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27-1937)皖北农村衰败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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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卷第5期2018年5月
哈尔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Vol.39 No.5
May 2018
[文章编号]1004 —5856 (2018 )05 —0096—05
民国时期(1927 - 1937)皖北农村
衰败状况研究
黄昆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127 - 1937年被誉为南京国民政胂治下的“黄金十年”。

然而,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期刊发现,在“黄金十年”的绚丽蓝图之下,广大农村地区却呈现出哀鸿遍野、百业萧条的另外一番景象。

而皖北地区因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特征,其衰败景象尤为典型,主要表现为农民生活日趋窘迫、农村金融枯竭和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减少。

随着皖北农村的衰败,其影响也逐渐显现,不仅农村地区地价猛跌,而且相关行业的发展也受到波及。

正因如此,“振兴皖北”的思潮在这一时期得以兴起。

[关键词]皖北农村;衰败;黄金十年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 1004 -5856.2018.05.022
1927 - 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前十年。

在此期间,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都取得了相当成就,其中尤以民族工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最为引人夺目,因此这一时期又被誉为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黄金十年”。

然而,笔者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期刊发现,在此“黄金十年”的美丽光景之下,我国农村地区却呈现出哀鸿遍野、百业萧条的另外一番景象,其中皖北地区因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特征,其衰败景象尤为典型。

据笔者对全国报刊索引的不完全统计,内容直接涉及到这一时期皖北农村的期刊类型高达30多种,文章近900余篇。

目前学界对这一时期皖北农村衰败状况的研究成果,除了陈业新先生的论文《民国时期民生状况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131年淮河流域水灾及其影响研究一以皖北地区为对象》,及其专著《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外,其他研究成果较少,尤其缺乏对这一时期农村衰败状况的整体性研究。

因此,笔者希望能以这一时期丰富的期刊资料为基础,对皖北农村衰败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整体性探究。

_、衰败原因
从全国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普遍呈现出哀鸿遍野、百业萧条的衰败景象。

从部分区域的比较上看,虽然各地衰败原因不乏诸多共同之处,但皖北地区因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特征,其衰败程度相较于其他地区较为严重。

(一)皖北地区缺乏稳定的政治秩序
首先,皖北地区北控苏鲁,西通豫鄂,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溯自民元以来,内乱不息,干戈扰攘,无地无之”。

[1]军队每到一处,都肆行征发,公开进百姓家中抢劫,凡有值钱的货物都一并拿走,民众除了饱受战乱之苦,还要忍受被敲诈勒索的兵痞之祸。

其次,这一时期安徽省的省会坐落于地理位置偏南的安庆,即使是位置适中的巢湖地区,匪患问题也极度猖獗。

[2]皖北地区更因“距省垣较远,偏僻各县,几同瓯脱,封建势力,极为雄厚,省府对之,大有鞭长莫及之慨”,[]以致贪官污吏狼狈为奸,土豪劣绅勾结为害,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最终
[收稿日期]2017 - 05 - 10
[作者简介]黄昆(1991 -),男,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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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所累的是普通百姓。

最后,皖北地区党政建设屡遭破坏,造成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土豪 劣绅,尤无法无天,横行无忌”。

[3]在皖北涡阳县地区,因之前当地政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虽 在当地政府的多重努力之下逐渐趋于稳定,地 方治安也明显转好。

然而,这一良好发展趋势却为地方势力所忌恨,他们相互勾结,甚至以公 然枪杀县政府官员来进行报复,[3]当地政治生态的恶劣程度可见一斑。

(二) 皖北地区交通与水利设施建设滞后
良好的交通不仅可以方便民众日常出行,促进与外界的交流,而且有利于农产品的对外运输,因此,其重要性不亚于各金融机构的设置。

皖北地区战乱频繁,交通和水利设施建设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在陆路方面,“说得严格一点,皖北就没有一条公路,其现时所谓之公路,不过是较宽一点的大路而已,一轮阴雨,至 少非一个星期不能行车”。

[4]交通建设的落后,使得皖北很少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即使出现一些为数不多的汽车,也多是破烂不堪,危险 颇大的,根本就不能用以运输农产品。

