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隐喻思想研究

利科隐喻思想研究
利科的哲学研究兴趣很广泛,他对现象学、语言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哲学等都有研究。

但是他最关注的还是哲学诠释学的理解与解释问题。

为了解决诠释学的解释中的一些困难,利科博采众长,将各个哲学领域的优秀成果融会贯通。

利科发现在所有的语言现象之中,对隐喻意义的解释是最难的。

而要解决隐喻问题,就必须从方法论入手,从语言开始,将诠释学中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结合起来,从而解决人作为主体的存在问题。

隐喻作为特殊的语言现象,无所不在,至关重要,在语言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可以看到隐喻的使用。

因此,作为话语的隐喻,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在符号的封闭系统中与其他语词产生关系的符号。

事实上,隐喻涉及的是符号系统之外的广阔的人的生活世界。

隐喻是此在存在的理解的表现形式。

通过事件性重描,隐喻实现了对新的世界的构建。

这个新世界是在历史性和社会性中都具有新意的人的精神世界。

人通过隐喻的理解在这个新的精神世界中获得体验。

利科将隐喻定义为:“话语借以发挥某些虚构所包含的重新描述现实能力的修辞学手段。

”这个定义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利科重新确立了隐喻的工作机制的范围,即话语,这是对两千多年来将隐喻局限在语词和句子范围内的研究的重大突破。

另一方面,从存在论的视阈出发,隐喻指称通过对世界的重新描述揭示了真理。

隐喻指称向人的生活世界敞开,将人的经验与现实的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示出隐喻、真理以及世界的密切关系,从而冲破了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与科技的理性本质的束缚,恢复了人文科学的真理性地位。

本论文从对隐喻工作机制的分析入手,引出本论文的研究话题:隐喻,从而为后面的“隐喻之真”观点的论证打下基础。

第1章主要讨论利科是如何将隐喻的工作范围确立为话语的。

论文首先考察了西方哲学史中各种在语词的范围研究隐喻的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作出的隐喻定义对西方研究隐喻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两千多年的隐喻研究一直是在亚里士多德所确定的语词的狭小范围内进行的。

这也是古典修辞学后来衰落的原因,是符号学的二分法出现种种矛盾的原因,更是新修辞学无力复兴隐喻的地位的原因。

二十世纪由理查兹提出的相互作用理论将隐喻放到了句子中和语境中讨论,实现了隐喻研究的历史性突破。

但是句子范围的隐喻研究,依然面临隐喻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与隐喻的相似性之间的关系的困境。

利科从邦弗尼斯特对话语语义学和语词语义学的划分中获得启示,确立了话语层次研究隐喻的优势:唯有在话语的范围内,隐喻的语义更新的工作机制才能得到实现,这也是因为话语是隐喻与文本的共同基础。

通过隐喻的话语研究范围的确立,隐喻也就从修辞学、语义学的研究过渡到了哲学诠释学的领域。

第2章论证了隐喻的语义更新工作机制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认为使用隐喻是一种天赋,善于使用隐喻的标志是善于发现相似性。

隐喻在话语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语义冲突的解决,相似性在语义矛盾中起到转换意义的作用。

因此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是创造隐喻和理解隐喻的多义性的源泉。

而如何发现相似性,则主要来自于想象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认识论上,想象具有合法性,而想象力的表象就是隐喻。

通过想象,我们在经验中悬置了事物的现实指称,从而使语义更新后的隐喻指称
得以产生和维持。

所以说,想象力是隐喻的语义更新工作机制的动力。

第3章和第4章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

主要论证利科隐喻思想的最重要的创新观点:隐喻之真。

第3章梳理了隐喻与真理的关系,按照古希腊-中世纪-近代-二十世纪的历史时期,考察了隐喻与真理关系的历史演变,提出隐喻与真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利科将认识论与本体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隐喻之真”的观点对解决隐喻与真理之间矛盾的启示作用。

利科将隐喻与真理相关联,主要是从真理的存在,以及其所指向的意义的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研究。

隐喻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表达了世界的意义。

基于此,隐喻在真理被揭示的过程中,就将意义与世界联系起来了。

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在利科的隐喻诠释学思想中互为补充。

第4章详细地分析了隐喻指称对世界的重新描述的观点,从而探索出一条解决意义之谜的道路。

分析哲学家弗雷格对语词的指称与意义进行了区分,因此,指称问题首先是在语义学的范围内进行的。

通过第1章的论证,我们已经知道,隐喻的语义更新的工作机制实现的范围为话语。

所以,隐喻指称问题也只有在话语范围内进行,才能具有解释的普遍性。

因为话语是隐喻与诠释学解释的对象——文本之间的共同的基础,所以隐喻指称就从语义学扩大到了诠释学。

隐喻使陈述中语词的字面意义消失了,即被“悬置”起来,同时,被更新的语义则构成了隐喻指称。

隐喻指称与科学模型的逻辑具有相似性,隐喻模型展现出来的就是具有重新描述和启发作用的隐喻指称。

隐喻指称所传达的真理,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符合,
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重新描述,是从本质上对可能世界的真理性描述。

这个描述正是通过隐喻表达式中的“是”与“不是”的张力得到实现的。

与隐喻指称的工作机制相似的文本引发了语词所指称的世界,文本中的世界是虚构的世界,这种指称变化影响了对文本的阅读活动。

在此,读者可以终止判断文本直接指称的世界,将其重新还原为言谈,使文本背后的真正指称自己显现出来。

这就实现了文本的语义更新,它与隐喻的语义更新的实现是一样的过程。

隐喻与文本的双向活动构成了解释之弧的两端。

第5章是在诠释学的视阈下,研究利科的隐喻思想的实践意义。

利科的文本理论不仅包括书写下来的文本,还包括有意义的行动。

两者之间具有相似性。

人的各种行为也是被“悬置”了直接指称的文本,它同样具有隐喻指称,对行为的解释也是对表达行为意义的隐喻指称的解释。

利科对于那种自然科学至上、人文科学脱离于自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格格不入的态度产生了质疑。

他指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话语代表的文化所建构起来的。

隐喻与模型的相似性,证明了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人文科学的存在论是有结合的可能性的。

人类的精神活动,神话与宗教经典的文本,历史文献等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可以从隐喻指称对世界的重描的真理表达中获得启示。

利科隐喻诠释学在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架起了解释的桥梁,实现了诠释学对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利科将隐喻放置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高度和深度中,他研究隐喻的方法大大
扩展了隐喻的意义和隐喻诠释学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的方法论意义。

利科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本质上同属于文化的观点,为科学分析打开了历史和文化理解与批评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