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期刊《乡民》出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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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生活与现代镜像叶广芩小说改编影视中的历史书写

872021自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与寻根文学推陈出新以来，以大家族沉浮荣辱为主要线索的民国往事在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就已然不是一个新命题了，自第五代导演从充满个人情感记忆的民族性与历史传统中取材拍摄了《红高粱》（张艺谋，1987）《霸王别姬》（陈凯歌，1993）等中国电影史中的“现象级”作品以来，中国电影与电视加强了从书写民间的文学传统中取材改编的创作倾向。

其中，满族女作家叶广芩不仅在《豆汁记》《状元媒》等作品中融入自身经历与真实家族的往事，将自家往事的温情记忆融入沧桑的历史叙述中，还从女性视点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流变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使这些民国生活及相关的改编作品成为比单纯的历史记叙更有温度的存在。

一、民国生活的历史画卷与物质世界的复原叶广芩作为目睹社会进步与传统家族制度衰败的社会前进历程忠实的记录者，其作品对社会变革的记录在改革开放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日再度成为具有观照意义的历史画卷与珍贵文献。

自199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短篇小说《学车轶事》改编了黄建新“都市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红灯停绿灯行》（黄建新，1995）以来，以中医世家为描写对象的中篇小说《黄连•厚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丁荫楠，1997）；短篇小说《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原名《妈妈到了更年期》）也在黄建新的指导下改编为家庭题材喜剧电影《谁说我不在乎》（黄建新，2001）；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采桑子》被改编为大型电视连续剧《采桑子之妻室儿女》（林汝为，2009）；以追忆体写就的长篇小说《青木川》也被改编为电视剧《一代枭雄》（余丁、王雷，2013）；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了北京四合院一个古建家族半世纪中命运沉浮的《全家福》（任鸣，2013）也在央视播出。

其中电影改编多取材自短篇小说或从长篇小说中截取部分时间段，而电视剧则得益于较长时间具有相对饱满的故事容量，可以对历史长卷进行更为完整和细致的全景描绘。

叶广芩的小说描述多从清末开始跨越近半个世纪，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上表现从民国到解放乃至改革开放后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沧桑变化，描绘出中医世家、古建筑世家、清朝贵胄等市民生活的风俗画卷。

有关闽南文化的书

以下是一些关于闽南文化的书籍，它们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语言、传统和艺术等方面：
1.《福建潮汕文化探微》（作者：陈道清）
这本书介绍了福建和潮汕地区的文化特点和历史渊源，包括方言、饮食、音乐、戏曲等。

2.《潮州文化志》（作者：蔡俊明）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潮州地区的历史、民俗、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文化特色和发展历程。

3.《闽南文化研究论集》（作者：黄楚九）
这本书收录了黄楚九教授的多篇闽南文化研究论文，涵盖了闽南地区的语言、文学、宗教、建筑等内容。

4.《台湾客家与福建闽南文化交流研究》（作者：张正锋）
这本书以台湾客家和福建闽南两大文化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二者之间的交流、影响和共同特点。

5.《闽南文化史》（作者：陈济民）
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闽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宗族文化、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等方面的内容。

6.《闽南语与福建文化》（作者：邱鸿雁）
这本书围绕闽南语言展开，深入探讨了闽南语的起源、发展以及其与福建文化之间的关系。

以上书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和研究闽南文化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对个人兴趣，这些书籍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源。

民国时期民意调查组织者与调查对象论析

1927 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对民意进行“指导”,先后举办 4 次民调。其中,
1929 年“元旦民意测验”系国民
党上海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举办,调查结果刊登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副刊 · 党务》上,纯属“官办”③ ;
6
月,借“‘天津光复’一周年纪念”之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制作“民意测验表”,除散发给与会民众外,还在各报登
1942 年《大刚报》所作“抗战形势及国内外政治走向”民调,
1945 年《沪
江新闻》所作“国共两党和战问题”民调,
1946 年《大国民》所作“建都最理想的地点”民意测验,
1947 年《中国新闻》所作 “谁当大总统?”的 “草
选举”(
s
t
r
awvo
t
e),
1948 年《北平日报》“有关副总统选举”的民意测验,
根据“士民关系”的传统理论,基于管窥方法,民国时期民调反映的特定社会群体诉求,对于认知近代中国的整体民
意及其变化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民意调查;组织者;调查对象;“意见领袖”
DOI 10 13734jcnk
i1000
5315 2022 05 018
收稿日期:
2022
身份地位是否对民调发生影响? 主要由报刊、学校和社会团体主持的民调,其调查范围究竟有多大? 源于特定
调查范围的调查数据,能够视作“普遍民意”并用作历史研究的依据吗? 如果不能,这些民调资讯的价值究竟何
在? 对此,迄今未见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面世。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有助于对民国时期的民调品质作出判