所以这 儿的陆路交通工具,就全靠大车与一轮车两种,亦有用牲畜驮运的”。

[4]至于水道方面,皖北地区主要有淮河及其支流,但在这些河流中,除了 淮河在水涨时还能驶行小轮外,其余都不能通行汽船。

并且各河流均有淤塞的趋势,在运输、灌溉上的作用日益减少,而且极易酿成水旱之灾,这就使得皖北地区平时的自耕农,水灾之后可能就会沦为佃户或社会流民,本可用以造福于当地发展的各水道,反而成为妨害当地发展的障碍。

[4]
(三) 皖北地区民众教育落后
“我国农民中不识字的,约占百分之九十,在皖北,这种情况其确实性更可以证明。

”[4]皖 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很少有农民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他们多孤陋寡闻、目光短浅,不会使 用灌溉、施肥、选种以及病虫害的防治等农业科技方法,对现代科技知识更是茫然无知。

有些 地区的农民仍然沿用两千年前的旧法,农产物的种植专赖天时,缺乏人工管理,所以在田野里甚至可以看到“绿色的麦地,一片平无,几无插足之处。

所以,一遇天雨,水就停积田里,麦根 因以腐烂终至”。

[5]除此以外,民众还普遍较为迷信,保守性十足,“遇有天灾人祸,谓鬼魅作怪,致发生水火等灾时,多未能防御,受巨大损失”。

[6]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皖北地区学校太少,失学人数众多,导致“民智不开,民力不能充实,社会文化永远不得进步”,[]各行业的发展亦直接或间接受其牵累。

二、衰败映像
(一)农民生活日趋窘迫
对于当时皖北农民生活之窘状,时人曾无奈的感叹:皖北农民生活的痛苦情形,目下真 到了人类所不能忍受的阶段了。

”[8]由于农民的收人与田里的收获息息相关,每当风调雨顺,作物价格尚且可观之时,地主富农因为占地较多,自然大获其利;而一般小自耕农和佃农除去完粮纳税,虽然并无多少积蓄,但也尚能维持生活。

皖北地区因历史和现实原因,社会新陈代谢程度远不及江浙,而且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工商业发展极为滞后。

这就使得皖北地区的资本主要集中于土地的买卖上,从而加剧了土地的集中化程度,并衍生出佃农数量不仅占绝大多数,而且地租率过高的社会现象。

[7]虽然这一现象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皖北地区,这种落后的租佃制度不仅是架在佃农身上的物质枷锁,同时“损伤其自尊和独立的精神,并且使国家产生了许多无知和贫穷的国民”。

[9]所以,对动乱、灾荒和经济不景气都习以为常的皖北地区而言,不仅 自耕农和佃农感到生活困苦,甚至占地较多的地主富农也倍感生活之艰难。

从这一时期农民的饮食、衣着、住房来看,其生活境遇极为悲惨。

在过去一段时期,“我 们常看见一仓一仓的米麦藏在大中农的住宅内,就是一般小农,也很多略有储蓄。

可是现在,情形大不同,非特中、小农是家多无储余,就 是大农,也时常有人不敷出的现象”。

[4]在以 往,大地主一日三餐都是精米细面;而现在,除 了农忙或年节外,大半都减食度日,即使一日两餐还不能常见细面好米。

而一般的小农或佃农,他们已经吃不上米麦,每日只能吃两餐高粱、豆子之类的杂粮,到了春荒时期,吃草根和啃树皮也是时有所闻。

因为“营养的不够,他 们的面孔枯黄的怕人,两双眼睛深深的凹下去了,个个都是皮包着骨头,终日劳动着”。

1]在 穿着方面,除了“大农与较为富有或兼营它业的中农以外,可以说极多数是襤褛破烂”[4]穿 的时候会露出皮骨来。

但即使是这样的衣服,大多数小农和佃农还是很难找出第二件。

1]到 了夏天,大人赤膊,小孩裸体”;[4]而至冬日,贝r棉衣一袭而已,日以章身,夜以覆体”。

[1]至
于住房方面,也仅是蔽风雨而已,[11]并且室内光线与空气两不充足;尤其在卫生方面,厨房、畜厩、粪堆、宿舍,都紧紧相连。

到了夏天,一种 混合的臭气便会挥发出来,布局极为不合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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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金融枯竭
金融机构为资金流动而设立,凡工商业发达地区,其金融业也甚为发达,金融机构也较为健全。

