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文化公民身份与认同建构_赵颖

2014．10哲学当代视野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文化公民身份与认同建构赵颖1，张明2（1．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89；2．郑州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要］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作为公共领域在虚拟空间中的表现形式，强化了公众获知信息和彼此联系的能力，成为公民沟通对话的公共空间和社会行动的建设性场域。

文化公民身份从外延、内涵和深度三个层面对传统公民身份进行了修正，以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多层框架容纳包括公民身份实质维度和积极公民身份观在内的多元理念，将文化、符号、参与、认同等要素融合到公民身份体系内，为公共沟通和对话提供一种共同话语体系。

社会认同建构是个体社会身份确证、心理情感归属以及观念与行为互动的过程，它通过文化公民身份这一纽带在抗拒性、规划性和合法性三种认同方式中的转化发展。

［关键词］网络;公共领域;文化公民身份;社会认同［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14）10－0037－05［收稿日期］2014－06－20［作者简介］赵颖(1987－)，女，河南济源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张明(1986－)，男，河南上蔡人，郑州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受到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影响并发生着基础性重构和全面性变迁的社会，这种重构和变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组织网络化、劳动的个体化、生活方式的弹性和不确定性、时空联系的相对化、文化的媒体虚拟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现实背景之下，生存于其中的人们及其创造的文化，也面临着诸多动荡与不确定性，并伴随着深刻的自我怀疑与认同危机。

各种迭起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中涌现的多元话语和诉求，正是人们在这种危机下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调适，并藉此寻求在社会重构中的主动权。

从危机意识到重构意识的思维转变，体现了人们从社会变迁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塑造者的主体性转身。

文化公民身份是对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们的这种主体性身份的一种话语表达，它体现了一种动态、互动、参与、关系、实践的话语和行动方式，同时，借助这一方式，多元化、差异化的社会诉求得以汇聚、沟通、商谈和寻求共识。

而网络作为信息技术革命最普及化的成果，在社会变迁的发展和人们的社会行动中扮演着贯穿始终的重要媒介作用，它超越了传统媒介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对话语权的垄断，以一个开放、平等、互动的沟通平台，容纳了多元化的社会主体，汇聚了多层面的观念和诉求。

正是通过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媒介平台作用，人们得以通过主动参与、积极建构和民主商谈，共同塑造新的社会价值、社会关系和制度，同时寻求新的自我确证和社会认同。

一、网络公共话语空间：虚拟空间中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指的是独立于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之外的、由私人集合而形成的公众的领域，公众在其中就具有公共性质的、私人领域的一般规则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驱使公共权威在公众舆论面前合法化［1］（P32），是公民对国家公共事务进行民主参与、监督和管理的重要方式。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指的是在互联网这一大众传媒构建的信息技术平台（主要指web2．0技术平台，例如微博、Blog 、BBS 、SNS 等）中展开的、以多人即时互动讨论形式进行的公众参与所形成的网络公共舆论环境，开放、平等、互动、参与是其主要特征。

通过互联网的交互传播特性，人们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网，从而充分发挥网络媒介的社会性功能，体现73其公共性价值［2］（P34）。

网民就各种公共话题进行开放、平等、理性的表达和辩论，并通过网络化的迅速传播发展成规模性的公共讨论，形成网络舆论。

这种网络舆论通常超越了意见表达的个体性，体现一定的公共意识、思想独立性和理性批判精神，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公共事务决策的重要参考。

因此，网络公共话语空间是一种基于网络传媒平台公众讨论而形成的虚拟空间中的公共领域。

由于网络传媒的自由、平等、开放特性，网络公共话语空间这一公共领域表现出平等性、多元性、参与性、交互性、公共性等超越了传统媒介平台公共领域的明显优势。

首先，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平等性优势表现在网络讨论的“去中心化”以及权威和利益导向的弱化方面。

网络的“无中心式”结构，使处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能够摆脱现实社会身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限制，平等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中。

网络化的逻辑在于“控制权不能在系统的某个关键点聚集太久”［3］（P214），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权威影响和利益牵制对话语讨论的干预被大大削弱，民主平等理念和公共理性精神得以张扬。

其次，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多元性优势表现在虚拟性和匿名性带来的言论自由化方面。

“与其说实践中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一项自然权利，不如说是一种共同需要。

”［4］（P345）网络传媒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削弱了强势的制度安排和精英主导式的传媒系统对人们话语权的压制，不仅使消息传播和言论表达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进行，而且为在现实社会制度安排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群体提供话语表达的空间，制造了一个平民话语权与精英话语权博弈的场域，使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事实得到凸显，揭示了一元化制度权威主导下的同一性假象。

再次，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参与性优势表现在其“去嵌入性”的沟通方式带来的参与范围的推广和参与方式的便捷上。

传统的公共参与在地域、经济、制度等各方面限制了人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而网络参与的虚拟性、即时性、平等性、直接性等特性则消解或弱化了这种嵌入性社交方式带来的障碍。

