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嘉庚先生的国民卫生思想及实践

试论陈嘉庚先生的国民卫生思想及实践
摘要：陈嘉庚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华侨，他不仅在近代教育、政治、金融、建筑等领域颇有建树，而且还在国民卫生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陈嘉庚先生的国民卫生观主要体现在居住环境卫生、身体康健卫生、医药救护卫生等诸多方面，这些重要的思想和理念对现代国民卫生观念的形成以及现代国民卫生体系的最终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陈嘉庚；国民卫生；国民卫生观
陈嘉庚（1874—1961年），福建同安人，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曾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他将一生中所积累的资财基本都用在了兴办教育上，是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创始人，并且为祖国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陈嘉庚先生传奇般的人生经历至今仍不断引起后世者对他的关注。

本文主要就陈嘉庚先生对现代国民卫生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展开阐述，以期展示陈嘉庚先生丰满的人生经历和光
辉成就。

陈嘉庚先生生活的年代，由于时代及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各方面的资源配置还不是十分完善，可以说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尤其是国民卫生方面，几乎处于空白，与同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或者邻近发达国家相比较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国民卫生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在战乱年代以及此后百废待兴的新的历史时期都显得尤为重要，而陈嘉庚作为著名的爱国华侨，他不仅在近代教育、政治、金融、建筑等领域颇有建树，而且在国民卫生方面也作出了自己不朽的贡献，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较早具有现代国民卫
生观念的少数有识之士之一。

陈嘉庚先生的国民卫生观主要体现在居住环境卫生、身体康健卫生、医药救护卫生等方面，随着认识和实践的逐渐深入，上述各层面也得到一定的发展，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并且在一些领域，观念逐渐付诸行动，对现代国民卫生
观念的建立和国民卫生体系的构建起到了极大的启发作用。

一、居住环境卫生
居住环境与人的身心发展关系甚为密切，是现代国民卫生中重要的一环，陈嘉庚先生对此认识深刻。

在陈嘉庚先生对于卫生观念的思想阐述中，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便是他写的《住屋与卫生》一文。

此文撰写于二战结束之后，当时国内卫生状况令人堪忧，而他则以前瞻性的眼光远见卓识地提出了这方面的重
要见解。

在《住屋与卫生》一文中，陈嘉庚先生提出“我老大不振之中国，关于维新兴革诸事业，应比他国更多且更紧要。

维新之道，莫重于卫生……”[2](P.367)他将新加坡的居住环境和国内考察沿途所见之居民寓所环境作了比照，认为新加坡在市政改革方面，成效斐然，值得当时的中国政府予以借鉴。

在这篇文章中，陈嘉庚先生写道：“至近年新加坡未失陷时，市民死亡率，每千人仅十五人，比较二十年前减少十分之四，而疫病亦已罕有……”而他将新加坡市政改革的这些重要成效归结为“此盖为改善住屋适合卫生之效果也”。

[2](P.366)除此之外，他还从宏观上对比了欧美、印度和中国的卫生及由此所带来的民众寿命情况。

另外，在《战后住屋之改良》一文中，陈嘉庚先生也反复提到卫生之改良最为重要的就是住屋，他认为“凡新建屋宅不许过长，至多不上百尺，普通七八十尺，须留相当天井及空地，屋后不许相连接，必留后路最狭约十尺，俾空气流通，日光照
临”[3](P.158)，强调“空气”、“日光”等元素对卫生环境的重要影响。

1940年3月，由陈嘉庚发起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成立，此考察团成立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问；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

[4](P.404)在慰劳团回国考察期间，陈嘉庚一行访问了重庆、延安、金华等中国重要城市，在考察途中，他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当时国内的卫生状况。

对于他亲眼所见的这些卫生状况，陈嘉庚先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同时也展现出他作为现代国民自觉关心社会的重要意识。