正因如此,城市因其人群密集,工商业发达,故银行、钱庄随处可见。

反观农村地区,稍 微有些资产的田主富户,都将资金转移到城市里面,使得经营工业商业的人,“金钱运用,觉 得非常的灵便。

农民则绝对不能享受此金钱流通的利益。

其结果使乡村放债为业的人,居为 奇货,利率高低,可以随意决定”。

[9]皖北地区,农民生活向来贫困,又因这一时期天灾人祸频仍,“肥料种子之无力购买,机械农具之无法设置,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然而,值此关键时机,“农村里也还找不到真正的农贷机关和农村金融机构”。

[]为了维持日常的生活和生产,农民不得不去想方设法借债度日,就当时皖北农村而言,能够获得资金的途径主要为两种,即 当铺和私人借债。

当铺借债所接纳的人群最广,“为三种农人唯一之金融机关”,[1]因此在促进农村资金流通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每遇灾荒困难之时,“大农多当衣服及金融器;小农佃农或借人衣饰,或以农具如锄镰之属,荒春付库,麦熟 而赎”。

[1]在皖北滁县一带,这类典质借债尤为典型。

农户一年之中,以二至四月典质较多,其 次为十一月和十二月,典当期限为十八个月,过 期不赎,即将抵押品没收变卖,利率通常为二分左右,有的地区达到二分五厘,所当金额,基本 上都低于原物价格百分之五十以下。

凭借着巨 大的差价,许多富商巨户因开设当铺而大发横财。

[9]因私人借债利率更高,一般农户凡稍有衣物、农具,都会选择当铺借债,所以利率虽高,“一般贫民心理,还觉开设当铺,与他们较为便利,而不知实际上他们受了重大的压迫”。

[]相较于当铺借债,私人借债则更为严苛,借 贷的抵押品大多是土地或者房屋,年率最低也在二分以上。

因此,农民除非已无物可当,才会 选择私人借债。

[9]私人借债有借款和借粮之分,凡借粮者在缺粮时向有粮之家借人,待到麦 熟归还,以本年粮价最高时计算,粮价前后的出人甚至相差数倍,但即使借债条件如此苛刻,还 要求“这个农民是素有信用,而且是要被债主调查属实,果真有点家资,赔还得起,不会被拐债逃跑的,才能享到这个权利”。

12]与借粮不同,借款利息高低不一,大概二分到五分左右,种类甚多,而所谓的印子钱、青麦、头里跑等利息则达到八九分上下。

[4]在宿县、灵璧、泗县、凤阳等地区,借钱四元,到小麦收割之际,除还 洋四元外,还需另给小麦一斗;还有借款若干元,以小麦收割为归还期,言明每月利息,借款时先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到期只需归还本金即可。

1]然而,即使这样,“一般的佃农或者小农,还是因抵押品不足而连这一杯鸠酒都有无法分润。

他们无力施肥,无法经营,还是继续着掠夺农业,使土地报酬日减,生活日加困难”。

4]
(三)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减少
皖北人民,在如此严重的天灾人祸和各种高利贷的盘剥之下,继续固守土地上已很难维持生存,“遂铤而走险,不逞之徒,乘机窃发”。

14]皖北匪患,素来严重,“自改国以来,土 匪蜂起,大者揭竿为旗,聚众千人”,[11]而至这一时期,沦落为匪者更是数量惊人。

如股匪李老末纠集匪众达万余人,竄据皖、鄂、豫三省通衢之霍邱巨镇相家集,散扰史河两岸,掳掠男女万余人,奸杀焚掳,村落为墟;1]皖北匪魁程道荣、杨小黑、蒋马等,假冒抗日救国军的名义,以叛兵五营为基本队,啸聚土匪约七八千人,竄扰 皖北,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 土匪的兴盛,极 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进一步减少。

