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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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与周边的汉、苗、布依、侗、瑶、
壮等民族友好相处，共建家园。

水族自称“睢（sui3）”，因发祥于睢水流域而得名，故民间有“饮睢水，成睢
人”之说。

对于水族的来源，民间和学术界出现殷人后裔说、百越（两广）源流说、江西
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等说法，实际是针对水族发展史上某一时段或某一分支而论，都有一
定的历史性与合理性。

据《百越源流史》载，大约在殷商之后，水家先民从中原往南迁徙，
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原文化、百越文化为主流的，南北民族融合的二
元结构形式。

岭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古代居住着许多部落，史学界统称为“百越”。

水族先民南迁之后可能融入百越的“骆越”支系中，然后逐步发展成为单一民族。

因此，
水族社会保留着殷商文化圈和百越族群的浓郁文化遗存。

水书是夏商文化的孑遗，属水族
的精神支柱。

鱼是水族的图腾，饭稻羹鱼是水族的重要社会习俗。

水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举族大迁徙。

殷商亡国之后，部分殷人南迁融入百越族
群。

这是水族先民的第一次迁徙。

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发兵征剿岭南。

水
族先民举族第二次大迁徙，从百越母体中分离出来，由南方溯流进入龙江、都柳江上游地
带生息，大致形成后世分布的格局,并逐步向单一民族迈进。

水族先民水族经历了八九百
年相对比较稳定的发展，到了唐代逐步发展成为单一民族。

水族的族名以“水”代“睢”，与唐代设置的抚水州有关。

开元年间（713—741年），唐朝在今黔桂交界的环江一带设置以安抚水族先民为主体对象的羁縻抚水州，这是中央王朝对自称“睢”族群的确认，标志水族以单一民族身分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族名从此以“水”代“睢”。

据《唐书•地理志》、《唐书•南蛮传》载：“贞观三年，东谢蛮首领谢元深入朝……以其地为应州，拜元深为刺史，领黔州都督府。

”“贞观三年，以东谢首领谢元深地置县五:都尚、婆览、应江、陀隆、罗恭。

”“开元中，置莪、劳、抚水等羁縻州。

”据考证，应州及属下都尚县的治地为今三都水族自治县上江镇；婆览县治地为三都县恒丰乡，后世称为水婆；应江县治地为榕江县平永乡；陀隆县为台江；罗恭县为雷山县。

宜州北面的抚水州在今广西北部之环江一带。

从贞观三年至开元年间(629—741年)的100余年间，唐王朝相继在水族地区设置经制应州，羁縻抚水州、莪州、劳州、环州，以及都尚县、婆览县、应江县、罗恭县、抚水县、京水县、多逢县、古劳县等建制。

在水族历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辉煌，对推动水族成为单一民族，促进水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水族的族名此后在一些私人的著述及史籍中出现，明末邝露《赤雅》有“亦僚类”之说。

在清代及民国的史籍中，出现水家苗、水家夷、水家等称谓。

过去的一些史籍中，把少数民族视为未开化的族群。

“亦僚类”之“”就是历史留下蔑视水族的遗迹。

195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三都水族自治县，族称定为水族。

水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字。

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侗台）语支。

水族古文字，以及用这种古文字著编的信仰文化、民间知识杂糅的典籍，水语通称为“勒睢/泐睢(le1 sui3 )”，汉译为“水书”。

水族古文字体系保留着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兼容的特色，2500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

水书被誉为水族的“易经”、“百科全书”。

2002年，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将水书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作为重点民族古籍进行收藏。

