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集体化_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心灵的集体化:
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郭于华
本文以一个村庄中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

女性在承受生命中巨大
的苦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治理
功效的体现。

她们的记忆和讲述为理解和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
开辟了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　女性记忆　集体化　符号权力
作者郭于华,1956年生,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

农业集体化是一场改变几千年农业传统经营方式的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和重建乡村社会结构的宏大社会实验与社会工程(s ocial engineering)。

广大的乡村女性在这一社会变革中不仅成为重要的动员对象,也同时作为重要的主体参与其中。

着眼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过程,妇女不仅是这一宏大社会革命中的生力军,而且是这一革命的特性、意义和成功程度的重要表征。

在中国革命中,妇女问题总是与阶级问题相提并论的,妇女解放一直被认为是阶级压迫终结、进而是全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就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①。

毛泽东在1926年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的论断,进而指出实现阶级解放和社会发展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②,而这一论述亦成为发动广大妇女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并在其中争取自身解放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既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妇女都是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参与者和重要动力,她们当然也应该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言说者和解释者。

然而,在正式的历史和革命史记述中,她们的经历和感受,她们的所思所想,她们的记忆和讲述却往往无声无息,她们的故事成为一种历史中视而不见的缺失。

她们没有历史,或者至多只有由他人代言的女性历史。

①
参见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1—84页。

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31页。

本研究作为“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
①的组成部分,试图以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中的女性生活作为分析对象,由此探讨这一革命性变迁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形态。

分析资料主要来源于在陕北骥村进行的女性生活史调查,其主要方式是倾听和记录当地女性对该时段经历的讲述、解释和评价。

在“口述史”项目的调查和研究中,我们深感对女性访谈的困难,面对提问,她们经常的回答是“不晓得”和“忘记了”(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是我们的问题有问题———提问内容和方式不对);或者直接让我们去问男人,因为那个时候是“男人当家”或“老人(男性长辈)当家”。

我们深知在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中女性的讲述又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女性的记忆和讲述就成为研究过程中经常的困境。

本文将汲取以往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力图在搜集女性能够讲述也愿意讲述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对记录和分析这一时段女性生活的历史做一探索性尝试。

本文的另一契机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有关: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人类学田野作业获取资料的两个基本方式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以往研究者通常认为“所见”的信度高于“所闻”;但一些研究者发现,在现实的调查中,“眼见为实”并不全然和总是有效。

这一方面是由于实践活动和过程的许多方面是无法直接观察的,例如,没有一个商人会把一个民族志工作者带到他与官员密谈的餐桌上去,他们之间的交换不能被第三者看到,民族志工作者只能听到当事人讲述的故事②。

再如,作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经典之作《妮萨》的作者曾这样陈述自己的研究:“在田野的最初数月中,我能够看到人们的相互依靠是多么地紧密,但是我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感受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他们的生活的。

我需要那些无法被观察到的信息,我需要!K ung 人开始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我询问那些妇女,作为一个女人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她们的生活中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③。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这种从所见到所闻的关注、从观察到倾听的倾斜不仅缘于调查条件的限制,而且“与一个更大的理论关怀相联系,它将叙述作为人类经验的根本特性之一”,对叙述的研究,“将民族志描写的重点从一群人的实际经历转向对他们所讲述的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人的故事的解释。

通过人们所讲述的故事,民族志工作者可以理解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更普遍的社会”。

进而这种转变也带来方法论上从民族志观察向民族志理解的转变④。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通过骥村女性的讲述,记录和分析她们在集体化过程中的经历和记忆,以及这些记忆所表达的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与文化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　2003年第4期
①②③④See Liu X in ,The Otherness o f Self :A G enealogy o 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ix —xiv.
Marjorie Shostak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 f a !Kung Wo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pp.5—6.See Liu X in ,The Otherness o f Self :A G enealogy o 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M ichigan Press ,
2002,pp.ix —xiv.
该项目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和笔者共同主持,旨在对长期以来相对空白的民间历史资料进
行搜集和研究,进而深入理解中国农村那些最普通的人们,在长达50年的时段中,在革命与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日常生活的状况、改变以及他们对于这些经历的感受、记忆、讲述和理解。

