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重点

孔子作《春秋》对史学的贡献：
1.孔子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孔子《春秋》的创作，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

从此，史书从官书中解放出来，私人著述的风气随之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
面。

对战国时期的学术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初步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
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
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

对后世
编年体史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撰方法：属辞，原指遣词造句，此指孔子修
《春秋》时，采用一定的书法来表达自己的爱憎。

他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以用
词的不同来表达不同的事态和意义。

比事：按年月日顺序把史事排列起来，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
时，以时系年”。

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孔子对鬼神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当然，《春秋》作为一部史书，还存在许多弱点和问题。

首先是记事太简单，每条最少一个字，一般十个字，最多45字（定公四年春三月），一部包括242年历史的著作总共一万八千多字，可以说是只有标题而无具体内容，使人无法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其次是孔子为尊者、亲者讳，不是依据事实而是以个人主观来定褒贬。

开了后世史书中曲笔的先例。

二、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1.创立了完备的纪传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史学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记述了从黄帝——武帝太初年间近三千的历史。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组成。

共
52万6千5百字。

尽管五种史体各有渊源，但把这五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一部
书中，使它们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一种完备而严密的史体
——纪传体，始自司马迁。

2.在史料搜集和取舍上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

史料的来源：
A、当时流传的先秦典籍。

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

据
金建德《司马迁所见书考》云，当有80余种。

B、皇室收藏的文献档案。

司马迁所云：“紬石室金匮之书”，其中包括秦残
留的文书档案及汉初封王、侯的策命盟誓等。

C、实地采访和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
在史料的收集和考辨过程中，他主要奉行两个原则：
第一、“考信于六艺”，认为儒经是核实史料可靠性的重要依据。

第二、“择其言尤雅者”。

对奇异不雅的传说，他一般摒弃不用。

3.《史记》是历史和文学统一的典范。

《史记》首先是一部史学名著。

书中所有人物事件，都是真人实事，不夸张，不虚构。

它是一部实录，一部信史。

《史记》又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

司马迁能抓住文学的特点，通过种种艺术加工，忠实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典型，使史学、文学两者结合并统
一起来。

另外，司马迁还善于运用歌谣、谚语、俗语等穿插在叙述和论赞中，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感。

三、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1.“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宏伟目的，也表明了他进步的历史观。

2.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3.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
二、《汉书》的史学成就，这里所说的史学成就是相对于《史记》而言：
1.首创了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体制全袭《史记》而略有变更，如改“书”为“志”，（如《河渠书》改称《沟洫志》，）“世家”并入“列传”。

全书由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组成，共百篇，80余万言。

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计230年的历史。

使一朝一代的历史内容保存得更加完备。

可以总结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有利于为后代治国者提供借鉴。

后来历代正史基本沿用《汉书》的编纂方法，形成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形式，颇受统治者的欢迎。

《汉书》的体裁，是对《史记》的继承，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造，以后历代修史者对此沿用不改。

这意味着班固创立的断代史体裁，恰恰符合中国专制社会演进久远行程中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所以才被相继沿用垂2000年。

2.扩大了记载范围，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来，记事内容比八书更丰富、完备。

同时创设了《地理志》，上至禹化九州，下至秦汉郡县封国的建置由来和变革及西汉的领土面积，郡县户口、重要物产等都有详载。

《食货志》
也是班固创立。

系统地记述从西周以至莽朝的农政、钱法，是研究西汉经济史的重要史料。

《艺文志》是根据《七略》而创立的。

反映了西汉官府藏书的情况及各个学派的源流、盛衰。

五行志
在一些人物的传记中保存了大量有用的文献资料，如《董仲舒传》中全文收录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货志》中收有董仲舒“限民名田说”。

其他如贾谊的“治安策”、“论积贮疏”，晁错的“教太子疏”。

“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等均录入本传。

研究司马谈父子的重要资料《论六家要旨》、《报任安书》也是因为收入《司马迁传》而流传至今的。

在“四夷传”中，把《史记》中的《大宛列传》扩充为《西域传》，记述了西域50多个政权和民族的历史；在《匈奴列传》等传中也增加了大量史料。

三、班固的史学思想：
班固是我国古代正统的史学家。

《汉书》中表现出他浓厚的传统思想意识。

1.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史观：东汉时期谶纬学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宣扬人性分为“三品”的唯心观点：
3.浓厚的正统史观：
比如把《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贬入列传。