2006年，水书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日常生活中水族地区通用汉文。

水族主要生活在都柳江、龙江上游地带，这里气候温和，宜于种植，在水族和周边兄弟民族的辛勤开拓经营下，这里逐步变成竹木成林、鱼米花果之乡。

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苎麻、蓼蓝草等是主要农作物。

水果有李、橙、桔、桃、梨和杨梅等品种。

都柳江、龙江上游水产丰富，有鲤鱼、鲥鱼、青鱼等。

竹木种类主要有杉、松、楠木、楠竹、麻竹、油桐、油茶等，林区中生长麦冬、杜仲、茯苓等多种珍贵药材。

矿藏品类主
要有铁、煤、汞、锑、硫磺、铅、锌等。

历史沿革
隋唐时期，湘、黔、桂边境一带统称为“溪洞”之地，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处于部落、部族阶段，部分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

在《宋史》中关于抚水州（包括抚水、京水、多逢和古劳四个县，主要为今广西环江一带，及毗邻贵州省荔波县的部分地区）的记载，可以看到“夹龙江居”水族社会发展的轮廓。

当时，这里的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发展，平地广种水稻，有“种稻似湖湘”之记载，酋长居住的地方有“楼屋战棚”，并有栅栏护卫。

“其酋皆蒙姓……民则区、廖、潘、吴四姓。

亦种水田，采鱼。

”为了反抗封建王朝的高压统治，抚水州的水族上层还组织地方武装，多次“犯边作乱”，威胁到中央王朝的统治。

同时，水族首领还私自铸造水书大钱。

从蒙令、蒙汉诚、蒙虔玮、蒙填、蒙顶、蒙承贵到蒙赶称帝，抚水州都几乎没有停止过反抗压迫的活动。

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抚水州蛮“数寇宜（山）融（水）州界，转运使俞献可招抚，群蛮抗命，侵略不已”，后命平州刺史曹克明领兵征讨追斩殆尽。

“诏以抚水州为安化州，抚水县为归仁县，京水县为长官宁县”。

为防止水族人民再与朝廷抗衡，宋王朝除改抚水州名外，还有意识地把水族人民迁移到汉族地方安置。

《宋史》载：“愿迁处汉地者七百余口，诏分置广西信荆湖州军，以田粮。

”宋朝出台这一决策之目的，就是要分化瓦解水族社会实力，从根本上消除西南地区隐患。

从此水族社会日趋衰微。

宋末元初，水族已进入封建社会。

蒙姓贵族在龙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封建领主制度的形态，但仍保留着较浓厚的农村公社色彩。

表现在领主对辖区内土地并无绝对的支配权，人身依附关系并不牢固，而且在社会基层组织的“洞”或“寨”内，成员还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

“洞”、“寨”内有自己的领袖“都老”管理内部事务，遇有战事则敲击铜鼓或吹牛角，由“都老”召集成员参加战斗。

成员可以自由使用洞、寨公有的山林、牧场，但经过开垦的土地则归垦者占有。

对封建领主的贡赋亦以村寨作为负担单位。

元朝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招抚政策，设置了一套从路到总管府、军民府的统治机构。

1283年，四川行省参政曲立吉司用武力镇压了贵州南部“九溪十八洞”的少数民族，加封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通过他们来统治少数民族人民。

不久，邻近的烂土、陈蒙等处的“洞长”也接受了元朝的封号，改陈蒙、合江两洞为州并增设了陈蒙、烂土军民安抚司。

规定按期向封建王朝纳贡丹砂、雄黄以及马匹、雨毡、刀等物。

明代，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在较平坦的地区新开了很多水田。

在过去采用“刀耕火种”的山区，也已开辟为梯田，改变了过去“不以牛耕”的习惯，兴修水利，灌溉田亩，生产技术有所提高，粮食产量有了增长。

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剩余产品。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开垦，出现了许多不向土司、土目交纳负担的“私田”，农民间分化出一部分新兴的地主阶级，领主经济逐渐向地主经济转化。

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纺织产品不但可以自给，还有剩余拿到市场出售。

定期赶集的初级市场也在不断形成，并出现了较大的集镇。

驿站的普遍设置，在客观上便利商旅的往来，与外地经济往来联系更加密切了。

随着江南汉族移民大量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水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友好相处，对水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明代沿袭元代分封土官的办法，在水族地区设置土司。

