一种基本的系统分析方法。

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有些原理已经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似乎也可以悬搁起来,存而不论,供马哲史研究专家们去使用。

这些原理并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又是不合适宜的,当下我们需要的是民生哲学,即“建设哲学”、“发展哲学”与“和谐哲学”。

一是创造性原则;二是现实性的原则,这是决定是否对一个哲学原理采取悬搁这种方法的一个客观尺度。

“悬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一种超越,与我们所讲的“辩证的否定”是一致的。

一些人对此方法自然会存在着心理上的不适应。

但是,只要我们想到:如果我们的哲学家们总是背负着沉重包袱的话,除却对经典理论的求证之外就什么也不能做。

就不能听到对国家的民众和民族真正有用的答案,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得到解决,理论就会背离现实,从而也就会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在坚持的旗帜下走向背叛的境地。

只要想到这些,不适应就会转变为理解,就会在痛楚中看到希望、孕育和诞生。

悬搁是一种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它具有明确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完全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否定和修正。

爱因斯坦正是悬搁了经典物理学的问题才创立了相对论;弗兰西斯?培根正是悬搁了“天堂里的玫瑰是否也有刺”之类的宗教课题,才使自己成为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也正是悬搁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关注的那些诸如“宗教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把思维触角伸向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才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便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3]正是因为悬搁了对天国、宗教和神学的批判,才能开始我们对尘世、法和政治的批判。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金观涛在评价自己的成就时说:“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使问题也是新的呢?
二、介入
把那些已经不需要人们再花精力去进行论证的问题悬搁起来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前提。

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从旧问题、旧方法中解脱出来,才能使发现和解决那些现实提出的新问题成为可能。

什么是新问题,有哪些新问题,如何去解决新问题呢?这就需要我们去积极地面对现实、参与现实和介入现实。

有段时期,哲学工作者们一度被下放到农村、工厂、部队,哲学也或多或少地
注入了农民、工人和士兵之中,其结果一方面是哲学大众化、普及化,另一方面则是哲学的庸俗化、教条化。

在今天,人们还在简单地重复着这种所谓通俗化的“游戏”,“哲学匠们”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拼凑着哲学通俗读物。

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体力的,后者则是脑力的、文字的;前者把哲学与实际经验等同,使哲学庸俗化,而后者却完全与实际对立起来,使哲学越来越远离了活生生的现实。

“介入”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始终只是一个神话。

怎样才能把神话变成现实,实现真正的“介入现实”的理想呢?
首先,哲学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时代精神则是现时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反映,是现时代文化成果的总汇与升华。

哲学的介入,就是去关注和参与现时代的变革和发展,去体现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去判明时代发展的方向,去批判一切违背客观规律和社会公理的言行,从而正确地引导时代向前发展。

其次,哲学是科学,科学是无国界的。

哲学应当关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而不只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哲学,只能说是一种经验,一种对局部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哲学所介入的现实,应当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和人的整个的本质和属性。

哲学又是有阶级性的。

过去,哲学的阶级性被人曲解为只研究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命运。

殊不知无产阶级的性质、存在和命运,从来就是同资产阶级的性质、存在和命运相对应的,离开资产阶级便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死亡;资产阶级也是人,具有特定经济和社会地位、特定生活方式的具体现实的人,是曾经代表过社会先进势力和历史前进方向的人,它需要我们去研究、去理解、去改造,引导他们向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转化。

哲学也是有民族性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因其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民族习性、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在世界所处的地位的差异,他们观察和理解问题也各不相同,这是应当予以尊重的。

但不能拒斥人类的普遍真理与普适伦理;更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甚至为此不惜使用经济和武力的手段。

再次,我们都责怪哲学的空洞,责怪我们的哲学书籍和讲坛被人们冷落,可悲之处在于只是责怪,谁也没有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谁也不具备创造意志,谁也不敢向现实伸出自己思想的触角,谁也缺失担承社会责任的气魄。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玩世不恭的态度在今天的哲学界蔓延流行。

哲学知识被当作商品那样可出售的东西来对待。

”以至于“哲学和历史都成了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效劳的工具”,“哲学只知道肯定,不知道否定;只知道解构,不知道建构;只知道批判,不知道弘扬”。

“哲学在当代迷失了自己,哲学自己否定了自己,哲学宣告了自己的终结”。

“哲学说到底不是因为其无用而在现代社会中受到冷落,而是它太想被别人利用而丧失了其信誉”。

[3]33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社会的人都变成了单面人,事实并非如此。

现实的人总是一个复合体,一个多面体,是我们戴着度数很大的单面镜在看人。

我们的哲学几乎是一种政治学,从这种政治哲学的主观框架出发,又怎能发现人的全部属性呢?又怎能不出现“人学空场”呢?我们的哲学是诠释的学问,总是遵循着“某人怎么说”、“应该怎么样”这个无原则性的不负责任的原则,没有入世的态度,没有思想的感情,丝毫不顾及读者需要的层次性。

