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元曲中屈原人物形象分析

唐诗元曲中屈原人物形象分析
重庆市合川区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李毅 401520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唐前文学作品、唐代诗歌、元曲对于屈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从中观察这三个不同时代对屈原书写的各自特点，以及相互间的继承和影响，折射出时代、身份和文体的差异对文学形象塑造的影响。

屈原作为中国伟大的诗人，因其文学作品给予后代文人以启发和营养，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以及现代的郭沫若无不受其影响；同时，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屈原也频频出现在后代文学作品中，他成为了一个特定的符号，带上了特定的含义。

本文主要选择三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屈原形象进行分析比较：唐代以前，这是屈原形象的奠定期，屈原的传记作者们通过自己的理解，塑造出了一个文学形象；唐代，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期，楚辞的影响扩大，屈原形象在诗歌这一文体中不断被丰富；元代，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汉族文人受到一定压制，但是却出现了元曲的兴盛，与唐诗一样成为了“一代之文学”。

汉代作为封建制度、文化的奠定时期，唐代作为中古的结束、近代的开端，元代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期，各有特点；散文、诗歌、散曲、杂剧，作为这几个时期各具代表性的文体，是如何塑造同一人物形象的？有何不同？汉代作为一个经学时代，以汉族文化为中心，唐代以其开阔的气度吸收外来文化——唐人大有胡气，元代作为一个蒙古族为中心的统治时期，他们在不同文体中给予了屈原哪些不同的意义？本文将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一、唐代以前文人对屈原的书写
较早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其《屈原贾生列传》一篇塑造出了一个屈原形象：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嫺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1版）
屈原作为一个有为者，能够为楚怀王所识、所用，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也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从后面的叙述来看，屈原的遭遇并没有这么乐观：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未定。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王怒而疏屈平。

（《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1版）
因同僚的嫉恨，屈原被怀王所疏远，最终没有逃过流放的命运，当理想丧失殆尽的时候，他选择了死亡，死亡是他对自己命运的抗争。

联系到自己的遭遇，司马迁开始完成把屈原塑造成“逐臣”和“忠臣”的工作：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1版）
而楚怀王被司马迁塑造成为了一个“凶手”：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

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柰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

以求割地。

怀王怒，不听。

亡走赵，赵不内。

复之秦，竟死於秦而归葬。

（《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1版）
但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的昏庸之君，为什么其前期会选择屈原为左徒，而且还委以重任呢？是否是其选择的偶然？如果不是，为什么后期因为一个很“荒唐”的理由就疏远了屈原呢？
我想这是司马迁出于屈原“忠臣”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前期的得志与后期的失意，更能引起情感的巨大反差，也更能激起读者的反思，有着情感上的共鸣。

楚怀王是屈原形象的衬托者，而谗言也是一个君臣分离的常见模式，于是在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楚怀王由前期的重用转为疏远，为塑造屈原这一形象服务。

同时，司马迁也言及屈原楚辞的创作成就，其引刘安的《离骚传》：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1版）
司马迁已经在屈原的传记中奠定了其形象的两个倾向：一个是逐臣、忠臣形象，一个是文学作者形象。

汉代的贾谊因自己的才能被贬长沙，留下了许多抒发苦闷之情的文学作品。

在他过湘水的时候，想起了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

尽管“吊”的是屈原，实际上贾谊此时的处境与屈原是相同的：对朝廷忠心耿耿，现实处境皆不如意。

后来的司马迁正是发现了这两者的相似之处，于是列出了《屈原贾生列传》。

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屈原，楚贤臣也。

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

”遂自投汨罗而死。

谊追伤之，因自喻。

（《文选》，萧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司马迁将两人都塑造成为了一个忠心耿耿，最终被流放的人物形象。

唐代以前，屈原是作为一个“逐臣”和“忠臣”出现的，而后的宋玉、王逸、庾信等人延续了这种悲情，并一直贯穿于后代文学作品。

班固对于屈原则是出于前后不同的两种态度：对屈原“忠臣”形象的大加赞赏，延续了前代屈原形象塑造；但是在《离骚序》却采用了另外一种观点：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楚辞补注》，洪兴祖，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
屈原最终被疏远的原因归结为其性格上的缺陷——露才扬己。

尽管班固的观点受到了后来王逸的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从汉代开始对屈原人物形象的认识就出现分歧。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占据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士人不需要付出努力就可以获得官职，因此在诗歌中也就缺少了“述怀言志”的倾向，文人们对朝廷和实务亦不关心：
主位虽改，臣任如初。

