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问题的再评价_陈玥

《前沿》 2008年第5期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问题的再评价
陈　玥＊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　云南昭通　657000)
[提　要]由于长期以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清,误把国有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所以尽管当年我们有种种雄辩的理由推行那一影响中国和中国人生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但在越来越
多的事实面前,我们应该对这一运动的合理性做重新的思考。

[关键词]社会主义　三大改造　再评价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8]5—0026—03
建国后仅七个年头的1956年,新政权基本完成了一场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

在改造运动凯歌高奏的几乎同时,不同的声音已经出现,而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为重新审视这一运动的是非得失提供了全新的参照。

一、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简要评估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对此后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之大是非常明显的。

但无法否认的是,关于这场改造运动的各种争论伴随着运动的兴起而兴起,到今天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因为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参照系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愈来愈莫衷一是。

尽管学术界目前对其坚持肯定态度者依然是主流,但这种主流观点越来越受到怀疑,新的观点在不断提出。

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归纳说,“对于这个问题,评价基本有三种:一种是充分肯定,如历史决议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第二种是基本否定,经济学界持这种观点的比较多;第三种是在基本肯定的基础上对失误进行足够的估计。

”[1]而实际上所谓的三种评价其实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两种,因为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围绕着如何看待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关系来展开的,其中的否定论者虽然否定了在当时搞这一运动的合理性,但并不否认在某一将来进行改造的必要性,而上述的第三种观点虽然折中地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今天的改革开放都做出肯定性评价,但“又认为应该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深刻总结三大改造的经验教训。

如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从1955年夏季以后搞快了,从1953年就搞快了;不仅搞快了,而且搞早了,”[1]所谓“搞快了,搞早了”,实际上也还是说当时不应该搞,这在本质上同第二种观点是相同的,只不过提出者别有一番良苦用心而已。

通过简单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对社会主义改造持充分肯定者的理论根据也是非常脆弱的。

根本的一点,如郭德宏文章中评论:“正像前边所说的肯定论者所说,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建国后前30年的成就基本上没有了,这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种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随后就大胆地指出,“那种说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都是必要的说法,恐怕很难自圆其说”,“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到实践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只是历史决议已经指出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四过'的问题,在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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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玥(1972—),女,云南昭通人,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学、伦理学方向的研究。

和对国情的认识上也存在严重的偏差。

”前后对比,这不能不说又是一种用心良苦。

但我们看来,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二十多年后,在小平同志“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提出也已经二十多年的今天,那种认为“否定了三大改造,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想法,实在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毛泽东自认为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其中建国后的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彻底否定了,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毛的功绩,那么否定五十年代的“三大改造”又何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把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系之于一个运动的做法,不仅达不到维护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否定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成就。

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
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初要那么快地放弃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理由尽管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在理想上,急切地构建一个“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二是在现实中,为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筹集所需经费。

但此二者似乎都经不住推敲。

于光远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从步骤上和形式上都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特点,没有照搬前苏联的经验,但步骤上形式上的巨大成功,掩盖着对中国历史前进的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只是一个发育不全的早产儿,它还是一个畸形儿。

[2]P8
从理想层面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被认为是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经步骤,这一改造完成后,即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显然,当年我们是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确立的标准的。

这种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无疑显得粗糙而简单(但我们绝非是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对前人作马后炮似的批判,而是对至今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状况提出批评)。

那么当年为何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个问题的争论更加剧烈。

在众说纷纭中,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匆忙地抛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同当时决策层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必要性以及过渡时间等问题认识模糊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自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样十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过渡时间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变化和摇摆,这种变化并不是随着时代要求的变迁而做修改完善,而是反映出理论准备的不足。

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在意识上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看作是搞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而完全没有充分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在建设贫穷落后的中国的过程中的必要性和不可跨越性。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许多思路和灵感来自于列宁1905写成的《两个策略》和斯大林钦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即使在列宁那里,对落后国家社会性质的转变问题就存在着模糊和矛盾,从未体验过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的毛泽东对此问题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也存在漏洞。

有论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说明中,对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好处和它的必要性,却并无深入的解释。

他关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说法,主要只是援引前苏联的例子。

那意思是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更何况中国?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且还要`广大的发展',他可以称之为解释的只有两点,一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是说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社会向前发展有益,因此`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至于为什么需要大量的资本主义,它究竟如何有益社会,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没有说。

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讲是讲了,究竟有多少人理解了,却是一个问题”。

[3]正是因为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有益于社会,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不清醒,更多地只是把它作为革命过程中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因而一旦自己一方政治地位从在野的革命党转变为整个国家的执政党时,理论也就必然随之改变。