_文学周报_文学译介综观_1921_1929_欧阳凤

I N TELLI G EN CE人文论坛《文学周报》文学译介综观（１９２１—１９２９）湖南女子大学外语系欧阳凤林娟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翻译文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近代以来的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为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模板和范例。

而西化进程与以报纸期刊为主的现代传媒的兴盛不可分割，新兴的文学社团也依靠传媒彰显其文化立场。

五四时期成立最早的新文学社团的文学研究会便是如此，其成立于１９２１年１月，同年５月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报之一的《文学旬报》创刊，１９２３年改名为《文学》，１９２５年改名为《文学周报》，发行至１９２９年，历时八年，总计３８０期。

文学研究会并无纲领，《文学周报》创刊号的“宣言”中提出了：“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

”［１］《文学周报》倡导并实践了上述的宣言，除了支持新文学的创作，它对外国文学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据统计，它在一至七卷中，共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二百八十二篇。

［２］因而，对《文学周报》翻译活动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翻译文学的特点和五四时期翻译活动的轨迹。

现结合特定的文化语境就《文学周报》译介活动的概况和基本特点加以论述。

大凡一般的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翻译策略或翻译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

从现代翻译文学史来看，清末民初中国的翻译活动大多是以译述的形式展开的，翻译实践中的翻译策略上基本上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彼时使用的术语是直译和意译，五四时期鲁迅提倡直译，而梁实秋等人提倡意译，而从翻译实践上来看，大多数的译作在二三十年代都具有欧化倾向，主体的翻译策略由归化向欧化倾斜。

而《文学周报》周报所处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处于不同翻译思想更替的时期，各种翻译思想涌现，《文学周报》也就翻译活动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和评价，概括起来主要是：１）翻译与创作的关系，主要是西谛与沈雁冰的讨论，提到了处女与媒婆，指出翻译中需要创作力，而不是字典万能，但又提到了翻译的忠实问题。

民国时期国共报刊语言比较分析

民国时期国共报刊语言比较分析作者：雷宇来源：《长安学刊》2019年第03期摘要：本文选取了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边区群众报》这两份报纸，在1 945年8月1 9日这一天，关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相关事宜的各自一篇不同的新闻报道，着重分析比较这两份报道的语言在词汇、语法方面的差异：总体来说，《中央日报》的词汇和语法更多地保留了古代汉语的某些特征，用词简练、文风典雅，更加书面化;相反，《边区群众报》则较为口语化，读起来亲切自然、生动活泼。

关键词：民国时期;国共报刊;语言;比较;分析文章编号：978—7- 80736 - 771 -0（2019）03 - 028 - 04引言报刊中的消息语言与日常说话、文学话语等有很大不同。

笔者在《中央日报》和《边区群众报》中发现了报刊语言明显的共同点，即句式短小、词汇简单，逻辑结构并不复杂，便于读者理解，然而，由于民国时期的特殊局面，必然导致两份报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本研究主要关注语言本身，从微观上讨论两份报纸的差异，同时说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语料的来源《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体系的重心，1 927年3月22日于汉口创刊，开初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国民党主理。

1 928年复刊，1 929年迁入南京改组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

依附于以《中央日报》为中心的党报网，以“中央通讯社”为中心的新闻通讯事业网和以“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事业网，国民党迅速在国统区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党营新闻事业网。

[1]但是，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溃败，其新闻事业也走向解体，之后，台湾《中央日报》出版。

《边区群众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后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1 940年3月25日于革命圣地延安创刊。

这是一份以陕甘宁边区的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为受众所创办的党报，它一方面以通俗有趣、亲切活泼的报道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又以简短具体的语言和宣传形式来适应目标群众的阅读习惯，是延安时期报纸大众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

