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的生存之道_冷战后捷克的地缘政治思想

１４０Ｉ外交评论２叭２年第５期小国的生存之道：冷战后捷克的地缘政治思想葛汉文摘要冷战后的捷克地缘政治思想继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部分思想家的观点，以对捷克民族与国家历史的重新解读为研究重点，并且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捷克对外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

捷克地缘政治思想注意探讨捷克民族的历史一政治身份问题，关注周边地缘环境的变化甚于关注自身，强调人文因素对地缘政治进程的影响，坚持警惕德国、西方不可信赖、加强与东方联系等基本主张。

捷克地缘政治思想反映出捷克部分政治和思想精英对于强国环伺下小国生存战略的不懈探讨，但对捷克当代对外政策的影响较为有限。

关键词地缘政治思想冷战后捷克对外战略作为一个地处欧洲正中的小国，自１９１８年建国以来，捷克的国家命运历经了颇多坎坷：在摆脱老旧奥匈帝国的桎梏仅二十年后，新兴的捷克斯洛伐克即遭纳粹德国的肢解与占领；纳粹败亡后，捷克斯洛伐克虽获得解放，但二十年后却再遭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大举入侵，在冷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苏联的严密控制之下；１９８９年东欧剧变仅三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又告解体，捷克与斯洛伐克各自成为独立国家。

捷克当代政治学家和地缘政治学者奥斯卡·克雷伊奇在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后曾感慨地说：“对捷克而言，１９８９年的政治剧变实际上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在２０世纪里捷克国家与政权的更迭已经经历了七八次之多。

”ｗ面对这一异常动荡险恶、兴衰难测的历史进程，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捷克＋葛汉文，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讲师（南京２ｌ００３９）。

ｔ·该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后世界各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特色及其国际政治意义研究”成果组成部分，立项批准号１２ｃＧＪ０２２。

①ＯｓｋａｒＫｒｅｊｄＩ，Ｇ。

叩ｏｍｉｃｓ矿ｆ＾ｅｃｅｎ￡旭ＺＥ“ｒ叩ｅ口ｎ尺昭ｉＤｎ：弛ｅＷｅ埘加ｍＰｍｇ“ｅｏｎｄＢｍ蕊ｚ口口。

，Ｂｒａｔｉｓｌａｖａ：小国的生存之道：冷战后捷克的地缘政治思想ｌ１４１政治思想家纷纷对捷克民族历史、国家实力、地区关系进行考察，以期对捷克国内外政策与发展战略进行相应谋划，从而为确保捷克的安全与生存提供理论襄助。

出于同样目的，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以来，在国家领土与外部环境急剧变动的宏观背景下，包括克雷伊奇等人在内的不少捷克学者开始在继承一个世纪以来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捷克当前的地区与国际形势，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人手，对捷克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地区关系进行了新的描述与预测。

尽管在捷克政治思想发展中，地缘政治历来不占据主流位置，其自身在体系发展、观点建构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对捷克近现代以来外交政策实践的影响亦较为有限，但捷克学者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相关表述凭借其自成一体的精神格调，集中反映出冷战后捷克社会对其历史～政治身份与空间环境的认识与想象，体现出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对于“强权环伺下小国生存战略”的不懈探索，格外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徘徊于主流与边缘之间：捷克地缘政治的思想传统与英、德、法、美等国家相比，捷克地缘政治研究实际上并无成体系的思想传统可供传承，捷克历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政治思想家大多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和表述捷克对外政策与国际政治问题，地缘政治基本不是他们所惯常使用的工具。

至少在话语文本上，捷克政治思想当中对于国际政治中道德规范、国际准则等人类精神实践因素的强调，远远超过对于国家权势与领土空间等此类地缘政治话语模式的重视。

例如，本着为处于奥匈帝国严酷压迫之下的捷克民族争取民族权益的目的，１９世纪捷克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先驱弗朗蒂舍克·帕拉茨基（Ｆｒａｎｔｉ§ｅｋＰａｌａｃｋｙ）在塑造捷克民族认同、致力于唤醒民族精神时，并没有如同时期其他大多数学者那样，将民族理论置于领土传说、领土想象以及由此激发的领土崇拜基础上，而是致力于发掘贯穿于捷克民族的精神传统、特别是１５世纪胡斯运动所体现的人文主义与民主精神，着力强调捷克民族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不同于奥匈帝国其他民族群体（日耳曼人、匈牙利人及其他斯拉夫民族）的独特之处，企图以此定义捷克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身份，从而为捷克的民族解放提供正当性证明。

①与之类似，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捷克斯洛伐克建国之父托马什·马萨里克（Ｔｏｍ醚ＧａｒｒｉｇｕｅＭａｓａｒｙｋ）也主要是从道德规范的视角，而非欧洲均势抑或是权势斗争的角度论证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在他看来，与胡斯运动体现着相似的意义，捷克斯洛伐克自奥匈帝国中独立的诉求，是一场“自由信仰对抗神权专制的斗争、民主精神对抗老朽帝国的斗争”，这种诉求体现出的是一种“新的欧洲精神”，即“向着自由民主的进军”。

②①ＰｅｔｒＤｒｕｌｄ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８：Ｃｚｅｃ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Ｇｅｏｐｏｆｎｉ∞，Ｖ０１．１ｌＮｏ．３，２００６，ｐｐ．４２３—４２４．１４２Ｉ外交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５期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欧洲各个民族的利益均应得到保障，捷克斯洛伐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独立正是顺应这一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

尽管在上述思想家的相关表述中，国家的权势、空间及其相互关系似乎从不是他们论述的重点，但他们同样也认识到：作为一个处于大国强权夹缝中的小国，地缘政治始终是捷克生存发展面临并须审慎应对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在上述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话语背后，这些学者实际上也有许多蕴含着丰富地缘政治含义的表述。