反映了班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正统观。

从《史记》、《汉书》比较上可以看出班固浓厚的传统正统思想。

第三章古代史学的大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学史的大发展时期，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书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从经学的附庸变成独立学科。

这当然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这里简单讲述。

1.史书从属于经书时期
2.史书在文献分类上的独立
二、有了专职的史官和修史机构
三、史书数量多
四、该时期史家人才多，
五、（史学多途发展的表现之三）史书种类多。

重点：史书在文献分类上的独立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史学的多途发展，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剧增，这为史书在文献分类中的独立准备了条件。

从三国到唐初，中国古代文献的分类和著
录，清晰的反映了史书独立的过程。

三国时期，魏国的郑墨编制目录书《中经》，【已不可见】西晋荀勖在继承《中经》的基础上，撰成新的目录书《中经簿（bu）》，将当时所能见到的文献分为甲乙丙丁四类，称作四部。

其中史书归于丙部，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

东晋李充、南朝阮孝绪在提升史书地位过程中作用显著。

李充在东晋任著作郎，整理典籍，沿用荀勖的四部分类法，但是将史书归于乙部，这样史部在四部分类法中升为第二位。

梁武帝时，阮孝绪又把史书分为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12部。

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史学史上对史书最早的分类，奠定了中国古代史书的分类基础。

唐初史家撰写《隋书•经籍志》，总结了三国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献学、目录学撰述成果，在大的文献分类上采纳了李充的分类方法，将所能见到的文献分为四类但不再称甲部乙部丙部丁部，而是称作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这样将各部包含的内容更加突出出来，这就最终奠定了史书的位置。

而在史部内部的划分继承了阮孝绪的分类方法并有所发展，即在史部内部又将史书分为十三类，包括：正史（指《史记》、《汉书》之体，即纪传体）、古史（多依《春秋》之体，即编年体）、杂史（体制不经，所记大抵皆帝王之事）、霸史（特指十六国之记注）、起居注（录记人主言行动止之事）、旧事（关于政治活动中“品式章程”的记录）、职官（记录官曹名品之书）、仪注、刑法（关于典礼、刑法制度之书）、杂传（是关于世俗佛道各种人物的传记）、地理（关于全国州郡、山川、物产、交通、习俗之书）、谱系（是关于姓氏之书）、簿录（关于文献目录、流别之书）。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对史书的这种分类，是继承了阮孝绪《七录•纪传录》而又有所发展。

从李充、阮孝绪的目录书到《隋书•经籍志》，史书在文献分类上的独立地位被确立下来，从《七录•纪传录》中史书内部的分类，到《隋书•经籍志》史部内部的分类，史书内部的分类原则也最终确立下来，其后分类的方法虽然稍有损益，但是分类的原则不曾改变。

这两种情况，成为中国史学上合中国文献学史上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

二、《三国志》内容及特点：
全书65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记载了从东汉灵帝光和七年黄巾起义（184）——西晋灭吴（280）（220曹丕代汉建魏——280）前后共60年的历史。

其中一些处于鼎革之际的人物如董卓、袁绍、
袁术、公孙赞等，在《后汉书》中有传，《三国志》中也有传。

但《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志，这是一个缺憾。

特点：
（1）《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用本纪来记述魏国君主行事，记蜀、吴二国事称传。

但对三国国君均采用编年体方式，按年月记事，名为传，实为纪。

这是陈寿精心设计的。

身为晋臣的陈寿不能不以魏为正统。

但其中曲笔太多，回护太甚。

（2）《三国志》在选材上非常慎重。

裴注《三国志》中所引材料，陈寿在当时都能看到，但是他没有采用。

（3）《三国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反映魏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行的品题人物的风气。

如记乔玄称曹操是命世之才；徐庶称诸葛亮为卧龙。

这些评论，点出了各人的特点和地位。

（4）叙事简约，以致疏略：如曹操于196年许“屯田”，书中只记“是岁……始兴屯田”。

关于九正中正制：《魏书陈群传》“制九品官人法，群年建也”，具体内容不详。

第三节刘知几与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
一、刘知几其人：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丛亭里人（661——721），唐高宗、玄宗时人。

