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阿西效应谈从众心理的作用

周洪林——复旦步行街随想（教育参考，2005，12）三、“真理是很多头脑在一起自由运作的结果”从复旦，看上海、全国、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一流大学，总体上说大学是创新较多的地方。

大学之所以能创新，除了知识分子多、图书资料多、实验设备多、思考时间多等“四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是一个民族思想最丰富最活跃开放的地方，民主自由与思想创新的互动同步发展，乃是知识分子、高等学校的独特优势所在。

大学与非大学的区别，名牌大学与一般大学的不同，重要的一条在于前者的开放性、民主化程度较高。

大学教师工作的个体性质，教学效果好坏最有发言权的是自己的学生，科研成果著作出版发表权在出版社和报刊社，学校行政无法控制，同事不能任意褒贬。

这种独特的三重评价机制，对个性、自尊心强，喜欢独立地观察、思考、判断、处理问题的人来说，有利于个人兴趣爱好的发展、个性积极性的提高。

更何况这里还有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的现代物质文明，与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得天独厚的交融，特别是图书馆那400多万册藏书、25000多种报刊，给人以古今中外全方位广泛浏览接触的机会。

当我进入礼堂般大小一个个书库、面对几十米长的一排排藏书时，油然而生一种畅游书海的‘喻悦之情，感到寻访前贤越千年，这里是回首往事的思想库；凭吊胜迹逾万里，此地乃放眼世界的嘹望台!我深感大学是国民追求真理的中心、“真理是很多头脑在一起自由运作的结果”的西哲论语决非虚言!唯其如此，所以马克思、爱因斯坦，蔡元培、鲁迅都强调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于人自身的解放、思想文化创新的伟大意义。

柏林大学之所以能涌现近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顶峰辩证法的创立者黑格尔，唯物论的创立者费尔巴哈，20世纪物理学两大成就量子论创立者普朗克、海森伯，相对论创立者、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与其创始人洪堡的办学理念分不开的。

洪堡在高等教育思想理念、发展战略等方面具有重大、系统、影响深远的创造性建树，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很少有人可以完全与之相提并论的划时代、里程碑式的巨人。

他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创建柏林大学、对德国古典教育进行全面改革上。

他推行独立性、自由、合作相统一，教、学、研相统一，科学自由等大学教育三原则，认为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只有通过每一个人的精神活动才能进行，人的能力总是通过个人使出来的。

高等学校在学术上要取得效果和成就，就必须提倡每个教师和每个学生都具有坚强的独立性和独创精神。

没有个人的独立性和独创精神，就不可能推动科学文化不断发展。

精神活动需要“必然的自由”与“不受干扰”才能进行，自由是教育的“第一个，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他的教育思想，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近200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这是发展教育科学、推进思想文化创新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之所以那么重要，因为它对于知识分子的心理、思维、创新活动的特点、规律具有特殊重要性。

一个时代、民族、单位、部门，凡是在这方面做得好的，知识分子的状态也就好，创新也多，反之则少甚至没有。

之所以会这样，因为大凡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创新意念或成就者，大多从小就有强烈的兴趣爱好、好奇心、问题，有很强的个性、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对文化遗产、传统观念、经典权威敢于大胆怀疑、批判、否定、超越，而且能长时期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登堂入室，因而其个人能力、成果也就比较突出。

文学艺术创作成就较大的，个性往往是执著、好冲动，直言不讳、口无遮拦、出口伤人的性情中人。

但这些在学习、研究、创新中有卓著成效的宝贵经验，用之于人际关系、特别是对顶头上司，可能结果会有很大不同，往往被视为沟通能力差、缺乏团队精神、不听话、目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狂妄自大。

当遇上那些凭印象、关系、地位、票数的程序，就大多过不了关，许多人对其根本不认识、认识的印象又不好，怎么会投他的票呢?评委中究竟又有几个人认真审阅、仔细比较过申请者的主要学术成果呢?名落孙山后仍不肯、不会也不屑见貌辨色、随声附和、低声下气、曲意奉承甚至到处钻营，事情怎么会出现转机呢?袁隆平杂交水稻，在国际上被称为“之父”，可申报工程院院士居然两次通不过，后因领导亲自过问才解决问题。

可见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不仅是对思想文化创新特点、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当事人在政治、政策上的保护。

有了宽松环境，或者说这方面的情形已有很大改观之外，不等于就没有任何思想障碍了，例如还有学人自身的心态尤其是方法问题。

回顾清代的闭关锁国文字狱、抗战时“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动辄得咎，现在又如何呢?为什么学术文化界出不了鲁迅、胡适、郭沫若、陈寅恪、钱锺书、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那样水准、数量的学者、散文随笔作家群体呢?当代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到底在想、在做些什么呢?可以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实在抵挡不了五光十色、虚饰浮华、花花世界的诱惑，不断攀比、不断提高期望值，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越陷越深、无力自拔，由此而带来了妒忌心、不平衡、失落感，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惶惶不可终日，还有多少心思、精力、时间，怎么可能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思考研究专业问题呢?正如卢梭早就感叹的那样，“人若只为了生计而思想时，那就难以产生高尚的思想了！重大创新更需要甘于淡泊、耐得寂寞、长期孕育。

