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古诗文赏析晁补之《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原文、译文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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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补之《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原文、译文及赏析
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
晁补之
黯黯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
余霞散绮,向烟波路。
使人愁,长安远,在何处。
几点渔灯小,迷近坞。
一片客帆低,傍前浦。
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
觉阮途穷,归心阻。
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
怪竹枝歌,声声怨,为谁苦。
猿鸟一时啼,惊岛屿。
烛暗不成眠,听津鼓。
【鉴赏】
此词写于贬谪途中。
全词“触景生情,复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秾丽周密。
譬之织锦家,真窦氏回文梭也”(贺裳《邹水轩词筌》)。
上片以景起,气象雄浑,景物壮阔。
首两句写词人伫立信江畔所见的景色。
青山,本碧绿青翠,说它“黯黯”,是由于“红日暮”,但斜照下,山色反而显得雄浑沉厚。
这是远望所见。
俯视脚下,但见“浩浩大江东注”,不由人不发出人生如逝水东流的感叹。
“余霞散绮”两句源于谢朓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是对“红日”、“大江”的深一层渲染。
词用一“向”字,别具意味。
如绮(锦缎)的“余霞”映淡烟轻雾笼罩的江面上,一直跟随着流水往前,这样就把“东注”的“浩浩大江”写得既真实又清空了。
以下三句,直抒情怀“长安”,代指北宋京成汴梁。
晁补之是一个颇想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人。
他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开封府和礼部考试时均名列第一。
“晁张班马手,崔蔡不足云”。
黄庭坚称赞他和张耒如司马迁、班固,而远超过汉代的崔瑗和蔡邕。
但正是这样一个才气纵横,政绩斐然的人,却生潦倒,功名蹭蹬。
所以,这“使人愁”,不只是因为大江东去,而有着被贬他乡、政治失意的深沉内容。
此三句本自李白《登金陵风凰台》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上片末四句既从正面用笔,又从侧面暗示时间已由著而夜:“几点渔灯小,迷近坞。
一片客帆低,傍前浦。
”渔灯不仅只有几点闪闪烁烁,而且细小微弱;这时近岸的船坞里,他一片迷潆了。
再往稍远的地方看,航行江面的客船,也降下船帆,靠前面临水近岸的地方了。
由于近观,渔灯“几点”而“小”,看到清清楚楚;由于远望,故所见客帆“一片”,给人以多的感觉。
从用字说,“几点”对“一片”,“近坞”对“前浦”,一写少和多,一写近和远,概括出词人当时目力所见的空间范围。
词人处理情、景、意的关系,理路清楚,而运笔有起伏,有衬托,以“长安远”为中枢,前后时间、场景,顿生变化,由高运绮丽而转所见,词笔极为浑成。
下片一奇峰空起,汪泣恣肆,语调凄切,情感悲苦,倾吐出满怀衷肠。
“自悔儒冠误”,极言心中悲愤感慨,谓富家子弟养尊处优,而一般读书人往往潦倒一生。
此处前句用“暗想”,后句用“自悔”,自怨自艾的情绪跃然纸上。
晋人阮籍,佯狂不羁,纵酒颓放,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实际上也是一种远祸全身的手段。
他常驾车独游,等到路走不通了,便痛
哭而返。
这里词人觉得他和阮籍一样,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是不可能了,而羁于谪宦,欲归又不得归。
过片后这四句包含了许许多多难言的辛酸痛楚,读之令人凄伤。
接下来词人借素月、《竹枝》歌声、猿鸟啼鸣,对凄苦的情怀,再作更富形象性的渲染。
晁补之是济洲巨野人,此刻贬官信州,从北至南,千里迢迢,烟树苍茫,面对素月,怎能不为之销魂呢?“平楚”,谢朓诗:“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
”杨慎称:“楚,丛木也。
登高望远,见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犹《诗》所谓‘平林’也”(《升庵诗话》)。
“一千里伤平楚”,与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意境很相近,只是此处由近而远,思故乡千里迢迢,故望“平楚”而伤情无限。
词人接着又从听觉方面与这种凄苦情怀。
《竹枝歌》,原是巴渝一带的民歌。
“聆其音,中黄钟之羽。
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刘禹锡《竹枝词引》)。
周邦彦《点绛唇》“楚歌声苦,村落黄昏鼓”,是说歌声作用于人,只感到怨苦。
“为谁苦?”用似问非问的提示,而且前用“声声怨”加重形容,便更觉其苦深。
随后又写岛屿上的猿啼鸟鸣,呼应开头的“大江东注”,表明作者的往处江水湄。
“一时啼”,有时断时续之意。
正当夜深人静他心情刚刚平静下来时,那突然一声猿啼,一声鸟鸣,就更会产生凄凉之感。
说“惊岛屿”是婉语,因为岛屿突出于江心,本是无情之物,都为之而惊,那么人之“惊”更可想而知了。
“烛暗”夜深仍未成眠,猿啼鸟鸣也因困倦而睡去了吧。
渡口停泊的船只,发出了开航的鼓声信号,表明天色将明,而人之彻夜未眠又可知。
烛暗,表明夜己深。
这首词情景深化,意境淡远凄清,一派怨思哀绪盘旋而下,贯注字里行间。
全词虽多用典故与前贤成句,但由于出自真情挚意,所以不觉为累,反倒生发牵引,更丰富深化了词旨,使之余味溢于言外。
【作者简介】