黄俊凌的《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与维护》及周斌的《国共政争与国民党上海护工队的兴亡》等论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这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有张宪文编《南京大屠杀史》、朱姝璇等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李荣宝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荣誉军人研究》、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庄严《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等代表作。另有王建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彪炳史册》、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臧运祜《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其战争罪》、温锐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王喆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游击战运用演变》及魏宏运《沈从文：1937年北平沦陷的一天》等文章。此外，“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建设”学术研讨会与“重庆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分别在西安、重庆举行。
民国经济史研究方面。主要文章则有朱英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商会法的修订及其影响》、彭南生《政争、权争与派系之争：上海商总联会分裂原因初探》、柯伟明《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郭岩伟《论民国时期本土企业与外商在华企业的红利》、吴景平《淞沪会战中的上海金融业》及徐畅《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金融述评》等。上海、潮州还分别召开了“外侨与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学术研讨会与“跨国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与世界”研讨会。
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学界更加重视对中外文档案资料的利用，主要著作有章伯锋《近代中国与日本》、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
争执与政派利益》、孙立新《近代中德关系史论》及栾景河等主编的《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与《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等书。晚清对外关系研究中，代表性文章有郭卫东《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外交体制的变迁》、李文杰《清末民初外务(交)部的人事嬗替与结构变迁》、侯中军《庚子赔款筹议方式比较研究》、张志勇《赫德与英德续借款》、王志强《李鸿章对越南问题的认识与策略研究》、尤淑君《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及王天根《面子与法理：中英开平矿权纠纷及赴英诉讼》等。有关民国时期中外关系研究代表作有：李育民《抗战时期的中外条约关系论析》、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及《论八一三事变前在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李亮等《中美关约交涉与日本外交应对》、王敏《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左双文《大国梦难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皇甫秋实《国民政府接洽美援体制的转变》等文章。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在上海、北京分别举行了国际研讨会，很多文章涉及到一战与中国关系。此外，“战争与外交：第五届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北京举行。

《乡土中国》读后感1000字以上5篇

《乡土中国》读后感1000字以上5篇《乡土中国》读后感篇1《乡土中国》这本书是值得并且需要读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的。

我习惯读一本书的时候先了解作者作这本书的年代和时代背景，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其背景对其影响一定是很重要的，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根据自身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报纸上的小文章所综合的，时代背景是处于极度艰难的抗战时期。

而也恰巧是研究之艰难，信息流通之不便，也使得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结果有很鲜明的个人特点和创新的视角。

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他所著《乡土中国》，估计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时候能比起那个时代更乡土的了。

《乡土中国》一书还是比较全面的讲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的。

费孝通先生言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总结，加之后面的各项阐述，很有总结性。

不但在那个年代，即便是现在，所谓的现代化已经得到一定发展了，我认为，中国社会乡土性的烙印还是很深的，现在的内陆地带，现在的农村，还是有很多保持着一贯的乡土性。

而中国人的很多性格也是乡土性而导致的。

人制与法制，究竟哪种更适合?社会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想必很多人觉得该依靠法制，但对于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这一点上肯定会有很多争辩。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

比之于西洋几乎可以用诉讼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社会是很少想到用打官司的方式解决问题的。

西洋遇事，可能很快想到诉讼，而中国人却往往只会在其他所有办法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会去打官司。

因为，在西洋人看来，打官司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而为被告为原告也都很可以理解，成为被告的不一定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中国就不一样了，即便是在现在，打官司的被告基本首先就会给人以坏形象的印象，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很多谴责的，而原告也不一定好运，人们也可能会说“破大点事就打官司，难道没有别的解决方式了吗?”。

中国司法制度的推行不力，不但仅是因为腐败和权钱当政的原因，也有较大一部分原因是与已经保持了几千年的乡土“礼治秩序”的冲突的。

民国经济史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建构经济史是一门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历史研究的基本观念与方法，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史料考据、实证等，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素养。

但是，经济史研究不应只像政治史研究等，满足于将历史现象弄清楚，还要进一步分析各种经济因素的内在联系，揭示经济运行的方式及其机制，只有弄清这些联系与方法，才能真正明晰唯物史观的深层内涵，这就需要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方法来分析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解释。