有些人尽管挂着不少看上去档次很高的学术头衔，其实他真正擅长的是奔忙钻营、包装炒作。

为防人看出破绽，无奈只能耍些小手腕装腔作势、招摇过市，不懂装懂、故弄玄虚，用实际上他本人也不甚了了的概念术语，来掩盖自己对本专业重要经典名著、前沿问题的浅薄无知、不学无术。

如此日复千日、年复一年，形成了学术职称著作的稀释泡沫化：编书跑量大干快上、学术水准逐渐滑坡、思想创新浅薄平庸，亦即重量轻质冷创新。

一些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数十万言的学术专著，初看堂皇的很，但仔细分析大多是低层次的陈旧观点重复论证、琐碎材料不断罗列、操作技巧简单模仿，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抄来抄去、大同小异，没有作者个人长期独立观察、提出、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选题、观点、切入、视角、思路、见解、新意、对策，看不出研究对象的本质、特点，发展规律、趋势，更谈不上理论体系了!正文中对本专题最重要的观点、经典表述极少提及，引文注释出处、参考文献也罕见有关的一流、最高水准的经典名著。

诸如此类的所谓学术著作，说句不中听的话，充其量不过是资料汇编而已。

这种状况，出在学生毕业论文或初出茅庐的研究工作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总得有个提高过程，刚开始不能要求太高。

但作者若冠之以教授、博导的头衔，就有点名不副实了。

若还要被吹捧为什么“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大师”、“泰斗”，也是如法炮制，那简直是浪得虚名了!编资料、编书。

编，当然也要本事、也有意义，但就总体而论，它的重要性仅在研究的起点、基础，其毕竟是初级或低级阶段。

因为它在学术水准、原创性意义上低于著书立说的著、更低于原创性的创。

研究的本质特征、最高境界或高级阶段是创新，提出为前人他人所从来没有、仅仅为研究者本人所独有的新东西，实现从低级阶段资料积累向高级阶段理论创新的升华。

那种仅以科研成果数量(篇、种、字)、包括所谓“著作等身”，作为衡量学术成果的第一甚至唯一标准的做法，其实质是以数量淡化、取代、冒充质量、水准，以编书淡化、取代、冒充著述、创新，以知识数量的大量堆积作为学术界最高价值取向、政策舆论导向。

应该看到，通常所说的名著巨著，其意义在重大思想文化创新，不一定篇幅巨大、卷帙浩繁。

请看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绝大多数每种就那么一册，有不少是不到十万字的薄薄的小册子。

素负盛名的西方四大政治学名著，四种合起来编在一起，也就那么并不很厚的一册。

现在有种倾向，就是文科、尤其是人文科学，故纸堆里讨生活，编书比原创性研究项目多得多，捧得最高的往往是编什么老古董，编书成癖、成风、成“工程”。

一些耗资巨大的项目居然搞重复建设，还要美其名曰什么“盛世”，不知什么逻辑，有何历史依据!就中国历史看，真正最盛、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唐朝，它在文化上的反映主要不在编书而在一大批原创性、划时代的成果，那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涌现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柳宗元，大书法家颠张狂素颜真卿，大画家阎立本、“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等一大批具有强烈个性、特色、独特风格的大师，形成了以唐诗为时代标志、历史顶峰的群星璀璨、光耀千秋的文学艺术诗文书画的全面繁荣!反观清朝兴师动众、工程浩大的编书越编越多，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也越签越多，明摆着的事实是落后挨打的衰世，怎么能文过饰非为盛世呢?鼓吹盛世编书的人们，难道不了解这为期不远的历史教训吗?这是盛世多创、衰世多编的两个相反的、最典型的中国例证。

国外又如何?以近现代发达国家为例，他们的主要贡献也不在编书而在创新：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艺术创作；战后哈佛大学在学习研究思想方法论上的贡献，即维纳的学科整合论、布鲁纳的课程结构论、加德纳的多元智力论等“三纳三论”理论创新；近500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重大创新更多，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天体运行论、进化论、量子论、相对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电灯、电话、电视、电脑，原子核、太空生物技术等，真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可见，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典型，外国历史上大量的例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都说明所谓“盛世”在文化领域最重要的表现、标志、证明，不在编书工程，而在创造创新。

提出什么“盛世”编书，缺乏历史依据，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利于我们把主要兴趣、注意力、力量用在原创性的努力上，有误导之嫌!须知，近现代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变化的总体估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创新不足，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努力创新。

不充分认识、肯定、强调、抓准、抓紧、抓好这一点，一味鼓吹什么编书“盛世”，那是不得要领、分散力量的发展战略错误，方向性错误!心态与方法问题，实质上已成了影响一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更上一层楼的最大自身障碍。

只有从这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才能保持自己的良好状态，学以致用、开拓创新，这也是我在步行街上想到的。