在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可以做的事,难道先进的无产阶级就不可以做得更好?这个理论误区显然是造成苏联和中国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内在原因。

另一方面,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把国有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确立的标准也是理论上的一个误区。

这个标准存在着两个悖论:第一,中国早在夏商周时代就是“工商食官”之制,工商业由官方控制经营,也主要为官方服务。

而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更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所有土地都归“王”,国家所有。

而不管所谓地主、农民或者诸侯等等,都只具有使用权而不具有所有权。

这种农工商都归国家所有的形式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有极其相似之处。

如果按照国有即社会主义的标准,是否因此而可以认为中国早在夏商周时代就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呢?第二,苏联解体之后,变色了的俄罗斯在1996年宣布完成了“私有化”。

此时,俄罗斯经济所有制结构是,国有经济占28%,集体经济占44%,私有经济占28%。

单就这种结构比例而言,与我国的各种经济成分大体相似,即国有经济占30%略强,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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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近40%,私有经济也近30%。

显然,如果以国有即社会主义的标准的话,中国已经同俄罗斯一样“私有化”了。

我们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结论呢?
从历史上看,关于国营、私营孰利孰弊之争,中国久已有之。

西汉桓宽所记录的《盐铁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认真讨论。

汉宣帝时的盐铁会,以关系当时国计民生的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作为讨论的主题。

争论的双方,一方是代表官方的“大夫”,另一方则是代表民间利益的“文学方正”,双方的争论平等进行,都是“出以公心”。

“大夫”坚持“官营”,并声称这绝非为自己谋私利,所谓“大夫难罢盐铁者,非有利也,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也”。

反对者却反驳说“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政府固然一心为国,但执行政策的大小官员难免以权谋私,造成腐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而对官营体制下的种种恶劣表现,早已是怨声载道。

翦伯赞先生在其《秦汉史》中发议论说“万事一经官办,就要糟糕,这大概是古今一律。

”[4]P193不过由于当初规模较小,其害也就不太大,而大规模官方工商业的兴起,肇始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日后的破产实际上宣告“官营”企业是个死胡同。

对洋务运动的抨击在建国后编写的任何一本《中国近代史》中都不乏尖锐的表现,例如苑书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即指出:“这些企业属封建政府所有,经营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筹建经费和巨大的常年开支大都是财政拨款,以及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机构的干预生产,因而使之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质。

在这类企业里普遍存在着经营腐败、冗员充斥、生产成本高昂、生产效率很低、产品质量不高等现象……”[5]P57在这样的评价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果除去其中诸如“封建”之类定性用词外,其外在表现形式与我们今日的国有企业的种种弊端极其相似。

而更不被我们注意的是,这显然绝非巧合,而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而又常常被掩盖的事实,即不管是洋务企业还是此后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官僚资本”,再到我们今日的“公有制”,其在实质上都属于“国有经济”,除了规模更大,陷入更深之外,别无二致。

领导层的指导思想有误,配之以长期以来政治运动中“左比右好”的惯性,使得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就更大,把服从不服从改造上纲上线到“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的高度。

各地都普遍采用粗暴方法强逼人们走上改造之路。

其中农村的难度最大,也体现得最充分。

山东省曹县的干部在建社工作中提出:“思想教育不是万能的”,“群众的觉悟不能等待”,“运动要暴风骤雨”,“猛虎下山,饿虎扑食”,“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哪个运动还能不死人,看死的是什么人”等,结果当地的合作社一哄而起,造成了极为混乱的局面。

[6]P311-312而另外有些地区则提出“斗争富裕中农,向中农进攻,”的口号,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农民说:“不用讲合作化是光明大道,就是死路一条也只得去”。

城市改造的背景与农村大体相同,但改造的拥护者却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行,使当初统购统销政策得以顺利开展;工业与农产品的剪刀差,又为国家的基建积累了大约6500亿的资金;国家控制一切使国家能按计划地分配用于积累和消费的资金,用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建立起我们今天的家底……,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以全国人民普遍贫困化为代价的,可以说我们是在用一种“杀鸡取卵”的方式积累资金。

参照今日国民收入的比例,我们恐怕不难承认,如果让群众去追求富裕,那么诸如三十年间从农村取得6500亿的钱,并不是一个什么大数字。

我们从来都不能怀疑当年的决策者们在作决策时其动机是为国为民的,但天底下事与愿违的事情实在太多。

几千年来我们历代的政府一以贯之的经济思想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平均意识,国家至上,害怕藏富于民,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逐渐改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当年以“一大二公”的国有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并以此作指导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很大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对过去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省,澄清思想,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1]郭德宏.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J].史学月刊,2002,(2).
[2]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
[3]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J].1997,(4).
[4]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193.
[5]苑书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7.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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