近代异域之风的东渐，老一辈学者对理论与方法的重视，对近代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改革开放后的一批学者，运用西方与自生的新理论与方法，或进一步拓宽视域，或对老问题重新加以解释，不仅使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也为文革后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本世纪以来，国外经济学与经济史理论方面的著作纷纷被译介到国内，再次引起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潮，呈百花齐放之势。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史方面的国外汉学名著如黄宗智的姊妹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等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同时也为国内研究开拓新视角、新领域、新内涵。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基本研究范式与思考由于经济史学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史研究目前存在两种主要范式，一种偏重历史学方法，注重文献诠释和史料考证；一种偏重经济学方法，注重经济理论和数量分析。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有日益增多的趋势。

而在具体的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和史学范式的冲突也引发了双方学者的争论、困惑与思考。

在此基础上，学者认为两者亦有明显差异。

其一是经济学研究往往简化个体特征，在某些假设前提下、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抽象、演绎寻求数据分析下之共性。

而历史研究更注重还原研究对象真实的一面，通过对史料的挖掘，突出研究对象的个性和差异。

其二是强调“述而不作”。

注重史料的更多、更新，史实的更真、更全。

胡兰成简介

胡兰成在抗战胜利经香港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开始学习日语，结识大数学家冈洁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遂成就其学问体系。1974年来到台湾，受聘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当时叫做阳明山文化学院）终身教授。开课教书，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父女，受其影响颇深。1979年他的书“禅是一枝花”在台湾由三三出版社出版。在台湾文学界对他的评价也是两极化，有人相当欣赏他的散文风格，有人则对他有相当严厉的评论。胡兰成于1981年7月25日在东京病逝。主要作品：《西江上》《今生今世》、《山河岁月》、《战难，和亦不易》、《禅是一枝花》、《中国的礼乐与风景》、《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革命要诗与学问》、《闲愁万种》、《建国新书》、《经书新语》、《寄生日本》《心经随喜》等。一生爱情胡兰成之于女人，就如同贾宝玉之于女人一样。一样的懂得，一样的爱惜，一样的成为女人命中的魔星。他与张爱玲，是于千万人当中相遇并且性命相知的，所以才令张爱玲在梦中喊出“兰成”二字……张爱玲对胡兰成，是完全倾心，没有任何条件的，哪怕胡兰成在赞美她的时候，也一样的赞美着她的好朋友炎樱；甚至胡兰成与她在一起时，还偷与苏青密会，被她撞个正着。虽然心头酸楚，但也罢了，因为眼前这男子，是说过要给她现世安稳的。流亡路上，先是护士小周，后是斯家小娘，张爱玲不是不能容忍这两个女子的存在，要不，她也不会一直寄钱给身边总有女人的胡兰成。她是不能容忍胡兰成竟用同一颗心去爱。她是一个多么骄傲而不合流俗的人，她不能容忍这样的没有区别。千里寻夫，只为要胡兰成做出选择，但胡兰成竟不肯，只是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这才有了胡张的倾城之恋变成情天恨海。张爱玲走后终于来信，胡兰成展开信时，如同青天白日起了一声响雷，信上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今生今世

国民党报刊

《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所办指导农民运动的通俗刊物。1926年8月1日在广州创刊，周刊。初由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编辑。主要刊载有关农民运动的政论文章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省农民协会的宣传材料。曾广泛报道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山东、河南等省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现今知道的最后一期是1927年6月出版的第29期。
4.《新民周刊》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机关刊物，1924年4月17日创刊，共产党员李维汉任主笔。刊行时间不长，终刊情况不详。1924年4 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中央通讯社”，由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1926年迁至武汉。
（三）国民党右派报刊：
1.广州《青白花》
2.上海《革命导报》、《独立旬报》、
3.《民国日报》国民党的机关报，在上海、广州、南昌出版，都有共产党员参与。在上海副刊改革工作较成功，影响较大的是《觉悟》和《评论之评论》变化：西山会议后，上海《民国日报》被西山会议派完全控制，南昌《民国日报》在北伐后被蒋介石完全控制，广州《民国日报》最终也被国民党右派控制。
1924年8月28日，《民国日报· 觉悟》发表恽代英的文章《民治的教育》，文中提出教育的目的应是“养成为民众服务的人”。他说：“从前皇帝时代，皇帝就是一国主人，所以那时的教育，只要使大家知道忠君报国.....只知道有皇帝，不知道有自己，也不知道有民众。”
1
《中国军人》：
1925年在广州创刊，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刊，这个联合会是周恩来组织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进步军人的群众性组织。主编王一飞，主要撰稿人都是共产党员。 “鼓吹革命精神，团结革命军人，唤醒全国军人，促进全国军人的觉悟” 《中国军人》宗旨
制作者薛慧妮、杨琪、张白琼赵素芳、刘倩、雷海将李建辉、杨新、孟桐李楠、吴佳星、贺尧