二十岁考取进士，任获嘉县（河南）主簿，一任就是19年。

其间多次就汰除冗官、严肃法纪等向武后上疏，而武后只是嘉其直不能用。

39岁时，调往长安任定王府令曹。

长安二年（702）始担任史职，任著作郎兼修国史。

不久迁左史，撰起居注，参加编写《唐书》，成八十卷。

中宗朝任著作郎，受诏与吴兢等人重修《则天实录》。

中宗景龙三年（709）因对现实不满，坚决辞去史官职务，从事《史通》写作。

50岁时，写成《史通》。

开元九年（721），长子刘贶为太乐令，因犯罪流配，他亲“诣执政诉理”，触怒玄宗，被贬为安州都督别驾，至安州（湖北安陵）不久而卒，终年61岁。

二、《史通》的内容：
今有二十卷，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原有39篇，今缺《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外篇十三篇。

内篇主要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及史书编撰方法的得失；外篇主要叙述历代史官的建置沿革，并评论某些历史著作。

其中涉及到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取舍、史书编纂的对象、体例、态度及方法等。

三、刘知几对史学的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
六家二体：《史通》开卷就把唐以前的史学著作归纳为“六家”，即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共六个流派。

并分别观察其源流，分析其利弊得失。

“二体”，主要评论了编年、纪传两种史体的长短得失。

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
3.提出了“史才三长论”：
4.倡导秉笔直书，反对曲笔讳饰：
5.提出了改造旧史的主张：
总之，《史通》奠定了我国史学理论的基础，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丰富了我国的史学园地。

对后世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参见余著10篇有关《史通》的论文）
第四节杜佑与《通典》
一、杜佑其人：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杜曲（陕西长安杜曲）人。

出身于累世官宦之家。

（杜姓在唐朝做过宰相有七人）他一生做了60年官，做过工部郎中、金部郎中、度支郎中、御史大夫、礼部尚书等职。

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位居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为歧国公。

由于他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经方面的大员，对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较为熟悉，这为他编写《通典》提供了有利条件。

开元末年，刘知几的儿子刘秩编出《政典》35卷，分礼、户、吏、兵、刑、工六纲，记历代政治制度。

杜佑认为它的内容不够详备，因此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

二、内容和编纂方法：
《通典》是第一部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

所记内容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肃、代以后的变革，也附载于注中。

全书200卷。

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

各门之下有子目。

每一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全按历史顺序排列材料，而每个项目又都各自立有标题。

这种编纂方法，为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它源于纪传体史书的“书”、“志”。

与正史“志”相比，《通典》有几个显著变化：
（一）将《食货典》立于卷首，而《食货》中又以田制为先，说明杜佑已经看到农业生产在当时社会中重要地位。

它的发展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与文
化的发展。

（二）《通典》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等内容；增加了选举、兵、边防等门类。

这就打破了旧史中重礼乐、天文、五行的模式。

对后世的典制体著作的编撰影响深远。

（三）重视言论：在有关卷后，多录“群士论议”，附于正文之下。

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四）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通典》自注有解释音义、掌故的，有考证史料，阐明写作意图的。

三、《通典》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1、创立了新的史体——典制体的通史体裁：
唐以前，史书体裁只限于纪传体、编年体两种史体。

杜佑取《政典》与史志之长，综合了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创立了典制体通史，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后来的“三通”、“九通”、“十通”及各种会要都是在它影响下编纂的。

2.对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作了大量探本穷源的工作：《通典》的许多材料，多出自正史，然正史各志多不衔接。

杜佑第一次有系统地进行了加工整理，并其历史沿革做了大量的梳理工作。

此书重要的一点是“通”，从古到今原原本本地叙述历史典制的起源、发展，“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

