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为抗震救灾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为抗震救灾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文迪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06期
记者：2008年，注定要铭记在13亿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铭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之上。

正当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豪情满怀地迈向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5月12日，一场新中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特大地震突然袭来。

在这场抗震救灾行动中，党和政府决策之迅捷、行动之高效，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叹。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抗震救灾工作能做得这么好？
邹东涛：中国是世界上一个自然灾害比较频发的大国，有史料记载，历史上中国，几乎每10年就有一至二次大的和特大的自然灾害，中小的自然灾害更是常年频仍，完全无害之年甚少。

在古代社会，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也把救灾赈灾当作一项安抚民心和维护统治的重要任务。

但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救灾政策和救灾效果，都没有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的那么好。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以解放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是一个高度负责任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有效力的和负责任的政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遭遇过多次大的自然灾难，如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和8月的四川松潘、平武地震，1998年夏的南北巨大洪涝灾害，以及最近的四川汶川大地震。

这些灾难都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严重损失。

党和政府总是心系灾区人民，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现场亲自部署指挥救灾，各级党政机关齐心协力地组织人力物力去救灾，并尽一切力量帮助灾区重建。

多年来，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一是关于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得到了重视；二是总结了对灾区群众特别是受伤群众的治疗和安置的一些经验；三是依靠科学技术救灾，科学救灾；四是增强应对地震灾害和各类突发事件的物资的准备；五是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抗震救灾最有力的突击骨干力量。

在唐山大地震当中，人民解放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更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记者：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国不仅反映十分迅速，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各界和世界各国的捐助也是巨大的。

这是否也可以从一个方面也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
邹东涛：当然可以这么认为。

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巨大的物质财富是救灾特别是抗震救灾的首要前提。

这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捐助数额这么巨大，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也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开放式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9.8%以上（接近世界平均增速3倍）的增速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中国的GDP总额3.4万亿美元（246619亿元），居世界第四位。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从改革开放开始时的226美元，达到现在约2600多美元。

外汇储备连续3年居世界第1位。

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前列，而且是世界顺差大国。

2007年财政收入总量为5.1万亿元。

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为我国这次抗震救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国库殷实”能够应对巨大自然灾害。

社会新阶层的形成使得许多人“家底殷实”能够“大方解囊”。

这些都归功为改革开放所打造的巨大国民财富。

因此，当特大震灾来临之后，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调动最大的力量投入到抗震救灾中。

不到一周的时间，中央财政就下拨救灾资金57.82亿元，国内外各界捐赠款物89.45亿元，创造了我国救灾史上救援力量调动、物资调运、资金调拨规模和速度以及社会各界捐款等多项历史纪录。

科学技术的进步、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抗震救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持，使无数个压在地震废墟中的生命得到及时的拯救。

为尽快拯救地震废墟中的一个个生命，国家地震减灾救援队、消防部队运用雷达生命探测仪、声波探测器、百吨液压顶、专业切割机、专业搜救犬等高科技设备和手段，使一个个微弱的生命得到救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

还有启动风云、资源、北斗等型号卫星，绘制气象云图，实施卫星通讯、进行地貌普查等，为抗震救灾提供导航服务。

同时，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航空和交通事业超常规大发展时期，航空事业的规模已居世界前列。

铁路的一次次提速和全面电气化，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使全国网状似地紧密连接在一起，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运送人力和运载救援物资。

这些证明，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记者：与过去的抗震救灾相比，这次四川汶川抗震救灾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邹东涛：这就是反应迅速化、信息公开化和救灾开放化。

如果说反应迅速化、信息公开化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又直接关系，那么，救灾开放化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和开放同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比改革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我国不断地扩大开发，不仅是促进了贸易量的增加、技术的交流，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完善，更增进了国与国之间的了解、认同与合作。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巨大增长，中国不仅回归到国际大家庭，也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波澜壮阔，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

“世界是平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

因此，抗震救灾也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谁也说不准哪年哪月灾害会落在哪个国家。

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自然灾害都是全球的灾难，它直接伤害的是灾害发生地的国家和民众，影响的是全人类。

不管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异，自然灾害则是人类社会产生无差别“共同心理”
和“共同语言”的载体，它最能激发全人类的同情、关爱、友善和互助。

这些年以来，我国对世界各地的自然灾害，如印度洋海啸、美国风灾等，都给予了及时和有力的帮助。

有来无往非礼也！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世界各国反应的迅速，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慷慨解囊的热情，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随即展开的抗震救灾中，我国政府接受了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专业救助人员来华援助。

接受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166个国家领导人和30余各国际组织负责人的慰问，以及各国政府和官方机构总额达2.46亿美元的捐助。

更有15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于5月19日来到外交部，向四川地震中的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

即便是那些在西藏“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中对中国很不友好的国家，当大地震袭来，也表达了较大的关爱和帮助热情。

国际社会不仅对中国的抗震救灾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而且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的勇气和自信给以了高度的评价。