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

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

（《南齐书》，萧子显，中华书局，1972年1月第1版）
而余英时先生亦言：
士大夫不复以国家和社会为念。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当时的士人做官为了维持门户，绝少为了安邦定国、济世安民。

而朝代的更替也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此萧子显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而屈原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士族社会当中也就缺乏影响力。

魏晋文人也就少有赞赏其“忠臣”形象：
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世说新语》，刘义庆，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第2版）
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

（《文心雕龙》，刘勰，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与此时文学的自觉相应，开始注重屈原的文学创作，并且将其与文学作品结合，出现了屈原诗人形象的萌芽。

二、唐诗对屈原的书写
谢模楷先生在《唐诗中的屈原形象》一文中对“屈原”在唐诗中描绘形象作了极为精当的概括，该文将屈原形象分为三种：生命形象、人格形象、文学形象：
屈原的生命形象，在唐诗中是憔悴、悲怨、愤恨和痛苦的集合。

唐诗中屈原最主要的人格形象是“独醒”，它蕴含着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与困苦。

屈原的文学形象，从唐诗评价屈原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

但是屈原的生命形象与人格形象很多时候不是截然可分的，同时也为了与唐代以前的屈原形象塑造进行对比，本文将这两种形象归为“逐臣”与“忠臣”形象：
1、逐臣与忠臣形象
这在唐代诗歌中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唐代诗人延续了前代文人对于屈原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逐渐衰弱：一方面文人的贬谪情况逐渐增加，而且条件越来越苛刻，很多文人在屈原的贬谪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和感情寄托，通过歌咏屈原来宣泄自己的不满与无奈；另一方面，此时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盛行，政治已经远不如盛
唐时期开明，文人要求积极改革社会，与黑暗势力抗争，于是屈原的这种抗争精神、人格魅力逐渐的走入了中唐文人的视野。

李白《笑歌行》：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

杜甫《地隅》：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

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其十)：憔悴异灵均，非谗作逐臣。

柳宗元《汨罗遇风》：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白居易《咏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蓠丛畔苦悲吟。

李商隐《楚宫》：湘波如泪色潦潦，楚厉迷魂逐恨遥。

皎然《奉酬李中丞洪湖州西亭即事见寄兼呈吴冯处士时中丞量移湖州长史》：樵子逗烟墅，渔翁宿沙汀。

主人非楚客，莫谩讥独醒。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2、文学形象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在唐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作为学习和汲取的对象：
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
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

（《周书》，中华书局，2009年3月第1版）
作为文学形象存在的屈原开始于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鼎盛的初盛唐时期，因为在经历了南朝文风之后，唐代文人急切希望能够建设自己的文化形态，形成自己的文学特色，他们注重对前代文学遗产的吸收和利用，于是楚辞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屈原作为一个文学作者也得到了唐代文人的认同：
骆宾王《同辛薄简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其一：芳杜湘君曲，幽兰楚客词。

李白《江上吟》：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古风》：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元稹《楚歌十首》其一：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

白居易《寄唐生》：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

韩愈《感春四首》其一：屈原《离骚》二十五。

不肯餔啜糟与醴。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3、对屈原形象的不同意见
唐代文人对屈原更多的是同情和赞赏，但是此时也出现了不同意见：
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三代文章，炳然可观。

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大变风雅。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1版）
卢照邻《驸马都尉乔君集序》：屈平、宋玉，弄词人之柔翰。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1版）
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

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且闻善称君，一何善自殊！且闻过称己，一何过不渝！（《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汪遵《渔父》：棹月眠流处处通，绿蓑苇带混元风。

灵均说尽孤高事，全与逍遥意不同。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孙郃《古意二首》其一：介洁世不容，迹合藏蒿莱。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前两则材料主要是将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归结为绮靡文风的源头，需要加以修正和批评，但是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孟郊的诗歌实际上是欲扬反抑的作法，其虽说“死为不吊鬼”，最终还是表现出了钦佩；后两首诗歌无疑都是表达了不同意见，但是都是建立在同情基础之上的。

三、宋代文人对屈原的书写
李中华、邹福清在《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一文中具体的阐释了宋代作为圣贤的屈原形象：
如果说汉唐时代，在屈原身上或多或少地还保留着诗人作为自然人的狷介之气、怨尤之感、愤懑之情，那么到了两宋时期，在理学思想的映照下，屈原个性中此类“杂质”便被淘洗干净。

宋人心目中的屈原，既是儒家伦理的承当者和传承者，又是儒家尽力推崇的忠君爱国之士。

屈原被重新定位成一个标准的忠臣圣贤的形象。

然而，屈原形象在被净化的同时，也被悄悄地异化了。

但是该文并没有对元曲中屈原形象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就不将宋代屈原的圣贤形象进行分
析，而转入元曲中的屈原形象分析。