3.通过序论，发表精辟的见解：如论“选举”，这些议论说明杜佑的政治见解都是针对唐代实际问题的。

四、局限性：
1.在200卷的《通典》中，《礼典》竟达100卷之多，反映了杜佑对礼制的高度重视，然而造成了全书的臃肿而不协调。

2.在《兵典》中，不去记述兵制的沿革，而专记用兵之道，甚至连火鸟、火兽之类近于荒谬的传说，也不厌其烦地一一备载。

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欠缺。

三、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比较：
（一）新旧《唐书》的比较：
同为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但两者有较大差异：
1.本纪部分，新书删去了旧书的十分之七，内容虽然简明，但删去了不少有用的史料；
2.列传部分，新书删去了旧书的60余传，却增加了300余传，内容显得丰
富；
3.《旧唐书》无表，《新唐书》编制了《宰相表》、《方镇表》等十五卷；
4.《新唐书》创立了《仪卫志》、《选举志》、《兵志》，是以往各史所没有的。

从史料价值上看：旧书比新书保存原始资料较多，但新书对旧书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增补。

从编写体例上看：新书体例有创新，文字叙述较为简明，但由于新书作者文辞刻意求简，以“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来标榜，以致记载中出现史实不清、年代含糊之处，作者凭个人爱好，把原诏令奏议中的骈文改写成散文，有损原意及史料价值。

（2）新旧《五代史》的比较：
内容上：《新五代史》虽然在史实上对旧书有所增补，但删削更多，如旧史“本纪”61卷，而新书仅留12卷。

指导思想上：欧氏刻意仿效《春秋》重书法，讲褒贬，忽视甚至歪曲史实。

如他大搞“一字褒贬”，确定某些字的特殊含义，如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讨；天子亲往曰征。

然后用“字”去记述史事，从中表现出褒贬之意。

而褒谁贬谁，完全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

体例上：《旧五代史》是一朝一史，各成体系
《新五代史》仿《史记》立“世家”的办法，以记十国之事。

改“志”曰“考”，两者相比，旧史较好，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但新书在资料上也有所补充，如《四夷附录》中，记叙了许多有关契丹等民族历史的资料，这是旧史所没
有的。

重点：司马光与编撰《通鉴》的过程：
编写分三个步骤：
A、收集资料，编成“丛目”。

即把历史事件按年代顺序列出标题，再围绕标题将有关史料组织起来。

资料一律依年、月、日顺序排列。

B、长编：即初稿。

编写原则“宁失之繁，毋失于略”。

着手编写时，必须把丛目中的史料全部检阅一次，经过选择决定取舍，重新加以组织，并在文字上作初步加工修饰。

长编，实际是进行了初步整理、加工的编年史初稿。

以上两项工作，主要是由三大助手负责的。

C、定稿：司马光在“长编”基础上作最后的删削润色，考订异同，写成定稿。

如600多卷的“唐纪”长编，经过删订，只剩81卷。

全书由长编到定稿，其中删削的达三分之二。

二、《资治通鉴》的著作特点：
（1）材料丰富
（2）完善了传统的编年叙事法：
（3）通过史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三、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1）突出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
（2）主张据事直书，反对正统观念：
（3）反对神鬼怪异之说：
通志：《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仿《史记》而作。

全书共200卷，500多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年谱、略六门。

（改“书”为“略”，改表称“谱”）其中“二十略”（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职官、刑法、食货、艺文、校雠等）是全书的精华。

三、郑樵的史学思想：
（1）反对断代为史，力主编写通史：
（2）崇尚实学：
郑樵反对北宋以来理学家空谈义理，不务实学的风气。

主张务实学。

所谓
“实学”，就是注意考证前人之说，不轻信盲从，主张诗书可信，但不必字字皆
信，同时注重从实践中求得真知。

（3）批判神权主义的“欺天之学”
郑樵把阴阳五行的灾异说斥之为“妖学”、“欺天之学”。

三、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1）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会通”思想。

《通鉴》的“贯穿古今”，《通志》的“会通之义”，对马氏均产生深刻影响。

马氏认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而“典章制度实相因者也”（自序）。

他和杜
佑、郑樵均以“通”名书，表明他是继承前人“会通”的观点的。

（2）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门类：
《通典》共分九个门类：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