第一章台湾文学(四)台湾乡土小说(下)

❖ C、反省时期
❖ 1966年至1975年，陈映真开始对自己、对当时流行的思潮进行反思与批判。
❖ 由于突然入狱，7年的铁窗生活，促成了他创作思想的转变，他后来写了《试论陈映真》剖析了自己的创作经历。通过乡土文学的论战，他的思想深度均超过了前两期。出狱后写的《永恒的大地》、《缪一个日午》、《贺大哥》、《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等系列小说，以及《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等都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新理念——弘扬民族文化。
第二节标准的乡土作家 ——黄春明
一、黄春明创作概述 1、作家介绍
❖ 黄春明（1939－）台湾宜兰县人，台湾当代文坛公认的“标准乡土作家”、“小人物的代言人”。
❖ 黄春明珍视并拥抱小人物的生活，擅长写“受屈辱的一群”人的悲苦和奋斗，为“无告的人”代言，告诫人们不要“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孕育你供给你乳汁与蜜的土地和人民”。他对小人物的同情缘于初中时的一段经历。生活的困窘使得他养成了不屈不挠的倔强的性格，为此他挨过家人、伙伴、甚至于老师的打骂，这些都成为以后的创作素材。
❖ 《小林来台北》对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进行尖锐的批判。《素兰要出嫁》揭示了造成不幸遭遇的社会背景。《香格里拉》写寡妇阿缎是台湾城市资本主义吞噬偏远农村而产生畸形土壤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在《玫瑰玫瑰我爱你》中，作者将那些见利忘义、不惜拿自己同胞姐妹的身体向以台湾岛为度假基地的侵越美军来换取硬通货、而一夜成为暴发户的败类，推向了民族审判台，把作者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情感袒露给了读者。
❖ 1968年，他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拟赴美参加写作研究，行前，被台湾当局以“阅读毛泽东、鲁迅著作”与“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1975年获释。7年中，他在政治犯监狱备受磨难。

第五章++民国建立与中国报刊由政论向新闻时代的演变(1) (1)

一、民国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
1、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了
《暂行报律》，在正式宣布废除《大清报律》的同时，与报界约法三章： 2、1912年3月9日，孙中山下令撤消《暂行报律》。“暂行报律”事件反应了孙中山的尊重舆论和办事策论，也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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嗫嚅‛。汪的惊诧，厨子的窘态，旧官场的腐败，
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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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厨子在满清时代,连结宫庚子变后,西太后及光绪帝回鸾时,西太
后研究媚外主义,乃大宴各国公使夫人及在京东西洋贵妇人, 耗资巨万,人所共知也。其时议和大使李鸿章,以世界外交之
雄才,参与樽俎之事,乃为西太后雇一著名西洋厨夫,以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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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邵飘萍
1.邵飘萍的新闻生涯东渡日本——坚定了新闻救国的信念就读于政法学校和潘公弼等三人创设了“东京通讯社” 最先向国内揭露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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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统治和反袁宣传
1、1912年3月，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
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打着共和的旗号，用残暴
的手段实行专职统治，迫害新闻界、捣毁、查封
报馆，驱逐、杀害报人的事件频频发生。北京、天津、武汉、长沙、成都、福州等地的许多记者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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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谓的新闻自由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让出政权
后，企图靠报刊和舆论来维持共和，通过议会来
监督政府、分享权利是行不通的。 2、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 宋教仁遇害国民党的报纸声讨袁世凯袁世凯对报纸的大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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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癸丑报灾”：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
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初的 500家少了2/3，同时有大批报人受迫害。新闻记者