水族人民不仅要向封建王朝交纳赋税，同时还要给土司、土千总、土目服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如耕种“印田”、“塘田”、“伕田”、“鼓手田”、“筷子田”等，种某项田的农民就要负担差役或交纳某种实物，种“伕田”的要给土司抬轿。

土司家庭的一切糜费、鸡鸭、柴草以至筷子，都要农民定期交纳。

土司拥有官吏、军队、法庭和牢狱，对农民有生杀予夺之权。

明代在加强土司制度的同时，在有条件直接统治的地方，则逐步实行“改土归流”。

如明初，封建王朝以武力消灭了荔波的蒙、皮、雷三姓土司以后，分置方村、蒙村、穷来村三个巡检司。

1506年又改司设县，委派流官统治。

在明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土司的剥削压迫下，水族人民和邻近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较大的就有十多次。

今榕江县境内的八开土司、三都县境内的甲早白姓土司等，也与当地的水族发生过多次纠葛抗争。

1432年水族人民在韦翁同的领导下，反抗烂土土司的斗争；1479年水族人民支持苗族人民反抗安宁土司的斗争；1489年水族人民围攻镇压人民的军事据点杨安堡等。

从清初到鸦片战争的200来年间，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

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平坝地区，水稻亩产可达三百斤以上，已有少数从农业分离出来的独立手工业者，在烂土、三脚屯及荔波县城等城镇出现了小规模的手工业作坊。

根据嘉庆年间的记载，当时手工纺织技术已达相当水平，烂土出产的斜纹布，称为“顺水班”，行销邻近各县。

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乾隆时，仅三脚屯州洞辖区内，农村初级市场即有14个之多，来往商旅络绎不绝。

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水族人民的统治，在水族的土司辖区内增设流官。

这时地主经济有了相当发展，农民的土地大量被地主霸占。

至19世纪初期，水族地区已出现了拥有一千多亩田的大地主，通过地租、高利贷，对劳动人民进行
剥削。

英勇的水族人民与临近各族人民掀起了多次反抗清朝统治者及本民族剥削阶级的斗争。

1803年，荔波知县胡苍睿等一批赃官在赴任途中被水岩的水族农民全部消灭。

从此以后，清政府派到荔波的官吏，“莫不心怀畏缩，裹足不前”。

19世纪8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深入水族地区。

农民被诱迫大量种植鸦片，每年沿都柳江外运的鸦片达数十万两，农村生产力遭到了破坏。

过去水族妇女纺织的传统的“水家布”，因质地牢固而不易褪色，行销远近，这时也由于洋布、洋纱的输入而受打击，传统纺织业变成了洋纱加工手工业。

辛亥革命以后，民族资本有过微弱的发展，在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内开办铁、汞、锑等矿厂，但终于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垄断，买办资本家大肆掠夺水族地区盛产的油桐、五倍子等土特产，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地租剥削由“对半分”变为地主收六成甚至七成，加上高利贷和雇工等剥削，逼得许多农民倾家荡产。

法国传教士在黔南设立了一些天主教堂，连三都县九阡镇板南村也建起教堂，教会与地主阶级相勾结，横行霸道，欺压人民。

帝国主义扶持的地方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1922年，云南军阀张开儒部路过水族地区就拉去民伕一万余名，沿途病死者不计其数。

各派军阀竭力收编和扩大土匪武装，形成了军阀、地主、土匪三位一体的统治。

从当时流行的谣谚可窥出水族地区的状况：“官如匪，兵如篦，保安团过如刀剃。

”“穷人头上三把刀，官家压、地主剥、土匪烧。

”在官匪联合统治下的二、三十年间，水族聚居的一些地区人口减少了1/3，农村荒凉，劳动人民大多过着吃蕨根、盖秧被、以灰水代替食盐的悲惨生活。

近代水族人民进行过多次的革命战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9世纪中叶的农民起义和20世纪初的反帝爱国运动。