该项目拟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南各选择一个村庄作为调查点,目前已经在华北的西村、陕北的骥村、东北的石湾和西南的柳坪进行了数年的调查研究工作。

预计全部计划需用20年时间完成。

该计划曾阶段性地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等的资助。

陕北骥村是“口述史”项目的长期田野工作点之一,在该村已经基本完成了土改时期社会生活史的访谈调查工作。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一、家庭劳动变为集体劳动的女性记忆
对骥村合作化过程的调查是继该村土改历史调查与研究之后口述史项目的顺延。

作为全国统一的合作化进程的一个小小的局部,这里的事情并不复杂,在村民的记忆和讲述中也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据村民讲述,可以大致推知合作化运动的几个阶段:1954年在上级的提倡鼓励下,少数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开始以自愿结合为原则组成互助性质的“变工队”(即互助组);经过一年左右的“变工队”,同样是在上级的倡导督促下,骥村建立了由七八户到十来户不等自愿组合而成的“小社”(即初级社),时间是1955年;从“变工队”始经过三个年头,大约在1956年就从小社“大合营”而成为“大社”,时称“农业(合作)社”;而“农业社”这个名称在骥村经历了1958年以后的人民公社时期一直沿用至今。

村民们至今仍能讲述当时从单干到集体的转变过程及心理感受:头到57年,那就你非入不行,箍定(方言:限定①)了,不入不行,上边就是这么个政策。

那阵也有地比较多的户,他有栏的羊,喂的牲口,不愿意入了,那生活富足嘛。

就是“李闯王坐天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抱娃娃热炕头”,因为那个条件就好着了,那就不愿意参加(集体)。

不愿意不行嘛,谁也不顶事。

土地成集体的了,牲灵(牲畜)给你打上价,你入社要投资了。

入了社,家里甚也没了。

没入社单干时打的有点余粮,头临后一年不如一年,分的赶不上吃了,头到58年那阵,就底垫完了。

唉,社会这东西就变化嘛,发展的规律。

到那个时间了你不愿意能说你不愿意了?(访谈记录yjg2002MRT[男性]②)
当时的一位党员干部回忆说:这要入大社了,就做这个思想工作了嘛。

干部来给我们做,我们又要给群众做了嘛。

说入社咋个好咋个好,咋个待遇,咋个谋虑(安排的意思)。

一气把人家的羊啊,驴啊,地啊,大农具,一伙都参加了社。

(问:有没有人说我不想入的?)不想入的?那狗日的,这一个嘟(方言:一群)人,思想上一气给他控箍着了,一气给他传达呢,不能叫他退股。

说是入社自由,出社自由,不自由了嘛,哈哈哈……初起入的时候自由着了,他出去就不自由了,不能退了嘛。

(访谈记录yjg2002MR J[男性])
农业合作化对所有农户都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是财产所有权的转变,也是劳动生产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的转变。

然而这一转变过程给经历者留下的记忆却有着较明显的性别差异。

在访谈中不难发现,妇女当被问及关于政治动员、土地转移和家庭财产计价等问题时,很难像男性村民那样给予明确的讲述,她们的回答多是“不晓得”,“不记了”,“那你得问老汉去”;在就重大历史变迁和公共事物向女性亲历者发问时,我们仿佛面对着历史迷雾后面无从明确表述的感受与记忆。

农村女性对于集体化的经历、感受和记忆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的:“婆姨(已婚女性)、女子(未婚女性)都下地”———集体化对女性而言,最大的转变是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的过程。

按照当地传统的劳动分工,地里的劳作主要是由男人承担的,“以前这婆姨一般都不到地里去,家里就是转这个锅台,照看娃娃,做饭”。

当地语言常用“巧
①
引文括号中对方言的说明为笔者所加,下同。

② 1.引文后的编号为口述史访谈记录的编号,下同。

2.凡未专门注明为男性的被访者均为女性被访者,
下同。

中国社会科学　2003年第4期
工”与“拙工”来表述性别劳动的区分,前者包括纺线织布、制衣做鞋、做饭及年节祭祀时给神做供饭等通常由女性完成的比较灵巧细致的劳动;后者则是男性承担的较重的体力劳动如种地、圈窑、打井、垒灶、背石头等。