民国时期的晋江华侨与乡族械斗

ｔｏｏｎＬｔＩｅａＣｉａＰ．５— ７，ｅｋｌ：ｎｖｒｔｏＣｌｒｉＰｅ９ｂ等。ｈｄｘａ￣ｉｅｍｐｒｌｈｎ，Ｐ２５２８ＢｒｅＵｉｅｓｙｆａｆｎｒｓ９０ｉｙｉｉａｓ１ｏ收稿日期：０００ — ８２１— １０
摘
要：文章根据新发现的民国档案、报刊资料，就民国时期晋江华侨在乡族械斗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一探索。华
侨一方面充当支援者，利用资言人向政府施加影响，作助长了械斗的蔓延；另一方面又充当调解人，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参与械斗的调解，力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矛盾角色反努映出乡族观念对华侨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体现出民国时期华侨已经成为侨乡社会的一种重要调节力量。
Ｌｍｌ，Ｈｉ — ｏ：ｈａｏｏｙｏＶｉｅｃｉＳｕｈａｅｉａ，ｈｎ — ｈｈＷｅ —ｉＶｌ３．．７，ｐ一９ＨｒＪａａｅ “ ｓｈｔｕＴｅｔｌｆｏｎｅｎｏｔｓｒＣｈｎ ” Ｃｉｇｓｉｎｔｏ（，７１７ｐｌ３；ａｙ．ｍ— ｙｅＰｈｇｌｅｔｎ，Ｎｏ９ｒＬ
关键词：国；江；民晋华侨；乡族械斗中图分类号：２８Ｋ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０２３４（０００ — １２０１０－２０２１）２０５－３
民间械斗是困扰闽粤地区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关于闽粤数万用充公款，并由该乡旅菲华侨杨朝宝於七月二日由氓趁芝民间械斗，国内外学术界已取得诸多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沙丹尼轮押回美式机关枪六梃、白朗林手枪五十枝、子弹数仟燃民声报》亦指出“ 侨乡械斗风盛，以及社会上之种种迷信主要局限在清代，于民国时期的情况较少涉及。闽粤地区作发。” 对均为晋江行政上应分别急谋解决者，盖此种风为我国主要的侨乡，华侨与乡族械斗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尚未举动与不良现象，纯为侨资涌到，而一般侨眷应用失当所构成，闻甚至有一且有专文论述。笔者在民国档案、报刊中收集到一些民国时期侨气，乡社会的械斗资料，这些资料极少为人们所引用。本文试图根般华侨对家乡之械斗，除予经济供给外，更有私运枪械来乡帮Ｈ甚至出现华侨由海外走私武器到厦门据这些资料，以侨乡晋江为中心，考察民国时期华侨在乡族械助。”由于侨乡械斗频发，贩卖的现象。据《晨曦报》厦海关据报，载“ 有旅菲华侨私带大批斗中所扮演的角色。军械及军火搭乘海业船来厦。迨前日该船进口，海关即派查验员率带关员十余员下船检查，果在统舱中搜出军械及军火四大箱，华侨对械斗的支援将押运军械之华侨吴金水一并带送海关依法惩办。查该批军械多属汤姆生，即小提机关枪。据闻该类汤姆生在岷贩买颇易，每晋江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我国著名侨乡之一，是据估计，捍在菲贸价仅美钞十五元，运厦私卖每把可兑美金三百元，以此１２９０年，晋江华侨有５万多人，９０年增至１１３５万人，１４价格悬殊，到９０故走私来厦贩卖者众。由此可见侨乡购储军械准备械年，晋江华侨已达２万人。１６【］民国时期，晋江地区的乡族械斗十斗之猖獗现象云。” 圈分盛行。为了在械斗中争取有利地位，民往往会寻求华侨的乡（）二华侨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言人发函或致电国内政府，影支援，引发华侨对械斗的干预。响政府对械斗案的处理（）一华侨利用侨汇、武器接济械斗除资金、武器的支持外，乡民往往站在乡族的立场向华侨侨汇被充作械斗资金，用于置办武器、建造防御设施、雇人助介绍械斗情形，希望华侨向政府施加影响。华侨在海外的开拓斗、抚恤伤亡人员等，甚至有一些华侨从海外购买武器运回家乡过程中，以血缘、结成地缘、业缘等为纽带的社团，如宗亲会、同接济械斗。如１４年晋江县永宁镇龙穴村与霞坡镇杆头村因路乡会、９７会馆、商会等。民国政府在海外亦设有领事馆、党支部等权发生械斗，得到华侨援助，查此番所牵连之各乡均因封建思想机构。华侨通过个人或者其所在的华侨社团， “ 向驻海外政府机互会盟帮且各拥有美式武器及侨汇游资，以致扩大滋事。”１４构转达族人的意见，￣９８请求其向国内政府施压。有的华侨个人或年晋江县亲民乡光山保潭头村杨姓与葛州村林姓因地权发生械社团则直接致电国内政府。在福建省档案馆和晋江市档案馆的斗，潭头乡杨姓自恃菲侨人众美元盈溢，初企图霸占员乡地界民国档案中保存有此方面的函电。国内政府在接到函电后， “ 结不遂，乃征骑四出筹借枪械大怖防御工事，并以重金招募散匪百合华侨所反映的情况，明案件情况，查将处理结果反馈给华侨。余猛，除享以佳肴美馔外，Ｅ得美金五元，复Ｉ且声言一旦如与员兹以晋江县金井镇金市保坑园村林姓与岱峰保钞岱村王姓乡发生械斗时其亡於阵者可得ｇｉｔｒ金千元，曾由菲侨汇归美钞械斗案为例。９７１４年金井镇金市保坑园村林、许两姓与岱峰保钞