最后，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交互性优势表现在网络沟通的即时性和互联性。

“互联网技术作为非嵌入编码知识，赋予了网民前所未有的权利。

网络交往由单向度的主客体关系演变为平等互动的主体间新型关系。

”［5］网络空间以快速传播的方式迅速聚集讨论，在多边互动式的社会关系网中将个体表达变成一种公共表达，促进了公民主体间的关注、理解和沟通。

此外，由于网络舆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言论虚假、信任缺失、语言暴力和讨论碎片化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优势的发挥，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改变网络化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网络公共参与的重要性，它们作为网络社会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必经的过程，见证着社会变迁的轨迹和社会行动主体的蜕变。

如果说公共领域的存在意义在于通过沟通对话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公正的利益诉求机制，那么，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意义则在于其超越了传统媒介平台的话语垄断权和形式上的局限性，强化了公众获知信息和彼此联系的能力，为公民进行政治表达和公共参与提供了一个开放、平等的平台，从而扩展了公共领域的社会影响［6］。

这种公共空间的获取，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动态场域，对于公民身份塑造和社会认同建构至关重要。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与文化公民身份和社会认同建构的关系，是一种形式、内容和目的的关系。

以网络这一大众媒介为载体，公众围绕社会公共性问题进行的各种讨论与沟通形成了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这一空间既作为话语表达的工具承载着文化公民身份的多元诉求，又作为话语表达的结果不断形塑和巩固着文化公民身份这一积极主体。

而社会认同建构，作为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一种危机自反与关系重构，是文化公民身份诉求的旨归和社会行为主体追寻的对象。

一种新的社会认同形成的过程，也是人们在主体性精神的推动下通过反思和沟通重新寻找个体生存和合作共存的意义的过程。

二、文化公民身份：多元诉求和权利表达的话语支持传统公民身份理论认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维度勾勒出了公民身份的基本框架，成员资格、权利、义务等要素构成了公民身份的基本内容。

文化公民身份则指向公民身份的文化维度和认同要素，但这种文化和认同的维度并不是在经济、政治、权利、义务等维度之外的“额外添加物”，文化公民身份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整体性公民身份理念而非只是公民身份的一部分，它从外延、内涵和深度三个层面拓宽了传统公民身份的视野。

首先，文化公民83身份将传统公民身份的外延拓展到亚国家、国家、超国家等多元层面，以全球一体化的视野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关注文化间的差异及其伴随的包容与排斥问题。

在传统公民身份理论的视野中，文化公民身份的概念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法律框架内和民族文化同一性的预设前提下，只是一种有效参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创造性能力。

然而，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社会发展的现实趋势则打破了这种设定，形成了一种以文化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文化环境。

公民身份不仅开始关注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族群和文化边缘群体（如移民、女性、残障者、同性恋者等）的差异诉求，而且从地方、国家、全球等多层面视角关注文化差异引起的共同体包容和排斥问题，一种弹性的、开放的、动态的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开始形成。

这意味着文化公民身份成为一个联结既定框架之内和之外的动态性要素，并表达了一种去中心化和反思性的社会建构理念。

其次，文化公民身份将传统公民身份的内涵拓展到文化和符号领域，在马歇尔提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维公民身份架构基础之上引入文化维度，以一种考虑到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整体公民身份观对公民身份地位（指法律和政治层面的权利与义务规定的完善程度）与公民身份实质（指社会生活和文化层面的权利与义务实现程度和平等程度）之间的落差进行重新审视。

在文化和知识逐步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当代社会，公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他与文化资本的占有和再分配有关的权利，已经成为影响公民身份实质平等的关键因素。

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物质资源的分配上，而且体现在权力对象征代码的控制上：“命名、建构意义和对信息流给予控制的权力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分支之一……权力不仅仅有赖于物质的方面，还与质疑既定的规范和重塑共识框架的能力有关。

”［7］（P2）那种由于文化异质性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无法被纳入传统公民身份框架中来解决，脱离了社会文化背景的公民身份必将导致其实质维度的缺失。

文化公民身份主张关注文化差异、受教育程度、话语地位、意义建构、群体认同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对公民权利实现的平等程度的影响，通过解构权力对符号、规范和信息流的控制形式来揭示文化差异造成的社会排斥和不公，完善公民的文化差异权、受教育权、沟通和对话权等以促进公民身份实质维度的发展。

最后，文化公民身份还在深度上拓展了传统公民身份理念，以公民参与、认同等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优势资源弥补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念的个体权利导向带来的偏颇，形成一种深厚的、积极的公民身份。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念强调权利的制度化发展，忽视公民责任和公民美德，导致了社会公共资源缺失、个体“原子”化和社会关系疏离化、共同体认同弱化等弊端。

文化公民身份以共同体的包容和排斥问题为核心，主张通过建构公共空间促进公民沟通和对话，通过关注边缘群体的文化建构方式提升共同文化的参与性和民主性，以一种共和主义式的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促进共同文化的塑造和社会认同的建构，实现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大公民身份传统理念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