据他自己在《住屋与卫生》中所说，在沿途考察期间，“每逢开会，余必报告新加坡廿年来改善住屋，有益卫生诸事实，且言日
后重建，应当取法，不可仍由业主任意自建。

[2](P.366)
在重庆参观期间，蒋介石询问其观感。

陈嘉庚答曰：“政治原门外汉，愧不能言，工厂尚无暇参观……唯人力车及汽车甚不整洁，与马来亚大不相同。

马来亚各市区凡有不整洁车辆，禁诫甚严，故车主逐日必须洗刷清净，盖不但关系车辆而已，因市中大众观瞻所系，且能影响卫生故甚重要。

”[5](P.74)在福建参观某处模范村时，陈嘉庚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在《如是模范村》一文中，他写道“……至村内未见有何改善整顿，如村中重要水沟，尚未造妥，使水归流，屋宅仍旧不开窗牗，水井多口均无围墙，不但污水流入，且亦危险。

所造一公共厕所，无遮蔽，且承粪用大缸，久积臭秽。

”他认为上述四项没有一项是符合卫生要求的，更不用说其他，由此发出“此乃称模范村，甚堪慨叹”的感慨，
并“不客气告诸导往等人，讥斥数事”。

[6](P.210)
1940年6月初旬，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这次延安之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陈嘉庚来延安前对中国前途的悲观看法。

后来，陈嘉庚谈到在延安考察的经历时十分感慨地说：“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

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

”[4](P.405)对延安城的规划问题，陈嘉庚经过考察也提出了一些中肯意见，特别注重卫生环境与市政规划
的关系，在《延安城形势》一文中，他指出：“延安城三面环山，唯前面开豁，登城后高阜上观览，见其形势优美伟壮。

他日全城市区商店住家重新改建，若依新加坡科学化建筑法，通盘计划，注意卫生，每间屋长至多一百尺，屋后不许相接（屋后如相接，必闭塞空气，关系卫生甚大），须留通路至少十尺。

不但天然人工两俱美妙，而住民更可享健康长寿之无穷幸福。

”他认为“以陕北土地广大，将来南北交通便利，延安城在中心要区，他日可成为热闹都市，居民增至数十万
人以上，实意中事”，并且希望自己的这番见解能够引起当局的注意。

[7](P.129) 1946年6月，陈嘉庚先生曾到东北各地参观考察。

他对战乱之后，我国百
废待兴的任务，极为关注，认为“要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从一开始就要做好比较完善的规划。

因为从长远看，各方面都要发展。

一些城市必然要发展成为繁荣的现代化城市。

因此，城市建设要有长远打算。

”陈嘉庚先生提出，“城市应多留空地，开辟花园和运动场，马路要宽，路旁种花植树可净化空气、美化环
境。

”[8](P.255-256)
二、身体康健卫生
陈嘉庚先生的现代卫生观念还体现在对个体身体康健卫生的关注上。

他十分强调健身之术对身体康健的重要性，提出“运动”与“洗澡”和身体健康有很大关系。

他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在《住屋与卫生》一文中，他提到“余少时未受新教育，对体育绝不注意，迨年逾六十，身体常觉困顿。