四、元曲中的屈原书写
与唐宋时期屈原形象的丰富相比，元曲中对屈原的书写显得较为单一，作者一致将屈原塑造成为一个逐臣和忠臣形象，而对其文人形象却极少提及。

例如吴仁卿的杂剧《楚大夫屈原投江》以及雎景臣的《屈原投江》，都涉及屈原，但是皆不存。

从题目中还是可以见元代文人对屈原形象书写的兴趣，而且应将其描绘成为一个逐臣与忠臣形象。

白朴《仙吕·寄生草》：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马致远《双调·拨不断》：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

范康《仙吕·寄生草》：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钟嗣成《双调·清江引》：试问屈原醒，争似渊明醉？
《荆钗记》：问出奸情，押还原籍，教你虽无尾生难，也有屈原愁。

《张协状元》：莫管，寻条柴棒在这里，去教你虽无韩信难，也有屈原愁。

《太白贬夜郎》：流落似守泪罗独醒屈原，飘零似浮泛槎没兴张骞。

《死生交范张鸡黍》：那楚屈原终日独醒，投江而死，何足道哉。

《刘晨阮肇误入桃源》：怎学他屈原湘水，怎学他贾谊长沙。

《包待制陈州粜米》：有一个楚屈原在江上死，有一个关龙逢刀下休，有一个纣比干曾将心剖，有一个未央宫屈斩了韩侯。

贯云石《双调·殿前欢》：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

《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

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

（《全元曲》，徐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由上引例子可以看出，元曲中对屈原的塑造，多不注重其文学成就，这是与唐诗异趣的：一是仅塑造其逐臣、忠臣形象；再则，对其逐臣、忠臣形象加以否定。

究其原因：
1、文体的差异
李灿朝在《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一文中，认为元曲是新兴文体，其来源与民间结合紧密，其接受者文化水平不会太高，因此元曲不注重屈原的文学形象，偏于其作为叙事主人公的逐臣和忠臣形象；唐诗对诗骚有继承、吸收，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就明确号召唐诗要复归风雅，作为文学创作者的屈原在唐代能够得到身
份的认同。

诗歌这一文体在《尚书》中就明确：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霍松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从而开始了述怀言志的传统，适于表达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元曲则因其俚俗性，适于宣泄内在的情感，而且来得世俗，不乏辛辣嘲讽，这与诗歌的温柔敦厚相去甚远，无法塑造屈原的文学形象。

2、现实政治因素
元曲中的屈原绝大部分是逐臣、忠臣，而且作家都对这一价值取向加以彻底否定，这与其政治环境有关。

元代为蒙古族统治时期，对汉族文化不重视，多年取消科举考试，打压汉族文人，因此元代文人整体情感是压抑、苦闷的；唐代虽然也有政治残害，但是终唐一代文人看得到未来和希望，虽有失意，但不久又会斗志昂扬。

在自身理想失落的情况下，元代文人开始否定屈原这种忠臣的人生价值，既然不能“兼济天下”那就选择“独善其身”，于是元代文人找到了陶渊明。

以上所引的元曲就有把屈原与陶渊明对举的，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模式：出世与入世。

元代文人否定屈原亲近陶渊明，实际上也正是放不下屈原，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言元人是“强为旷达”。

3、前代的不同意见
如前所述，对屈原形象的不同意见在汉代班固那里就已经开始，而后唐宋两代仍然有人提出异议。

因此，元曲中对屈原的逐臣、忠臣的否定也属正常现象。

4、接受群体的差异
李渔在《闲情偶寄》论及元曲：
其事不取幽深，其深不搜隐僻，其句采街谈巷议。

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

（《闲情偶寄》，李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元曲的接受面比诗歌更为宽广，要照顾普通市民，因此相对于《离骚》而言更能引起兴趣的是他的故事，而不是他的文学。

在经历了宋代圣贤化的倾向之后，屈原又逐渐的走向了通俗文学领域，其民间形象更多的就偏向于逐臣与忠臣形象。

而后到了明清时期，屈原又被塑造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形象，因《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一文有所阐释，本文不再涉及。

我们可以看出由唐至元，屈原这一文学形象有继承有发展，这无疑受到时代风气、文体以及文学观念的影响。

正如《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一书所说：
经典是时空的产物，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被反复考验、被反复选择和确认的产物。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第1版）
中国古代文人根据现实塑造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屈原形象，或者赞扬或者批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理解，不辨真假，我们只能去观察其后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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