由两性分工造成的交换与互补关系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婆姨、女子下地干活只有在每年春种时节到地里“点豆豆”(撒种):传统农业的播种是需要三个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的。

入社之后,除老、幼、病以外的所有劳力都须参加集体劳动,按照出工率记工分决算分配。

对女性而言,这一活动空间的重大转变当然不可能不留下印迹。

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里也是一种“无事件境”①,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节无序地混杂在一起,没有清晰的时间次序和界线,也似乎看不出与重大历史过程的意义关联。

而实际上,女性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表述只有当这些经历与她们有切身的关联时才会浮现出来。

具体而言,这段历史是通过她们对病痛的记忆、对养育的记忆和对食物的记忆而得以再现的。

关于身体疲劳和病痛的记忆
对女性而言,从以户内活动为主的家庭劳动转变为户外集体劳动,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的转换,事实上也是劳动量的增加。

集体化以后,妇女除与男子一样必须按时出工劳动外,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并未改变或由他人分担:做饭、洗衣、照顾孩子、缝制衣服和鞋子等等工作依然全部由女性承担。

在农业生产劳动中,虽然从初级社开始直到人民公社解散,作为分配依据的工分始终是女性低于男性(入社之初,妇女最高是5分,公社时期最高为8分;男子最高一直是10分),但妇女在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上并没有受到照顾。

骥村在合作化时期就开始了农田基本建设———填沟、打坝、修造梯田,其时全村的劳力被分为两个组:一是农业组,全部由男劳力组成,他们都是干农活的好把式,负责种地打粮;二是“基建组”,农业组以外的男劳力和所有的妇女劳力都属于“基建组”,他们一年到头的任务就是打坝、填沟、造梯田,从事的是相当繁重的劳动;到1958年又成立了“卫星组”,按照村民的形容,“就是先进的,庄稼肥料上得大,地种得好,意思啊就是往起树这个星星呢,典型,其他人都要向他们学习”。

从当时劳动分工的情况来看,女性的劳动繁重程度并不亚于男性。

下面是几位女性被访者的回忆:我们那阵修梯田,拍畔(用铁锹将土拍实)去了,就这站畔,不行些的男的拍不过这些女的。

就这么高的那屹崂(山坡),头低下拍,那也受罪了,可熬(累)了。

你拍不好,塌了就是你的问题,谁的畔塌了谁负责。

(我)二十几上就有了病了,(问:什么病?)那就说不来。

心脏病,心脏不舒服,一满(完全)不能沾响动,一沾响动,我就解不下了,就难活(受)了,心就跳的呀,就难活了。

哎呀,整整半年,我就那个半年没动弹(劳动),就难活的。

那阵一沾就心乱了,个人不由个人了。

我难活了一年啊,头后半年,秋收停当了,就动弹了。

我就说,我今差(好)些了,到地里去啊。

我做个一两回,我能支持来,我就做着,我支持不来,我自然就不来了,头后排我去上就一天比一天还硬了。

不然这穷日子不得过啊,你说我一年就害病,就治,就我不挣,这娃娃吃不上,穿不上,你不做工就粮也少分了,就没那个多劳多得了。

(yjg2002LHZ)
就是那年填沟,管道山填那坝,就穿这薄片片鞋,一下就生(受凉)了,腿疼、麻,第二年正月就修上梯田了,就在那龙王庙那,冰的啊———,可是冰的恶(非常)了。

就那罢(以后)了一满不行了。

(yjg2002ZG L)
①参见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收
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计划系列工作论文》,1997年。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那阵我是个二十几了,那阵就有那个大女子和大小子,这就四十多年了。