起初,土匪仅抢劫农民身上的钱财,后因农民生活日趋贫困,抢劫 钱财难以为继,于是便抢人为质,要求其家人用钱财赎回,无论任何家庭,一旦被劫,生活立即陷人绝境。

为此,农村里一般稍有余财而未遭劫掠的人与其典尽家财来赎人,还不如通过购买枪支来雇人保卫。

而雇佣的卫士多是无业游民,有时甚至会和土匪沆瀵一气,“因此乃感到用人自卫为不可恃”。

[2] 土匪逼迫的愈加严重,人们的防守方法也更加先进。

家资还算优厚的地主、富农们通过建造炮楼来御匪,土匪无法进人炮楼里面抢劫地主、富农钱财,于是便“出此 下策,横竖农民们是要出村耕种的,一条耕牛也值袁头百枚,就牵农民的耕牛吧”。

1所以在土匪出没频繁的地方,农民宁愿弃耕,任由其田地荒宪也不去耕种。

农民留在农村,自知生机断存,与其继续苟延,还不如离村外出寻找生存。

“农民离村是农业人口减少的主因”。

[4]虽然他们大半都因生计所迫,为了维持生活,万不得已而抛弃故业,谋食于外,但却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农民离村,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减少,整个农村人口呈现出“人不敷出”的 畸形状态。

其次,大量农村人口涌人城市,给城 市带来巨大的承载压力,不仅使城市失业人口激增,而且大量人口“附属于都市之旁,遍结贫民之窟”。

17]性情温良的农民还愿甘为牛马,在 城市里面干些苦差事,而品质恶劣者,则沦为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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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盗匪,贻害社会。

最后,大量离村人口充斥在社会上,也引发了一些惨剧。

如皖北被水灾民,“因禾苗房屋被水冲没,于去岁十月间或集合数十人,或相聚一二百人,推定负责人,率领老幼,向皖中皖南讨食。

因该处亦多被水灾,自食 不足,岂能给人,各灾民因乞讨无门,于十二月 间,皆面带饥色,散漫狼狈而回,受冻馁而毙者不可数计”。

1而受尽天灾、匪祸侵扰的蒙城农民,“男女老幼一百二十六口,搭乘津浦火车来京,暂栖下关江边太古洋行破屋,请予拯救。

下 关区属闻讯后,恐其人数众多,易于滋事,当派 武装警士,前往弹压”。

[19]农民在得到极少数救济金之后,又不得不辗转于他处谋食。

三、衰败的影响
随着皖北农村日益走向衰败,一方面,因其 衰败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甚至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面对皖北农村的急剧衰败,大量知识分子通过撰写文章,揭露皖北农村衰败的实情,并积极建言献策,提出诸多有益的建议,力图扭转皖北农村衰败的颓势。

而 政府也有鉴于此,出台了一批帮扶皖北的政策,希望使其能够尽快走出衰败。

首先是地价猛跌。

因农村日益衰败,农民 生活日趋窘迫,农民为了维持生产、生活,被迫 以自己的田地作为担保来进行借债,然而随着情况的持续恶化,一部分农民也因此而失去了土地;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坏境的恶化,匪患剧增,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农民被迫放弃土地,远走他乡,任其荒芜,以致“现各地农民,断粮者已有三分之二,其田 产往年每亩七八十元者,现售十数元亦无买主,即间有富户,恐被匪觊觎,不但不敢承买,并竭 力装穷”。

1]另外,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社会秩序的失控,许多家资雄厚的地主将土地进行出卖,为了避祸而居住于城市。

综上这些原因使得农村的地价日益低贱,兹以1934年皖北各县的耕地价格与1934年以前的耕地价格对比为例:皖北地区水田价格在1934年以前,每亩 最高为63元,最低为18元,平均为39. 84元,而到了 1934年,每亩最高为40元,最低为3 元,平均为24.08元;旱地价格的跌落情况大致也与水田相似,在1934年以前,旱地价格最高为每亩50元,最低为12元,平均为29. 08元,而到了 1934年,每亩最高仍为50元,最低仅为8元,平均为20. 52元。

[4]可见,这一时期皖北的 落 着实 。

其次是影响到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发展。

农 业为百业之本,农业的衰败必然会对其他行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以皖北工商业发展为例,“农业既可生产工业的原料品,同时农民尤为商品的大量消费者,所以农业的兴衰直接或者间接都可影响到工商业的隆替,兼之工商业的食料,也是出自农人,此其相互的关系,便更加紧密起来。