由是每早（约黎明五点钟后）在床上运动（展转数十次稍稍用力），起后续行普通运动，计床上下运动约十馀分钟。

”[2](P.370)关于“洗澡”一项，他则提出，每日起床后，“洗澡廿馀分钟，用毛巾擦全身数次，温冷水随意。

”[2](P.370)这样自创的养身法，让他觉得获益良多，“自觉补救不少”，并认为若是从年少时就坚持这样的方法，“其健康定胜于今”。

对这样的养身之法，他也有自己比较科学的解释。

他认为“寒季人多怕冷，怠于起床，若在床上运动，则寒气减而热气生，洗身后精神益清爽，不怕寒冷矣。

如能出门行数千步，并行深呼吸一二分钟，既可吸新鲜空气，亦可运动内部，更为有益也。

”[2](P.370)上述这些关于保持身体康
健的方法，在现在看来仍有其可行之处，是值得借鉴的卫生之法。

在陈嘉庚先生的许多著作当中，他还明确提出应当取消旧社会的一些陋习，如“吸食鸦片”、“女子缠足”等习俗，以保持个体身心之康健卫生。

首先，对于吸食鸦片问题，陈嘉庚先生极为关注。

鸦片自清末流传我国以来，为害甚重，对禁烟之事，政府曾作过一定努力，并且取得一定成效。

“适民国光复，军阀割据，故有多处种植鸦片，死灰复燃……”[9](P.25)，及至民国时期，鸦片之毒瘤并未完全清除，而是呈现死灰复燃之势。

吸食鸦片不仅耗费大量民众资财，且对个体之身心健康会造成极大影响。

因此，对鸦片流毒问题，陈嘉庚先生颇为重视，多次提醒政府注意该问题，采取相应措施。

陈嘉庚先生指出，近代中国自门户开放以来，学习仿效西方风物，有很多方面模仿不当，贻祸无穷，其最初对我国民众造
成伤害者，便是鸦片。

他说，“外国人利用其性质，制药以治疾病，为有关人类身体之药品，而我国人则用为取乐消遣及交际应酬之物，致缘结不解，相习成风，由是心身颓丧，破家荡产，到处多是，几陷于亡国灭种之大祸。

”[2](P.368-369)关于女子缠足问题，陈嘉庚先生在国内考察时所作的《回国之观感》的演讲中提到，国内民众生活习惯中有两点最让他不能满意，即“满清服制之长衣马褂，尚仍保留，失革命维新精神，涂唇染指，忘新生活条件”，另外一件便是“及十左右岁女童，犹守缠足陋习，无兴利除弊决心”。

[10](P.183)“鸦片”与“缠足”两项，不仅与改良社会风俗有关，而且事关人的身心健康，是国民身体健康卫生中重要的
一环。

在国民身体健康卫生方面，陈嘉庚先生不仅看到了“卫生”与民众“寿命”长短之间的关系，他还看到了国际运动会比赛当中，当时的中国之所以会在德国柏林国际运动会上“饱吃鸭蛋而归”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技艺不精湛，而是在于国内对“卫生问题”未能做彻底之改革。

他认为“国民体格之健全，要在平时有素养得来，非短少时间之训练所能速成”。

因此，他提出彻底改革卫生问题，“不但体力可以增强，而长寿当然亦可期矣。

”[2](P.370)此外，为下一代的健康考虑，陈嘉庚先生还比较早地提出应当避免早婚。

他认为早婚，不适龄即结婚生出来的孩子身体
孱弱且多智商不高，影响整个民族的康健情况。

[2](P.373)
上述这些言论在当时的社会可谓颇有见识，反映出陈嘉庚先生对国民卫生问题的重要认识与深刻见解，对启发社会民众及政府对“卫生”的重视有相当重要的
意义。

三、医药救护卫生
陈嘉庚先生对国内民众的医药救护卫生问题也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处于战乱，各方面条件异常艰苦，广大民众缺医少药，各种流行病、传染病肆虐。

陈嘉庚先生则以忧国忧民的心态，表达了对民众卫生的极大关注。

1940年7、8月间，陈嘉庚由昆明至下关沿路及市镇，见当地民众，多数气色不佳，“且多有肿颈之病，女人尤多于男子，犯此症者形容更无血气，青年人较少，卅馀岁以上犯者较多。

”[11](P.175)观此现状，陈嘉庚深为担忧，并询问同行医士原因，提出“希望抗战胜利后，慈善家或政府，注意此方之卫生，供给医药，扑灭鸦片也。

”[11](P.176)在西南偏城盘县，陈嘉庚先生见到城市中店员市民均“有秽陋不能形容者”，而乞丐更加不堪入目。

对此情况，他提请“当局能知耻注意，每县至多设一收容所，鸠集一处，不外百数十人，病者医治……免作
不卫生标本。

”[12](P.184)
为改善国内的医药卫生状况，他还自掏腰包，印赠《验方新编》。

《验方新编》是陈嘉庚在其友人处发现的一本医药小册子，“版存日本横滨中华会馆，任人印
送。

”据其友人介绍，该方效果不错。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立刻联想到因福建乡村地区医生人数极少而无法满足普通民众日常看病的问题，“若每村有此书一本，裨益不少”。