那年刨山芋(土豆)来着,受了冻了,我夜黑地(晚上)回来啊,我这儿跺子(臀部?)啊,凉得就跟死人跺子一样,一满就冰的,就这后胯里。

人做生活(劳动)了,就风就雨就雪,给你下下。

唉呀,迩个(现在)穿得这棉的了,夹的了,旧个(以前)呢,连连补补,穿不上。

(问:婆姨女子不方便的时候咋办?)婆姨女子不方便的时候,有的轻便些的,也去(下地)了,疼的不行的,就不去了,一天抓个金娃娃也不去了。

女人家那阵定(出工日)了,一个月给你定多少,我们那阵定二十几天着呢,定的多。

男人那不定,女人家那有不方便事,给你定了,男人家那不能误工,误工了你不生活?你不要吃了吗?(yjg2002LG R)
在访谈中不难发现,虽然不同的被访者关于身体的疲劳和病痛有不尽相同的记忆,她们对病痛的描述和判断也通常不符合现代科学的标准,但相当共同的一点是在谈及病痛原因时,她们比较一致地归结为“苦太重了”。

关于养育孩子的记忆
婆姨们每日下地劳动遭遇的另一种苦难是母亲无法正常地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

集体化时期青壮年女性都须按照规定时间出工,年幼子女的喂养大致有三种方式:“老人照娃娃”———即由年老体弱不能下地劳动的婆婆承担照顾孩子的职责。

“娃娃照娃娃”———由学龄前的哥哥姐姐照料年幼的弟弟妹妹。

“娃娃没人照,在炕上拴着”———为防止娃娃摔下来,“在炕上钉个木橛橛或者铁棍棍,用带带拴在那上,再给娃娃系在腰里。

中午能回来就给娃娃吃上点(奶),干活的地远了娃娃就饿着”。

一位母亲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泪水涟涟:我们那大女子那阵还和老人一搭里,老人还给照了。

头二女子就不给你照了,你早起走了,放到这炕上,头黑地回来还在这炕上放着呢,你回来,那娃娃就一满哭成个屎卟崂(指孩子大小便),急的我哭鼻打水介。

二的头一年三月养的,第二年整一年,第三年才会走了,就在那炕上,引起腿巴子就不利了,不会往开展嘛,第三年三岁了,七八月里才会走的。

那早起走了,多会回来多会给吃了。

这春上不回来嘛,从四五月里开始能歇晌午了,晌午介回来了,奶娃娃,这黑地才又吃一次(奶)。

那不是说那软叽巴蹋不会走,几岁了才会走。

这个小子那就算贵气着了,那个大女子会照了。

(yjg2002GY L)
母亲对于孩子的牵挂心痛不亚于身体病痛带来的痛苦:满月了四五十天就动弹上了。

奶娃娃,人家歇(晌)了,我们杠(跑)回来奶来了。

那照也没人照,我们那老人也不照去,走起急的你哭鼻子,回来看到娃娃又要急的你哭鼻子。

我们那二女子(小时候),那阵炕上不铺个毡,就铺个那烂席子,娃娃猴(小)着了嘛,娃娃头发又稀,给娃娃头发一满擦的稀烂,脚底上擦烂。

可心疼了,迩个也常想着了,真个。

(yjg2002ZY Z)
那阵大合营,唉呀,我们那娃娃可可怜了。

没人照嘛,奶奶的那阵那也要劳动去了。

不劳动她也吃不上嘛。

没人照娃娃,我们娃娃照娃娃嘛。

我们大小子才五岁了,二的三岁了,五岁的照个三岁的嘛。

锅里给娃娃煮上口那种擦擦饭(磨碎的粮食煮成糊状),高粱擦擦饭。

放个勺勺,炕上放个尿盆盆。

娃娃不出去嘛,那阵行吃(乞丐)的多,净饿的,他们怕嘛。

门上顶个棍,把它顶定。

饿了就舀的吃点盆盆里的擦擦饭,把起尿就上尿盆盆把尿。

五岁的照个三岁的嘛。

到黑夜了,那阵黑夜也劳动去嘛,黑夜不回来,娃娃怕的啊,枕头被子拦得这么高高,两个抱定在被子后面睡觉着了。

(yjg2002G XZ)
关于食物的记忆
骥村女性关于食物的记忆实际上是饥饿与食物匮乏的记忆,当然挨饿的经历不限于女性,所有经历了食物短缺时期的村民都会清楚而生动地表述饥饿的记忆。