从这样的方法出发去研究和教学,又如何能够得到反响和效应呢?“介入”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突破这种单面的思维框架,消除哲学的冷酷心理和政治原罪感,改变出世的消极态度,建立起我们哲学的感情,赋予它以同情心、美感和责任感。

只有抱着这样一种态度,采取这样一种方法,我们才能去
发现人的客观现实关系、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困境或悲剧,才能客观地探求出人类解脱物质和精神匮乏,达到全面发展的实际途径。

哲学家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贴近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反思社会现实和社会现象,抱着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良善动机,理直气壮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不良,弘扬社会正义。

三、重构
视野狭窄、问题陈旧、沉湎于诠释、遁世、情感缺乏、不负责任等等,是我们哲学的缺点,也是哲学研究的现状,正是这些构成了哲学危机的内在原因。

我们认为,重新构筑一个哲学体系在目前并不具有意义,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应当是重构我们的思维机制。

一是重新调整我们的思维视角。

全方位地摄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领域、波普的“世界3”、萨特的“个人”及其“境况”等等来拓展我们的“实际”这个概念的内涵。

用当下我们最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真切地关注民生,即关注人民的实际生存和生活状态。

尤其注意三点:其一,哲学要做社会的良心,为弱势群体立言;其二,哲学要侧重于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同时兼顾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其三,哲学既有描述功能,又具有导向功能。

哲学是科学而不是宗教,不是人们情绪的扩音机,要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引导人民的精神生活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法。

坚持收敛式和扩散式、肯定式和否定式、诠释和独创、歌颂式和忧患式的统一,广泛吸取精神分析方法、存在主义方法、证伪主义方法以及耗散結构理论等自然哲学方法中的合理内核。

三是要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

罗家伦说:“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

”“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

”他认为,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其一,要有负责的思想。

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

其二,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

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

其三,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

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众继往开来的责任。

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

知识分子今后在学术方面要有创作、有贡献;在事业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树。

我们不但要研究真理,并且要对真理负责[5]。

哲学不能是各门具体科学的内容简单整合,而应该是各门具体科学思想内容的提升、形式美的升华,它不仅要具备自然科学的细致和严谨,也应当富有诗的韵律和洒脱。

构筑起这样一个哲学思维并用它来整合丰富的现实材料,这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如果只是原则地变换一下“基本问题”和“本体”,调整一下原理与原理之间、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排列组合,在缺乏充足的新材料前提下,急功近利盲目地构筑所谓新体系,哲学的复兴、变革和发展便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我们并不缺少哲学体系,更不需要精神的抚慰器和麻醉剂,而是一种对现实社会不良的批判精神,一种能使人们生活得安逸的普适伦理,一幅积极的建设蓝图,一块通向美好未来的坚石。

人民依然在期待,这是哲学存在的根据,也是哲学的希望所在。

哲学重构之图是必须的,而哲学重构之路又将是异常艰难的。

这使我想起尼采描绘的精神三变:“精神面对许多艰苦事物,可敬的坚忍负重精神必定要承担起来:因为艰难与最艰难的事物都期望着它的力量。

一切最艰巨的东西都要由坚忍负重的精神承担起来:犹如骆驼,负重奔向沙漠,由于是这种精神贯注于荒漠。

”“在凄凉的荒漠中,发生第二种变形:在这儿精神变成狮子,它攫取自由,使自己成为荒漠之主。

在这里它寻找它的最后主人决斗,对她的最后之神决斗;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它要和巨龙决一死战。

”“创造本身的自由,并给予神圣的否定——为责任而神圣的否定:为此,我的兄弟们,狮子是需要的。

”“掠夺的狮子为何必须变成婴孩?婴孩是天真烂漫的,易遗忘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游戏,一个自转轮,一个初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

”“为了创造的计策,我的兄弟们,人生是需要神圣的肯定的:精神现在需要自己的意志,从前,他曾经见弃于世,如今要赢回他自己的世界。

”[6]66-67尼采在这里所揭示的是精神创新的辩证规律,使我产生一种信念:如果我们组成一个个骆驼群、狮子群和婴孩群,张扬各自的个性,担承各自的责任,奋力完成自己的一棒,定能实现重构哲学的梦想。

参考文献:
[1]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J].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5).转引自:新华文摘[J].2008,(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3]张庆熊.哲学的知识和哲学的责任[J].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5).转引自:新华文摘,2008,(3).
[4]该文初发表于:新民族:第1卷.转引自:旧文文摘[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1辑).
[5]转引自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