例如，尽管帕拉茨基将胡斯运动体现出的对“民主、人道主义”的追求视为贯穿捷克民族历史发展的主线，强调发掘捷克的民族精神与民族传统才是实现捷克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但另一方面，他也充分认识到奥匈帝国的压迫、特别是１９世纪流行的“泛日耳曼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对捷克民族复兴形成的多重压力。

帕拉茨基所筹划的对策就是，捷克民族应当积极参与将奥匈帝国改造成一个承认均势原则且保障弱小民族利益的中欧联邦，这个联邦将保护其内部的各个民族，并足以应对来自东、西方大国的扩张压力。

①本着同样的目的，为了确保一战后刚刚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生存与安全，马萨里克通过将捷克视为欧洲“宗教改革与民主精神先行者”，强调捷克在培育所谓“个人责任、自律、反对外来压迫”等美德上对于欧洲民主精神的“贡献”，确立了其身份归属感，从而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大战略的确立（即寻求与法、英等享有“共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建立牢固的同盟关系，对德国、苏联采取充分的警惕态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这个角度来看，捷克当代国际政治学者彼得·德鲁拉克说得有理，尽管历史上捷克的政治思想家们不断地以意识形态词藻来说明其对外政策，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地缘政治意味的‘反’地缘政治传统”。

②在主流政治思想之外，历史上捷克部分学者的表述也为捷克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养分。

主要受益于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Ｒａｔｚｅｌ）观点的启发，两次世界大战之问捷克政治学家维克托·德沃尔斯基（ＶｉｋｔｏｒＤｖｏｒｓｋｙ）就将地理与权势而非规范或思想视为主导历史与政治发展的关键性力量，而地缘政治则被称为在国家生存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国家科学’’或“民族的生物学”。

秉持拉采尔的逻辑，德沃尔斯基指出，地球上的每一块领土都有其自然界限，而一个国家的领土如果不能跟自然形态相符，则这样的领土注定是“暂时存在的”。

在考察了独立后捷克斯洛伐克及中欧地区自然与领土形态后，他区分出所谓“流域国家”（ｂａ－ｓｉｎｓｔａｔｅ）与“山脊国家”（ｄｏｒｓａｌｓｔａｔｅ）两种不同的领土形态：前者的实力中心位于河流附近，其边界位于周边山脉；后者的实力中心位于山区，边界则位于毗邻河流的山谷。

德沃尔斯基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地缘政治形态的过程中，断定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界必然是一块冲突之地，它位于德国“山脊战略”（将边界推进至易北河一摩尔多河流域）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流域战略”（将边界固定在周边山脉）争①０ｓｋａｒＫｒｅｊ芒ｆ，ＧｅｏｐｏＺｉ￡ｉ∞矽￡＾ｅＣｅｎ￡，“ＥⅡｒｏｐｅ口ｎＲｅｇｆｏｎ：丁ＡｅＷｅ埘．加ｍＰｒ口ｇ“ｅ８ｎｄ８，８￡ｆｓｚ口ＦⅡ，ｐ。

２００小国的生存之道：冷战后捷克的地缘政治思想Ｉ１４３夺的焦点上，上述两国在该区域的争夺乃至冲突“从地理上讲是不可避免的”。

①另一位对捷克地缘政治思想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当属同一时期捷克经济地理学家雅罗米·柯扎克（Ｊａｒｏｍ打Ｋｏ埯ａｋ）。

与德沃尔斯基相比，柯扎克的相关表述明显更倾向于法国地理政治学派。

②部分吸取了维达尔·白兰士（ＶｉｄａｌｄｅＬａＢ１ａｃｈｅ）、阿尔贝特·德芒戎（ＡｌｂｅｒｔＤｅｍａｎｇｅｏｎ）等法国学者关于人类精神力量、主观能动性对全球地缘政治进程影响的论述，柯扎克引入了所谓“部落区域”（ｔｒｉｂｅａｒｅａ）的概念以证实新兴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他认为，部落区域是一些具有极强历史持续性的、由特定的人类定居者群体所构成的地理区域，后者发展出具有独自特点的种族一地理实体，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坚核”。

在柯扎克看来，中欧摩拉瓦河冲积平原、波希米亚的易北河低地与斯洛伐克的多瑙河低地就是这样一个部落区域，它历来是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繁衍的地理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出现绝非是政治家们“臆想的创造物”，相反它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且合乎自然的地缘政治实体。

在区域地缘政治层次上，柯扎克将一些具有特别巨大能量的“部落区域”称为地缘政治的“行动中心”。

他在仔细考察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德国国力的复兴后，不无钦佩同时也极其畏惧地提醒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德国迅速兴盛的权势力量已被证明是欧洲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四大行动中心当中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个（即所谓“波罗的海行动中心”③），它将是一个“新兴的、更具活力的欧洲”的发展核心；但不幸的是，它也正是捷克斯洛伐克独立与生存的大敌。

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国际政治风云诡谲的情势下，捷克地缘政治思想家尝试通过借鉴不同风格的地缘政治假说，为甫经成立、国小势弱但强敌环伺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寻找生存发展之道。

与主导当时捷克政治决策的马萨里克等人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普遍对当时弥漫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社会并主导了对外政策制订的意识形态论调不以为然，强调必须精细考察中欧及整个欧洲权势空间分布态势的现状及趋势，从而判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走向；他们都强调日耳曼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特别是两战之间的德国）对捷克民族及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生存构成的巨大威胁，主张改变固守意识形态桎梏、盲目依赖与西方国家同盟关系的做法，灵活运用均势原则加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