1855年，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水族人民在潘新简的领导下，团结周边布依、苗、侗、汉族人民，投入“咸同起义”，参加者达数万人之多，转战黔南桂北，坚持斗争达18年之久。

起义军所到之处，打倒官僚、地主恶霸，废除苛捐杂税，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支持，与太平军、捻军及回民起义军共同构成了当时全国人民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大风暴。

1906年三月，水族激于帝国主义传教士在水族地区的罪恶行径，与当地周边民族一起拿起武器坚持战斗年余，攻打都匀府，打开监狱，救出蒙难群众，捣毁教堂，先后参加斗争的群众达10万人以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水族人民进行了多次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

1930年，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八军经过水族地区，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宣传党的政策，播下了革命火种。

水族群众积极地给红军带路和运送粮草。

1943～1944年间，水族人民为反抗征工、征粮、征兵，围攻三都县城。

都匀套头地区围歼前来掳掠的国民党黄瑶部队，掀起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高潮。

1944年1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侵入贵州，“黔南事变”爆发。

日军在黔南横行的18天，践踏荔波、三都、独山、丹寨、都匀等县市，进退均经过水族地区。

为保家卫国，英勇的水族人民奋起反击，打响了贵州民间抗日的第一枪和最后一枪。

在这次反抗侵略斗争中，水族和周边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战斗，共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一大批军械，谱写了一曲壮美的卫家保国颂歌。

1949年，水族进步的知识分子潘文兴，联络布依族知识分子覃杰等，秘密组织武装游击队攻克国民党盘踞的荔波县城，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在水族历史上，出现了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

如清咸同年间抗清起义领袖潘新简，水族史学奠基人潘一志，共产主义先驱、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邓恩铭。

潘新简（1819或1820-1869），小名阿简，三都县九阡镇人。

他领导的这场抗清起义，是水族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农民革命。

水族人民在《潘新简之歌》中赞美道：“杉木树/砍倒主干，老桩兜/还发嫩芽。

水家人/倒了阿简，那身板/也不散架……没见到/阿简坟墓，常见到/阿简营卡。

日月落/营卡常在，简称王/世代齐夸。

”
清咸丰同治年间(1855-1869)，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潘新简领导以水族人民为主体，有布依族、苗族、汉族参加的起义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清起义斗争。

这次革命，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起义斗争活动范围广及荔波、三脚屯、都匀、独山、都江、榕江、丹寨、下江，及广西的南丹、思恩等地。

主要控制了荔波十六个里，蓄发参加起义者达四万多人。

起义队伍积极和太平天国部队以及上江（都江）罗光明起义军和下河（清水江）潘老帽、潘阿六领导的苗民起义军取得联系，配合作战，相互支持，十七次攻打荔波县城，六次攻破县城。

先后消灭清反动官吏数百名和清兵、团练万余人。

在起义的整个过程中，潘新简矢志不移，积极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

同治八年（1869年），清政府调集黔桂两省兵力围剿起义根据地九阡里，义军势孤失败，潘新简逃往下江被叛徒出卖而被俘，同年8月15日英勇就义于桂林。

潘新简就义之后，其余部又坚持斗争3年，反清斗争共持续18年之久。

中共一大代表、水族人民的优秀儿郎邓恩铭赋诗高度赞扬：“潘王新简应该称，
水有源头树有根。

只为清庭政腐败，英雄起义救民生。

”
水族史学奠基人潘一志。

潘一志（1899--1977）原名益智，字若愚，水族名志。

水族著名文化学者、诗人、方志学家、水家史学研究奠基人，三都水族自治县首任第一副县长、政协黔南州前驻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潘一志出生于水族书香门第。

他三度从军，数度从政，多次从教。

由于性情耿直，为人正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宁可洁身自好，不愿随波逐流，数次逃官辞官，隐居躬耕避世。

当新中国建立，荔波县人民政府县长杜介厘邀请他为新政权服务时，他欣然应允，并将名字“益智”改为“一志”，以示自己找到光明与希望，立志一心一意为新中国服务的情怀。

潘一志费尽心血搜集编写40余万字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为水族人民留下了宝贵的人格精神财富和珍贵的文化历史资料。