例如，法国《欧洲时报》发表社论指出，尽管灾害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以及千头万绪的救灾与赈灾工作，远未到“盘点”的时刻，但世人已经从过去的几天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越来越清晰的身影——我们称之为“大写的中国人”。

1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目前正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是“全新而意义重大的”，“它标志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普通中国人都参与到一场民族运动当中，而这样的运动却不是去抗议外国势力”；“这种变化对今年夏天的北京奥运会，甚至对未来的中国自信心，可能都具有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
当中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也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

自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中国迅速开门救灾，开放救灾，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现象。

很多国家乐于捐助，这不仅极大的增强我国抗震救灾的物质能力，也有助于化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和矛盾。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礼仪之邦的古老国家，对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汶川大地震的巨大帮助当深表谢忱。

同时，也要有效地利用汶川大地震国际援助的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和交往，共同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

记者：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队伍汇成了钢铁洪流，奔赴抗险救灾的前线。

在这支救援队伍中，既有党政领导干部、解放军武警官兵，也有医务人员，还有大批的志愿者。

这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救援情况不太相同。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这说明了什么？
邹东涛：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如私企老板、演艺界明星，他们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有的还自发地组织到一线去救灾。

他们的所做所为，让我们看到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国民爱心的增长。

而公民意识觉醒是公民社会兴起的标志，改革开放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

公民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公民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对称。

在这次地震灾害面前，人们不再把抗震救灾看成政府的事情，而是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和义务，这正是全社会公民意识觉醒的体现。

另外，很多富裕阶层在抗震救
灾中的捐款捐物、组织志愿服务等活动，这必定会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这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现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化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这次抗震救灾本身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能力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成功地利用社会动员，对中国革命的成功、现代化建设的进行都产生过积极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形态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动员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手中掌握了社会上大部分资源，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基本上都由国家掌控，而社会的力量相对弱小，即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格局。

社会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社会动员基本上靠党和政府通过行政、政治动员来达到。

但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特别是政府由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型、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充、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社会掌握、可资动员、利用的资源的增加，都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动员方式，接纳新的动员主体，引导和创造新的动员方式。

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也使得人们渐渐树立起自由、平等、竞争、参与的意识和权利义务对等的意识，成为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思想意识基础。

私营企业主、中等收入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出现，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参与政治、社会生活上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和潜力。

这些变化在灾后的抗震救援工作和社会动员中均有所表现。

记者：有外媒评论指出，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体现出来的能力及透明开放的作风，不仅展现了一个自信的政府，也让西方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

具体该怎么理解这种评价？
邹东涛：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而自然灾害频仍的大国，怎样治理和拯救灾害，既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又是一个古老话题。

无论救治什么自然灾害，最重要的是高度的工作效率，而高度的工作效率需要高度的组织效率，高度的组织效率包括全国全社会政令统一、令行禁止等等。

而要做到这些，又需要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前提：第一，国家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诸侯自拥”；第二，社会必须高度稳定和长治久安，而不能动荡，更不能动乱；第三，国家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更不能被外国列强蹂躏。

如果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或者“诸侯自拥”；如社会处于动荡或者动乱状态；如果国家处于被外国侵略或者战争状态。

那么，任何灾害都无法治理，至少无法做到治理的速度和效率。

那么，一个国家如何确保长期建立这样的坚实政治前提，这客观上需要中国有一个富有权威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近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建立了以民生为最高宗旨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一个富有权威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并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一个高效、权威的服务型政府以及配套机制正在走向完善。

可以说，抗震救灾不仅检验和提高了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记者：这次抗震救灾将给我们留下哪些经验？
邹东涛：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人口密度加大、建筑物抗震能力普遍偏低的现状将长期存在，防震减灾形势不容乐观。

通过地震预报和在预报基础上的震灾防御，是实现地震减灾的最基本途径。

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原因，这一全球性的科学难题至今没有解决；另一方面，地震预报情报的迅速传递机制也遇到不应有的严重障碍。

后一种情况在这次大地震中就存在着灾难性的传递障碍，一些重大的地震预报在关键时刻没有能够及时到达地震工作主管部门领导和和关键工作人员的手中发挥，而是在学术圈中流传和沉默。

还应该看到，要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也不能单靠地震预报这一个环节。

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走预防为主，综合防御之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防震减灾、抗震救灾中的作用。

面对自然灾害，我们要在努力去研究它、认识它，寻求避免和减轻灾害的办法的同时，还要学会如何“与灾相处”、“兴利避害”。

自然灾害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这些代价不能白付，我们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真正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最大限度地降低和规避自然灾害。

为此，国家应逐步加大对基础工作的投入，防震减灾应预防为主，综合防御。

如加强监管力度，使房屋等构筑物的设计更为科学合理，提高抗震能力，适当提高设防标准；加大基础探测工作力度，加强类似“地震活动断层探测”等基础震害防御工作，找出灾害源，兴利避害；等等。

■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