民国时期新闻学术社团探析

民国时期新闻学术社团探析作者：段勃来源：《编辑之友》2011年第09期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

1834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刊登的《新闻纸略论》是中国报刊中出现的第一篇新闻学专论。

1876年6月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刊登的《论新闻纸有十益说》以及梁启超1896年刊登在《时务报》上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都对新闻业有过研究和论述。

但此时的新闻学研究停留在个别报刊的单独行为，并没有对新闻学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一直到20世纪初才有改观。

这时期一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闻学著作，比如1903年日本学者松本君平《新闻学》、1913年史青翻译美国记者休曼所著的新闻学专著《实用新闻学》，以及稍后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等；另一方面，带有新闻学术研究性质的社团开始出现。

一平津地区主要的新闻学术社团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以新闻学为研究内容的学术团体。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担任会长，徐宝璜、邵飘萍担任了学会的导师，规定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育新闻人才”。

1919年2月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宗旨遂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

研究的内容主要：新闻学根本知识、新闻采集、新闻编辑、新闻造题、新闻通信、新闻社与新闻通讯社之组织、评论、广告术、实验新闻学92页。

研究会还办有《新闻周刊》，这也是中国当时唯一传播新闻学知识的报刊，也是中国最早采用横排式的报刊，一共出版了三期。

研究会从开办到1920年12月停办，一共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学员100余名。

仅存在两年多时间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就宣告了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社团的诞生。

1927年1月，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者黄天鹏在北京倡议成立了北京新闻学会，学会简章明确规定，学会是“由对于新闻事业有志之士所组合纯粹学术团体”，学会“以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

梁容若笔下的民国济南城市形象

梁容若笔下的民国济南城市形象20世纪30年代初，梁容若在济南工作生活了3年左右，他对济南的商业交通、市政设施、文化教育、风景名胜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描写了外地人眼中济南城市形象。

梁容若将济南与当时的大都市北平、南京、杭州等城市进行比较，认为济南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在他看来，济南是一个“可爱的都会”，济南是“中国的小影”。

标签：济南梁容若城市形象城市记忆一、梁容若与济南容若，即梁容若（1906—1995），河北省行唐县（今改灵寿县）人。

原名梁绳禕，192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34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36年毕业回国。

1948年去台湾，在台北创办《国语日报》，并先后任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授。

他致力于中国文学史及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著述甚富，主要有《容若散文》、《汉学东渐丛考》等。

大约自1931年起，梁容若来到济南，开始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本部设于济南贡院墙根北头）从事民众教育工作。

其间，梁容若曾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主办祝甸乡民教实验区工作，后来又到了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本部，负责编辑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主办的《民众周刊》，并曾担任民众教育馆编辑委员会主席。

因此，梁先生对济南特别熟悉，并用文字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济南城市建设与风土人情。