于是，他便决定自备款项托香港友人汇往日本定印该药书，“每本三角，前后数次，共印六七千本”。

[13](P.1)为增补该书之不足，陈嘉庚先生甚至不惜登报费用，“在天津、北平、汉口、郑州、南昌、长沙、济南、安庆、南京、杭州、上海、福州、厦门、香港、广州、梧州、汕头，及南洋各大埠”，登报广求良方，态度至诚。

[14](P.1-2)在《住屋与卫生》一文中，陈嘉庚先生还向民众推荐了自己亲身试用过的一种名曰“五香丸”的药物，凡胃腹疼痛或者晕船晕车之类的小病，服用“五香丸”基本可以治疗。

因他自己亲身试用过，觉得药效较好，且副作用比较小，所以他本着一种仁慈的心态，专门在《住屋与卫生》当中提及，希望能够惠及广大同胞，乡村医少病多，“若备此药，费款无几，自救兼
可救人也。

”[2](P.371)
为支持抗战，救济残废伤兵，陈嘉庚倡导专门成立救济残废伤兵委员会。

对国内救护组织，如贵阳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陈嘉庚曾慷慨予以经费支持。

在贵阳考察期间，陈嘉庚参观了当时由林文庆先生长子林可胜所主持之贵阳中国红十字会，对该机构之设置、组织以及林君等人的工作成效等颇多赞赏。

甚至之后又再次复访，详细询问林君经费事宜，“知医校逐月尚需加一万多元，则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一万元。

”[15](P.189)此外，对当时国民政府战时所要求之大宗药品，“如金鸡纳霜、匹灵片、仁丹，及救伤绷带等”，均设法予以供给。

如其中的金鸡纳霜产于爪哇，“政府限制万隆一厂出品，凡售于慈善家特别减价一成馀”，至陈嘉庚发函通知后，”约三个月接各处回报，概已募足，直寄仰光，交西南运输处转交政府”。

[16](P.62)陈嘉庚先生从中华民族的健康大计出发，还曾联合各方资源，为组织战后“南洋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推广医疗救护卫生，陈嘉庚先生在设置高校专业时还特别重视开设医科。

如厦门大学创办时所聘首任校长林文庆先生就是一名医学博士，后在厦门大学拟设医学部。

[17]
四、结语
在卫生观念的推行方面，陈嘉庚先生也是不遗余力，不仅亲身撰写著作或文章，发表相关演讲，而且为将自己的国民卫生观点进一步予以推广，他还别出心
裁编出了一首通俗短歌，现收录如下：[2](P.373)
寿命长短在卫生，科举进步理益明。

无知顽迷委天数，欧美中印信可征。

星洲市政改住屋，日光空气助洁清；二十年前死亡率，于今减少达四成。

乡宅无窗似衣箱，日光空气闭不容，微菌丛生到处有，厕池露设在村中。

沟渠垃圾多积滞，蝇蚊成群各逞凶。

不知卫生最首要，健康寿考乐无穷。

富家儿子尚早婚，为扬家声急饴孙；不图见小反失大，所生多弱或愚蠢。

血气未定焉能戒，健康失去草无根。

维新政府宜规定，适当年龄方准婚。

世界比较人年寿，美欧平均五五右，我华仅登三十九，印度三十尚难就。

中印年龄何短促？卫生不讲仍守旧。

政府同胞当猛省，寿夭有道应根究。

综观陈嘉庚先生的一生，可以说，他为祖国的国民卫生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现代国民卫生事业方面，陈嘉庚先生所提出的“住屋环境卫生”、“身体康健卫生”、“医药救护卫生”等观点具有前瞻性与启发性，对我国民众普遍提
高现代卫生意识以及促醒政府予以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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