另外有《潘一志诗词稿》传世。

共产主义先驱战士邓恩铭。

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字仲尧，水族，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革命活动家、工人领袖之一，是我党建党时唯一的少数民族成员及最年轻的党员。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1961年，党的一大代表、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写诗热情地赞美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和王尽美。

1917年秋，17岁的邓恩铭辞别家乡，怀着“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的伟大抱负与豪迈气慨，奔赴山东济南，投奔叔父，考入济南市立第一中学读书。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成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主编校刊。

后来结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进步学生王尽美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发表针砭时弊文章。

不久成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回国后，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共产国际大会精神。

到山东淄博建立中共淄博矿区支部，到青岛后建立中共青岛支部，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大罢工和青岛纱厂工人罢工。

1925年，邓恩铭调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不久被敌逮捕，因患重病，获保外就医。

1927年，邓恩铭出席中共五大，不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由于叛徒出卖，1928年2月被捕入狱。

临刑之前，邓恩铭留下视死如归的遗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后顾频频慰九泉。

”1931年4
月5日，邓恩铭就义于济南纬八路刑场，时年31岁，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风俗习惯
水族的风俗文化不仅丰富多彩，而且颇具个性特色，大大地丰富了我国56个民族的风俗文化的园地。

水族的风俗文化，我们从生产、生活、礼仪、岁时、社会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介绍。

水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在小家庭的基础之上，生产工具主要有：犁、耙、钉耙、耥耙、秧耙、踏犁（步犁）、笃撬、薅锄、挖锄、铲锄、手锄、斧头、柴刀、镰刀、锯镰、摘刀、谷桶、木锤、铁锤、水碾、舂碓、扁担、扦担、凿子、推刨、锯子、梭镖、弓箭、铁夹、鸟枪、火炮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摘刀、踏犁（步犁）。

摘刀，主要用于采摘糯稻、红稗及喂牛的芭茅草。

采摘时，右手持刀，一次一穗或一刀一根把采摘的物品摘下，然后结束成把，以便于搬运或晾晒。

踏犁，适合于山区深翻土地，既省力而又不踩板泥土，颇受农户欢迎。

农活，一般入冬之前挖泡冬田、翻稻茬田，让冰雪扎松土壤及杀死虫害。

入冬之后，抓紧割草积肥。

快开春时，就准备修整水塘、水渠、水沟。

在古代，山区梯田的开发，大多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

水族种植水稻有悠久历史，形成众多十分浓厚的稻作相关习俗。

水族历法以稻作物候为依据，水族的卯节与端节，就是因稻作种植与收割而形成的盛大年节。

过去，人们认为在稻作生产关键阶段，博得稻神欢心才能获取稻作丰收，因此从浸种、撒秧、栽秧到吃新收割每个关键阶段，往往要依据水书择吉行事。

开秧门之前，将两把稻秧带到家中以鱼肉酒饭供祭，请盛装的年轻媳妇主祭，喃喃祈求神灵保佑稻作丰产：“别人的稻谷用摘刀采摘，我家的稻谷用斧头砍。

斧头砍根桩，摘刀摘尖稍……”。

然后，由这位媳妇带着秧苗先下田栽几行之后，盛装待命的其他妇女才纷纷下田劳作。

开秧门仪式，既是对稻神的尊重，又是运用相似律的巫术原理，让少妇旺盛的生殖力转嫁到禾稻上，祈求获得更大的丰产。

水族崇拜鱼，鱼是大多数水族地区的图腾崇拜物。

水塘养鱼、稻田养鱼是水族地区的重要技能与特色，人们运用田鱼产卵和用稻草团分卵繁殖的技能，掌握洪水及野兽对渔业危害的方法，使鱼稻获得双丰收。

所以，饭稻羹鱼成为水族的传统习俗。

水家人过去用的布料，全靠自种、自纺、自织、自染。

其中，制作染料靛青的程序颇为复杂。

栽种蓼蓝草是第一步，有条件的地方，将紧挨的两侧山上的杂树乱刺砍倒填在山凹处，再将两侧山上的腐植质肥泥盖住其上，作为育苗的基地，将蓼蓝草苗扦擦土中，不用施肥，也长得特别茂盛。