梁容若关于济南的文章很多，主要代表有《济南风土概况》、《我看大明湖》、《历下杂记》等。

二、梁先生笔下的济南城市形象1.交通商业在梁先生的笔下，济南“当黄河的南岸”，离天津六百三十五里，离南京一千二百里。

作为山东的省城，他认为济南是“津浦路上除了南京和天津以外，要算第一个大都会”。

在他看来，济南扼山东全省水陆的中枢，有津浦铁路以通河北、江苏，有胶济铁路以通青岛，有良好的港湾以供吞吐。

往东北方向，小清河水深流稳、帆舶如织，由黄台桥经章丘、桓台、博兴、广饶、寿光，直达河口羊角沟，承担了山东全省的食盐集散。

如果加以疏浚，小火轮可由小清河直达济南，再由大清河经大运河，南达济宁，北至天津，由黄河东达滨县、蒲台、利津以通海运；溯流西上，可达河南归德。

苏区文献综述

苏区文献综述文献综述一、中国苏区史回顾中国苏区的研究也就是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的研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苏区的研究几乎都是被列入党史来研究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涵盖广阔、内容丰富，仅仅把它列入党史来研究，难免失去了应具有的科学性，充满了人为塑造的痕迹。

特别是对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大肆宣传，淹没了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应有的光彩。

40年代，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发出了开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的倡议，1944年，张鼎丞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文章，在湘鄂西苏区的同志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和回忆录，如许光达1945年写的《红六军历史材料》，王绍南1946年写的《关于洪湖苏区的发展和失利问题》这些文章的发表为研究根据地历史做了一个基础性的准备。

50年代到60年代末，主要根据地所在省份，如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陕西等，从调查访问、搜集史料入手，迈开了编写农村根据地史的步伐，陆续出版了《江西人民革命史料》、《海陆丰人民革命史》、《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简史》等，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说政治味很浓，一些人和事更不敢涉及，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写出来的著作，往往都是一个调子、一个模式，其学术性和科学性都不高。

苏区史研究的真正开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史学界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大批高质量的作品。

无论从史料考证、专史著作还是学术论文都取得了大面积丰收，可以说硕果累累。

90年代以前，学术界广泛关注苏区史的研究，各革命根据地的专史和史料集陆续出版，如《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井冈山斗争史稿》、《中央根据地史》、《中央根据地史稿》、《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湘鄂西苏区史稿》、《海陆丰革命史料》《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等，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主要特点就是能够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对以前一些避讳的问题做了全面的评价，如毛泽东在领导反“AB”团中的错误都不同程度的提了出来，对反面人物也没有一概否定，对一些重要领袖也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而且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发觉了新史料。

【史海钩沉】中央研究院在李庄的岁月

【史海钩沉】中央研究院在李庄的岁月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研究院的老先生们居然能从事学术研究，且成果累累，相比之下，现今那些搞抄袭、走门路的所谓专家、教授们，真让人心寒。

在宜宾市李庄镇板栗坳，有一块《留别李庄栗峰碑铭》，记载了中央研究院在李庄五年多的难忘岁月中，与李庄人民结下的山高水长的深厚情谊。

在碑后留名的50多人，在当时或后来都是国际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

李庄，这个长江边上的古镇，在抗日烽火的岁月里，使这些专家学者“从容安居”“不废研求”，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历尽艰险到李庄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首任院长是蔡元培先生。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设置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发生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

历史语言等人文学科设在北平，理、化、工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

“九·一八”事变后，设在北平的研究所先后迁至南京。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分设于重庆、北碚、李庄、昆明四区。

迁设于李庄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研究所。

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中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研究所。

“七·七”事变后，先是迁至长沙，后又经桂林、龙州、镇南关、越南河内，然后搭乘小火车到昆明。

这已是1938年底了。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多相对安静的日子，1940年，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占领了鄂、湘等省交通干线，两次长沙战役先后打响，云南的安全受到威胁，西南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也不断地遭到日机大规模的“疲劳轰炸”。

迁到昆明的不少机关、学校，被迫决定再次西迁。

但是，哪里是一个能安放下一张相对平静的书桌的地方？这时，一封充满感情的十六字电报，最终确定了这次迁徙的目的地，是四川省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李庄。

中央研究院租用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张家六处大院作为办公和生活用房。

1940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体质人类学所与同济大学陆续从昆明往宜宾李庄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