《通考》扩大为24个门类，分类更加缜密。

其中增加了经籍、帝系、封建、象
纬、物异五个门类。

（3）重视社会经济：
《通典·食货》共七卷，不足全书1/20，而《通考》将“食货”分为八考，
占全书类目的1/3，共27卷。

而《通典·礼》为100卷，《通考》为60卷。

一、明代史学的特点：
1.方志与稗史盛行
2.经济史撰述的繁富
3.史学的通俗形式和历史教育
（一）王世贞的史学思想：
1.接受了“六经皆史”（王阳明）说，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的论点。

明确表示六经也是史，没有必要把他作为经典加以推崇。

2.开创了考史之风：他认为史料来源有三：一是国史；二是野史；三是家史。

国史为史官所记，内容多忌讳；野史能够直书，但见闻受到局限；家史是子孙后代所作，对先人总是扬善隐恶，评价也不见得可靠。

在引用这些史料时，他认为要重视考证。

他写了《史乘考误》一书，共十一卷，前八卷考国史、野史；后三卷考家史。

考史的内容可分为：订误、存疑、补遗、揭讳等四种类型。

3.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他认为不可单凭成败论英雄，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人品不同，因而事业各异。

4.反对宗教迷信：
他曾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那些迷信佛道神鬼的君主，没有一个是得到好下场的。

（二）李贽的史学思想：他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要“一切断以己意”，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标准：
1.肯定统一国家君主：他肯定秦始皇“混一诸侯”，是“千古一帝”。

他认为曹操有“平天下”之功，称他是“真知人，真爱才，真英雄”。

他称汉武帝是“英明之主”，唐太宗是“英主”，宋太祖为“圣主”。

2.肯定实行变革富国利民之士：他赞扬李悝“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做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他称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

但他却认为王安石属“君子误国”，变法动机虽好，但客观效果适得其反。

3.敢于打破“忠臣不事二主”论。

如对蜀谯周和五代冯道的评价。

（二）顾炎武史学思想
1.强调古为今用
顾炎武深感晚明以来文人空言误国，明确提出学术必须“经世致用”。

2.强调古今源流与现实的结合
3.偏重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历史问题。

他有一句名言“保国者、其君其相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推崇地方自治，在君主专制下，地方有官而无自治权，当官者为君而不为民，地方很难治理的好，他主张地方上的辟官、莅政、理财、治军之权都归地方。

（一）《明史》的修撰及其特色：
特色：（一）所据史料详备：明中叶以来，私家修史之风盛行。

如焦竑之《国史献征录》、朱国桢《明史概》、邓元锡《明书》、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谈迁《国榷》等等，均为明朝熟悉掌故，习于作史的人私家史著，可资参考。

官修《明实录》（十三朝，记十五帝）、《明会典》为其主要依据。

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史案》242卷，顾炎武曾搜集史录奏状一二千本，其外甥徐元文是《明史》监修，其间多有书信往来，顾氏弟子潘耒也参与修史。

（二）编纂体例上的创新：
列传中创新例者有三：《阉党传》、《土司传》、《流贼传》，这是根据明代社会特点增设的。

《阉党传》专记宦官结党擅权误国；《流贼传》专叙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事迹。

《土司传》记载湖广、四川、云、贵、广西等五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

《明史艺文志》只载当代艺文。

《历志》把明代所用大统历的内容，记载非常详明，尤其增加图以加以说明。

《明史》在列传中，不采用子孙附传，而用同事附传。

如《刘崑传》，附10余人，皆弹劾宦官刘瑾者。

缺点：（1）偏重于政治方面的记载，对于经济，特别是生产发展，技术改进方面记载就很少。

有关自然科学家的篇章更是少得可怜。

（2）对明朝与外国的交往记载简略：虽然立了《外国传》，然仅限于邻近及南洋各国。

象郑和下西洋，前后历经数十年，历数十国，但记载十分简略。

（3）对满族的源流和发迹的史事避而不谈。

对南明的福王、唐王、桂王等政权的事迹极力抹杀。

（4）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忠义传》（多达七卷），《孝义》、《列女》等传，罗列了近两千人。

吹捧这些人“至性所激，感天地，动神明，名留天壤，行卓古今”。

对明末抗清诸臣，如史可法等，也从“忠”的角度给予歌颂。

但总的来说，《明史》修纂的质量较高，是唐以后官修“正史”中比较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