晁补之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与张耒、黄庭坚、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与张耒并称“晁张”。
有《鸡肋集》《晁氏琴趣外篇》传世。
少年时代的晁补之随父亲游官四方,曾一度寓居洛阳。
治平元年(1084),他十二岁时,从父仕会稽(今浙江绍兴),过曹娥江,游上虞观海。
此后一直在江南各地,历览胜览,开拓了胸襟眼界。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冬,苏轼通判杭州,时晁补之正待父杭之新城,以久慕轼大名,乃往拜谒。
乃听到苏轼议论,遂退而撰《七述》,备述钱塘山川风物之秀丽。
苏轼读后大为赞叹,“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宋史》本传)这是二人订交之始,此后直贯终生,对晁补之影响极深远。
熙宁八年,晁端友病卒京师昭得坊,官终著作佐郎。
补之因家贫,竟不能以时葬,引为终身憾事。
这年他才二十三岁,即奉母归巨野故里,耕读度日,常常为衣食困窘叹息。
这一段艰苦岁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痕迹。
官场生涯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晁补之27岁时“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
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
’”后调澶州司户参军,改充北京国子监教授,才步入坎坷的仕官生涯。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哲宗即位,高太后执政,旧党得主国是。
晁补之被召试京师,除太学正。
不久,又以执政李清臣荐堪馆阁,经考试后,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
时苏轼任翰林学士,黄庭坚、张耒等俱供职馆阁,他们诗酒酬唱,度过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
不过,晁补之虽居官京师,却因生性清孤耿介,不事干谒,一直未能摆脱穷苦的困扰。
元祐五年,他终因校书郎官奉微薄,不足赡养,乃乞补外官,得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
两年后又被召还朝,除秘书省著作佐郎。
时期朝政动荡,哲宗亲政,元祐末,绍圣初宋王朝政局大变,用章敦为相、倡绍述之说,新党复起,乃尽逐元祐相臣。
晁补之亦受累离开京师,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出知济州(今山东济南)。
以后,章惇又兴史祸,晁补之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遂于绍圣二年,敕降通判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到贬所不久,又以岳父杜纯弟杜纮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为避亲嫌,改差通判亳州(今安徽亳州)。
朝廷纷争倾轧继续激烈。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党讫起,再治元祐旧臣。
晁补之亦在籍中,被贬监处、信二州(今浙江丽水)盐酒税,乃匆匆赶赴贬所。
不料行到丹阳途中,母杨氏夫人病殁,即奉灵柩还乡,服丧家居。
到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因嫌巨野地势低洼土地贫薄,便迁居金乡(今山东金乡县)城东。
次年夏服除,改监信州(今江西上饶)盐酒税。
一年后,政局又起变化,由于哲宗病逝,徽宗即位,皇太后听政,复用元祐党人。
晁补之得遇赦,被召为著作佐郎还京师。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授尚书礼部员外郎、哲宗实录院检讨官、神宗国史编修官。
他都再三上表辞谢而求外任,不许,只得改除吏部郎中。
七月间,苏轼的病逝,使他悲痛深钜,一腔真挚情意尽数倾注到《祭端明苏公文》中。
然而,政局变幻难测。
向太后去世,徽宗又绍述熙宁、元丰,改元崇宁,党论复起。
元祐诸贤与司马光、苏轼等,被控为“奸党”,晁补之亦在其中,为谏官管师仁所论,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修河桥以便民,民画祠其像。
但任职才数月,又改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
朝廷局势却急剧变化,再穷治元祐及元符末旧臣。
补之遂于秋日离任,由吏部改授密州,又改果州,然皆不许。
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九月,宰相蔡京籍司马光、苏轼等一百二十人罪状,谓之奸党,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皆在其中。
补之乃管勾江州太平观,退返金乡家园闲处,是年已过五十,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废黜生涯。
由于他一生仁途坎坷,屡遭贬谪,多处漂泊,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所以他归隐乡里后,“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
”这一阶段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诗、词、文各体俱备,多方面表现出他的生活和复杂矛盾的心绪,取得较大成绩。
到大观二年(公元1180年),政局渐有缓和,补之先是改提西京崇福宫,又改提举南京鸿庆宫。
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党籍”事消,补之诣吏部侯调,得起知达州,未赴,寻改知泗州。
至官无几,便于是年中秋日病卒于泗州官舍,终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