而妇女由于其传统性别分工规定的为全家准备食物的角色,对于食物的感受更为深切。

而饥饿的感受和对此感受的回忆也并不限于女性自身,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骥村历史上先后有过两次“吃大灶饭”的经历:一次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就是“食堂制”,整个庄里以三个居住点为单位开了三个大灶,“饭熟了就通知叫打饭了,吃是都去吃了嘛,饭都给吃了,一个人一马勺”;饭食的主要成分是瓜、菜、土豆和高粱、黑豆等粗粮混煮而成的。

这次大灶饭吃的时间不长。

第二次办集体伙食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是为了节省时间提高劳动效率。

“秋收停当了,一个冬天劳力都到了基建上”,早晚是各人在家里吃,晌午一顿只给参加基建的劳力吃。

这次大灶饭的内容还是带皮的土豆、白菜、高粱和黑豆 的混合。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所有被访的女性都将这两次吃大灶饭的经历混为一谈,甚至当年为集体做过大灶饭的妇女也没能分辨清楚。

两次吃大灶饭的大致时间和背景是向男性村民提问才得以明确的。

而女性被访者记忆犹新的是食物的成分、如何吃以及饥饿的感受。

头后排(后来)啊,就一满(全部)集体化,家里别安锅,别安粉盆(面盆),大灶上人家
做了咱们打了嘛。

拿这么个罐罐,一个人一马勺,拿罐罐提去
,有瓜,,黑豆拉成 ,
高粱拉成 ,山芋。

那还吃惯了,觉得好吃,饿着了嘛。

(问:吃饱吃不饱?)这个嘛,打回来那有娃娃拉着了,够,一个人这一马勺介,吃奶娃娃是半马勺,上了四五岁这娃娃就给一马勺介。

我们吃大灶饭那阵,老汉家里不在,光我们婆姨女子够吃了。

男人在家里,打这么一马勺介,还不得够。

不得够也就不得够,不得够你少吃点嘛,你婆姨女子你不一样,你就要少吃嘛。

(yjg2002LHZ)
那阵一满饿得昏起(头晕),头大合营我那大小子十五了,给人家拦羊着了,饿的呀,山上看那苜蓿,绿个锃锃介。

回来说得我哭了一鼻子。

“妈呀,那苜蓿绿个锃锃介,我就掘得吃了,一满涩的啊,咽不下去”,我就哭啊,娃娃可怜得(边说边流泪)饿得你看,把那生草掘得吃了。

那是喂牲口的嘛,喂牛喂驴、羊那号的。

再集体个几年就没人了,再几年就饿死娘×了,真个嘛。

唉呀,一下解放了,一下单干了,把人可都畅快美了。

迩个都吃得这么好,那阵还就是这骥村的地嘛,迩个还这骥村的地嘛,迩个这吃些甚,旧前吃些甚?给集体里做,要甚没甚,甚也没有的。

(yjg2002G XZ)
除了食物短缺,整个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也是妇女们记忆深刻的。

那阵扯布要布证(布票)了嘛,三尺七介布证,你看三尺七介布能缝一条裤腿吗?连条裤子都缝不得嘛。

我拆了一块被子啊,把被子里的棉花,用纺线车车纺成线线,自己织布。

我这个儿(子),三月生的啊,直到这九月了还没裤穿。

我就坐到布架上织了,织的这么一瘩瘩啊,卷布辊将能卷定,才这么点点布,用点颜色染的呀,才给我这儿缝条裤。

你看三月生下的,到九月娃娃还没穿过裤。

你看急了吧。

自己不会做,你说咋介,那阵普遍都会(织布)了。

(yjg2002LHZ)
从骥村女性关于集体化的记忆中我们多少可以体味和理解一些女性记忆的特点。

研究者通常认为由于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区公共事物(包括政治领域和仪式信仰领域)以外,因而她们对大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常常处于一种散漫混沌状态,没有确定的时间脉络和清晰的逻辑关系,而且是非常个体化和身体化的,与宏大的历史过程有着相当的距离。