”[4]在农村衰败之前,皖北农村基本上隔三差五都会有定期的集市,不仅前来赶集的人数众多,而且集市上的产品也极为丰富,大可满足农民的日常各项需求。

然而随着农村的日益衰败,不仅去赶集的人数大为减少,而且 生意一向红火的商铺也较以前冷清了许多,“生意好的陆陈行因为粮价低廉,营业不良,多 数是关门了,被顾客挤翻了的营业茂盛的商铺里,现在柜台上却满布灰尘了”。

12]除此之外,农村衰败还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发展。

近年来,一方面因农村的急剧衰败,农民生活日趋窘迫,使得皖北地区教育事业的推进受到很大影响,“虽经当局的一再努力,不能说毫无成绩,然其效果仍不能表现如我们的愿望”;[]另一方面,政府不仅对皖北各县的田赋给予适当减免,而 且也拨发了数量较为可观的救济款,“约计起来还超过豁免后收人的数目,是以就最近数年的大体状况来看,皖北各县不仅没有增进国家的财富,反而吸收了不少的公币”。

4而政府收的减 ,可 会 事业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最后是“振兴皖北”思潮的兴起。

皖北农村的衰败影响巨大,农民的大量离村更是对其他地区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许多知识分子有鉴于此,纷纷发表文章建言献策,“振兴皖北”一时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强音。

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皖北地区的农业合作。

中国农村向来缺乏统一的合作组织,导致小农每当遇到天灾人祸的侵袭,因个体力 量 为 ,以大,皖北
地区尤为典型。

有鉴于此,要克服个体力量过于分散的弊端,非主张农业合作不可。

农业合作涉及多个领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使农民不仅能够走出资金匮乏的困境,而且还能在产销方面进行合作,对人力、物力尽可能做到最充分合理的利用。

4] (2)改 善皖北农村的交通和金融。

交通的滞后使得即使是质好价廉的农产品也难以对外销售和推广,如“宿州出产高粱酒,不设法运出,以致酒业昔盛而今衰”;[7]而金融的枯竭,则使农民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很难筹集到资金来继续维持生产生活。

因此,政府在改善皖北交通的同时,还应当设立安全、长期、低息的金融机构,并对农村的典当行为加以控制,防止利息过高而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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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20] (3)加强皖北地区的民众教育。

与富裕的江浙地区相比,皖北地区不仅人口密度较小,而且土地也极为肥沃。

然而民众却是衣食无着,颠沛流离,故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的根源归结为“农民受不到教育,以致知识太差”,[5]从而使得皖北地区最终走向衰败。

并因此而提出,加强对民众的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与技能,是 振兴皖北农村的根本之途。

也正是在这种“民 众教育”思潮的影响之下,安徽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于这一时期在蚌埠创办,并于1934年9 月,创办了《皖北民教》半月刊,为增强民众的知识与技能,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付出了巨大努力。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皖北农村的衰败既有外部环境影响,也有其自身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其衰败景象固然令人瞠目结舌、触目惊心。

但 从另外一种角度上看,虽然皖北农村的衰败仅是大部分农村真实状态的一个缩影,但却反映了“黄金十年”背景下的城乡各行其事、并列而行的发展困局:一方面是城市各行业朝气蓬勃、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则是农村经济暮气沉沉、停 滞不前。

这种困局不仅表现为城乡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景象,而且背后所隐藏的逻辑关系也值得深思。

因为其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日后中国道路发展走向也起到了巨大的决定作用。

因此,从这一意义出发,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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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乐娇
The Declining of the Nortli Wan Villag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1927-1937)
HUANG Kun
(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 ,China)
A bstract:The period between1927 and1937 is taken as the“golden decade”of
Nanking National Government,however,this period saw the declining of the rural areas.The
north Wan region is very typical for its unique historical and were in poor living condition with exhausted fund and less labors.With the declining of the
north Wan countryside,the influence was gradually obvious.The la which affected other related business.Therefore,the thought of“promoting north W an”was developed in that period.
Key w ords:the countryside in the north Wan;declining;the golden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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