到采摘季节，把蓼蓝草浸泡在专用的靛池中用石灰将其沤制靛青染料。

传统的小农经济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劳作形式，
但是遇到打田、栽秧、收割、翻田等集中的农活时，邻里总是互相换工帮忙。

遇到劳力或畜力缺乏的人家，大家都会自觉伸出援助之手互帮互助。

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水族山寨在分配猎物时，还遗存“上山打猎，见者有份”的原始集体劳作遗风。

水族有传统集体制作酒曲的悠久历史，通常还保留着由年长的妇女领队，大家上山采集草木本药材，集体熬制曲汁，再分给每户去制作酒曲的习俗。

水族地区著名佳酿九阡酒，就是在这样的传统中传存。

1957年“5.1节”，水族女副县长蒙世花代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参观团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酒，献上的就是水族佳酿九阡酒。

毛主席品尝之后连声说道：“好酒!好酒！”
水族村寨大多是同血缘氏族聚居。

起房造屋，通常要以主人的生辰八字择吉行事。

水族传统的房屋结构，大多属于“人楼居，梯而上”的古越人茆榫“干栏”式建筑遗风，由“依树为巢而居”演化而来。

传统的杆栏住房，在平整地基之后，先用2米来高的粗大柱头修建稳实的承重平台，搭上厚实的楼板之后，才在其上架立高层的木排房架。

“上以自处，下居鸡豕。

”底层大多作为喂养禽畜，安装石碓、石磨及堆放杂物之用。

干栏木屋，既具有防潮、防虫蛇、防盗的功能，又节约用地，颇受人们欢迎。

为了纳福迎祥，从屋基选择、坐山朝向、木料准备、大梁砍伐、立柱上梁、乔迁生火等每个环节，一般都依照水书的宜忌行事。

起房立柱，通常选用卯时。

“卯者茂也”，在水书中含有生育、开启、发达之义。

木匠师父还要迎请分管起造的水书创始人“六夺公”到场保佑，并以鱼肉就饭祭祀。

新房上梁之后，主人家用染过的布匹从大梁上垂挂下来，将驮着谷穗、新衣、布匹、秤、口袋等物品的马匹以及水牛，牵进新屋。

当天即在堂中生火，以烟大火旺为荣，取巫术相似律以期实现人丁发达、财源广进之目的，同时省掉择吉乔迁之烦恼。

水族婚姻沿袭传统习俗，恪守同宗血缘不娶、异宗异姓氏族开亲的原则。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旧是水族地区男女青年婚姻的主流。

注意门当户对，讲究明媒正娶。

即使当代，恋爱不十分自由，婚姻难以完全自主的现象较为普遍。

水族很早就实行一夫一妻制，封建时代出现的纳妾现象也为数极少。

水族古代议定婚姻范围十分严肃，由此产生《倒栽杉》、《倒栽枫》和《破姓开亲》的种种传说。

同时，与当地的习惯法紧密相连，故有“南低宇，吃不得”之谚语，即同血缘家族屋檐下的吊丧肉吃不得，特别注重婚姻集团内部的凝聚作用，即使相隔的年代久远也不能开亲。

违反上述原则，习惯法最严厉的是沉埋处罚，尚未发现铤而走险的事例。

鱼是水族的图腾崇拜物。

在婚俗中鱼常作为信物、圣物出现。

缔结婚姻时，在荔波、九阡等地请媒人提亲时，男方母亲悄悄把包好的几条小干鱼置于盛着礼品的竹篮底部。

而女方之母收到礼品时，也首先查看篮底是否有小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