这种结论固然不无道理,但却过于简单了。

骥村的婆姨们并非不能讲述那段亲历的历史,只是不能用通常被正式认可的中国社会科学　2003年第4期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话语讲述。

而实际上,她们是在用身体、用生命感受那段历史并记忆和表达那段历史,她们决非隔离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过程,而是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因为毕竟那个过程造就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状态。

二、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世界的充实
从骥村妇女对合作化以后集体劳动与生活的回忆和叙述中,我们不难体味到浓重的苦涩:食物的经常性短缺,日用品的极度匮乏,身体的疲劳和病痛,没人照看的孩子的可怜,因事故而失去亲人的悲哀,在“箍定”的统一管理中的不自由,等等等等。

她们在讲述中常常出现的哽咽流泪也构成这种苦难表达的一部分。

在对骥村女性的访谈中,她们对苦难的诉说是我们不难预料的,但讲述中不时出现的振奋和娱悦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由于访谈采用的是“拉家常”的方式,除了访问者必要的提问引导外,主要是讲述者按其兴之所至进行叙述。

整个“拉话”的过程中除了上述对苦难的回忆引致的哭泣流泪外,也不时有同样发自内心的笑语欢声。

这种情绪主要出现在对集体劳动和活动的氛围进行回忆和讲述的时候。

那阵饿肚子还欣欣欢欢,一天出去就唱歌,还红火(方言:热闹)着呢。

饿是饿了,饿了,人多,那依旧还红火着呢。

娃娃在家还没人照,还红火着了,那天天就那么个了。

唱歌乱谈,嘻嘻哈哈介,你说我了,我说你了,还说了笑了。

(问:那阵都说些甚呀?)那阵还说甚了,你家里吃了甚啊,喝了甚呀,家里做些甚啊,就拉那些。

那阵打坝哦,前沟打坝,打硪(将土夯实的石头工具),打上硪唱的哇哇介。

唱啊,“把你那个硪呀升起来”,嗵打一下,“再往高里升一下”,嗵又打一下。

唱得哇哇介,婆姨也唱了,男人也唱。

(yjg2002G XZ)
那一起劳动可红火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迩个还常笑呢。

早起吃了,晌午还不晓得回去吃甚了,还不急,说“咱晌午回去吃甚了?”“吃甚了,回去有甚吃甚了,有瓜吃瓜,有菜吃菜,剩了甚吃甚”,还可高兴了嘛。

没给你说,一天介年轻娃娃还唱歌乱谈,我们这年岁大点的,还说了笑了。

这农业社烂(解散)了,不上地了,这分开还　气(烦恼的意思)了,基建也不去了,社也烂了,就谁也见不上谁了,前沟后沟见一回还稀稀罕罕。

不做集体化了,咱谁也见不上谁了。

那集体化那阵,前沟后沟到一搭里,说了笑了,那还红火得恶了。

一分开了,各顾各的,那红火甚了,谁也顾不得跟谁红火去了。

(yjg2002LHZ)
集体生产劳动中发生的一些有趣逗乐的事情至今还能被婆姨们回忆和讲述:那阵后晌婆姨们能早收工半小时、一小时的,回家做饭。

前沟里有个五娃娘的,那个女人身量又大(身材高大),长的又丑,还常用手巾在头上弄个结(通常为当地男性装束)。

后晌做起饭,女人都早些放了,人家驻队的(指公社干部)就说啊,“那个男人不栓正(正派),婆姨女子一停当,他也就走了,婆姨女子一回去啊,他也跟上走了”。

你看可失笑吧(笑)。

(yjg2002LHR)从婆姨们的叙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她们在那些艰苦年代中的精神世界:与身体的疲惫、病痛相比较而存在的精神振奋和欢娱;与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相对的精神生活的充实。

那阵婆姨比男人还熬了,男人窜到地里做就对了,婆姨这鞋了、这衣裳了,不纺上点线,不织上点布,就穿不上嘛。

那阵那布证(布票)缺得要命,那一丈几尺介布证,根本不得够。

那阵给了布证也扯不起,又把那布证卖了,一尺布证二毛钱。

咱没钱扯,卖给人家有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